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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巴黎发生的连环恐怖袭击震惊世界。然而，在俄、法、美、土耳其和海湾国家的持续高强度空中打击下，IS不仅没有退缩的迹象，反而势力范围扩大。全球反恐形势日趋复杂、严峻。人们问得最多的是，为什么恐怖主义剿而不灭？反恐越反越恐？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许多学者重提亨廷顿1993年夏天发表的《文明的冲突》，认为“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体之间进行”。究竟应如何看待恐怖主义的蔓延，其与宗教又是什么关系？文明冲突真的已经展现在人类面前了吗？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因为这将影响各国解决热点问题和应对恐怖势力的战略与路径。其实，自“9·11”恐怖袭击以来，全球恐怖主义蔓延与反恐斗争同步上升，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
伊斯兰有着灿烂的文明和许多优秀的思想，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贡献者。1000多年来它产生了不少思想家和宗教先知者，如12世纪的Averroes和14世纪的Ibn Khaldoun等。正是这些先知者对伊斯兰教义的解释和诠释，使伊斯兰教有序发展，虽然衍生出逊尼、什叶等大大小小的无数派别及派别内小的派别，但伊斯兰文明精神和丰富内涵始终是存在的。
不少学者认为，与其说目前出现的极端恐怖现象是伊斯兰极端势力与温和势力、与其他文明的博弈的结果，不如说这是伊斯兰内部的“思想之战”（War Of Ideas），是一种迷失方向后寻找自我时出现的极端化现象。基地组织和IS等极端势力强力推进的原教旨主义思想就是在伊斯兰教本身出现“真空”和混乱的情况下产生的，其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同时存在。
IS是典型的宗教极端势力复国主义恐怖组织。上千年伊斯兰教发展过程中诞生的不同教派既丰富了伊斯兰文明，又充满了相互杀戮和冲突。近代以来，中东地区实现非殖化，西方殖民者撤出，中东各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是边疆的划分并没有彻底改变该地区的教派冲突。这道理很简单。西方划分边界时并没有考虑被划分国家的宗教复杂性，不同教派往往划在同一国家。这是导致中东地区内战频繁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且，西方为了自身的利益插手中东事务，经常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完全服从于地缘政治的需要。无论是叙利亚内战、伊拉克冲突，还是两伊战争，从根本上来看都是教派冲突的延续，但又无一例外都是外来势力干预的结果。现在中东处于秩序崩溃、失控和真空状态，许多地方国家政权只剩下一个空壳。IS正是利用这种失控状态以及阿拉伯人民对现状的怨愤，以原教旨主义来突出伊斯兰教的地位，试图建立“纯粹”伊斯兰国家，响应者不在少数。
基辛格说过，1919-1920年在中东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正在崩溃。而作为政治秩序基础的伊斯兰文化恰恰也处于在崩溃的废墟中寻找真谛的过程中。在社会结构趋于扁平、立体、交叉的新时代，古老的伊斯兰文明怎么才能焕发青春，适应社会的进步，无论在中东还是其他穆斯林集聚的地方，都是空前艰难的挑战。
大国特别是美国的长期介入和干预使该地区局势始终起伏不定，局部战争绵延不断，宗教之间和伊斯兰教派之间的矛盾和争斗十分尖锐。新世纪初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到以中东为核心“不稳定弧”的全球反恐战争上。于是，阿富汗战争硝烟未散，伊拉克战争炮声又隆隆响起。伊战结束，美军撤离，美国出于全球布局考虑，加上美国能源革命的成功，开始进入对外战略总体收缩阶段。
而自2011年以来在“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的推波助澜下，中东从突尼斯、埃及到利比亚、也门、叙利亚，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成为“失败国家”，社会治理和政治权威被彻底“砸烂”。社会结构的真空给IS等极端势力的拓展提供了地理、人员和社会结构的空间。可以说，现在极其混乱的局面与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对中东的政策与直接军事干预有很大的关系。试问这些所谓失败国家的反对派有哪些没有得到美国和西方的资金和武器支持？况且还有地区内国家从各自利益出发所给予的种种支持。
就是本文一开始提及的文明冲突或者宗教冲突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是简单用“是”还是“不是”就可以回答清楚的。需要历史和辨证地看待。不可否认，极端势力有宗教的成分，是把宗教教义原教旨主义化的表现，即突出教义中某些内容而罔顾其他内容，通俗地讲就是走极端。这在所有宗教的历史上都有过。同时，也要看到，西方国家“基督教世界至高无上”这种对其他文明“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以及长期殖民统治压制其他文明的做法，也使得伊斯兰和其他非西方文明对西方国家有较深的历史“恩怨”和纠葛。这种大的环境下出现的极端势力和原教旨主义思想就很容易在一些政治权威丧失，或者国家机器只是为少数人服务、腐败盛行的国家里，得到扩散的“土壤”。
