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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与傅高义相识的时候，他已年近七十。一九九九年秋季，我和一起来哈佛访问的舍友李大华一起选修了傅高义在社会学系开设的中国研究的Seminar课程，现在想来，那时他在哈佛任教的时光已经进入倒计时，而我们可能是他课堂上的最后一批外国学人。
因为自己的专业是社会学的缘故，更因为当时正在撰写《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一书，这以后，就像我常常会去Francis街65号看望丹尼尔·贝尔教授一样，我也常常会去叩开不远处的Sumner街14号傅高义教授的家门，或邀他去哈佛广场上那家著名的燕京饭店小酌，听他聊哈佛大学社会学的历史，尤其是凭结构功能主义君临天下的帕森斯教授的其人其事。早在读研究生期间，傅高义就选修过帕森斯的美国社会研究课程，这不仅影响到他后来选择以社会学为志业，而且后者的社会均衡的观点还左右了他最初对中国社会的研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帕森斯在英国和德国接受社会学教育后回到美国，通过翻译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九三0）和撰写《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九三七），一方面将韦伯和欧洲社会学引入美国，另一方面则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扛鼎人物。一九四四年，他接替俄国人索罗金出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两年后即将社会学系改名为社会关系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将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囊括殆尽。一九七三年在帕森斯退休之前，强调整合与均衡的結构功能理论在米尔斯、达伦多夫、古尔德纳等人的持续批判下，尤其是面临六十年代后半期美国社会的风雨飘摇，已经开始式微。用那时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傅高义的研究生赵文词的话说，当时最能言善辩的研究生都以讽刺帕森斯为能事。在这样的背景下，七十年代初担任系主任的霍曼斯将社会关系系改回社会学系，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则各自回了同在詹姆斯楼的人类学系和心理学系。一时间帕森斯苦心经营起来的“帝国”土崩瓦解，到我一九九九年去哈佛访问时，只有James Hall西侧的图书馆还保持着“社会关系图书馆”的名称（二0一二年我再去哈佛访问时，连图书馆都改了名）。难怪傅高义会告诉我，那时刚刚退休还常常去系里拿信的帕森斯会拿着拐杖戳着地板大骂霍曼斯，把系里的行政人员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帕森斯退休的时候，傅高义已经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十年。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傅高义一直给弗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系著名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的妻子）做研究助理。一九五七年，后者告诫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并意欲以研究美国社会为志业的傅高义：如果你想深入洞悉美国社会，“就应该负笈海外，在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第二年，二十八岁的傅高義偕前妻苏珊娜（Suzanne Hall Vogel）和他们刚刚一岁的儿子前往东京，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异国之行。
在东京市郊真间町（学名M町）的田野研究的过程中，他开始意识到“在大公司或政府机构工作的工薪雇员（salary man）家庭和小农场主或独立商人家庭之间倒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家庭模式上的差异与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问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一来，原先他博士论文中有关家庭与儿童心理健康的议题被后来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即工薪族的议题所取代。
收集完田野资料返回美国的傅高义最初到耶鲁大学任教，然而不久之后他就找到了重返哈佛的机会。进入六十年代，因为麦卡锡主义在政治上逐渐失势，而美国人也清晰地意识到社会主义中国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对手长期存在，曾作为“危险领域”的中国研究又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时，在福特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下，哈佛、哥伦比亚、华盛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以及康奈尔等大学的中国研究如火如荼;而“战后在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当代中国研究”的费正清也再一次慧眼识珠，使得傅高义一九六一年有机会以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返回哈佛，而他的社会学背景也开始成为费正清等人实现将传统汉学改造成当代中国研究的契机。
进入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傅高义一面跟着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学习汉语，跟着费正清等人学习中国历史、政治与文化，一面利用在日本收集的田野资料撰写《日本新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一九六三年，几乎在这本著作出版的同时，已经起了中文名并留任哈佛的傅高义动身前往香港，研究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尽管当时的美国弥漫着冷战的氛围，主流意识形态视中国为对手，但傅高义及一批年轻的中国研究学者在费正清的影响下却对中国抱以同情的态度，用他的话来说：“尽管美国是冷战的领导者，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却不属于激愤的冷战斗士之列。”作为地域研究的中国研究是冷战的产物，但大多数研究者了解与研究中国的目的却是为了中美间的交流而不是对抗。
