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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为延续人类血脉的内在动因，在反思和总结人类发展经验的同时也在促进人类不断进步。人文精神是文化传统中的核心，于人类社会中有着千丝万缕的体现与表征。当今社会人类在获利于科技进步飞速发展之时，逐渐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颇感欣慰的是，依然有一批学者不受浮华世风的侵袭，致力于文化经典的解读与传承，执着于人文精神的坚守。赵沛霖先生的近作《重讀经典——上、中古文学与文化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4月版）展现了自己近四十年（1978-2014）中对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之间关系的思考，有细致入微的具体分析，也有重建学术史的尝试。
问题意识
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所涉领域宽而广，不适宜简单概括，从何处切入显得尤为重要。赵沛霖对一些看似已经解决的问题有不同见解，从小问题入手予以精深钻探，并据此展开论证。如《两种人生观的抉择——关于〈离骚〉的中心主题和屈原精神》一文深入分析了屈原两种人生观：“‘上征求女’——儒家人生态度的艺术写照”和“‘远逝自疏’——道家人生态度的艺术写照”，这也是其后传统士人入世与出世两种人生态度的纠缠。在《关于曹植诗歌创作的两个问题》中，提出赠答诗由于“赠答的对象多属知己，便于抒写情怀，透露心迹，因而为考察诗人内心世界和心路历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角”（P347），这样的切入视角具有启发意义。从这一角度来重新解读曹植的《送应氏》“步登北邙坂”，更突显其丰富的社会内容，比一般的赠答诗更有深度。
有些论文另辟蹊径，解决了学界看似陷入研究困境的问题，具有很高的创新价值。如《论阮籍的〈咏怀诗〉——出世思想与〈咏怀诗〉发展的三个阶段》以出世思想作为考察诗人心路历程的根据，将“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的阮籍诗歌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出世思想的萌生和初步形成，出世思想所引起的内心矛盾，对出世思想和人生态度的充分肯定，结论颇有启发价值。《郭璞〈游仙诗〉中的神仙世界与宗教思想》提出郭璞的《游仙诗》第三首和第九首中的神仙世界与宗教存想有关系，这是“诗人对其所参与的神仙道教的学道修仙活动”的自叙，反映了诗人对于神仙世界的向往和追求，落实在具体的修炼活动上。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而得出“郭璞《游仙诗》是学道修仙历程的‘自叙’”的结论，摆脱了传统的寄托主旨，显得更有新意。
敏锐的问题意识需要深厚的学养作基础，需要以勤于思考和探索作前提，这是学者进行科研活动的必备要素。在该书中，除以上提到的观点之外，《论神化历史化及其对于我国文化发展的巨大影响》《试论中国寓言的起源》《不同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北朝爱情诗》等文章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作者的问题意识。不仅如此，作者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细微的分析和阐释，形成一家之言。
研究精神
人文学科的本真与自然学科不同，评判标准也不同。如果科研活动所用到的方法和手段正确，得出的结论必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赵沛霖将研究对象放置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中，《〈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即肯定了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的关系，“改变了自50年代以来对它全面否定的错误倾向”（P163）。《〈诗经〉战争诗的历史真实性》一文，从历史的真实出发，分析揭示出反映周王朝与西北戎狄的战争诗充满沉痛的悲剧气氛，而反映周王朝与东南部战争的诗篇充满必胜的信念。这些认识都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结论客观公允。
学术视野的宏阔决定了看待问题的高度。《〈高唐赋〉〈神女赋〉的神女形象和主题思想》结合特定的宗教民俗文化背景，指出《高唐赋》中的神女是民间传说中带有原始神话特征的人物，具有“野性”美；《神女赋》中的神女是经过宋玉加工改造而成的集美貌端庄高洁于一身的形象。这就纠正了以往论者将两个形象视为同一人的错误认识，为正确认识作品的主题思想打开了另一条思路。《屈原悲剧结局的时代特征》从与屈原同时的楚国吴起、秦国商鞅等变法的结局说起，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分析屈原的结局不像商鞅等那样悲惨，因为他所坚持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抗秦派的爱国精神高涨，使得守旧的贵族不敢随心所欲地加害屈原。主观方面，屈原的“美政”理想与吴起、商鞅相比更具远见，他把“美政”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最终以身殉国。“屈原的结局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楚国的悲剧，同时也是楚国的耻辱”（P194），这个论断完全符合事实。有些文章《屈原在我国神话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庄子哲学观念的神话根源》读来有“心有戚戚焉”之感，也是阅读该书获得的心理愉悦。
