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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7-17
作者简介：王春梅，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南京市委党校讲师。（南京/210093）
摘 要：通过对415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被试大学生的家庭背景、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态度的测量和部分学生的访谈发现：家庭收入差异对学生的学业态度无显著的影响；母亲的学历对学生的学业态度中的内生动机因素有着显著的影响；父母在文化程度、职业上的交互作用对学生的学业态度影响显著；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学生的学业态度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根据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得出如下结论：改变学生学业态度的主要路径在于重视对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的挖掘，使其充分认识知识的价值，激发其自我效能感；同时也要注重外部因素的影响，即家庭的文化资本的作用，特别是父母的协同参与所起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家庭背景；自我效能；学业态度；中外合作办学
一、问题的提出
中外合作办学是大学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国内的大学纷纷选择与国外大学进行合作办学，但随之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对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而言，他们的学业态度与普通高校在校生有着明显差异，很多学生对学习都没有兴趣，厌学情况比较严重。这给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也影响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质量和声誉。由此可见，加强对这类学生的引导和管理，转变这些学生的学业不良状况，成为提高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质量的一个重要且紧迫的问题。
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收费标准比国内普通大学的收费标准要高出4倍以上，所以有能力选择国际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一般都来自家境相对富裕、父母经济实力较强的家庭。那么，家境富裕与否是否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进一步地，父母的职业、学历等是否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对自我学习的效能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其学业态度之间是否存在紧密的关联？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为学校改进学生管理和提高办学质量提供实证的支持。
学业态度是指学习者对待学习的比较稳定的具有选择性的反映倾向，是在学习活动中影响个体学习行为的内部状态，是由学习者的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和意向因素构成的一种互相关联的统一体。[1]本研究所界定的学业态度指学习者对待学业知识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对待学习活动的基本动机指向，即是一种知识价值观和学习动机的综合体。目前，有关学生学业态度的研究并不多。现有的文献主要是以普通高校的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如张俊珍（2011）的“工科大学生学习态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姜梅等（2011）的 “云南高校农村生源学生英语学习态度和动机的实证研究”等；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学生自身的一些因素方面，如王爱平等（2005）的“学习焦虑、学习态度和投入动机与学业成绩关系的研究”、杜仪方（2011）的“法学教育中学生态度、方法和成绩之间的关系”等。综上可见，在研究对象上，现有的研究尚缺少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的学习态度的深入分析；在研究内容上，现有的研究也没有从家庭背景等各种外部因素的视角，对学习态度、自我效能感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基于此，本研究将从学生自身和家庭背景这两个维度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的学业态度进行分析研究，以探究影响这一特定群体的自我效能感、学习态度的各种因素，并为后续的教育对策提供启示。需要补充的是，本文将从知识价值观和学习动机两个维度来测量学生的学习态度，从家庭经济收入、父母学历、父母职业等三个维度来测量学生的家庭背景。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假设
（一）被试
选取某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二、三年级会计、传媒、商科、酒店管理、国际贸易、金融等6个专业的全部475名学生进行了测试，共发出问卷475份，收回问卷452份，其中有效问卷415份，回收率为95%。被试学生中男生有250名（占答卷人数的55%），女生202名（占答卷人数的45%）；二年级232人（占答卷人数的51%），三年级220人（占答卷人数的49%）。
（二）测量工具