如果说上述立场决定了傅高义对中国研究的态度，那么社会学的训练则使他脱离了关注中国之命运一类的宏大叙事，转而研究离香港较近因而能够获得相对丰富的文献和口述资料的广东。在香港除了约谈访谈对象（多数是来自广东的移民或偷渡客）外，他开始系统阅读《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一年后回到美国后还继续阅读哈佛大学购买的一九四九年后完整的《南方日报》。“土改”、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几乎所有一九四九年后发生的历史事件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变化都引发了傅高义的高度关注。一九六九年，在“文革”达到顶峰之际，《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八）》出版。至此，傅高义成为全美能够同时驾驭中日两种文化并因此能够洞悉整个东亚局势的不二人选，他将费正清和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一译赖世和）开创的哈佛东亚研究传统近乎完美地继承下来。
在费正清的影响下，傅高义成为中美关系变化的积极推动者。他参加了冷战期间建立的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的工作，并和费正清一道为先前的哈佛同人基辛格出谋划策。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中美关系获得实质性改善，傅高义也有机会进入自己研究了多年的中国大陆。一九七三年，傅高义跟随美国国家科学院资助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从此之后，访问中国成为他的日常生活和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在这一年，四十三岁的傅高义接替退休的费正清出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不久中心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地位，决定了它们成为傅高义学术人生的“双推磨”。一九七五年，刚刚陷入中美关系变革大潮之中的傅高义，又接受日本基金会的邀请和资助，去日本采访战后商界和金融界的领军人物。尽管自一九五八年之后，傅高义几乎每年都会去日本访问，在一九六五年开设中国社会课程的同时甚至更早，他也开设了日本社会的课程，对这个岛国的一切几乎了如指掌，但一直到完成这次研究归国时，他才第一次对美国的制度和整个社会的优越性发生了怀疑，而日本这个原先他一直带着优越感打量的“他者”开始以惊人的成就使其“大为惊异”：“得天不厚的日本，怎么能把美国人都束手无策的一大堆问题，处理得这样头头是道呢？”经过深入的探究，傅高义发现日本的成功与所谓国民性或勤劳、克己等传统美德无关，而得益于其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一九七九年，《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出版。
在《日本第一》出版之时，有着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中国已经在邓小平的推动下进入后来令全世界瞩目的改革开放。一九八七年，在广东的近七个月内，尤其是在省内周游的十周里，傅高义走访了全省的十四个地级市和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全省一百个县他去了七十多个，拜访了三十多名县级以上的官员。两年后，《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出版。如果说这本著作和二十年前的那本《共产主义下的广东》前后相继，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那么这本涉及广东改革开放的动因、性质、过程及前景的著作，开始将研究的視野从全能型的国家转向“过渡中的社会”。尽管这本书出版之前已经发生了“天安门风波”，对中国改革开放富有信心的傅高义还是坚信：“如果政治环境能够给予广东人民更多的机会，那么在今后的岁月中，他们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其实，在研究广东的同时，傅高义的眼光已经从日本和中国投向整个东亚。八十年代初，哈佛大学要求资深教授们为学生开设公开课，傅高义开设的课程为“东亚产业社会”（East Asia Industrial Society），他将自己的研究扩展到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着重讨论后发型产业社会的特点。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出版两年后，《亚洲四小龙：东亚现代化的扩展》（一九九一）一书出版。尽管“亚洲四小龙”的说法成于七十年代后期，但只是在傅高义的著作出版后，这一概念才成为讨论新兴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典范。现在看来，此番对韩国的涉猎，为他最近几年与高丽大学金炳周教授合作主编的《朴正熙时代》（二0一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九十年代，傅高义对中国、日本和整个东亚社会的洞悉，已经使其成为美国最为著名的亚洲研究专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九三年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后来提出“软实力”一词的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出任克林頓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时，自然就会邀请自己的老朋友傅高义出任东亚情报官，为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提供材料与分析背景。不过，这样的“从政”机会对一个六十三岁的人来说似乎有些晚了，所以仅仅两年后，傅高义再度返回哈佛，接替人类学家华琛（James L. Watson），再度出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这一任期内，傅高义的努力使“费正清中心事实上成了美国政府亚洲事务部波士顿分部……这段时间也成为中心四十年来最为活跃的时期”。