该书中前半部分的文章多属于大文化背景下具体问题的分析，超越以往的传统认识和简单化的历史社会学分析，研究方法更能与研究对象相适应。对此，作者有充分的自觉意识。作者的学术成长立足于上世纪初的学术文化思潮，身处80年代文化热的学术背景，能够自觉摆脱50-70年代单纯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局限，运用多学科融合的优势，开拓出广阔的研究空间。新世纪以来，作者站在长期积淀起来的高度上对八朝三代文学予以延展研究，逐渐形成鲜明的研究特点，这也是其不断探索思考的结果。
现代价值
近些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讲好中国故事，建立文化自信。经典作品的现代解读必然带有当今社会的时代特征。《〈诗经〉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价值》指出，《诗经》作为华夏民族的文化元典，其现代价值体现在，能够加强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识，有助于建构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现代新文化；有助于彰显价值理性，端正价值取向；有助于提高对于和谐的认识，增强建设和谐社会的信心。《海外〈诗经〉研究对我们的启示》指出“韩国、日本学者通过挖掘《诗经》的伦理道德内涵，沟通了古典与现代，在现代人的心里‘复活’了历史和人文精神”，《诗经》人文精神的主旨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科技高度发展和“人文教育、人文精神缺失成为世界性的普遍问题的今天”（P171-172），这种精神有其永恒价值。再如《庄子自然观的历史进步性及其现代启示》指出，庄子认为人类是自然之子，必然“导致对自然的敬畏、亲近以及有节制地享用自然资源的理性态度”（P304），与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相比显然更具生存智慧。当今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完全证明了庄子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的意义和价值”，庄子所提出的问题“是超越时代、民族和地域的具有人类共同性的重大问题。”（P303）
作者认为，虽然学术交流的氛围已不存在障碍，但“学术上的封闭心态并没有完全破除”（P168），这必将会成为学术发展的桎梏。“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作者呼吁建立相应的世界性的学术观念。这样开放的学术眼光和兼容并包的胸襟值得年轻学人深思，我们更应该在世界性文化交流背景下加强对经典作品的现代解读。重读经典并不意味着迎合现实，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掘经典的现代价值。作者对人文精神的坚守，对传统经典予以现代化阐释的清流在当今世界显得尤为可贵。
赵沛霖的勤奋令人惊讶，该书中所收录的论文有三分之二是退休后的作品，让我们作后辈的深感惭愧。前辈的心无旁骛、勇于探索思考，始终坚持不懈、笔耕不辍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与深思。
（作者简介：宁宇，文学博士，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200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
问题意识
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所涉领域宽而广，不适宜简单概括，从何处切入显得尤为重要。赵沛霖对一些看似已经解决的问题有不同见解，从小问题入手予以精深钻探，并据此展开论证。如《两种人生观的抉择——关于〈离骚〉的中心主题和屈原精神》一文深入分析了屈原两种人生观：“‘上征求女’——儒家人生态度的艺术写照”和“‘远逝自疏’——道家人生态度的艺术写照”，这也是其后传统士人入世与出世两种人生态度的纠缠。在《关于曹植诗歌创作的两个问题》中，提出赠答诗由于“赠答的对象多属知己，便于抒写情怀，透露心迹，因而为考察诗人内心世界和心路历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视角”（P347），这样的切入视角具有启发意义。从这一角度来重新解读曹植的《送应氏》“步登北邙坂”，更突显其丰富的社会内容，比一般的赠答诗更有深度。
有些论文另辟蹊径，解决了学界看似陷入研究困境的问题，具有很高的创新价值。如《论阮籍的〈咏怀诗〉——出世思想与〈咏怀诗〉发展的三个阶段》以出世思想作为考察诗人心路历程的根据，将“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的阮籍诗歌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出世思想的萌生和初步形成，出世思想所引起的内心矛盾，对出世思想和人生态度的充分肯定，结论颇有启发价值。《郭璞〈游仙诗〉中的神仙世界与宗教思想》提出郭璞的《游仙诗》第三首和第九首中的神仙世界与宗教存想有关系，这是“诗人对其所参与的神仙道教的学道修仙活动”的自叙，反映了诗人对于神仙世界的向往和追求，落实在具体的修炼活动上。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而得出“郭璞《游仙诗》是学道修仙历程的‘自叙’”的结论，摆脱了传统的寄托主旨，显得更有新意。
敏锐的问题意识需要深厚的学养作基础，需要以勤于思考和探索作前提，这是学者进行科研活动的必备要素。在该书中，除以上提到的观点之外，《论神化历史化及其对于我国文化发展的巨大影响》《试论中国寓言的起源》《不同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北朝爱情诗》等文章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作者的问题意识。不仅如此，作者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细微的分析和阐释，形成一家之言。