本课题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调查问卷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学生家庭背景信息的测量，包括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教育背景、教养方式、家庭收入等；第二部分是对学生自我效能感的测量；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是对学生学业态度的测量，其中，第三部分是对学生知识价值观的测量，第四部分是对学生学习动机的测量。
本研究第二部分改编了由Schwarzer等人编制、由王才康等人（2001）翻译修订的中文版“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2]，经检测，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7。第三部分对边涛编制的“知识价值观量表”进行了改编[3]，用 30道题对学生的知识价值观（从目标价值与工具价值维度）进行划分测量。目标价值是指学生以掌握知识本身作为学习目标的价值观。工具价值是指学生为了自身发展需要而掌握知识的价值观。经检测，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2。本研究第四部分借用美国研究者Amabile等人编制的“工作（学习）动机量表” 进行调查[4]，共30个项目，测量内生动机和外生动机两个维度。内生动机测量学生是否因对学习本身感兴趣而参与学习。外生动机测量学生的学习行为是否由外部诱因所引起，学生是否对学习所带来的结果感兴趣。经过试测，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1。
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访谈法对学生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为了合理解释定量研究的结果，我们通过半结构式的访谈从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教育方式和家庭氛围等角度来对学生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分析家庭背景、自我效能感和学生学业态度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假设
假设1：家庭收入水平影响学生的学业态度。
假设2：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态度显著相关。
假设3：父母亲良好的沟通和协调能显著影响的学生学业态度。
（四）调查过程与数据处理
本调查的过程中，先在指导教师的引导下，在部分学生中进行试测，经过适当的调整和修订，并确定对内容无异议后，由学生辅导员分期分批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完成整个答题过程约需30～45分钟。本研究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19统计软件对所搜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学生的家庭背景
学生的家庭背景的测量是从父母的学历、职业和家庭收入等维度来进行的。其中父母的学历分为博士、硕士、本科、大专、高中及以下、其它等6组；父母的职业分为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自办企业、无业、其它等6组；学生的家庭收入分为家庭年收入<10万元、50万元<家庭年收入<10万元、100万元<家庭年收入<50万元、家庭年收入>100万元、其他。
测量数据显示：父亲受教育程度中以本科生的人数最多，占总数的43.1%；其次是高中学历，占了总数的30.1%，二者合计占了总数的73.2%，也就是说学生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并不太高；选择博士和其他的人数最少，各占总数的2.4%。母亲受教育程度中高中学历人数最多，占总数的42.9%；其次是本科学历人数，为总数的30.6%，二者合计占总数的73.5%；博士学历的人数最少，占总数的0.7%。从总体上看，父母双方的受教育程度相当，但是受硕士以上高层次学历教育的父母的比例均不高，父亲略高于母亲。
从职业分布来看，选择父母自办企业的人数最多，分别为40.2%和26.5%；其次是在企业工作的父亲和在事业单位工作的母亲。结合学生的家庭年收入数据可以看出，因为学生家长中拥有自办企业的居多，所以学生的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到50万元之间的占到了43.1%，远远高于南京市的平均收入水平。这是学生选择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经济基础。
（二）家庭收入对学生学业态度的影响
首先测量家庭收入水平这个变量对学生的学业态度是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学业态度从学生知识价值观、学习动机两个维度进行测量，其中学生的知识价值观又分为工具价值和目标价值两个因素；学习动机分为内生动机和外生动机两个因素。方差齐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因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均大于0.05，表明方差齐性，运用方差检验的假设成立。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统计的研究结果如下（见表1）。
从表1统计数据来看，学习态度的4个因子工具价值、目标价值、内生动机、外生动机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275、0.15、0.194和0.629，均大于0.05。这说明，方差检验的零假设成立，被试学生在家庭收入变量上没有显著的差异。
（三）父母文化程度对学生学习态度的影响
父母的文化程度对学生学业态度的影响是通过对父亲学历和母亲学历这两个自变量进行分组测量得出的，即将父母的学历分为博士、硕士、本科、大专、高中、初中及以下等六个组并对其进行方差齐性检验。
运用多因素方差检验得出的如下数据（见表2）。
从表2可以发现，父亲的学历差异对学生的学业态度不存在主效应，但是母亲的学历差异对学生学业态度中内生动机这一因子影响很显著。因此我们通过事后检验对母亲学历差异对学生学业态度的影响作了进一步分析，发现高学历的母亲（博士、硕士、本科、大专学历）与低学历的母亲（初中及以下学历）对学生的学业态度中内生动机这一因素的影响存在着显著差异。这说明母亲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学生对学习的认知和态度。
