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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瑜、胡世全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以下简称《革命》）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并榮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同年获得了徐迟报告文学奖。该书以28万多字的长篇巨幅，书写长江百里洲农村国共革命运动的风云变幻，从清朝末年到中国共产党完成土改，是这个长江孤洲有史以来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具有的代表性一页。在这片富庶美丽的大江孤洲上，上演了上世纪国共斗争的血雨腥风，展现了几十载贫富恩怨与权力争夺。作者回顾历史沧桑变幻，重温乡村土地悲歌，对农民和土地以及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剖析，该书被誉为“报告文学力作，当今书海奇书一本”（《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报告文学》，华文出版社2005年1月版，P352）。“奇”正是该书给读者留下的最鲜明的印象，但它写作目标绝非只是为了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而是以其在场的非虚构写作的姿态、题材内容的传奇珍贵和文体创新吸引读者。
首先，《革命》一书的“奇”表现在报告文学取材的特殊意义。百里洲是一个地理位置特别的江心洲、一个被长江拥抱的孤岛，被称作“万里长江第一洲”，它位于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市长江中游荆江段首段，环江堤防长74公里、合百余华里，故得名百里洲。百里洲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到20世纪初依然留存尚武古风，此地文化传统深厚农耕成熟，千年富庶，人口众多，良田肥灌，亩产水稻在70年前就已达到400斤。百里洲生态环境好，水陆交通方便，农业渔业商业在20世纪初发展领先于全国大部分地区。
第三章《金岛银码头》将百里洲在20世纪初抗战前农商繁荣景象做了细致描绘：
民国初年创建汽轮航运，20年代推出电灯骑车。八大行帮通四海，商会信誉达三江。
…… ……
到民国中期，棉花的贸易量一年一镇可高达8万多担。粮行米业有80多家，大一些的也有30多家，每天收购来自各县各乡的骡马粮驮，一收都是上百驮。土布庄……兴旺时年销量可达30万匹。……不遇灾荒年景，物价变动不大，用铜币买牛肉35文一斤，猪肉40文一斤，米200文一斗，一块银元能买不少粮食。（《革命》，P33）
农人日常生活细节、各行各业经济状况、社会组织构成等具体详实的史料数据在书中俯拾皆是。这片天赐沃土以其富庶而被觊觎和垂涎，被各路豪绅、地主、匪帮不断争夺和侵吞，土地所有权或地权在解放前高度集中。
百里洲从清末以来经历了天灾人祸、政权更迭、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土地革命，这片土地从曾经的富甲一方到满目疮痍，最终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千辛万苦的革命斗争，建立了新中国，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段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历史过程可以作为剖析民国社会的样板，在中国的乡村文化和农业历史中具有特殊典型的意义，“对这方土地上乡村历史文化的演变及农人生活命运的历史现实表现，对于深入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现实的乡村农人生活命运，会有很好的参照和帮助”。（《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报告文学》，P352）
