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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后的上海，是中国出版发行事业的中心。在以福州路为核心的棋盘街上，一度星罗棋布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书店。其中，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众多出版机构中的巨无霸，他们的体量和谨慎的出版策略使得他们抗过了无数的狂风巨浪，传承至今。但是，为数众多的中小书局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历史的潮起潮落中，不断地有新书店开张，也不断地有书店因查封等种种原因关门歇业，出版界各领风骚三五年是常有的事情。大小各种书局都以各自的方式或多或少地推动了中国现代的启蒙事业，他们的出版活动犹如暗夜里的明灯，给人以希望，照亮了夜行人前进的道路。与大书局相比，中小书局的生存空间较为有限，却也因体量小而在出版销售等方面更容易趋新。在20世纪澎湃激荡的革命浪潮中，中小书局向来是革命文化出版和传播的最为重要的力量，引领了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化出版和传播的时代潮流。在众多中小书局中，泰东图书局曾是最為耀眼的一颗新星，执掌泰东图书局的经理赵南公不仅是新书业里的名人，也是上海四马路上风云一时的人物。
赵南公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担任过四马路商联会会长、广肇公所董事，上海市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还曾当选过上海市政府委员。赵南公去世（1938年冬）至今不过80多年，可是他的诸多行迹却早已模糊不清。最典型的便是赵南公的出生日期，现有各种传记、辞典，赵南公条目下该项均付诸阙如。笔者为了能够全面准确地呈现这位现代出版家的历史面相，撰写了《中国出版家赵南公》（人民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书中列出了三种关于赵南公生年的材料：
1. “予生四十年矣，向无恒性，任做何事无求成之希望，亦未计其如何是成，如何是败。”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影印版《赵南公日记》。赵南公日记中的这句话写于1922年1月1日凌晨，“予生四十年矣”作为新年感慨，由此可推断赵南公生于1882年。
2. “赵南公，年四十一岁，直隶曲阳县人，泰东图书局经理，由会董冯少山会员霍守华介绍。”据1923年4月21日《上海总商会月刊》第3卷第4号《新会员纪略》。由此也可推断出赵南公生于1882年。
3. “赵南公，年龄，60岁。”见《1935年上海书店调查》（据汪耀华编《上海书业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P36）。由此可推断出赵南公生于1875年。
上述材料，第三种出现时间最晚，信息来源不明，而且这份调查报告中王云五的年龄也与实际年龄不符（差了一岁），此材料最不可信。其他两种材料既能相互参证，来源又与赵南公本人异常密切，故而笔者断定赵南公出生于1882年。
除了上述三种材料，笔者还找到了第四种材料，即1924年5月印行的《上海总商会会员录》。其中明确记载：“姓名：赵南公；籍贯：直隶曲阳；年岁：42；职业：泰东图书。”这份会员录中赵南公的资料来源显然与《新会员纪略》一致。上海总商会的会员录每一年都有印行，所载赵南公的“年岁”亦随之递增。《新会员纪略》有时候也不免会出现失误，年年印行的会员录是要给会员们看的，赵南公如果发现有误自然会提出更改。《上海总商会会员录》与《新会员纪略》相互佐证，可知赵南公对其中记载的年龄并无异议。
1914年，赵南公与欧阳振声、谷钟秀等人共同创办了上海泰东图书局。关于泰东图书局的创办时间，各种论著说法也不一致。笔者在《泰东图书局成立于何时？》（《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5期）中指出过一些著作认为泰东图书局成立于1915年的错误。判断的依据和《中国出版家赵南公》所用材料基本相同，皆为《顺天时报》上刊登的泰东图书局出版广告。除了《顺天时报》上的材料，笔者还找到1928年9月2日《新闻报·本埠附刊》上刊载的《泰东图书局十五年纪念盛况》，其中提及“四马路泰东图书局开办迄今已届十五周年”。按照现在的周年纪念方式，从1928年倒推十五年，应为1913年。但是，泰东图书局出现在“四马路”上，是在1914年，而不是1913年。考虑到广告上是“十五年纪念”，而不是“十五周年日纪念”，一向精明的赵南公应该是在十四周年已过，十五周年期间打出的广告，为的是利用新生入学的时机进行广告推销，所以广告中有奖金可以支持中学生、大学生学习几年的言辞。综上所述，笔者依然倾向于认为泰东图书成立于1914年。