记得傅高义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退下来不久，即开始强化他的汉语，每周二、四两个下午都跟着一位从华南师范大学来的女老师学习中文。我当时并不知道缘由，只是感叹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后来才知道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又开始了一项更为巨大的工程：用了十年时间撰写长达七百余页的《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即中文版《邓小平时代》）一书。而再度学习中文，像他后来所说，只是为了能够直接从事访谈，从而收集更为广泛的第一手资料。这部后来被誉为“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和中国风云变化的改革开放进程的全景式描述”的著作，获得了包括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终选名单”等一系列奖项。二0一三年初，中文版《邓小平时代》由三联书店出版，到我十月再访哈佛时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卖出去五十万册。那天傅高义告诉我，六十万美元的版税他一分都没有留，全部捐给了自己的母校威斯利安大学。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没有捐给哈佛，老先生直言：“哦，他们不缺钱。”
二
从一九五八年研究日本开始，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傅高义为以中国和日本为主的东亚研究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在我们前面述及的其主要的研究经历和出版物中，两部涉及日本，三部涉及中国，一部涉及韩国，一部涉及包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而所有的研究主题都可以归于一句话：东亚的现代化。即使有关邓小平和朴正熙的两部人物传记，其主题也都是围绕中韩这两个传统相同的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展开的，因此除两位颇具克里斯马权威的传主的姓名不同外，两书的副题惊人的相似，都是transformation：或中国的转型，或韩国的转型。
导源于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的渊薮，一直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一九一五年，在韦伯写成《儒教与道教》一书时，他将十年前撰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所讨论的那个主题推演到中国，即在中国能否产生“理性资本主义”的问题。尽管韦伯的著作写于一九一五年，但该书的英文版经由H.格斯翻译出版，却是在“韦伯热”初起的一九五一年，这和战后作为美国“地域研究”主体之一的中国研究的兴起正好同步。这一巧合，加之战后帕森斯对美国社会科学进而对费正清及其中国研究的影响，上述韦伯式命题即“理性资本主义在中国能否产生”的问题，自然很快成了刚刚成型的中国研究的基本主题。虽然帕森斯和韦伯的理论传承不尽相同，但韦伯对上述命题的思考，为源自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提供了基本的内核，即理性资本主义之路就是现代化之路。
单从理论上说，原本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不过是为了深化经典社会学中盛行的传统—现代的二分法，以此解释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但五十年代“现代化理论”成为美国学术界的“显学”，却多多少少是为了与此时已经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竞争，在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之外，为欠发达国家找到一条以美国为标准的发展之路。如此，冷战时代造就了麦卡锡主义的社会氛围，也同样使现代化理论成为影响到美国的中国研究乃至整个地域研究的基本国策之一，成为一种为美国战后国际政策辩解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成为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所说的“非共产党宣言”。 尽管傅高义对冷战始终抱以冷静的旁观心态，但作为帕森斯治下的五十年代的哈佛社会学人，东亚的现代化或者说东亚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后来确实成了他毕生的研究主题。一九五八年，当年轻的傅高义挈妇将雏奔赴战后的日本时，他就敏锐地关注起战败后的日本如何面对危机，重建经济繁荣和新的社会秩序，而这一秩序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新中产阶级’的大规模出现”。显然，傅高义关于新老中产阶级的划分受到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九五一）一书的影响，他将小业主和小地主划为老中产阶级，而将战后随着日本经济快速增长而日益壮大的大公司与政府部门的白领雇员称为“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Salary Man）。在这本被威廉·W.克里称为“在日本民族志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中，傅高义从这样几个方面揭示了日本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的社会图景：（一）工薪族的崛起，意义并不在其收入的多寡，而是他们所受雇的大型组织的出现及在战后日本所处的引领变革的地位，正是后者赋予这一新兴阶级以可预期的收入、声望和社会地位;（二）对工薪族的理解必须置于日本社会的脉络之中，换言之不能脱离他们的家庭关系、友谊模式、生活条件和教育背景，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工薪族在日本不仅是一种收入稳定的职业，更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三）最为重要的是，日本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并没有引发阶级间的对立与冲突，相反，它以文化扩布的方式成为人们争相获得的一种新的理想生活方式。