此外，父亲学历和母亲学历在目标价值上存在交互效应。经事后检验发现，在父亲学历一定的情况下，母亲学历的差异会对学生的学业态度中目标价值这一因子产生明显影响，而且这种差异具有普遍性，在父亲为博士学历、硕士学历和大专学历的不同类型中均存在。这也与前面母亲对孩子的内生动机的影响显著的结果相呼应，说明在对学生的教育中父亲对孩子的影响与母亲的配合和理解有关，若母亲的学历高，则父亲的影响力能得到体现，反之则不然。
（四）父母职业对学生学业态度的影响
父母职业对学生学业态度的影响是通过对父亲职业和母亲职业这两个自变量进行分组测量得出的。本研究将父母的职业分为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自办企业、无业、其它等六组。
运用多因素方差检验得出如下数据（见表3）。
从表3中的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父亲的职业不存在主效应，母亲的职业也不存在主效应，但是父亲和母亲的职业之间存在着交互效应。因此我们通过对交互效应的事后检验发现在下列职业组合的父母间在对学生的目标价值的影响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见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差异主要发生在父母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组合1与母亲是企业或无业的组合2之间，反映出在这两类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学生家长对学生目标价值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也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实，即机关事业单位等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阶层的父母和职业为企业、无业人员的父母在对学生的目标价值的影响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些差距也显著地影响了学生的学业态度。结合前面得出的父母学历上的交互作用对学生的目标价值产生显著差异，两个结论综合起来可以再次证明是家庭背景中的文化因素对学生的学业态度产生影响，而非经济因素。
（五）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态度的相关分析
本文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对学生的自我效能与学业态度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学生的学业态度的各因子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中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知识价值观的两个因素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而与学习动机的两个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这说明学生更相信自已的能力，没有充分认识到知识对其人生的价值。这是影响学生学业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动机的两个因素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一方面说明学生的学业态度主要取决于自身，内生动机的相关性要大于外生动机；另一方面也与前面的结论相互印证，说明家庭背景中父母的影响一旦内化在学生的自我意识中，会显著地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业态度。
四、总结与讨论
为了更好地解释数据的结论，我们对部分学生做了访谈，并结合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以上结论作进一步的讨论。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论，所谓文化资本是指知识的类型、技能、教育及任何一种个人可以让他自己在社会上获得较高地位的优势。[5]家庭背景中父母的学历、职业经历、教养方式、家庭环境等因素都是文化资本中的一部分。 （一）家庭收入水平对学生学业态度的影响没有显著性
这个结论似乎与我们的常识相悖。从学生访谈中得知，在学生目前就读该学校的主要原因排序中，首选是父母的期望；其次是一些实用性的目的，如为了就读国外学校、为了能找到好的工作等等；最后才是想学习知识、喜欢目前就读学校的氛围。
从这些访谈内容中可以看出，家长的经济收入较高，能为学生进入中外办学项目学习提供经济支持。因为一般中外合作项目的学费较贵，报考人数相对少，录取的竞争压力比普通高校要低，但是有和普通高校学生同等甚至更好的学习环境。所以家庭的收入水平是这些学生选择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重要原因。
但是收入水平并不能代替学生自己的主观努力和认知，因为这种学习环境并不是他们的主动选择，学生客观上处于被学习的境地。访谈中我们也了解到时学生的消费习惯：每月的生活费除去基本的生活开支外，大多用于朋友聚会与交往、买衣服、化妆品，用于购买学习用品的支出最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学生并不注重学习的投入，对学习没有太多的兴趣。由此可见，家庭的经济资本并不会直接转换成文化资本。
（二）母亲的学历对学生的学业态度有显著影响