1916年起，赵南公担任泰东图书局总经理职务，从此独自掌管泰东图书局长达20余年，泰东图书局凝聚了赵南公毕生的心血，是书局动荡年代中得以存续和发展的支柱和灵魂人物。赵南公这个名字现在之所以还有许多人记得，主要缘于他在新书业上的贡献，其中至为关键的便是与创造社的合作。在20世纪的中国，如明星般越来越闪耀的郭沫若和以郭沫若为精神领袖的创造社，也照亮了泰东图书局这个孕育了创造社的“摇篮”，当然也让人们记住了泰东图书局的总经理赵南公。在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为实现文学理想苦闷彷徨时，是赵南公给了郭沫若和其他创造社同人一个实现纯文学梦想的机会。刘纳、魏建、张勇等学者都有专门的论著谈到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的相关问题，笔者清晰地记得读研时看到刘纳老师撰写的《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一书时的激动，犀利的文笔与敏锐的观察都让我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当然，随着后来自己也投进了对创造社和泰东图书局的研究，对一些相关问题也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也对现有论著中有关泰东图书局和赵南公的某些论断渐渐也就感觉不甚满意起来。首先，就是现有论著对赵南公的个人情况大都语焉不详，许多问题都进行过详细考证。其次，刘纳等学者沿用郭沫若的说法，将赵南公视为刻薄的商人，苛刻地压榨了郭沫若等人的剩余价值，郭沫若的这个判断带有特定时代的印痕，与同盟会出身的赵南公的实际情况不甚相符，或者说顶多只是看到了赵南公性格的某一方面。笔者以为，作为商人的出版家的赵南公，有商人的追求，这是现代出版家们的共性，必须要看到作为启蒙者的现代出版家赵南公的形象。身为出版家，赵南公的启蒙者的角色不是吹哨人，而是提供哨子的人。他们的启蒙思想不是体现在自己创作的文字里，而是体现在书局编辑的聘任及一系列的出版活动上。重新认识作为现代出版家的赵南公，承认其启蒙者的身份，才能正确而全面地把握赵南公及其执掌下的泰东图书局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曾在泰东图书局工作过的沈松泉回忆说：
赵南公作为一个书店经理或出版家在民国初年多数小书店只注意出版《礼拜六》派小说的时候，他能够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出版了一些政治法律和经济方面的书籍。在“五四”运动后，他又能跟上新潮流，出版了介绍新俄情况的著作。当时在上海只有亚东图书馆出版过几本关于新文艺方面的著作，如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集》等，而泰东能够为创造社提供出版的阵地，使郭沫若等有用武之地，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赵南公在当时中国的出版业中有一定的贡献的。
萧聪谈到泰东图书局时说：
在二十五年前，当号称文化街的上海四马路上鳞次栉比的书店橱窗里正满摆着言情小说和黑幕大观的时候，能够不为时风所左右，严肃地出版着性质纯正的书籍的，除了已故赵南公先生所经营的泰东图书局之外，还有一家亚东图书馆，它的主持人就是汪孟邹先生。
在新书出版界，泰东图书局与亚东图书馆并称，且常常被排在亚东图书馆之前，更有许多新书局直接就是从泰东图书局“走”出去的，这也说明为什么新书业公会筹建过程中，为什么中途加入的赵南公却反而被推为主持者。
赵南公“不为时风所左右”，能够“跟上新潮流”，也就意味着赵南公能够判断哪些是“时风”，哪些是“新潮流”。从《新的小说》到《创造》再到《泰东月刊》，赵南公始终都使泰东图书局的出版事业置身“新潮流”，这表明赵南公不是靠运气成为新书业的引领者，而是靠自身对新书业的认识的贡献，他是时尚的引领者，而不是时髦的跟风者。换言之，便是赵南公是有现代启蒙意识的出版家，他的努力照亮了中国出版的某些角落，他主持的泰东图书局代表着当时中国的出版界向着新文学转移的努力。在郭沫若看来，那时的泰东图书局勇于创新，敢于说“硬话”。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回忆说：
像孤军社的人想出杂志，不怕他们都是商务的编辑，并且还有些是占着重要位置的人，却不找商务而要找泰东，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多说几句硬话。替商务办杂志的人，是连半句硬话都不敢说的，如有人肯高兴去问问雁冰先生，他便知道得最明白。他为这件事情便是上过当来的人。我们在创造社的刊物上也算说了不少的硬话，那些刊物你根本不要设想：能在商务出版！所以，在这些地方也正该应该感谢泰东。
