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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掀起了震动全国的爱国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烈火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陕西，在成德中学读书的屈武闻讯后心中十分激动，他组织成立了西安学生干事会。5月底，以屈武为首的干事会冲破陕西督军陈树藩的禁令，组织爱国学生举行了西安全市范围的游行示威。
6月中旬，全国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计划在上海举行，并成立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要求各省派代表出席。陕西学生联合会推选屈武和省立三中学生李伍亭（耀商）为代表，赴沪参加会议。因去上海的路费不足，他们不得不假道北京求助。6月26日他二人到达北京，住在陕西会馆。
6月27日，五四运动的浪潮又达到了一个高峰。下午一时左右，屈武、李伍亭代表陕西学生联合会同山东代表请愿团、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代表请愿团、京师总商会代表、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基督教代表等500余人，高擎大旗，云集新华门，联合向总统府请愿。请愿团向北洋政府提出三项要求：“（一）不保留山东则和约决不签字；（二）决定废除高徐、济顺两路草案；（三）立即恢复南北和会。”请愿团还推举屈武等10人为学生代表去面见总统徐世昌，被徐世昌所拒绝。徐另派出教育部次长傅岳荃代见学生代表，回答请愿团的要求。傅岳荃冠冕堂皇地应付了一番，学生代表极不满意，一致认为政府无言可信，“请立见总统，即发命令正式声明不签字。”傅岳荃态度恶劣，告诉代表明晨再来求见。代表不答应。傅又称请国务院总理出面回答学生的要求。代表们决不让步，说非见总统不可。10名代表即在中南海颐年堂坐候。几百名学生在新华门前伫立了一天一夜。
徐世昌深怕事态扩大，局面难以收拾，不得不于6月28日9时左右，在怀仁堂接见了10名学生代表。学生代表向徐世昌陈述了三项要求。徐世昌对学生的正义要求避而不谈，采取敷衍的态度，说什么：学生的任务是安心读书，国家大事政府自有权衡，等等。代表们对徐世昌的答复一致不满，相继发言和他辩论。屈武激于爱国的义愤，冲着徐世昌声泪陈词，说：“现在国家都快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就可能丢掉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不答应学生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说罢，就以头碰地，血流如注，当即被送往医院治疗。但是，徐世昌毫不动心，反而拂袖而退，由国务院代总理龚心湛应付学生。
消息传出，一时舆论大哗。屈武的义行被历史称为“血溅总统府”事件。屈武一时亦被誉为“爱国英雄”，名扬海内。他住进医院后，前往探视、慰问者络绎不绝。在全国人民反帝爱国浪潮的冲击下，在请愿代表的坚决斗争下，北洋政府当天晚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同意学生的要求，并打电报给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命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五四运动胜利后，屈武和李伍亭在北京暂住数日，旋于７月上旬在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的资助下，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当屈武等抵达上海时，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已经成立。尔后，屈武还通过于右任的介绍，到莫利哀路孙中山的寓所晋见孙中山。孙中山同屈武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鼓励他回陕后，要多在有志青年中宣传三民主义的道理，做救国的事业。还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般青年人的身上。”从而更加坚定了屈武投身于民主革命的决心。
（二）
1919年8月底，屈武、李伍亭返回西安。暑假后，西安各校教员由于薪金被长期拖欠，生活无着，酝酿罢教斗争。10月6日，陕西省学联决定积极配合教员的索薪斗争。在屈武的组织和倡导下，学生列队来到省政府请愿，要求尽快补发教员的薪金，恢复正常教学。省长刘镇华拒不出来接见学生，还命令军警阻拦。学生在义愤之下砸烂了省长衙门大堂的全部桌椅器物。事发后，刘镇华要求陕西省督军陈树藩严惩带头请愿的成德中学学生和省学联负责人屈武。
10月8日（这天是中秋节），陈树藩亲自出马，带领马弁百余名先包围了成德中学，并召集全体师生训话，威逼学生承认错误。以屈武为代表的学生运动骨干毫不示弱，据理驳斥。陈树藩气急败坏，大施淫威，下令对带头请愿的20多名学生用军棍毒打，但没有一个人肯承认错误。
事后，10月22日《民国日报》以《陕学生驳斥陈树藩——屈武君真威武所不能屈》为题，报道了陈树藩与屈武对辩的详细经过——
陈树藩斥责屈武：“此次胡闹”，“尔等所以云国亡无日危在旦夕者，不过借口而已”。
屈武驳斥道：“武以为国家之亡与不亡，视国人能死力救国与否以为断，中国人民，若能各尽救国之责，不待10年20年后不止于亡，即千百年后恐亦未必亡也。设中国无学生之救，而听国贼之常自卖国，又恐不待10年20年后，即为朝鲜之续也，若但以国大人众定国之不亡，试问波兰国非不大也，印度人非不众也，而今安在哉？”
