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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美国多项政策的推动下，美国制造业回归目前呈现加速趋势。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回归来源地国家中，中国位居第一。本文从供应链贸易、金融以及研发中心转移等视角探讨了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上海先进制造业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显示，美国制造业回归将通过破坏原有的供应链贸易体系影响上海制造业升级；将通过弱化上海金融集聚功能对上海制造业集聚经济形成不利影响；将通过带动外资研发中心撤离上海，对上海先进制造业创新能力造成不利影响。我们认为，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上海先进制造业影响不容忽视。基于此，上海可以从加快核心技术自主研发、提升上海及我国营商环境、对接“一带一路”加快上海先进制造业走出去予以应对，将美国制造业回归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关键词：美国制造业回归 上海先进制造业 供应链贸易 集聚效应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8）06（c）-047-04
美國为了加快制造业回归，制定了包括技术进步政策、投融资政策、人才培养政策、能源政策、市场拓展政策和投资环境政策等多项政策安排，在形式上涵盖了法律框架、项目计划以及设立相关机构等。法律框架方面，美国参议院2009年通过了《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同年众议院通过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2010年奥巴马总统正式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签署为法律，该法案将降低在美国做生意的成本，为美国制造业回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2009—2016年，奥巴马政府陆续出台多项相应的项目计划。特朗普上台之后，新政府出台了减税方案和增加关税方案，并决定成立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等，旨在进一步改善国内营商环境，吸引制造业回归。2017年12月，特朗普的税改方案获得了美国参议院通过，标志着美国减税方案顺利实现。
在多项政策的推动下，美国制造业回归的步伐有加快趋势。据美国回归倡议协会（Reshoring Initiative）数据库最新资料显示，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回归企业数量逐年上升，2010—2016年累计回归企业达到954家（次）。从FDI数据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FDI一直处于净流出状态，一直到2015开始逆转，FDI呈现净流入状态，且资本净流入额呈现快速上升的走势。由此可见，美国制造业回归态势明显。美国回归倡议协会数据同时显示，最近几年来，不管从公司数目还是就业岗位数目计算，美国制造业回归最多的企业来源地都是中国。从数据来看，前20位的回归来源国名单中，中国位居榜首，其余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那么，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制造业到底有什么影响？现有文献有两大类，一类认为当前特朗普政府制造业回归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对制造业的影响不予考虑。著名学者郑永年（2016）（http：//pit. ifeng.com/a/20161126/50320854_0.shtml）指出，特朗普现象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后果的一种政治反映，但是并不能改变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盛斌（2017）认为，美国当前的逆全球化现象是基于美国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产业空心化、移民与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反建制力量崛起等诸多因素的应激结果。从长远来看，全球化是人类社会追求发展的自然结果，反全球化的逆流必遭挫折，从而再次转向全球化的轨道。以上观点均对全球化持乐观态度，依照这种逻辑，美国制造业回归作为一种逆全球化思维，必将失败。
另一类观点认为，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制造业具有较大的影响。许亚运（2013）运用引入衡量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RCA指数，通过主成份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美国在中国专利授权数、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等核心指标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徐冰曦（2014）选取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两个行业中10个细分子行业在2004—2012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外资投入的增加将促进该产业的产业升级，并带动我国制造业结构向高端领域调整。反之，外资投入的减少，会对我国的产业升级产生阻碍作用。
以上文献从总体研判或实证研究的视角就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鲜有文献就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究。本文试图在两个方面补充现有文献的不足：第一，本文拟从理论的视角就美国制造业回归对制造业影响的传导路径影响机制进行剖析；第二，本文选择上海制造业作为研究目标，主要是基于上海的区位优势及政策禀赋，美国制造业回归将对上海制造业形成独特的传导渠道与影响机制。
我们认为，美国制造业回归主要通过供应链贸易、金融以及科技创新等渠道对上海制造业形成重要影响。本文第二、三、四分别从上述三种传导机制展开研究，第五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1 美国制造业回归与上海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供应链贸易视角
在全球化时代，外资制造业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供应链。供应链贸易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制包括技术溢出机制、人力资源机制、竞争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等。
第一，供应链贸易技术溢出主要表现为生产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提高。一是外资中间品质量和技术含量越高，不论该产品的上游企业还是下游企业，都会因此获得或使用更高的技术；二是间接学习了国外先进的生产方式，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改善管理模式；三是通过模仿复制外资产品再加以吸收，可以实现技术的跳跃式前进。
第二，供应链贸易为东道国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为了保证最终产品的生产质量，发达国家在承接制造工序的发展中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培训熟练工人。为了加快产品本土化和生产的连续性，外资企业甚至要培养中国的研发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这就为东道国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丰富的高素质人才可以提高当地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促进转型升级。