数据显示，硕士、本科、大专学历的母亲均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母亲在内生动机这个因素水平上有着显著的差异。大专学历的母亲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母亲在知识价值观的工具价值这一个因素水平对学生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一点可以从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得到解释。布尔迪厄认为身体形态文化资本通常指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品位等文化产物。身体形态文化资本的积累需要漫长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它最终也只能体现于特定的个体身上。父母传递给孩子的可以使他们易于成功的态度及知识就是一种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所以学历较高的母亲相对学历较低的母亲有更多的可以向孩子传递进而影响学生的内生动机的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这也证明了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是历史积累的结果的观点。
（三）父母的交互作用对学生的学业态度有显著影响
数据发现，父亲这个角色无论是在学历还是在职业上从单因素来看均不会对学生的学业态度中的目标价值因素产生影响，但是父母学历的交互效应和父母职业的交互效应却都对目标价值这个因素有着显著的影响。从布尔迪厄的理论来分析，家庭是文化资本最初最主要的再生产场所，在充分反映父母文化素养和兴趣爱好的家庭环境中，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将成为孩子们竭力仿效的对象。孩子们正是通过这种无意识的模仿行为继承父母的文化资本并将其身体化的。
然而现实中，父亲大多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任，以事业为主在外打拚，而母亲则会更多的关注家庭和孩子。所以父亲对孩子的管教和影响大多要通过母亲来传递。在这种情形下，父母之间的互动和沟能协调就非常重要，只有父母双方共同努力进行教育才会对学生的学业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在这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的家庭中，父亲自己开公司的人数比例较高，他们平时工作很忙，很少有时间管教孩子，教育孩子的任务更多地落在了母亲的身上，母亲的文化资本在孩子的发展和家庭文化资本的传承中的作用就举足轻重。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现实中家庭传递的文化资本不仅取决于在居住共同体中可支配的文化资本的意义，而且取决于在家庭中有多少可供使用的时间（特别是母亲的自由时间） 以使文化资本的传递成为可能。
（四）自我效能感与学生学业态度显著相关
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实际上是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进行某一行为的主观判断，是从学生内在感知出发来做的一种观察。从访谈的结果来看，学生们大多比较自信，对自己的能力相对乐观，近85%的学生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困难、解决问题。从该数据我们也可推论，一是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学生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学习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也没有产生要去解决问题的冲动。二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学生具有比较积极的学业态度，一旦学生真正对学习产生兴趣，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那么学习表现和成绩的改善是可以期待的。这些结论都为我们改进学生的管理提供了信息和数据支持。
本研究表明，学生的内生动机较高，有近90%的学生比较自信，对自己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都有信心去解决，注重内心的感受，愿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太在意外界的评价。与此同时，学生因外生动机而引起的满足感却相对低一些，在85%左右。这就说明，由于家庭条件较好，来自外在的一般的诱惑很难让他们有深刻的满足，他们也不是十分在意外在的评价和认可。这给学生管理提供了一个信息，学生不满足于物质的和安全层次的需要，管理者应转而从情感和归属的需求角度来有针对性地满足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从而使管理高效和有序。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行动者既不是由外部起因决定的物质的粒子，也不是执行一种完全理性的内部行动计划的、只受内部原因引导的单子。社会行动者是历史的产物，是整个社会场的历史的产物，是特别的次场内某条通道中积累的体验的历史的产物。” [6] 所以，改变学业态度不良学生的路径主要是，重视对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的挖掘，找到学生潜在的爱好和兴趣，激发其自我效能感；寻求其父母的协同参与，提升家庭对学生学业态度的积极促进作用。总之，通过内外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协调关联，管理者就能找到有效的管理策略来更好地改进学生学业态度，并最终达到提升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质量的愿景目标。
参考文献：
[1]陶德清.学习态度的理论与研究[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69.
[2]王学成等.大学生的学习观及其与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的关系[J].心理科学，2008（3）.
[3]边涛等.学习心理测评[M].中国物资出版社，2006.1.
[4]池丽萍等.大学生学习动机的测量及其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2）.
[5]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炼金术[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5.
[6][法]布尔迪约等.再生产[M].商务印书馆，2002.12.
