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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如果按“购买力评价”统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可能于年内超过美国。这种说法有多大可信度且不说，但 “中国威胁论”再度甚嚣尘上，一些西方人士断言，中美关于国际秩序之争将成为新世纪地缘政治的首要纷争。
历史上，国际秩序之争往往发生在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力量不断接近之际，而且大多以战争形式解决。中美怎么办？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破解两国历史难题指明了方向。
11月中旬，中国主办APEC峰会期间，习主席将与奥巴马总统再次见面。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许多理论问题有待厘清，尤其要清楚认识以下问题：
一、中美关系究竟如何定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其他说法有何关联？
美方长期以来奉行“战略模糊”，将中国放在“非敌非友”的框子里，实际政策也因此常常左右摇摆。奥巴马总统2009年底访华，中美在联合声明中以“积极、合作、全面”“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定位两国关系，但随后却因奥巴马会见达赖、对台军售、中美贸易与汇率争端、伊朗核问题、谷歌事件等两国关系于2010年陷入低谷。在这一背景下，2011年中美再次对两国关系作出“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
当前，中美关系已成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新”就在于要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的历史魔咒。
二、中美关系事关国际秩序之沿革与重构，中国并非现有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是建设者、参与者、改革者。
首先，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势在必行。现在国际国内问题界限已经模糊，如气候变化、节能减排、产能过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等，都既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需要全球合作。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不主动参与规则制定和修改，就会停留在“被治理”的阶段，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换个角度看，全球治理离开中国的参与，将是不完整的，也难以真正落实。这几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和国际合作方面，中美对此都有深刻的体会。
再看中美经济失衡问题，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确实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利益。但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双方意识到各自都需要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也成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经济基础。
三、中美相处要顺利、平稳，需要避开或搁置双边关系中一些敏感问题，稳步推进战略互信和长期合作，做大合作“蛋糕”。
随着实力增强，中国国家利益与美国既得利益发生碰撞的可能性增大，但这同时也使中美共同利益不断增多，推动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打击海盗、维护地区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克服金融危机、应对能源粮食危机全球性问题挑战上加强合作。
美国现在尤其需要放弃利用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乃至印度等国来“平衡”、牵制中国的现实主义“离岸平衡”战略，回到与中国协商、对话的轨道。中国不会损害美国的核心利益，也会尊重美国在亚洲的各种利益和存在，希望美国“投桃报李”，采取同样的做法。中美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是步“死棋”，万万走不得！
目前，中美已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等60多个对话机制。今年7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可喜成果，11月中国又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APEC），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打下扎实的基石。中美有必要向世界表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非理想主义的美好愿景，而是新世纪现实可行的战略选择，理应成为两国外交战略的“新常态”。
四、国际秩序不仅仅是中美两国的事，更是世界各国的事，因此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民主化十分重要，中美要带好这个头。
中美因其综合国力及在全球政治经济中体量和地位，确实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否定“G2”设想，是因为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迅速发展，由一两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说了算的做法，根本上违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潮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建立了新型大国关系，都坚持不把自己的主张和信念强加于人。中俄关系的影响也超越了双边范畴，为各大国构建新型关系提供了经验和“样板”。
历史上，国际秩序之争往往发生在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力量不断接近之际，而且大多以战争形式解决。中美怎么办？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破解两国历史难题指明了方向。
11月中旬，中国主办APEC峰会期间，习主席将与奥巴马总统再次见面。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许多理论问题有待厘清，尤其要清楚认识以下问题：
一、中美关系究竟如何定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建设“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其他说法有何关联？
美方长期以来奉行“战略模糊”，将中国放在“非敌非友”的框子里，实际政策也因此常常左右摇摆。奥巴马总统2009年底访华，中美在联合声明中以“积极、合作、全面”“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定位两国关系，但随后却因奥巴马会见达赖、对台军售、中美贸易与汇率争端、伊朗核问题、谷歌事件等两国关系于2010年陷入低谷。在这一背景下，2011年中美再次对两国关系作出“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
当前，中美关系已成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新”就在于要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的历史魔咒。
二、中美关系事关国际秩序之沿革与重构，中国并非现有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是建设者、参与者、改革者。
首先，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势在必行。现在国际国内问题界限已经模糊，如气候变化、节能减排、产能过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等，都既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需要全球合作。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不主动参与规则制定和修改，就会停留在“被治理”的阶段，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换个角度看，全球治理离开中国的参与，将是不完整的，也难以真正落实。这几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和国际合作方面，中美对此都有深刻的体会。
再看中美经济失衡问题，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确实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利益。但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双方意识到各自都需要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也成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经济基础。
三、中美相处要顺利、平稳，需要避开或搁置双边关系中一些敏感问题，稳步推进战略互信和长期合作，做大合作“蛋糕”。
随着实力增强，中国国家利益与美国既得利益发生碰撞的可能性增大，但这同时也使中美共同利益不断增多，推动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打击海盗、维护地区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克服金融危机、应对能源粮食危机全球性问题挑战上加强合作。
美国现在尤其需要放弃利用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乃至印度等国来“平衡”、牵制中国的现实主义“离岸平衡”战略，回到与中国协商、对话的轨道。中国不会损害美国的核心利益，也会尊重美国在亚洲的各种利益和存在，希望美国“投桃报李”，采取同样的做法。中美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是步“死棋”，万万走不得！
目前，中美已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等60多个对话机制。今年7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可喜成果，11月中国又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APEC），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打下扎实的基石。中美有必要向世界表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非理想主义的美好愿景，而是新世纪现实可行的战略选择，理应成为两国外交战略的“新常态”。
四、国际秩序不仅仅是中美两国的事，更是世界各国的事，因此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民主化十分重要，中美要带好这个头。
中美因其综合国力及在全球政治经济中体量和地位，确实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否定“G2”设想，是因为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迅速发展，由一两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说了算的做法，根本上违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潮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建立了新型大国关系，都坚持不把自己的主张和信念强加于人。中俄关系的影响也超越了双边范畴，为各大国构建新型关系提供了经验和“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