在傅高义对日本中产阶级的描述中，传统与现代的颉颃始终隐含其间：像所有迈向工业化的国家一样，一百多年来，尤其是战后以来，日本一样出现了迈向现代的转变，包括大家族系统为核心家庭所取代、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不断增强、女性独立与解放、家族企业让位于大型组织和政府机构、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聚集，但是与工业化时期的欧美甚至近代以来的中国相比，日本“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间，高度的社会秩序却依旧贯穿始终”。在傅高义看来，本该剧烈动荡的社会转型所以会呈现出“一幅较为有序和受控的社会图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惠于新中产阶级或工薪族的崛起：正是“工薪族为社会上的非工薪族树立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范本，由此转递（mediate）了西方化和工业化的直接冲击”。
尽管日本在现代化转型中的成功受到了傅高义的推崇，但一直到十余年后完成《日本第一》时，他才开始意识到日本成功的真正意义：对一直以“老大”自居的美国来说这是一面可以借鉴的“明镜”。一个以西方为师的东方国家所以最终能够反客为主，其基本的理由在：（一）日本的制度是在不断反思和借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二）作为唯一的非西方发达国家，“日本在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借鉴了异国的优秀传统;（三）作为人口大国和资源小国，日本较早地面临并成功处理了现代社会常见的资源匮乏与人口膨胀的难题;（四）日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都十分完善，以致“这个国家固然资源贫乏，但在处理一个后工业化社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上，却是出类拔萃的”。进一步说，“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工业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变化，污染、资源缺乏等问题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只有像日本那种中央集权而又灵活的体制、协商一致的社会，才有能力适应这种时代”。
或许是因为幅员辽阔、沿海与内地差异巨大，或许是因为无法获得真实有效的全面数据和经验资料，与对日本的整体研究不同，傅高义对中国的涉足“不满足于笼统地概览超过七亿的中国人”，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一直聚焦于毗邻香港并因此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从一九六三到一九八八年，傅高义有关广东的研究时间跨度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城市的规划与政治（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八）》（一九六九）以在香港收集的文献与口述资料，讲述并分析了一九四九年后一种新型的秩序—社会主义秩序在广州这个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都市的建立情形，以及人民对这一制度的适应过程;《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则描述了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之后，广东朝向现代的迅猛变革。明眼人能够看出，因为从事研究的时间限制，在傅高义描述的一九四九至一九八八年广东的近四十年当代史中，“文革”十年大半是个“缺环”，为此，作者在《先行一步》的第一章中即以“广东的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为题补齐了这段历史，并将“文化大革命”这场内部的灾难和来自香港等地的外部刺激并列，视为激发广东人改革渴望的重要契机。
《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的主题，如其绪论所示聚焦于“旧秩序的瓦解与新秩序的建立”，放在共产主义文明的维度之下，这是有关社会主义中国现代转型的另一种表述。在傅高义的研究所涉及的二十年中，一方面共产党通过接管城市、土改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为一个分崩离析的旧中国带来了新的秩序、朝气和希望，以及理想主义和爱国主義的热情;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建成了“一个能够控制经济变革的政治组织”，并十分有效地通过这个“强大的政治体系控制社会、改造社会”。由此，“中国共产党通过他们的政治组织获得了相当大的经济进步”，但同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也受到无所不在的政治体制的蚕食和抑制。
因为先前翻译过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此番受傅高义委托翻译他的《日本新中产阶级》，我就一直注意这两本著作的异同。从表面来看，这两本著作的共同点在于都出自社会学家之手，但其内在的相似之处则是两位学者都以敏锐的目光发现了近代以来尤其是战后以来伴随着工业化的狂飙突进，人类社会的结构尤其是阶级结构的深刻而趋向一致的变化。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除了米尔斯的作品是一项本土研究，而傅高义的著作则是一项外域研究之外，最大的区别恐怕在于：作为左翼“斗士”，米尔斯更多地关注了中产阶级的出现及快速增长如何销蚀了西方世界对资本主义的不满—他对美国中产阶级或所谓“白领”階级的“政治后卫”姿态颇为不屑;而作为东亚社会转型的研究者，傅高义则满怀欣慰地看到了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如何缓解了传统日本受到的来自现代的剧烈冲击。
（《日本新中产阶级》，[美]傅高义著，周晓虹、周海燕、吕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0一七年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