作者简介：王春梅，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南京市委党校讲师。（南京/210093）
摘 要：通过对415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被试大学生的家庭背景、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态度的测量和部分学生的访谈发现：家庭收入差异对学生的学业态度无显著的影响；母亲的学历对学生的学业态度中的内生动机因素有着显著的影响；父母在文化程度、职业上的交互作用对学生的学业态度影响显著；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学生的学业态度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根据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得出如下结论：改变学生学业态度的主要路径在于重视对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的挖掘，使其充分认识知识的价值，激发其自我效能感；同时也要注重外部因素的影响，即家庭的文化资本的作用，特别是父母的协同参与所起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家庭背景；自我效能；学业态度；中外合作办学
一、问题的提出
中外合作办学是大学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国内的大学纷纷选择与国外大学进行合作办学，但随之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对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而言，他们的学业态度与普通高校在校生有着明显差异，很多学生对学习都没有兴趣，厌学情况比较严重。这给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也影响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质量和声誉。由此可见，加强对这类学生的引导和管理，转变这些学生的学业不良状况，成为提高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质量的一个重要且紧迫的问题。
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收费标准比国内普通大学的收费标准要高出4倍以上，所以有能力选择国际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一般都来自家境相对富裕、父母经济实力较强的家庭。那么，家境富裕与否是否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进一步地，父母的职业、学历等是否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对自我学习的效能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其学业态度之间是否存在紧密的关联？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为学校改进学生管理和提高办学质量提供实证的支持。
学业态度是指学习者对待学习的比较稳定的具有选择性的反映倾向，是在学习活动中影响个体学习行为的内部状态，是由学习者的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和意向因素构成的一种互相关联的统一体。[1]本研究所界定的学业态度指学习者对待学业知识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对待学习活动的基本动机指向，即是一种知识价值观和学习动机的综合体。目前，有关学生学业态度的研究并不多。现有的文献主要是以普通高校的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如张俊珍（2011）的“工科大学生学习态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姜梅等（2011）的 “云南高校农村生源学生英语学习态度和动机的实证研究”等；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学生自身的一些因素方面，如王爱平等（2005）的“学习焦虑、学习态度和投入动机与学业成绩关系的研究”、杜仪方（2011）的“法学教育中学生态度、方法和成绩之间的关系”等。综上可见，在研究对象上，现有的研究尚缺少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的学习态度的深入分析；在研究内容上，现有的研究也没有从家庭背景等各种外部因素的视角，对学习态度、自我效能感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基于此，本研究将从学生自身和家庭背景这两个维度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的学业态度进行分析研究，以探究影响这一特定群体的自我效能感、学习态度的各种因素，并为后续的教育对策提供启示。需要补充的是，本文将从知识价值观和学习动机两个维度来测量学生的学习态度，从家庭经济收入、父母学历、父母职业等三个维度来测量学生的家庭背景。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假设
（一）被试
选取某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二、三年级会计、传媒、商科、酒店管理、国际贸易、金融等6个专业的全部475名学生进行了测试，共发出问卷475份，收回问卷452份，其中有效问卷415份，回收率为95%。被试学生中男生有250名（占答卷人数的55%），女生202名（占答卷人数的45%）；二年级232人（占答卷人数的51%），三年级220人（占答卷人数的49%）。
（二）测量工具
本课题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调查问卷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学生家庭背景信息的测量，包括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教育背景、教养方式、家庭收入等；第二部分是对学生自我效能感的测量；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是对学生学业态度的测量，其中，第三部分是对学生知识价值观的测量，第四部分是对学生学习动机的测量。