第三，供应链贸易强化竞争，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供应链贸易让本土市场引入外来竞争，有利于打破国内长期的经济垄断，激发企业组织变革和技术创新，打破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优胜劣汰，促进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动和调整。 第四，供应链贸易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供应链贸易让垂直专业化分工成为可能，分工越来越精细化，中间品越来越多，企业就会把生产要素投入到更具优势的生产环节和工序中，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
目前，美资制造业已经与上海先进制造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供应链贸易关系。根据安永《上海制造业外资发展研究报告（2016年）》数据显示，美资在上海的制造业投资主要分布在化工、生物医药、电子设备等领域，包括通讯设备、计算机、其他电子设备、通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医药、化学原料等先进制造业。这些产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竞争力强。从产业链环节来看，在沪美资制造业集中的制造业领域往往都处在某个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在研究、开发、生产等方面均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这些美资企业在上海本土企业的供应链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新能源汽车为例，电池、电机和电控三大核心部件占据整个新能源汽车整车成本75%以上，不幸的是，這“三电”都严重依赖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资企业提供。另外，上海装备制造业主要产品的技术来源50%以上依靠从外资企业引进（摘录上海市政协委员金国伟2017年1月18日在政协上海市十二届五次会议大会上的发言）。其中，美资制造业是上海装备制造业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重要来源之一，美资中间品已经成为上海制造业供应链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制造业回归将破坏原有的供应链贸易，必将阻碍上海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2 美国制造业回归与上海制造业集聚效应—基于金融的视角
从历史发展经验出发，国际金融中心与世界制造中心存在一种共生融合的趋势。在世界工业发展过程中，英国、美国和日本都先后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而与此同时，纽约、伦敦和东京都成为了国际金融中心。虽然金融中心形成之后，几大金融中心呈现各种阶段性特点。但不可否认，在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过程中，制造业集聚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所谓国际金融中心，美国金融学家Kindleberger（1974）和香港大学饶余庆教授都曾进行过权威的界定。简言之，国际金融中心一是金融集聚中心；二是资金配置中心。世界制造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的互动机制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全球制造业集中促进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Kindleberger（1974）在《金融中心的形成》一书中指出，金融业基于成本和便利性，在区位选择上要求接近客户开展金融业务。一方面，制造业集聚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为金融中心的资金配置功能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跨国金融机构具有“跟随客户”的倾向。跨国金融机构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往往跟随客户去国外开设分支机构以捍卫自己独享的客户关系。这种“防御型扩张”的结果就是跨国金融机构向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因此，跨国公司特别是其总部或地区总部落户上海有利于上海金融集聚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第二，国际金融中心为世界制造中心提供金融支持。一方面，金融中心的集中交易，可以产生可观的外部经济效应，提高跨地区支付、清算的效率，为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另一方面，金融服务的集中必然提高市场流动性，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此外，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广泛国际联系的自由外汇市场，可为国际生产、贸易和投资提供资金便利。
根据集聚经济学原理，城市集聚经济有两大来源：专业化集聚经济来自于同行业产业集聚带来的马歇尔外部性，多样化集聚经济来自于跨行业集聚带来的雅各布斯外部性。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两类外部性都将带来技术进步、产业效率和产品质量提升以及带动整个城市的经济增长（李金滟，2008；孙楚仁，2014；孙祥栋，2016）。基于国际金融中心与制造中心的互动关系，美国制造业回归有可能导致金融机构加速撤离上海，影响上海金融集聚功能，阻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程，削弱上海的投融资环境，进而对上海制造业产业集聚形成不利影响。在上述影响机制下，美国制造业回归同样对上海制造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效率提升形成不利影响。
3 美国制造业回归与上海制造业科技创新—基于研发中心转移的视角
随着上海外资企业的蓬勃发展，上海已经成为外资研发中心主要集聚地之一。截至2017年8月，落户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达416家，该数目在全国各省市位居第一。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3在沪设立的研发中心，在沪外资研发机构占全国研发机构1/4以上、占上海市企业研发机构的比重接近3/4，外资企业研发投入经费已占上海研发投入一半左右，外资企业新产品产值和销售收入占上海的比重均超过2/3。外资研发中心对上海本土企业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乃至建设上海科技创新中心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上海外资研发中心主要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力资源效应、关联效应等，提升上海先进制造业的科技水平。比如，GE中国研发中心与长海医院合作，开发基于内窥镜超声的先进成像算法，致力于慢性胰腺病早期诊断研究；康宁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成立联合实验室等。第二，外资研发中心集聚有利于促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当前，为了配合外资研发中心的顺利开展，上海在工作机制、合作创新、科研项目、知识产权、通关通检、财税支持等方面建立更加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体制机制，这对优化上海的创新环境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上海在外籍人才引进方面做了很大的制度突破和模式创新。这些举措将有利于全球创新资源在上海的进一步集聚，在吸引世界先进技术和创新资源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方法和创新意识。因此，在制度环境、人才集聚、创新资源等方面，外资研发中心都将有效促进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和发展。
