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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恐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其实百年前的变革，中国还是走英国的道路更好些。英国体制和美国体制，同为代议制，都是民主制度，本无高下之分。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两千多年帝制的国家，保留君主制的外壳，恐怕更为适宜。都说中国是个伦理型的国度，传统伦理讲三纲五常和忠孝仁义，君主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一旦没有了君主，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都会摇晃。从伦理型国度转为法制型国家，需要一个很长的转型时期，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
共和制在当时就是大势所趋
但是，在辛亥革命的当口，考虑到转型平稳需要的人在中国并不多。只有袁世凯和他的某些幕僚，再就是接近英
国公使的某些外交界人士。革命党人自不必说，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建立一个美式的合众政府，虽然组成同盟会的前光复会中人，其实只在意排满，实行种族革命，但革命资格最老的兴中会的理想，他们都是接受的。国内外的立宪派人士，很多人之所以力主立宪，倒也不见得认为共和制就不行。在他们的心中，其实也承认美国体制的先进性。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建构的进化三世说，君主专制是据乱世，君主立宪是小康世，民主共和则是大同世。之所以要主张君主立宪，是因为当时的满清政府乐意改革，乐意配合，从而可以减少变革的阻力，避免革命暴力带来的破坏。如果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又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当清政府倒行逆施，大肆收权，把所有的权力和资源都收揽到满清贵族手里，被激得勃然大怒的立宪派，正好赶上了革命党人的革命，自然会愤而支持革命。这个时候，满人的皇位就无论如何都保不住了。现成的皇帝不中了，在汉人中另找一个，谈何容易。所以，君主立宪自然就没戏了。当时的名记者黄远生说，革命党很多人都有制度迷信，认为只要民主共和的招牌挂在了城门上，国家就可以魔幻般地立致富强。其实，不止革命党，立宪党人也未必就没有这样的迷信。既然已经革命了，该破坏都破坏了，还不如建一个更先进的制度。
共和制在今天看来，有点冒进，但在当时就是大势所趋。即使需要一个皇帝，也一时半会找不到这个皇帝。建立美国式的临时政府，不仅革命党高兴，立宪派也欣然同意，连袁世凯也是犹豫了一阵，只好认账。即使更为保守的汉人官僚们，在当时也没有表现出对清朝的留恋。革命进行中，没有人抵抗，也没人殉节。就连一些中兴名臣的后代，比如曾左李的后人，也大不了就是放弃职位，一走了之，绝没有人有为对他们深恩厚泽的朝廷尽点心力的意思。真正留恋清朝的遗老遗少，是在民国建立之后才出现的——因为他们发现了民国事没办好，从国家到社会的秩序，比晚清还要乱。更重要的是，民国由于国家力量太弱，没办法吸收这些遗老遗少，他们没有位置了。
历史恐怕永远没办法实践“正好”两个字，选取一条后人看来合适的道路走，走得又那么恰如其分。如果有所谓的恰如其分，像某些美国史学家论美国的开国史一样，恐怕都是后人编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选择了一条不适合自己的道路，选择了国人不适应的共和制，但中国人其实却只能将错就错。
某些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比如杨度，认为辛亥既然选错了，就应该修正回来。但在强人袁世凯手里，即使宣称君主立宪制，真正落到实处，君主没问题，但立宪就很难说，顶多回到新政时的清朝，实行二元君主制。所以，同样是君主立宪的倡导者，梁启超就不同意这样的修正，写出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雄文，专门跟洪宪帝制捣乱，而他的学生蔡锷则直接举起了反袁的义旗。
事实证明，在相当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已经信仰进化论的历史观的前提下，回到君主立宪，就等于开历史的倒车，就是复辟。即使袁世凯这样的强人，也依然搞不成，不仅搞不成，而且身败名裂。民主共和思想虽然未必已经深入人心，但掌握话语权的人，却不肯从民主共和后退半步，沉默的大多数在当时没有说话。
民国最大的困惑是无法建立秩序
专制不成，共和也不成，这是中国的现实。没有了君主，社会伦理在摇晃，整个社会也跟着摇晃。无论民国的北洋时期还是国民党时期，统治者最大的困惑是无法建立一个基于民主制度的秩序，哪怕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秩序。做了一省的督军，如果不兼任下面一个师的师长，很快就会被人架空，最终被赶走。同样，师长如果不兼任下面一个旅的旅长，命运也相类似。每次战争，对阵的大人物的失败，往往都非战之过也，大多是因为属下的背叛。国民党时期，这种情况也没有太大的转机，各个派别的战争，招降纳叛依然是主旋律。
