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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盛夏，武汉三镇依旧热浪滚滚，大江两岸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汪精卫的“七·一五分共”，使中国革命风云突变，成千上万的人们在血泊中呻吟、企盼……
8月3日傍晚，一个年轻而资深的共产党人，在苍茫暮色中悄然来到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楼上，门窗紧闭，酷热异常。他在楼上四周、窗外仔细地察看，一连三天，都是这样，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就倒杯开水吃点干粮。他，就是从苏联回国仅半年，刚到武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不久，负责即将召开的党中央的一个重要会议会务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秘书邓小平！
会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曾问邓小平：“会议安排好了没有？”
“都已安排好了。代表知道地点的就自己来，不知道的由地下交通员或知道的同志带进来。”邓小平回答道。
8月7日这一天，就在这座公寓的二楼上，集聚着中国革命的一代精英！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毛泽东、彭公达、王一飞、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等21人，在这里紧急聚会，商讨对付蒋、汪合流后中国革命的大政方针，决定党中央新的路线和政策。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贺昌、张国焘等中央委员因先行到南昌组织“八一起义”去了，未能参加会议。
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环境险恶，会议只开一天，就匆匆结束了。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与邓小平相遇、相识了！时年，毛泽东34岁，邓小平23岁。历史安排了中国未来两个世纪伟人的首次晤面。
论资历，毛泽东当然要比邓小平资深得多。毛泽东出席过党的“一大”，是“创党”的赫赫大员之一，曾任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长和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长，又是中共中央的农委书记，瞿秋白曾称他为“农民运动大王”！尤其是这次在大会上的一席发言，更是振聋发聩、入木三分，令全体与会人员耳目一新！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4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涉及会议总方针的最核心、最紧迫的军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绍仪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此话是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伟大思想的最初由来。毛泽东这一精辟论断的提出，立即引发了与会中央委员们的热烈反应，并得到中央委员们的普遍赞许，对于列席会议的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来说，更是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邓小平是在会议的进程中认识毛泽东的。在此以前，他对毛泽东的大名已早有所闻，知道这个党内的著名“农民运动大王”是个湖南汉子，满腹韬略，很有抱负，只是无缘相识。毛泽东以前不认识邓小平，这次在会议上看到这位中央秘书处的负责人这么年轻、干练，而且听说还留过法、俄两国，学识渊博，办事认真，亦从心底流露出对这位四川小个子的赞许之情。
由于时间紧迫，来去匆匆，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会议上来不及交谈，会议一结束就分手了。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果真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尔后引兵井冈，开创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做了红色的革命“山大王”。
邓小平在“八·七会议”后随同中央机关到了上海，是年12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同志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摘自江西人民出版社《毛泽东与邓小平》 作者：余伯流）
8月3日傍晚，一个年轻而资深的共产党人，在苍茫暮色中悄然来到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楼上，门窗紧闭，酷热异常。他在楼上四周、窗外仔细地察看，一连三天，都是这样，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就倒杯开水吃点干粮。他，就是从苏联回国仅半年，刚到武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不久，负责即将召开的党中央的一个重要会议会务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秘书邓小平！
会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曾问邓小平：“会议安排好了没有？”
“都已安排好了。代表知道地点的就自己来，不知道的由地下交通员或知道的同志带进来。”邓小平回答道。
8月7日这一天，就在这座公寓的二楼上，集聚着中国革命的一代精英！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毛泽东、彭公达、王一飞、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等21人，在这里紧急聚会，商讨对付蒋、汪合流后中国革命的大政方针，决定党中央新的路线和政策。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贺昌、张国焘等中央委员因先行到南昌组织“八一起义”去了，未能参加会议。
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环境险恶，会议只开一天，就匆匆结束了。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与邓小平相遇、相识了！时年，毛泽东34岁，邓小平23岁。历史安排了中国未来两个世纪伟人的首次晤面。
论资历，毛泽东当然要比邓小平资深得多。毛泽东出席过党的“一大”，是“创党”的赫赫大员之一，曾任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长和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长，又是中共中央的农委书记，瞿秋白曾称他为“农民运动大王”！尤其是这次在大会上的一席发言，更是振聋发聩、入木三分，令全体与会人员耳目一新！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4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涉及会议总方针的最核心、最紧迫的军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绍仪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此话是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伟大思想的最初由来。毛泽东这一精辟论断的提出，立即引发了与会中央委员们的热烈反应，并得到中央委员们的普遍赞许，对于列席会议的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来说，更是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邓小平是在会议的进程中认识毛泽东的。在此以前，他对毛泽东的大名已早有所闻，知道这个党内的著名“农民运动大王”是个湖南汉子，满腹韬略，很有抱负，只是无缘相识。毛泽东以前不认识邓小平，这次在会议上看到这位中央秘书处的负责人这么年轻、干练，而且听说还留过法、俄两国，学识渊博，办事认真，亦从心底流露出对这位四川小个子的赞许之情。
由于时间紧迫，来去匆匆，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会议上来不及交谈，会议一结束就分手了。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果真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尔后引兵井冈，开创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做了红色的革命“山大王”。
邓小平在“八·七会议”后随同中央机关到了上海，是年12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同志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摘自江西人民出版社《毛泽东与邓小平》 作者：余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