有一天郑振铎陪着朱谦之到泰东图书局，带着《革命哲学》的书稿寻求出版。“《革命哲学》在商务不好出版，问过别家书店，也都不敢承印，要望泰东替他印行。南公没说二句话便答应了下來。”《革命哲学》作为“创造社丛书”第2种出版，问世不久便被禁止发卖，改题为《哲学》后再版依然被禁止。“创造社丛书”的广告中，此书后面一直标着“发卖禁止”的字样。这自然是利用禁书效应做广告，但是刚出版即被查禁也就意味着无法收回成本。赵南公并没有因此终止与朱谦之的合作，《大同共产主义》《国民革命与世界大同》《到大同之路》等著作先后由泰东图书局初版发行。
敢于为“要多说几句硬话”的人提供出版的机会，几次三番因违禁出版物而遭遇查封、罚款、入狱，但赵南公依然秉持自身的出版理念，1932年的时候还将编辑所提供给左联开会用，赵南公本质上是一位带有浓郁的启蒙精神的出版家，而不仅仅是追逐利润的出版商人，他是想要以出版照亮时代黑暗的人，而不是随波逐流的媚俗的出版家。“趋新”的赵南公主持的泰东图书局的出版特色，“趋新”固然是为了投资未来，但是以现在的风投理念理解赵南公，只是把握到了赵南公出版精神的某些侧面，如果不将“趋新”与现代启蒙事业联系起来，就不能真正理解像赵南公那样的现代出版家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作出的贡献。事实上，出身同盟会的赵南公在解放前不仅被人们视为出版界的“先进”，还被视为文化界的“战士”，他在日军侵华时期坚守文人气节，不肯屈膝妥协，在1938年冬于贫困潦倒中病死在上海。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位出版家以自己的生命向世人证明自己并非只是唯利是图的商人，正如张静庐所说，赵南公是“亢爽豪侠的燕赵之士”，于艰难困厄之中更显骨气。
启蒙的本义就是使光照亮。赵南公执掌泰东图书局二十多年，他在自己的出版生涯中照亮了许多文学青年和出版青年们的人生。这种照亮，不是像大思想家那样以思想影响启迪他人，而是以出版实践促进新的产生，帮助青年们实现其进步的文化与文学理想。以自身微弱的光，点亮别人，使得文明得以传递，进步的文化事业益发壮大，这是启蒙者的责任，也是出版家赵南公最为重要的贡献所在。作为启蒙者的赵南公，以自身微薄的力量肩负起帮助文坛弱者、扶持文坛新人的重任。泰东图书局不仅仅只是“创造社的摇篮”，也是上海新潮社、新人社、白露社的“摇篮”，同时还成为了光华书局、创造社出版部、群众图书公司、儿童书局、国际书报公司等出版发行机构的“孵化”基地。泰东图书局的出版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翻译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促进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壹
赵南公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担任过四马路商联会会长、广肇公所董事，上海市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还曾当选过上海市政府委员。赵南公去世（1938年冬）至今不过80多年，可是他的诸多行迹却早已模糊不清。最典型的便是赵南公的出生日期，现有各种传记、辞典，赵南公条目下该项均付诸阙如。笔者为了能够全面准确地呈现这位现代出版家的历史面相，撰写了《中国出版家赵南公》（人民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书中列出了三种关于赵南公生年的材料：
1. “予生四十年矣，向无恒性，任做何事无求成之希望，亦未计其如何是成，如何是败。”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影印版《赵南公日记》。赵南公日记中的这句话写于1922年1月1日凌晨，“予生四十年矣”作为新年感慨，由此可推断赵南公生于1882年。
2. “赵南公，年四十一岁，直隶曲阳县人，泰东图书局经理，由会董冯少山会员霍守华介绍。”据1923年4月21日《上海总商会月刊》第3卷第4号《新会员纪略》。由此也可推断出赵南公生于1882年。
3. “赵南公，年龄，60岁。”见《1935年上海书店调查》（据汪耀华编《上海书业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P36）。由此可推断出赵南公生于1875年。
上述材料，第三种出现时间最晚，信息来源不明，而且这份调查报告中王云五的年龄也与实际年龄不符（差了一岁），此材料最不可信。其他两种材料既能相互参证，来源又与赵南公本人异常密切，故而笔者断定赵南公出生于1882年。