曹汝霖回忆，说是袁世凯当总统之初，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经常有人迟到，一迟到就是很长时间。原因很简单，这些大佬们通宵聚赌。但身为总统的袁世凯，就是不敢动硬的，将几个首要分子给免了。没有了君主，效忠就出了问题，体制的严整和秩序感就难以建立。袁世凯之后第二个强人蒋介石，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重建秩序，但秩序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借捧孙中山，树立个人崇拜，效果不佳。借法西斯主义，鼓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更是没有用。最后的失败，与其说对手强大，不如说是因为内部的分崩离析。
在民主制度下，建立民主的秩序，也不是没有人尝试。北洋时期的两次国会选举，一些省份的联省自治，省宪的制定和选举，国民党时期的立宪国大，其实不能说都是假民主、假选举。很多政治强人，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陈炯明、赵恒惕甚至蒋介石，都不能说对民主共和完全没有感觉，他们一度也是想过尝试实践这个制度来的。可惜，他们的尝试都因为各种原因中途夭折。
一百年来中国的转型一直没有完成
将错就错很难，也很别扭，但又不得不将错就错。历史给中国人留下的选择，总是最难的题。显然，做最难做的题，必须得有更多的智慧和更多的耐心。但是，在丛林时代，列强环窥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古老而且文化悠久的大国之民，实在又很难有这样的耐心。急于翻身富强的欲望，每每驱使人们在受挫之际，就要改弦更张，寻找更为便捷的道路，抄小路走向富强。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150多年，而中国人做跨越式发展的梦，至少做了一百年，现在梦醒了没有，也很难说。多少代的当政者，都没有太多的耐心，即使台上的想有耐心，台下的人也不会同意。总有人倾向于用更激进的变革甚至革命来迅速改变中国面貌，一个革命完了，下一个就在等着了。
将错就错之后，国民的启蒙和教育，任务就更加艰巨。但是，肯做这样工作的知识分子，却不多见。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很多人居然认为，既然革命成功，启蒙就不需要了。原来各地雨后春笋般的俗话报、白话报、读报亭，都消失了。为了启蒙而兴盛的小说戏剧，上演的文明戏，都退潮了。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的启蒙才重新开始，但规模却远没有晚清那么大，而且由于白话文运动走错了方向，以至于启蒙的效果并不大好。中国需要更多的教育家，但偏多革命家。直到今天，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文化，跟民主宪政的要求还是差得很远。
辛亥革命之后，共和制在中国已经建立了一百年，但是中国的转型却一直没有完成。将错就错一百年，我们也没有把这个错顺过来。君主立宪早就不可能了。唯一的选择，是沿着民主共和的道路往前走。题目再难，也得做，耐心去做，有智慧地做。这是中国人的天命，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共和制在当时就是大势所趋
但是，在辛亥革命的当口，考虑到转型平稳需要的人在中国并不多。只有袁世凯和他的某些幕僚，再就是接近英
国公使的某些外交界人士。革命党人自不必说，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建立一个美式的合众政府，虽然组成同盟会的前光复会中人，其实只在意排满，实行种族革命，但革命资格最老的兴中会的理想，他们都是接受的。国内外的立宪派人士，很多人之所以力主立宪，倒也不见得认为共和制就不行。在他们的心中，其实也承认美国体制的先进性。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建构的进化三世说，君主专制是据乱世，君主立宪是小康世，民主共和则是大同世。之所以要主张君主立宪，是因为当时的满清政府乐意改革，乐意配合，从而可以减少变革的阻力，避免革命暴力带来的破坏。如果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又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当清政府倒行逆施，大肆收权，把所有的权力和资源都收揽到满清贵族手里，被激得勃然大怒的立宪派，正好赶上了革命党人的革命，自然会愤而支持革命。这个时候，满人的皇位就无论如何都保不住了。现成的皇帝不中了，在汉人中另找一个，谈何容易。所以，君主立宪自然就没戏了。当时的名记者黄远生说，革命党很多人都有制度迷信，认为只要民主共和的招牌挂在了城门上，国家就可以魔幻般地立致富强。其实，不止革命党，立宪党人也未必就没有这样的迷信。既然已经革命了，该破坏都破坏了，还不如建一个更先进的制度。
共和制在今天看来，有点冒进，但在当时就是大势所趋。即使需要一个皇帝，也一时半会找不到这个皇帝。建立美国式的临时政府，不仅革命党高兴，立宪派也欣然同意，连袁世凯也是犹豫了一阵，只好认账。即使更为保守的汉人官僚们，在当时也没有表现出对清朝的留恋。革命进行中，没有人抵抗，也没人殉节。就连一些中兴名臣的后代，比如曾左李的后人，也大不了就是放弃职位，一走了之，绝没有人有为对他们深恩厚泽的朝廷尽点心力的意思。真正留恋清朝的遗老遗少，是在民国建立之后才出现的——因为他们发现了民国事没办好，从国家到社会的秩序，比晚清还要乱。更重要的是，民国由于国家力量太弱，没办法吸收这些遗老遗少，他们没有位置了。