上海目前的外资研发中心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医药、汽车及零部件、化工等高新技术行业。从外资研发中心的功能来看，除了少量研发中心服务全球，大部分研发中心均为外资企业本身服务。即便是全球性的研发中心，也基本上跟随外资企业在上海投资的步伐。有些外资企业甚至在上海建立了地区总部以后，才将研发中心建在上海。例如，思科系统（中国）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和英特尔研发中心都曾表示，“在研发方面，跨国企业主要是为了更加靠近市场，根据这里用户的需求开展研发”。随着美国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各类成本的下降，加之美国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美国制造业回归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即不仅美国制造业回归美国，很多非美资外资企业也有流入美国的倾向。一旦美国市场的“虹吸效应”产生，导致外资制造业撤离上海，很难保证外资研发中心不离开上海，这就是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上海外资研发中心造成的潜在影响。如果外资研发中心跟随外资企业一起撤离上海，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来说，无疑将是釜底抽薪，必将严重阻碍上海先进制造业的科技创新进程。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美国的各项政策措施来看，美国制造业回归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全球化时代，美国的这一举动对上海制造业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揭示了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上海制造业影响的三种机制。
第一，美国制造业回归破坏原有的供应链贸易体系，美资制造业通过中间品贸易为上海制造业带来的技术溢出机制、人力资源机制、竞争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等将收到影响，进而影响上海制造业升级。
第二，以金融为传导渠道，美国制造业回归将影响上海金融集聚功能，进而对上海制造业集聚经济形成不利影响。
第三，基于上海研发中心转移的视角，分析了美国制造业回归将带动外资研发中心撤离上海，影响上海的创新资源集聚，将对上海制造业创新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面对美国制造业回归，政府可以加强政策引导，加快企业自主创新、提升营商环境、对接“一带一路”倡议，降低对美资企业的依赖，尽量将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上海制造业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4.1 加快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
从价值链高端切入全球价值链，痛下决心盯准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研发核心技术，实现技术超越和产业升级。
一是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为契机加快自主研发。以张江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为依托，以上海多个高科技园区为抓手，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加强政策和资金引导，加快核心技术自主研发。
二是把握技术追赶的“机会窗口”。一般技术追赶的最大可能性存在于新技术革命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科技知识大都处于公共知识领域和实验室阶段，知识的意会程度、经验和技能要求都很低，产业进入壁垒较低，各国的差距不是太大，容易实现超越式发展。
三是适当保护创新企业的利润空间。鉴于上海部分先进制造业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惟有依靠国内为其创造市场。因此，为保护上海先进制造业免于被技术领先的外国企业所摧毁，并确保其发展的市场空间，可以适当给予市场保护。比如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行业等。
四是抑制新兴产业发展的“过度竞争”。由政府牵头，会同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做到科学评估、合理规划、规范引导，激励企业在核心技术突破上下功夫，避免重复建设造成恶性竞争，从而導致“高端产业低端化”倾向。
4.2 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提升营商环境
与“五个中心建设”“自贸区建设”相结合，加大改革力度，力争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提升营商环境，增强上海对先进制造业的吸引力。
一是推进行政改革和简政放权，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二是推进税收改革和收费机制完善，切实降低先进制造业税费负担。继续推进税收制度改革、税制结构改革和税率优化，加大对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的减税力度，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系统清理各项政府性基金收费。
三是推进金融改革和融资机制完善，切实降低企业资本成本。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创新企业投融资机制，推动企业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成本更加合理化。加强对影子银行、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方面的管理，清理不必要的资金“通道”和“过桥”环节，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不合理上升。
此外，还要不断推进能源价格体制改革，切实降低企业能源成本，推进物流业整合和道路通行机制改革，切实降低物流成本。
4.3 加强政策支持，加快上海先进制造业走出去
与“一带一路”建设相结合，发挥上海先进制造业的优势，加强与海外技术合作，开拓海外市场，带动上海先进制造业走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市场。
一是增强咨询信息服务，为企业“走出去”建立专业智库和信息库。
二是健全和完善对外投资合作的各项相关政策支持。财政政策方面，建立先进制造业对外投资专项基金，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金融保险政策方面，政府牵头建立银企合作机制，加大贷款力度。尽快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保险制度，提高对外投资的积极性。创新外汇管理体制，解决企业外汇管理上的障碍。
三是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优化企业走出去外部环境。组建综合性一站式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海外投资全流程服务。该平台积极配合各部门各行业的政策资源，做好行业指导、信息指导、投融资指导、人才培训、风险防范等服务工作。积极推动微观企业诚信体系数据库建设，加强对上海对外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的信用体系评估，同时重点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征信体系评估，积极完善信用数据库建设，为上海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提供咨询服务。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R].国发〔2009〕19号文件.