除了上述三种材料，笔者还找到了第四种材料，即1924年5月印行的《上海总商会会员录》。其中明确记载：“姓名：赵南公；籍贯：直隶曲阳；年岁：42；职业：泰东图书。”这份会员录中赵南公的资料来源显然与《新会员纪略》一致。上海总商会的会员录每一年都有印行，所载赵南公的“年岁”亦随之递增。《新会员纪略》有时候也不免会出现失误，年年印行的会员录是要给会员们看的，赵南公如果发现有误自然会提出更改。《上海总商会会员录》与《新会员纪略》相互佐证，可知赵南公对其中记载的年龄并无异议。
1914年，赵南公与欧阳振声、谷钟秀等人共同创办了上海泰东图书局。关于泰东图书局的创办时间，各种论著说法也不一致。笔者在《泰东图书局成立于何时？》（《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5期）中指出过一些著作认为泰东图书局成立于1915年的错误。判断的依据和《中国出版家赵南公》所用材料基本相同，皆为《顺天时报》上刊登的泰东图书局出版广告。除了《顺天时报》上的材料，笔者还找到1928年9月2日《新闻报·本埠附刊》上刊载的《泰东图书局十五年纪念盛况》，其中提及“四马路泰东图书局开办迄今已届十五周年”。按照现在的周年纪念方式，从1928年倒推十五年，应为1913年。但是，泰东图书局出现在“四马路”上，是在1914年，而不是1913年。考虑到广告上是“十五年纪念”，而不是“十五周年日纪念”，一向精明的赵南公应该是在十四周年已过，十五周年期间打出的广告，为的是利用新生入学的时机进行广告推销，所以广告中有奖金可以支持中学生、大学生学习几年的言辞。综上所述，笔者依然倾向于认为泰东图书成立于1914年。
1916年起，赵南公担任泰东图书局总经理职务，从此独自掌管泰东图书局长达20余年，泰东图书局凝聚了赵南公毕生的心血，是书局动荡年代中得以存续和发展的支柱和灵魂人物。赵南公这个名字现在之所以还有许多人记得，主要缘于他在新书业上的贡献，其中至为关键的便是与创造社的合作。在20世纪的中国，如明星般越来越闪耀的郭沫若和以郭沫若为精神领袖的创造社，也照亮了泰东图书局这个孕育了创造社的“摇篮”，当然也让人们记住了泰东图书局的总经理赵南公。在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为实现文学理想苦闷彷徨时，是赵南公给了郭沫若和其他创造社同人一个实现纯文学梦想的机会。刘纳、魏建、张勇等学者都有专门的论著谈到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的相关问题，笔者清晰地记得读研时看到刘纳老师撰写的《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一书时的激动，犀利的文笔与敏锐的观察都让我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当然，随着后来自己也投进了对创造社和泰东图书局的研究，对一些相关问题也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也对现有论著中有关泰东图书局和赵南公的某些论断渐渐也就感觉不甚满意起来。首先，就是现有论著对赵南公的个人情况大都语焉不详，许多问题都进行过详细考证。其次，刘纳等学者沿用郭沫若的说法，将赵南公视为刻薄的商人，苛刻地压榨了郭沫若等人的剩余价值，郭沫若的这个判断带有特定时代的印痕，与同盟会出身的赵南公的实际情况不甚相符，或者说顶多只是看到了赵南公性格的某一方面。笔者以为，作为商人的出版家的赵南公，有商人的追求，这是现代出版家们的共性，必须要看到作为启蒙者的现代出版家赵南公的形象。身为出版家，赵南公的启蒙者的角色不是吹哨人，而是提供哨子的人。他们的启蒙思想不是体现在自己创作的文字里，而是体现在书局编辑的聘任及一系列的出版活动上。重新认识作为现代出版家的赵南公，承认其启蒙者的身份，才能正确而全面地把握赵南公及其执掌下的泰东图书局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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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泰东图书局工作过的沈松泉回忆说：
赵南公作为一个书店经理或出版家在民国初年多数小书店只注意出版《礼拜六》派小说的时候，他能够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出版了一些政治法律和经济方面的书籍。在“五四”运动后，他又能跟上新潮流，出版了介绍新俄情况的著作。当时在上海只有亚东图书馆出版过几本关于新文艺方面的著作，如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集》等，而泰东能够为创造社提供出版的阵地，使郭沫若等有用武之地，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赵南公在当时中国的出版业中有一定的贡献的。