本研究第二部分改编了由Schwarzer等人编制、由王才康等人（2001）翻译修订的中文版“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2]，经检测，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7。第三部分对边涛编制的“知识价值观量表”进行了改编[3]，用 30道题对学生的知识价值观（从目标价值与工具价值维度）进行划分测量。目标价值是指学生以掌握知识本身作为学习目标的价值观。工具价值是指学生为了自身发展需要而掌握知识的价值观。经检测，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2。本研究第四部分借用美国研究者Amabile等人编制的“工作（学习）动机量表” 进行调查[4]，共30个项目，测量内生动机和外生动机两个维度。内生动机测量学生是否因对学习本身感兴趣而参与学习。外生动机测量学生的学习行为是否由外部诱因所引起，学生是否对学习所带来的结果感兴趣。经过试测，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81。
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访谈法对学生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为了合理解释定量研究的结果，我们通过半结构式的访谈从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教育方式和家庭氛围等角度来对学生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分析家庭背景、自我效能感和学生学业态度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假设
假设1：家庭收入水平影响学生的学业态度。
假设2：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态度显著相关。
假设3：父母亲良好的沟通和协调能显著影响的学生学业态度。
（四）调查过程与数据处理
本调查的过程中，先在指导教师的引导下，在部分学生中进行试测，经过适当的调整和修订，并确定对内容无异议后，由学生辅导员分期分批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完成整个答题过程约需30～45分钟。本研究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19统计软件对所搜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学生的家庭背景
学生的家庭背景的测量是从父母的学历、职业和家庭收入等维度来进行的。其中父母的学历分为博士、硕士、本科、大专、高中及以下、其它等6组；父母的职业分为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自办企业、无业、其它等6组；学生的家庭收入分为家庭年收入<10万元、50万元<家庭年收入<10万元、100万元<家庭年收入<50万元、家庭年收入>100万元、其他。
测量数据显示：父亲受教育程度中以本科生的人数最多，占总数的43.1%；其次是高中学历，占了总数的30.1%，二者合计占了总数的73.2%，也就是说学生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并不太高；选择博士和其他的人数最少，各占总数的2.4%。母亲受教育程度中高中学历人数最多，占总数的42.9%；其次是本科学历人数，为总数的30.6%，二者合计占总数的73.5%；博士学历的人数最少，占总数的0.7%。从总体上看，父母双方的受教育程度相当，但是受硕士以上高层次学历教育的父母的比例均不高，父亲略高于母亲。
从职业分布来看，选择父母自办企业的人数最多，分别为40.2%和26.5%；其次是在企业工作的父亲和在事业单位工作的母亲。结合学生的家庭年收入数据可以看出，因为学生家长中拥有自办企业的居多，所以学生的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到50万元之间的占到了43.1%，远远高于南京市的平均收入水平。这是学生选择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经济基础。
（二）家庭收入对学生学业态度的影响
首先测量家庭收入水平这个变量对学生的学业态度是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学业态度从学生知识价值观、学习动机两个维度进行测量，其中学生的知识价值观又分为工具价值和目标价值两个因素；学习动机分为内生动机和外生动机两个因素。方差齐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因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均大于0.05，表明方差齐性，运用方差检验的假设成立。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统计的研究结果如下（见表1）。
从表1统计数据来看，学习态度的4个因子工具价值、目标价值、内生动机、外生动机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275、0.15、0.194和0.629，均大于0.05。这说明，方差检验的零假设成立，被试学生在家庭收入变量上没有显著的差异。
（三）父母文化程度对学生学习态度的影响
父母的文化程度对学生学业态度的影响是通过对父亲学历和母亲学历这两个自变量进行分组测量得出的，即将父母的学历分为博士、硕士、本科、大专、高中、初中及以下等六个组并对其进行方差齐性检验。
运用多因素方差检验得出的如下数据（见表2）。
从表2可以发现，父亲的学历差异对学生的学业态度不存在主效应，但是母亲的学历差异对学生学业态度中内生动机这一因子影响很显著。因此我们通过事后检验对母亲学历差异对学生学业态度的影响作了进一步分析，发现高学历的母亲（博士、硕士、本科、大专学历）与低学历的母亲（初中及以下学历）对学生的学业态度中内生动机这一因素的影响存在着显著差异。这说明母亲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学生对学习的认知和态度。