今天世界强调文明多样性，希望各种文明包括宗教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这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体现，也是各国应该共同遵循的准则。而以IS和基地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则强调宗教的单一性和排他性，排斥文明和宗教的兼容、包容和融合。这与人类提倡和需要的宗教根本上是背道而驰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提倡文明多样性，主张文明对话，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任何形式的原教旨主义一定会走到宗教本意的对立面，走到人类的对立面。因而，国际社会联手打击恐怖主义，实际上是在捍卫世界文明和宗教的多样性，完全不是针对伊斯兰教的。换言之，打击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与文明冲突、宗教冲突根本没有关系。如果有人硬要扯上所谓文明冲突，那是没有真正的理解文明和宗教的含义。
人类文明发展数千年的历史中曾多次目睹宗教战争，都是原教旨主义发动的，他们煽动信徒的极端思想，结果都是相互杀戮的悲剧。巴黎的恐怖袭击让世人意识到，世界文明多元化发展过程中，既要宽容、包容，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文明传统，同时又要毫不留情地打击极端恐怖势力、铲除原教旨主义。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保护各国的宗教自由和文明传承。 当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并非完全没有好处，它触发了国际社会对宗教和文明深层次问题的积极思考。其实，真正的文明冲突并不存在，只是文明的不同，因为人类文明虽然分支颇多，但其核心理念是相通的。要和平、要发展、要平等、要公正，这些都是各文明基本的信条。
只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妥善处理地区冲突，倡导不同文明、宗教、民族直接的平等对话，才能让恐怖主义幽灵无所遁形。中国“和而不同”“和为贵”的哲学思想，是克服不同宗教和文明之间矛盾的根本之道。中国处理不同思想之间可能出现的“不同”和矛盾的办法是进行有效、平等的对话，是融合和对接，而不是简单的藐视和压制。
目前，还有一个问题是“标签化”，就是把一些极端分子的恐怖行为与整个族群连在一起，贴上文明冲突的负面“标签”。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激化族群的矛盾，将更多的人推向极端势力的怀抱。
法国族群矛盾由来已久，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少数族裔占全国人口的10%，族群融合本来就已经矛盾重重。前些年巴黎部分穆斯林集聚区发生骚乱，政府不得已采取武装镇压。这早已告诉法国政府，族群关系处理不好，穆斯林少数族裔失业率长期高企、生活水准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不可持续的。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冲突，诱发更大的矛盾。少数族裔的困难长期置之不理，族裔矛盾不断积累，还会给极端势力蔓延的“土壤”和环境。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贫富差距的缩小需要同步进行。巴黎核心区的“灯红酒绿”与城市某些区域的贫困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然不利于族群之间的和谐相处。
11月23日，一些民众在巴黎悼念恐怖袭击遇难者。
既然恐怖袭击不是源于文明冲突，而是出于十分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这就需要各国认真总结和反思近年来反恐的经验教训，将治标和治本紧密结合，综合施策。
一是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活动，防止恐怖事件再次发生，并蔓延至欧洲及其他国家。刚刚在马里发生的恐怖分子劫持人质事件进一步凸显了联合打击恐怖主义的迫切性。联合国安理会已经介入，各国需要联手讨论打击和防范恐怖主义势力蔓延的问题。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协调反恐事务，让恐怖势力没有活动的空间。
二是要立即稳定中东局势，制止一些国家目前内乱和冲突的蔓延，逐步恢复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社会治理架构。这同样需要国际社会的介入和帮助。解决叙利亚等问题需要大国的合作，要共同推进民族和解进程，联合国安理会需要和地区组织密切合作。某些大国必须立即停止“代理人战争”，从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手解决叙利亚等国的难题。
三是始终把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一旦局势有所稳定，需要对中东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更多的援助和支持，帮助这些国家摆脱经济困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准不断下降，老百姓就会失去希望和信心。中东目前IS等极端势力之所以能攻城略地，不断扩大势力范围，与中东国家大多数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有很大关系。经济困难和内战频发也是叙利亚等国出现难民潮的根本原因。