研究精神
人文学科的本真与自然学科不同，评判标准也不同。如果科研活动所用到的方法和手段正确，得出的结论必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赵沛霖将研究对象放置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中，《〈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即肯定了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的关系，“改变了自50年代以来对它全面否定的错误倾向”（P163）。《〈诗经〉战争诗的历史真实性》一文，从历史的真实出发，分析揭示出反映周王朝与西北戎狄的战争诗充满沉痛的悲剧气氛，而反映周王朝与东南部战争的诗篇充满必胜的信念。这些认识都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结论客观公允。
学术视野的宏阔决定了看待问题的高度。《〈高唐赋〉〈神女赋〉的神女形象和主题思想》结合特定的宗教民俗文化背景，指出《高唐赋》中的神女是民间传说中带有原始神话特征的人物，具有“野性”美；《神女赋》中的神女是经过宋玉加工改造而成的集美貌端庄高洁于一身的形象。这就纠正了以往论者将两个形象视为同一人的错误认识，为正确认识作品的主题思想打开了另一条思路。《屈原悲剧结局的时代特征》从与屈原同时的楚国吴起、秦国商鞅等变法的结局说起，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分析屈原的结局不像商鞅等那样悲惨，因为他所坚持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抗秦派的爱国精神高涨，使得守旧的贵族不敢随心所欲地加害屈原。主观方面，屈原的“美政”理想与吴起、商鞅相比更具远见，他把“美政”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最终以身殉国。“屈原的结局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楚国的悲剧，同时也是楚国的耻辱”（P194），这个论断完全符合事实。有些文章《屈原在我国神话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庄子哲学观念的神话根源》读来有“心有戚戚焉”之感，也是阅读该书获得的心理愉悦。
该书中前半部分的文章多属于大文化背景下具体问题的分析，超越以往的传统认识和简单化的历史社会学分析，研究方法更能与研究对象相适应。对此，作者有充分的自觉意识。作者的学术成长立足于上世纪初的学术文化思潮，身处80年代文化热的学术背景，能够自觉摆脱50-70年代单纯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局限，运用多学科融合的优势，开拓出广阔的研究空间。新世纪以来，作者站在长期积淀起来的高度上对八朝三代文学予以延展研究，逐渐形成鲜明的研究特点，这也是其不断探索思考的结果。
现代价值
近些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讲好中国故事，建立文化自信。经典作品的现代解读必然带有当今社会的时代特征。《〈诗经〉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价值》指出，《诗经》作为华夏民族的文化元典，其现代价值体现在，能够加强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识，有助于建构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现代新文化；有助于彰显价值理性，端正价值取向；有助于提高对于和谐的认识，增强建设和谐社会的信心。《海外〈诗经〉研究对我们的启示》指出“韩国、日本学者通过挖掘《诗经》的伦理道德内涵，沟通了古典与现代，在现代人的心里‘复活’了历史和人文精神”，《诗经》人文精神的主旨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科技高度发展和“人文教育、人文精神缺失成为世界性的普遍问题的今天”（P171-172），这种精神有其永恒价值。再如《庄子自然观的历史进步性及其现代启示》指出，庄子认为人类是自然之子，必然“导致对自然的敬畏、亲近以及有节制地享用自然资源的理性态度”（P304），与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相比显然更具生存智慧。当今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完全证明了庄子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的意义和价值”，庄子所提出的问题“是超越时代、民族和地域的具有人类共同性的重大问题。”（P303）
作者认为，虽然学术交流的氛围已不存在障碍，但“学术上的封闭心态并没有完全破除”（P168），这必将会成为学术发展的桎梏。“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作者呼吁建立相应的世界性的学术观念。这样开放的学术眼光和兼容并包的胸襟值得年轻学人深思，我们更应该在世界性文化交流背景下加强对经典作品的现代解读。重读经典并不意味着迎合现实，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掘经典的现代价值。作者对人文精神的坚守，对传统经典予以现代化阐释的清流在当今世界显得尤为可贵。
赵沛霖的勤奋令人惊讶，该书中所收录的论文有三分之二是退休后的作品，让我们作后辈的深感惭愧。前辈的心无旁骛、勇于探索思考，始终坚持不懈、笔耕不辍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与深思。
（作者简介：宁宇，文学博士，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200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