其次，该书的“奇”在于读者知之甚少的珍贵史料的挖掘和传播。在清晰明确的官方主流革命历史话语之外，其实还存在千头万绪旁支斜出的部分，那些枝枝叉叉的历史筋脉，与主流历史共同构建了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复杂全貌。赵瑜和胡世全进行了五年深入的田野调查，百里洲上58个行政村的田间地头都留下了他们采访的足迹。《革命》将丰富的史料进行梳理整合，重新再现民国时期长江流域革命的曲折过程，记录了众多血肉丰满的真实人物生平事迹，致力于还原历史原貌。全书史料厚重详实，那些散落民间珍奇的、为人所不知、更具有血肉感的细节史实，是该书令人“拍案称奇”的重要因素。一部地方史写得波诡云谲波澜壮阔，并引发读者对历史和当下的深刻反思。正如获奖词所说：
民国是自晚清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中历时半个世纪的重要历程，而这段历史对于我国的国情以及长江流域农人的命运，至今尚未研讨清楚，对于近现代史的重新认识和更加真实的开掘是有意义的。
百里洲四面环水，几百年来常常遭受水灾的侵袭。民国中期，百里洲人民更是陷入了一个极度令人悲叹无望的时代：自然灾害频仍而国民政权严重腐败，又滋生当地的土匪群体进行绑架勒索，百姓们处于水深火热中，遭遇和面对的不仅是水灾，还有鸦片、贪官污吏、盗匪、日寇、兵痞、劣绅、汉流、歪门邪道、腐败政府……这些因素叠加使得乡村生产关系无常震荡。天灾人祸引发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历史舞台上活跃着各色人群，既有恶贯满盈的劣绅恶霸土匪，也有面目复杂的汉流地方武装，有走向穷途末路的国民党还有艰难生存的共产党。
《革命》中浮现的各色鲜活人物生逢乱世，与复杂的时代背景相契合，他们不是脸谱化、符号化的人物。就以百里洲民国时期黑势力帮会组织“汉流”来说，这些恶势力帮凶大都相互之间倾轧吞并、争权夺利，有汉流顽匪杀害共产党人，但也有汉流部队抗日取得显赫战功的。在第十章《群雄站寇》中生动记载了赵益之、郑家良、邹连山、张缵等汉流武装的抗日英绩。赵益之精明有头脑，日军解送国民党飞行员途中，他带兵硬是从装备精良的日军阵中把国军飞行员成功营救出来。赵益之部、郑家良部一方面作恶多端，但另一方面也在抗日血战中都立下了功绩，得到过国民党军政的奖励。汉流邹连山也是一位抗日英雄，他带领的地方武装军纪严明，奇兵往复、神出鬼没，战术多变、歼敌无数，对敌我友三方如何相持相待、如何分清阵营，态度也十分清晰，但他最终被日军杀害。汉流中的张缵军纪严明保护乡里深得民心，从日军手中夺回粮食分给当地备受欺凌的农民群众，他最终牺牲在抗日的战火中，宁死不投降。
该书试图还原百里洲真实残酷的革命历史图景。“我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直捣蒋家王朝最后堡垒”等这些令人耳熟能详的语句，都是描述蒋介石800万大军不堪一击、一触即溃的。革命需要积极的宣传和鼓动，但其实现实要残暴、残酷得多。该书反复强调、客观叙述更多的是革命过程的艰难困苦，胜利果实的来之不易。敌对势力强悍、共产党组织力量“薄弱”，干部人数不足，共产党人在百里洲这个特殊的孤岛上被各方势力绞杀、牺牲惨重，革命工作开展极其艰难，甚至多年无法站稳脚跟。在早期的革命斗争中，多名共产党人被杀害、被活埋，淡营长被国民党杀害，军事委员朱吉耀被恶霸地主杀害，区书记曾昭荣被赵益之部抓捕杀害……革命后期情况依然严峻，1946年秋，国民党抓捕并杀害了中共区中队指导员刘光海和队长李洪元，指挥员王展和肖副队长急行军前往杀敌复仇，未料又被敌人重创，肖副大队长牺牲。通讯员被捕叛变，带来敌军反扑，工委书记李纯斋惨死于敌人刺刀下。 《革命》披露了我军战士在艰苦环境下自杀的惨痛事件。1949年宜沙战役中四野战报中“以我军减员四千人，其中在战斗中牺牲近千人的代价”取得了胜利，那么，大量减员的三千余人是为了什么？“战报不长，高度概括，只谈胜利结果，不议史变细节。”（《革命》，P195）作者多方寻找问题答案，终于在军事报告文学大家张正隆先生的作品中，在众多幸存于世的老战士口中获知真相。南方高温炎热使人烦躁，阴雨潮湿又火上浇油，恶病磨难耗尽了战士的最后一点力气，“险恶的战争环境，严重的水土不服，自杀便是解脱的方法之一”。（《革命》，P201）南下大军竟被艰苦环境和疾病折磨致使三千人自杀。其惨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与敌人的正面拼杀。