四是避免把恐怖袭击“标签化”，不要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视角来观察宗教，不能简单化思维，或者把恐怖袭击视为宗教之间的冲突。最近的民调显示，只有13%的叙利亚人支持IS，伊拉克97%的逊尼派和99%的什叶派都认为IS是恐怖组织。因此，需要深入思考文明对话问题，鼓励和支持伊斯兰文明的主流思想和宗教领袖出来共同参与对原教旨主义的批判。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许多学者重提亨廷顿1993年夏天发表的《文明的冲突》，认为“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体之间进行”。究竟应如何看待恐怖主义的蔓延，其与宗教又是什么关系？文明冲突真的已经展现在人类面前了吗？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因为这将影响各国解决热点问题和应对恐怖势力的战略与路径。其实，自“9·11”恐怖袭击以来，全球恐怖主义蔓延与反恐斗争同步上升，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
伊斯兰教的宗教权威体系出现无序和崩溃
伊斯兰有着灿烂的文明和许多优秀的思想，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贡献者。1000多年来它产生了不少思想家和宗教先知者，如12世纪的Averroes和14世纪的Ibn Khaldoun等。正是这些先知者对伊斯兰教义的解释和诠释，使伊斯兰教有序发展，虽然衍生出逊尼、什叶等大大小小的无数派别及派别内小的派别，但伊斯兰文明精神和丰富内涵始终是存在的。
不少学者认为，与其说目前出现的极端恐怖现象是伊斯兰极端势力与温和势力、与其他文明的博弈的结果，不如说这是伊斯兰内部的“思想之战”（War Of Ideas），是一种迷失方向后寻找自我时出现的极端化现象。基地组织和IS等极端势力强力推进的原教旨主义思想就是在伊斯兰教本身出现“真空”和混乱的情况下产生的，其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同时存在。
IS是典型的宗教极端势力复国主义恐怖组织。上千年伊斯兰教发展过程中诞生的不同教派既丰富了伊斯兰文明，又充满了相互杀戮和冲突。近代以来，中东地区实现非殖化，西方殖民者撤出，中东各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是边疆的划分并没有彻底改变该地区的教派冲突。这道理很简单。西方划分边界时并没有考虑被划分国家的宗教复杂性，不同教派往往划在同一国家。这是导致中东地区内战频繁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且，西方为了自身的利益插手中东事务，经常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完全服从于地缘政治的需要。无论是叙利亚内战、伊拉克冲突，还是两伊战争，从根本上来看都是教派冲突的延续，但又无一例外都是外来势力干预的结果。现在中东处于秩序崩溃、失控和真空状态，许多地方国家政权只剩下一个空壳。IS正是利用这种失控状态以及阿拉伯人民对现状的怨愤，以原教旨主义来突出伊斯兰教的地位，试图建立“纯粹”伊斯兰国家，响应者不在少数。
基辛格说过，1919-1920年在中东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正在崩溃。而作为政治秩序基础的伊斯兰文化恰恰也处于在崩溃的废墟中寻找真谛的过程中。在社会结构趋于扁平、立体、交叉的新时代，古老的伊斯兰文明怎么才能焕发青春，适应社会的进步，无论在中东还是其他穆斯林集聚的地方，都是空前艰难的挑战。
中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大国特别是美国的长期介入和干预使该地区局势始终起伏不定，局部战争绵延不断，宗教之间和伊斯兰教派之间的矛盾和争斗十分尖锐。新世纪初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到以中东为核心“不稳定弧”的全球反恐战争上。于是，阿富汗战争硝烟未散，伊拉克战争炮声又隆隆响起。伊战结束，美军撤离，美国出于全球布局考虑，加上美国能源革命的成功，开始进入对外战略总体收缩阶段。
而自2011年以来在“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的推波助澜下，中东从突尼斯、埃及到利比亚、也门、叙利亚，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成为“失败国家”，社会治理和政治权威被彻底“砸烂”。社会结构的真空给IS等极端势力的拓展提供了地理、人员和社会结构的空间。可以说，现在极其混乱的局面与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对中东的政策与直接军事干预有很大的关系。试问这些所谓失败国家的反对派有哪些没有得到美国和西方的资金和武器支持？况且还有地区内国家从各自利益出发所给予的种种支持。
打击恐怖主义与文明冲突没有关系
就是本文一开始提及的文明冲突或者宗教冲突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是简单用“是”还是“不是”就可以回答清楚的。需要历史和辨证地看待。不可否认，极端势力有宗教的成分，是把宗教教义原教旨主义化的表现，即突出教义中某些内容而罔顾其他内容，通俗地讲就是走极端。这在所有宗教的历史上都有过。同时，也要看到，西方国家“基督教世界至高无上”这种对其他文明“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以及长期殖民统治压制其他文明的做法，也使得伊斯兰和其他非西方文明对西方国家有较深的历史“恩怨”和纠葛。这种大的环境下出现的极端势力和原教旨主义思想就很容易在一些政治权威丧失，或者国家机器只是为少数人服务、腐败盛行的国家里，得到扩散的“土壤”。