此外，父亲学历和母亲学历在目标价值上存在交互效应。经事后检验发现，在父亲学历一定的情况下，母亲学历的差异会对学生的学业态度中目标价值这一因子产生明显影响，而且这种差异具有普遍性，在父亲为博士学历、硕士学历和大专学历的不同类型中均存在。这也与前面母亲对孩子的内生动机的影响显著的结果相呼应，说明在对学生的教育中父亲对孩子的影响与母亲的配合和理解有关，若母亲的学历高，则父亲的影响力能得到体现，反之则不然。
（四）父母职业对学生学业态度的影响
父母职业对学生学业态度的影响是通过对父亲职业和母亲职业这两个自变量进行分组测量得出的。本研究将父母的职业分为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自办企业、无业、其它等六组。
运用多因素方差检验得出如下数据（见表3）。
从表3中的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父亲的职业不存在主效应，母亲的职业也不存在主效应，但是父亲和母亲的职业之间存在着交互效应。因此我们通过对交互效应的事后检验发现在下列职业组合的父母间在对学生的目标价值的影响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见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差异主要发生在父母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组合1与母亲是企业或无业的组合2之间，反映出在这两类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学生家长对学生目标价值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也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实，即机关事业单位等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阶层的父母和职业为企业、无业人员的父母在对学生的目标价值的影响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些差距也显著地影响了学生的学业态度。结合前面得出的父母学历上的交互作用对学生的目标价值产生显著差异，两个结论综合起来可以再次证明是家庭背景中的文化因素对学生的学业态度产生影响，而非经济因素。
（五）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态度的相关分析
本文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对学生的自我效能与学业态度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学生的学业态度的各因子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中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知识价值观的两个因素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而与学习动机的两个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这说明学生更相信自已的能力，没有充分认识到知识对其人生的价值。这是影响学生学业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与学习动机的两个因素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一方面说明学生的学业态度主要取决于自身，内生动机的相关性要大于外生动机；另一方面也与前面的结论相互印证，说明家庭背景中父母的影响一旦内化在学生的自我意识中，会显著地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业态度。
四、总结与讨论
为了更好地解释数据的结论，我们对部分学生做了访谈，并结合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以上结论作进一步的讨论。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论，所谓文化资本是指知识的类型、技能、教育及任何一种个人可以让他自己在社会上获得较高地位的优势。[5]家庭背景中父母的学历、职业经历、教养方式、家庭环境等因素都是文化资本中的一部分。 （一）家庭收入水平对学生学业态度的影响没有显著性
这个结论似乎与我们的常识相悖。从学生访谈中得知，在学生目前就读该学校的主要原因排序中，首选是父母的期望；其次是一些实用性的目的，如为了就读国外学校、为了能找到好的工作等等；最后才是想学习知识、喜欢目前就读学校的氛围。
从这些访谈内容中可以看出，家长的经济收入较高，能为学生进入中外办学项目学习提供经济支持。因为一般中外合作项目的学费较贵，报考人数相对少，录取的竞争压力比普通高校要低，但是有和普通高校学生同等甚至更好的学习环境。所以家庭的收入水平是这些学生选择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重要原因。
但是收入水平并不能代替学生自己的主观努力和认知，因为这种学习环境并不是他们的主动选择，学生客观上处于被学习的境地。访谈中我们也了解到时学生的消费习惯：每月的生活费除去基本的生活开支外，大多用于朋友聚会与交往、买衣服、化妆品，用于购买学习用品的支出最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学生并不注重学习的投入，对学习没有太多的兴趣。由此可见，家庭的经济资本并不会直接转换成文化资本。
（二）母亲的学历对学生的学业态度有显著影响