陈树藩又以执政者的身份教训屈武，声称：“即国家有何危险，自有执政者为之挽回，试问执政者之学问见识，宁不如尔等未学成之学生耶。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尔等学生无干预政治之权，又何越俎代庖哉？！”
屈武反驳道：“武以为，虽执政者学问识见较诸学生为优，然设谋一己之权利，不顾国家之衰亡，则所谓才大适足济其恶，斯则不特弗能救国家之危险，恐适足促成国家之危险，而学生学问识见虽不如衮衮诸公，然既不攘权，又不渔利，本良心以做事，抱热诚以救国，出一分力，即补国家一分缺，又况学生中非绝无出类拔萃者乎，安见学生之不济于事耶？至学生不当问国事，试问学生亦国家之分子也？按诸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学生安能坐视国家覆亡而不一援手乎？且执政者既知国之将亡而不救，普通人民本不知国家为何物又安望其救，然则学生不奋起力图挽救，又望谁耶？故此次学生救国，份内事耳，焉能谓之代庖？”
陈树藩理亏词穷，沉思片刻，又节外生枝地说道：“尔等之周报、文章也不见其好，且以一纸空文为爱国，究于国家有何补哉？”
屈武义愤地答道：“武以为学生出报之意，绝非以文章夸耀于众也，一纸空文，固不足以救国，然学生痛国家之将亡”，“故以热血爱国之忠诚，演为一字一泪一文一哭之文解，唤醒一人，即四万万人中减一无用之人，而增一有用之人，扩而充之，又安见于国家无所补哉！况学生救国，固不仅发行报纸已也”。
陈树藩见屈武义正词严，便声色俱厉地威胁道：“此后尔等若再有越轨行为，我必有严办，前报虚传我枪毙学生1000人，但尔等真不就约束，安知我不实行枪毙？！我能振兴教育，我即能摧残教育！”
屈武无所畏俱，慷慨驳斥道：“设以奔走为捣乱，以呼号为惑众，以救国为干政，以共同协力为代庖，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学生惟有血染弹丸伸颈受刃而已！然为国而亡，复何所憾，前仆后继，决不少却，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夫复何求！”
最后，陈树藩见屈武凛然正气，厉声责问道：“屈武，汝若不听命，我绝不容汝，我不信坏学生不就范。五百板子，即可使其变为好学生。”
屈武答道：“武生不辰，年未成童而双亲见背，既无叔伯，又无兄弟，只身流转，无家可归，生为国家人，死为国家鬼，知有国家而不知有个人，故此次代表陕西学生东上，已将生死存亡祸福利害置诸度外，鉴东省学生为国亡身，益以自励，今又被选为会长，责任愈重，救国之心愈切。本总会为学不忘救国，救国不弃求学之宗旨，一往直前，毫不返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威不足以慑其志，利不足以诱其心，惟义是视，百折不回，此身可死，此心不可死，三军之帅易掳，匹夫之志难夺，五百板子，何足令武心灰意冷而递变初衷哉？！”
《民国日报》在详细报道上述答辩时，对屈武备加赞扬，称：“屈君即前次以陕学生代表见徐世昌碰头流血者，徐当时仓皇拂袖而退。今又在陈氏淫威之下，竟批陈之逆鳞，而披露其义胆忠肝。屈武君乎，真威武不能屈者也。”
陈树藩毒打屈武等爱国学生的暴行，更加激怒了广大学生。他们纷纷走上街头，奔走呼号，痛斥陈树藩同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一样，都是无耻的卖国贼，强烈要求释放屈武等爱国学生，呼吁省内外学生进行声援。陈树藩和刘镇华得知事态扩大，便狼狈为奸，密谋先将屈武等三人秘密关押起来，待机处决。同情爱国学生的陕西省卫生局局长杨叔吉，很快把屈武等人被关押的消息告诉给被陈树藩软禁在医院的陕西靖国军领导人胡景翼，请他设法营救。胡景翼与杨叔吉秘密商定，利用给屈武等人看病的机会，将监狱看守人员用酒灌醉，而后帮屈武逃走。
屈武等三人脱离虎口后，连夜从草滩镇渡过渭河，前往三原，受到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的欢迎。不久，胡景翼也脱险回到三原。在这期间，经胡景翼介绍，屈武同于右任的长女于秀芝（又名于楞）订婚。1922年4月，屈、于在北京结为伉俪。
1922年夏，屈武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屈武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直接受到李大钊的教育和帮助，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久，经王若飞、刘天章介绍，屈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责编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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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武（1898－1992），字经文，陕西渭南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卓越的领导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参议，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处处长，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副主任，对外文委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中共党组书记，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六、第七届副主席等职务。他一生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各个不同阶段，经受了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从一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