今天世界强调文明多样性，希望各种文明包括宗教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这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体现，也是各国应该共同遵循的准则。而以IS和基地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则强调宗教的单一性和排他性，排斥文明和宗教的兼容、包容和融合。这与人类提倡和需要的宗教根本上是背道而驰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提倡文明多样性，主张文明对话，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任何形式的原教旨主义一定会走到宗教本意的对立面，走到人类的对立面。因而，国际社会联手打击恐怖主义，实际上是在捍卫世界文明和宗教的多样性，完全不是针对伊斯兰教的。换言之，打击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与文明冲突、宗教冲突根本没有关系。如果有人硬要扯上所谓文明冲突，那是没有真正的理解文明和宗教的含义。
人类文明发展数千年的历史中曾多次目睹宗教战争，都是原教旨主义发动的，他们煽动信徒的极端思想，结果都是相互杀戮的悲剧。巴黎的恐怖袭击让世人意识到，世界文明多元化发展过程中，既要宽容、包容，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文明传统，同时又要毫不留情地打击极端恐怖势力、铲除原教旨主义。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保护各国的宗教自由和文明传承。 当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并非完全没有好处，它触发了国际社会对宗教和文明深层次问题的积极思考。其实，真正的文明冲突并不存在，只是文明的不同，因为人类文明虽然分支颇多，但其核心理念是相通的。要和平、要发展、要平等、要公正，这些都是各文明基本的信条。
只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妥善处理地区冲突，倡导不同文明、宗教、民族直接的平等对话，才能让恐怖主义幽灵无所遁形。中国“和而不同”“和为贵”的哲学思想，是克服不同宗教和文明之间矛盾的根本之道。中国处理不同思想之间可能出现的“不同”和矛盾的办法是进行有效、平等的对话，是融合和对接，而不是简单的藐视和压制。
目前，还有一个问题是“标签化”，就是把一些极端分子的恐怖行为与整个族群连在一起，贴上文明冲突的负面“标签”。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激化族群的矛盾，将更多的人推向极端势力的怀抱。
法国族群矛盾由来已久，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少数族裔占全国人口的10%，族群融合本来就已经矛盾重重。前些年巴黎部分穆斯林集聚区发生骚乱，政府不得已采取武装镇压。这早已告诉法国政府，族群关系处理不好，穆斯林少数族裔失业率长期高企、生活水准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不可持续的。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冲突，诱发更大的矛盾。少数族裔的困难长期置之不理，族裔矛盾不断积累，还会给极端势力蔓延的“土壤”和环境。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贫富差距的缩小需要同步进行。巴黎核心区的“灯红酒绿”与城市某些区域的贫困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然不利于族群之间的和谐相处。
避免把恐怖袭击“标签化”
既然恐怖袭击不是源于文明冲突，而是出于十分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这就需要各国认真总结和反思近年来反恐的经验教训，将治标和治本紧密结合，综合施策。
一是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活动，防止恐怖事件再次发生，并蔓延至欧洲及其他国家。刚刚在马里发生的恐怖分子劫持人质事件进一步凸显了联合打击恐怖主义的迫切性。联合国安理会已经介入，各国需要联手讨论打击和防范恐怖主义势力蔓延的问题。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协调反恐事务，让恐怖势力没有活动的空间。
二是要立即稳定中东局势，制止一些国家目前内乱和冲突的蔓延，逐步恢复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社会治理架构。这同样需要国际社会的介入和帮助。解决叙利亚等问题需要大国的合作，要共同推进民族和解进程，联合国安理会需要和地区组织密切合作。某些大国必须立即停止“代理人战争”，从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手解决叙利亚等国的难题。
三是始终把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一旦局势有所稳定，需要对中东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更多的援助和支持，帮助这些国家摆脱经济困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准不断下降，老百姓就会失去希望和信心。中东目前IS等极端势力之所以能攻城略地，不断扩大势力范围，与中东国家大多数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有很大关系。经济困难和内战频发也是叙利亚等国出现难民潮的根本原因。
四是避免把恐怖袭击“标签化”，不要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视角来观察宗教，不能简单化思维，或者把恐怖袭击视为宗教之间的冲突。最近的民调显示，只有13%的叙利亚人支持IS，伊拉克97%的逊尼派和99%的什叶派都认为IS是恐怖组织。因此，需要深入思考文明对话问题，鼓励和支持伊斯兰文明的主流思想和宗教领袖出来共同参与对原教旨主义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