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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4日，从祖国四面八方飞来八只“麻雀”，钻进北京植物园内的一座红顶小木屋，唧唧喳喳叫了三个多小时后离去，在他们的餐桌上只剩下几片猪耳朵肉和五六个水煮饺子，说明这八只“麻雀”的牙口还不错。
60多年前，时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司令员的贺龙元帅，在整编千军万马和蒋介石、阎锡山、胡宗南决战前夜，他发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军校——贺龙中学，尚有20多只“小麻雀”平均年龄不到14岁，不能出窝上前线。在土改和“三查”运动中，受康生左倾错误的影响，他们中的不少人，校方按其父母参加革命前的家庭经济状况，被定为地主和资本家成分，他们的思想“包袱”十分沉重。是贺龙校长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此事，毛主席当即指示：“职业革命家的子女，一律改为‘革命家庭’成分。”思想解放了的“小麻雀”被就地编成一个战地文艺团体，追随野战军在晋中、晋南十几个新解放的县城巡回演出，宣传党的政策，鼓舞士气，并为西北军政大学和贺龙中学扩招学员，迎接全国解放。
这个宣传队在刘星火（已故）、白宝善（已故）、梁健（已故）、肖世俊的领导下，辗转在晋中战场。他们的活报剧《蒋阎哭丧》，以及《归队》《兄妹开荒》《霸王鞭舞》等短小节目，受到数十万军民的喜欢。当华北地区最后一个反动堡垒——太原，被我军拿下后，这个战地文工队（二队）随之解散，22只“麻雀”各奔东西……
60年后的秋天，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和香山红叶把他们中的八位战友吸引到一起。走进小木屋前，他们排队和因病不能聚会的张尔柯（女）一一通了电话，互相祝好。点菜时，大家一致表示不吃大鱼大肉，只吃素淡食物。东道主端阳生提议，为祭奠贺龙校长不幸的晚年，点一道老元帅临终前想吃而没有吃到的猪耳朵凉肉，大家表示赞同。
夹食之间，有人提出：6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都说最大的变化是人的变化和人心的变化。那我们变了没有？
在海军医院当了大半辈子医生的阎笑武女士说：往日被誉为白衣天使的一些人，现在变成了吸血鬼。但我没有变，我没有收过患者的红包。在海淀区当了几十年教师的王蕊铃女士说：往日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现在有些人变成了接收学生和家长“辛苦费”的富婆子和教师爷，但是我没变。我不仅没有在学生身上捞油水，离休后我还资助着黄河岸边的一所希望小学。从导弹基地回到内地某工厂的任玉洁女士说：我的本事不大，但保持着清廉的人格。曾在列宁格勒造船学院深造过的杨启明说：我只会实实在在地干事，没有沾染官场的恶习。从新疆地质部门飞来的高个子女士杨汝朴说：为了给祖国寻找石油，我以一名工程技术员的身份跑遍了全新疆的戈壁和大漠，60多年没有回过内地，不知灯红酒绿是怎么一回事。从四川盆地飞来的吴胜庆说：当了一辈子兵，我的任命书不知去向，此次进京是上访来的，可是人家不接见。从纪检岗位上离休的王生梅说：近日我正在网上为我们七机部的老部长王秉璋鸣不平，得到许多老同志的支持，十分开心，这也是一种反腐败。端阳生无比自豪地说：我是一个从未领取过“封口费”的记者，我们没有辜负毛泽东、周恩来和贺龙元帅的关怀与栽培……
亲爱的朋友：当您听到这八只老“麻雀”的嘈杂声时，不知有何感想？
60多年前，时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司令员的贺龙元帅，在整编千军万马和蒋介石、阎锡山、胡宗南决战前夜，他发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军校——贺龙中学，尚有20多只“小麻雀”平均年龄不到14岁，不能出窝上前线。在土改和“三查”运动中，受康生左倾错误的影响，他们中的不少人，校方按其父母参加革命前的家庭经济状况，被定为地主和资本家成分，他们的思想“包袱”十分沉重。是贺龙校长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此事，毛主席当即指示：“职业革命家的子女，一律改为‘革命家庭’成分。”思想解放了的“小麻雀”被就地编成一个战地文艺团体，追随野战军在晋中、晋南十几个新解放的县城巡回演出，宣传党的政策，鼓舞士气，并为西北军政大学和贺龙中学扩招学员，迎接全国解放。
这个宣传队在刘星火（已故）、白宝善（已故）、梁健（已故）、肖世俊的领导下，辗转在晋中战场。他们的活报剧《蒋阎哭丧》，以及《归队》《兄妹开荒》《霸王鞭舞》等短小节目，受到数十万军民的喜欢。当华北地区最后一个反动堡垒——太原，被我军拿下后，这个战地文工队（二队）随之解散，22只“麻雀”各奔东西……
60年后的秋天，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和香山红叶把他们中的八位战友吸引到一起。走进小木屋前，他们排队和因病不能聚会的张尔柯（女）一一通了电话，互相祝好。点菜时，大家一致表示不吃大鱼大肉，只吃素淡食物。东道主端阳生提议，为祭奠贺龙校长不幸的晚年，点一道老元帅临终前想吃而没有吃到的猪耳朵凉肉，大家表示赞同。
夹食之间，有人提出：6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都说最大的变化是人的变化和人心的变化。那我们变了没有？
在海军医院当了大半辈子医生的阎笑武女士说：往日被誉为白衣天使的一些人，现在变成了吸血鬼。但我没有变，我没有收过患者的红包。在海淀区当了几十年教师的王蕊铃女士说：往日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现在有些人变成了接收学生和家长“辛苦费”的富婆子和教师爷，但是我没变。我不仅没有在学生身上捞油水，离休后我还资助着黄河岸边的一所希望小学。从导弹基地回到内地某工厂的任玉洁女士说：我的本事不大，但保持着清廉的人格。曾在列宁格勒造船学院深造过的杨启明说：我只会实实在在地干事，没有沾染官场的恶习。从新疆地质部门飞来的高个子女士杨汝朴说：为了给祖国寻找石油，我以一名工程技术员的身份跑遍了全新疆的戈壁和大漠，60多年没有回过内地，不知灯红酒绿是怎么一回事。从四川盆地飞来的吴胜庆说：当了一辈子兵，我的任命书不知去向，此次进京是上访来的，可是人家不接见。从纪检岗位上离休的王生梅说：近日我正在网上为我们七机部的老部长王秉璋鸣不平，得到许多老同志的支持，十分开心，这也是一种反腐败。端阳生无比自豪地说：我是一个从未领取过“封口费”的记者，我们没有辜负毛泽东、周恩来和贺龙元帅的关怀与栽培……
亲爱的朋友：当您听到这八只老“麻雀”的嘈杂声时，不知有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