百里洲革命史的深入挖掘和重新叙述，把读者带到整个国家和民族曾经历经的灾难深重的过去。比起历史教科书里粗略的历史脉络、三言两语的简要记载，这部报告文学更能让读者对“革命”二字产生深刻的理解，对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体会更为真切，对今天的幸福生活更为珍惜和爱护。
再次，该书之“奇”还在于“自觉的文体意识和对于表现内容的个性追求”，使其在艺术形式上“具有明显的创新和‘革命’意义”。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成功的非虚构写作，作者以“在场”的写作姿态为长江农人立传，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其惊心动魄、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胜过虚构的历史小说。真实性与文学性相结合，是报告文学最为突出的文体特征。《革命》本身史料丰富“传奇”，加上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就更具可读性和吸引力。第一章标题就是令人惊悚的《堤畔碎尸》，第十五章则是直截了当的《追杀匪首》，第十七章《土地上的肉搏》等，很容易令读者联想到侦破案情、清盗剿匪类的故事小说；第四章《一支手枪与四个叛徒》，第五章《从吃大户到杀土豪》，第九章《地下党和一个排》，第十二章《决战前夜》……战争年代所特有的语汇唤醒读者对革命历史小说的阅读经验和历史记忆。
报告文学采用了传统章回体小说结构方式，每一章开头都有一段对本章内容提纲挈领的概括。例如第十四章《占领百里洲》开篇：
戎马倥偬，分崩离析。先兵屡书劝降信，承林三上百里洲；杨部走西南半途知返，李顽驻刘巷指路不行。四面楚歌，分化瓦解降大部，兵临城下，瓮中捉敌困孤军。
对仗、四六句运用娴熟，语言具有民间说书风格。章回体结构和书话语言的运用，将深沉丰富的内容通俗化，使包含残酷争夺、人性、人道、情感和土地权利、人物命运改变等内容的描写让人容易理解接受。该书的故事性很强，例如第十五章活捉反动汉流“谢长胯子”的过程，写得峰回路转、一波三折、惊险刺激，其中多次的意外巧合扣人心弦，情节之精彩和真实令人啧啧称奇。
此外，作品叙述声音中还存在巴赫金所说的“复调”：一方面来自于历史亲历者还原历史真实的叙述；一方面来自作家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例如第十六章《初政时艰》中写道：与镇反运动同时进行的军队剿匪和肃清城市黑恶势力斗争也毫不手软。中共最终以歼杀匪特240余人，镇压反革命几十万人的成果，巩固了新政权，稳定了全国秩序。人道主义温情脉脉的历史观绝不能代替“暴力是历史的催生婆”這样的铁律。尤其在土地问题和家族生死面临抉择的年代，搏杀更加犀利，冲突更加尖锐，你死我活，没有余地：
今天的人们尽可以用怀疑抑或批判的眼光，清醒地回味百里洲上几十年前所发生的血腥故事。然而那时节的中国革命，却不能回避暴力和残杀。当前人走过的道路不能回避时，简单地批判它就不如细细地回味它。（《革命》，P248）
《革命》对百里洲所呈现的历史风云变幻，矛盾纠葛，成败得失，常常会有强烈的情感流露和对“革命正义性”的反思评价。艰苦卓绝的牺牲、血与火的煎熬、政权争夺的血腥残酷，引发作者的震撼、感慨和悲叹，同时也不得不认同历史的必然性和革命的正确性——不如此便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很多文学作品对革命文学化、诗意化的书写淡化了革命的残酷，当揭开革命浪漫的面纱，直视血腥历史本相之时，试问又有谁能无动于衷呢？我们看到了写作者尊重历史的严肃求实的写作态度，以及从困惑、质疑走向接受、理解的真实心理历程，这也是该书值得关注的一点。
《革命》以非虚构写作的方式完成了一部历史“传奇”，在不断接近历史生活的过程中，用心追寻、严肃思考现实乡村出路及长江农人命运，深究人性、勘探人道，对历史事件、政治变革进行反思，是现实视角下的历史书写，也是历史的当下性延续。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