萧聪谈到泰东图书局时说：
在二十五年前，当号称文化街的上海四马路上鳞次栉比的书店橱窗里正满摆着言情小说和黑幕大观的时候，能够不为时风所左右，严肃地出版着性质纯正的书籍的，除了已故赵南公先生所经营的泰东图书局之外，还有一家亚东图书馆，它的主持人就是汪孟邹先生。
在新书出版界，泰东图书局与亚东图书馆并称，且常常被排在亚东图书馆之前，更有许多新书局直接就是从泰东图书局“走”出去的，这也说明为什么新书业公会筹建过程中，为什么中途加入的赵南公却反而被推为主持者。
赵南公“不为时风所左右”，能够“跟上新潮流”，也就意味着赵南公能够判断哪些是“时风”，哪些是“新潮流”。从《新的小说》到《创造》再到《泰东月刊》，赵南公始终都使泰东图书局的出版事业置身“新潮流”，这表明赵南公不是靠运气成为新书业的引领者，而是靠自身对新书业的认识的贡献，他是时尚的引领者，而不是时髦的跟风者。换言之，便是赵南公是有现代启蒙意识的出版家，他的努力照亮了中国出版的某些角落，他主持的泰东图书局代表着当时中国的出版界向着新文学转移的努力。在郭沫若看来，那时的泰东图书局勇于创新，敢于说“硬话”。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回忆说：
像孤军社的人想出杂志，不怕他们都是商务的编辑，并且还有些是占着重要位置的人，却不找商务而要找泰东，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多说几句硬话。替商务办杂志的人，是连半句硬话都不敢说的，如有人肯高兴去问问雁冰先生，他便知道得最明白。他为这件事情便是上过当来的人。我们在创造社的刊物上也算说了不少的硬话，那些刊物你根本不要设想：能在商务出版！所以，在这些地方也正该应该感谢泰东。
有一天郑振铎陪着朱谦之到泰东图书局，带着《革命哲学》的书稿寻求出版。“《革命哲学》在商务不好出版，问过别家书店，也都不敢承印，要望泰东替他印行。南公没说二句话便答应了下來。”《革命哲学》作为“创造社丛书”第2种出版，问世不久便被禁止发卖，改题为《哲学》后再版依然被禁止。“创造社丛书”的广告中，此书后面一直标着“发卖禁止”的字样。这自然是利用禁书效应做广告，但是刚出版即被查禁也就意味着无法收回成本。赵南公并没有因此终止与朱谦之的合作，《大同共产主义》《国民革命与世界大同》《到大同之路》等著作先后由泰东图书局初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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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为“要多说几句硬话”的人提供出版的机会，几次三番因违禁出版物而遭遇查封、罚款、入狱，但赵南公依然秉持自身的出版理念，1932年的时候还将编辑所提供给左联开会用，赵南公本质上是一位带有浓郁的启蒙精神的出版家，而不仅仅是追逐利润的出版商人，他是想要以出版照亮时代黑暗的人，而不是随波逐流的媚俗的出版家。“趋新”的赵南公主持的泰东图书局的出版特色，“趋新”固然是为了投资未来，但是以现在的风投理念理解赵南公，只是把握到了赵南公出版精神的某些侧面，如果不将“趋新”与现代启蒙事业联系起来，就不能真正理解像赵南公那样的现代出版家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作出的贡献。事实上，出身同盟会的赵南公在解放前不仅被人们视为出版界的“先进”，还被视为文化界的“战士”，他在日军侵华时期坚守文人气节，不肯屈膝妥协，在1938年冬于贫困潦倒中病死在上海。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位出版家以自己的生命向世人证明自己并非只是唯利是图的商人，正如张静庐所说，赵南公是“亢爽豪侠的燕赵之士”，于艰难困厄之中更显骨气。
启蒙的本义就是使光照亮。赵南公执掌泰东图书局二十多年，他在自己的出版生涯中照亮了许多文学青年和出版青年们的人生。这种照亮，不是像大思想家那样以思想影响启迪他人，而是以出版实践促进新的产生，帮助青年们实现其进步的文化与文学理想。以自身微弱的光，点亮别人，使得文明得以传递，进步的文化事业益发壮大，这是启蒙者的责任，也是出版家赵南公最为重要的贡献所在。作为启蒙者的赵南公，以自身微薄的力量肩负起帮助文坛弱者、扶持文坛新人的重任。泰东图书局不仅仅只是“创造社的摇篮”，也是上海新潮社、新人社、白露社的“摇篮”，同时还成为了光华书局、创造社出版部、群众图书公司、儿童书局、国际书报公司等出版发行机构的“孵化”基地。泰东图书局的出版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翻译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促进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