历史恐怕永远没办法实践“正好”两个字，选取一条后人看来合适的道路走，走得又那么恰如其分。如果有所谓的恰如其分，像某些美国史学家论美国的开国史一样，恐怕都是后人编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选择了一条不适合自己的道路，选择了国人不适应的共和制，但中国人其实却只能将错就错。
某些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比如杨度，认为辛亥既然选错了，就应该修正回来。但在强人袁世凯手里，即使宣称君主立宪制，真正落到实处，君主没问题，但立宪就很难说，顶多回到新政时的清朝，实行二元君主制。所以，同样是君主立宪的倡导者，梁启超就不同意这样的修正，写出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雄文，专门跟洪宪帝制捣乱，而他的学生蔡锷则直接举起了反袁的义旗。
事实证明，在相当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已经信仰进化论的历史观的前提下，回到君主立宪，就等于开历史的倒车，就是复辟。即使袁世凯这样的强人，也依然搞不成，不仅搞不成，而且身败名裂。民主共和思想虽然未必已经深入人心，但掌握话语权的人，却不肯从民主共和后退半步，沉默的大多数在当时没有说话。
民国最大的困惑是无法建立秩序
专制不成，共和也不成，这是中国的现实。没有了君主，社会伦理在摇晃，整个社会也跟着摇晃。无论民国的北洋时期还是国民党时期，统治者最大的困惑是无法建立一个基于民主制度的秩序，哪怕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秩序。做了一省的督军，如果不兼任下面一个师的师长，很快就会被人架空，最终被赶走。同样，师长如果不兼任下面一个旅的旅长，命运也相类似。每次战争，对阵的大人物的失败，往往都非战之过也，大多是因为属下的背叛。国民党时期，这种情况也没有太大的转机，各个派别的战争，招降纳叛依然是主旋律。
曹汝霖回忆，说是袁世凯当总统之初，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经常有人迟到，一迟到就是很长时间。原因很简单，这些大佬们通宵聚赌。但身为总统的袁世凯，就是不敢动硬的，将几个首要分子给免了。没有了君主，效忠就出了问题，体制的严整和秩序感就难以建立。袁世凯之后第二个强人蒋介石，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重建秩序，但秩序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借捧孙中山，树立个人崇拜，效果不佳。借法西斯主义，鼓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更是没有用。最后的失败，与其说对手强大，不如说是因为内部的分崩离析。
在民主制度下，建立民主的秩序，也不是没有人尝试。北洋时期的两次国会选举，一些省份的联省自治，省宪的制定和选举，国民党时期的立宪国大，其实不能说都是假民主、假选举。很多政治强人，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陈炯明、赵恒惕甚至蒋介石，都不能说对民主共和完全没有感觉，他们一度也是想过尝试实践这个制度来的。可惜，他们的尝试都因为各种原因中途夭折。
一百年来中国的转型一直没有完成
将错就错很难，也很别扭，但又不得不将错就错。历史给中国人留下的选择，总是最难的题。显然，做最难做的题，必须得有更多的智慧和更多的耐心。但是，在丛林时代，列强环窥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古老而且文化悠久的大国之民，实在又很难有这样的耐心。急于翻身富强的欲望，每每驱使人们在受挫之际，就要改弦更张，寻找更为便捷的道路，抄小路走向富强。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150多年，而中国人做跨越式发展的梦，至少做了一百年，现在梦醒了没有，也很难说。多少代的当政者，都没有太多的耐心，即使台上的想有耐心，台下的人也不会同意。总有人倾向于用更激进的变革甚至革命来迅速改变中国面貌，一个革命完了，下一个就在等着了。
将错就错之后，国民的启蒙和教育，任务就更加艰巨。但是，肯做这样工作的知识分子，却不多见。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很多人居然认为，既然革命成功，启蒙就不需要了。原来各地雨后春笋般的俗话报、白话报、读报亭，都消失了。为了启蒙而兴盛的小说戏剧，上演的文明戏，都退潮了。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的启蒙才重新开始，但规模却远没有晚清那么大，而且由于白话文运动走错了方向，以至于启蒙的效果并不大好。中国需要更多的教育家，但偏多革命家。直到今天，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文化，跟民主宪政的要求还是差得很远。
辛亥革命之后，共和制在中国已经建立了一百年，但是中国的转型却一直没有完成。将错就错一百年，我们也没有把这个错顺过来。君主立宪早就不可能了。唯一的选择，是沿着民主共和的道路往前走。题目再难，也得做，耐心去做，有智慧地做。这是中国人的天命，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逃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