数据显示，硕士、本科、大专学历的母亲均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母亲在内生动机这个因素水平上有着显著的差异。大专学历的母亲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母亲在知识价值观的工具价值这一个因素水平对学生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一点可以从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得到解释。布尔迪厄认为身体形态文化资本通常指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品位等文化产物。身体形态文化资本的积累需要漫长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它最终也只能体现于特定的个体身上。父母传递给孩子的可以使他们易于成功的态度及知识就是一种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所以学历较高的母亲相对学历较低的母亲有更多的可以向孩子传递进而影响学生的内生动机的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这也证明了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是历史积累的结果的观点。
（三）父母的交互作用对学生的学业态度有显著影响
数据发现，父亲这个角色无论是在学历还是在职业上从单因素来看均不会对学生的学业态度中的目标价值因素产生影响，但是父母学历的交互效应和父母职业的交互效应却都对目标价值这个因素有着显著的影响。从布尔迪厄的理论来分析，家庭是文化资本最初最主要的再生产场所，在充分反映父母文化素养和兴趣爱好的家庭环境中，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将成为孩子们竭力仿效的对象。孩子们正是通过这种无意识的模仿行为继承父母的文化资本并将其身体化的。
然而现实中，父亲大多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任，以事业为主在外打拚，而母亲则会更多的关注家庭和孩子。所以父亲对孩子的管教和影响大多要通过母亲来传递。在这种情形下，父母之间的互动和沟能协调就非常重要，只有父母双方共同努力进行教育才会对学生的学业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在这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的家庭中，父亲自己开公司的人数比例较高，他们平时工作很忙，很少有时间管教孩子，教育孩子的任务更多地落在了母亲的身上，母亲的文化资本在孩子的发展和家庭文化资本的传承中的作用就举足轻重。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现实中家庭传递的文化资本不仅取决于在居住共同体中可支配的文化资本的意义，而且取决于在家庭中有多少可供使用的时间（特别是母亲的自由时间） 以使文化资本的传递成为可能。
（四）自我效能感与学生学业态度显著相关
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实际上是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进行某一行为的主观判断，是从学生内在感知出发来做的一种观察。从访谈的结果来看，学生们大多比较自信，对自己的能力相对乐观，近85%的学生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困难、解决问题。从该数据我们也可推论，一是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学生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学习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也没有产生要去解决问题的冲动。二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学生具有比较积极的学业态度，一旦学生真正对学习产生兴趣，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那么学习表现和成绩的改善是可以期待的。这些结论都为我们改进学生的管理提供了信息和数据支持。
本研究表明，学生的内生动机较高，有近90%的学生比较自信，对自己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都有信心去解决，注重内心的感受，愿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太在意外界的评价。与此同时，学生因外生动机而引起的满足感却相对低一些，在85%左右。这就说明，由于家庭条件较好，来自外在的一般的诱惑很难让他们有深刻的满足，他们也不是十分在意外在的评价和认可。这给学生管理提供了一个信息，学生不满足于物质的和安全层次的需要，管理者应转而从情感和归属的需求角度来有针对性地满足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从而使管理高效和有序。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行动者既不是由外部起因决定的物质的粒子，也不是执行一种完全理性的内部行动计划的、只受内部原因引导的单子。社会行动者是历史的产物，是整个社会场的历史的产物，是特别的次场内某条通道中积累的体验的历史的产物。” [6] 所以，改变学业态度不良学生的路径主要是，重视对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的挖掘，找到学生潜在的爱好和兴趣，激发其自我效能感；寻求其父母的协同参与，提升家庭对学生学业态度的积极促进作用。总之，通过内外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协调关联，管理者就能找到有效的管理策略来更好地改进学生学业态度，并最终达到提升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质量的愿景目标。
参考文献：
[1]陶德清.学习态度的理论与研究[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69.
[2]王学成等.大学生的学习观及其与学习动机、自我效能感的关系[J].心理科学，2008（3）.
[3]边涛等.学习心理测评[M].中国物资出版社，2006.1.
[4]池丽萍等.大学生学习动机的测量及其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2）.
[5]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炼金术[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5.
[6][法]布尔迪约等.再生产[M].商务印书馆，20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