[2] 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的通知[R].沪府发〔2016〕59号文件，2016-08-05.
[3] 孙楚仁，于欢，赵瑞丽.城市出口产品质量能从集聚经济中获得提升吗[J].国际贸易问题，2014（7）.
[4] 李金滟，宋德勇.专业化、多样化与城市集聚经济——基于中国地级单位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8（2）.
[5] 徐建伟.美国制造业回归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13（2）.
[6] 唐志良，刘建江.美国再工业化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负面影响研究[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2（2）.
[7] 李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我国制造业的多层级影响与对策[J].国际经贸探索，2013（6）.
[8] 孙祥栋，张亮亮，赵峥.城市集聚经济的来源：专业化还是多样化——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经科学，2016（2）.
[9] 盛斌，宗伟.特朗普主义与反全球化迷思[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
[10] 美国回归倡议协会（Reshoring Initiative）数据库：美国制造业回归的数据资料[EB/OL].http：//www.reshorenow. org/about-us/.
①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策略研究”（批准号：15YJC790078）；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重点项目“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上海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影响和对策研究”（批准号：2017-A-020-B）。
关键词：美国制造业回归 上海先进制造业 供应链贸易 集聚效应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8）06（c）-047-04
美國为了加快制造业回归，制定了包括技术进步政策、投融资政策、人才培养政策、能源政策、市场拓展政策和投资环境政策等多项政策安排，在形式上涵盖了法律框架、项目计划以及设立相关机构等。法律框架方面，美国参议院2009年通过了《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同年众议院通过了《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2010年奥巴马总统正式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签署为法律，该法案将降低在美国做生意的成本，为美国制造业回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2009—2016年，奥巴马政府陆续出台多项相应的项目计划。特朗普上台之后，新政府出台了减税方案和增加关税方案，并决定成立白宫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办公室等，旨在进一步改善国内营商环境，吸引制造业回归。2017年12月，特朗普的税改方案获得了美国参议院通过，标志着美国减税方案顺利实现。
在多项政策的推动下，美国制造业回归的步伐有加快趋势。据美国回归倡议协会（Reshoring Initiative）数据库最新资料显示，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回归企业数量逐年上升，2010—2016年累计回归企业达到954家（次）。从FDI数据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FDI一直处于净流出状态，一直到2015开始逆转，FDI呈现净流入状态，且资本净流入额呈现快速上升的走势。由此可见，美国制造业回归态势明显。美国回归倡议协会数据同时显示，最近几年来，不管从公司数目还是就业岗位数目计算，美国制造业回归最多的企业来源地都是中国。从数据来看，前20位的回归来源国名单中，中国位居榜首，其余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那么，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制造业到底有什么影响？现有文献有两大类，一类认为当前特朗普政府制造业回归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对制造业的影响不予考虑。著名学者郑永年（2016）（http：//pit. ifeng.com/a/20161126/50320854_0.shtml）指出，特朗普现象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后果的一种政治反映，但是并不能改变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盛斌（2017）认为，美国当前的逆全球化现象是基于美国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产业空心化、移民与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反建制力量崛起等诸多因素的应激结果。从长远来看，全球化是人类社会追求发展的自然结果，反全球化的逆流必遭挫折，从而再次转向全球化的轨道。以上观点均对全球化持乐观态度，依照这种逻辑，美国制造业回归作为一种逆全球化思维，必将失败。
另一类观点认为，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制造业具有较大的影响。许亚运（2013）运用引入衡量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RCA指数，通过主成份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美国在中国专利授权数、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等核心指标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徐冰曦（2014）选取我国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两个行业中10个细分子行业在2004—2012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外资投入的增加将促进该产业的产业升级，并带动我国制造业结构向高端领域调整。反之，外资投入的减少，会对我国的产业升级产生阻碍作用。
以上文献从总体研判或实证研究的视角就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鲜有文献就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究。本文试图在两个方面补充现有文献的不足：第一，本文拟从理论的视角就美国制造业回归对制造业影响的传导路径影响机制进行剖析；第二，本文选择上海制造业作为研究目标，主要是基于上海的区位优势及政策禀赋，美国制造业回归将对上海制造业形成独特的传导渠道与影响机制。
我们认为，美国制造业回归主要通过供应链贸易、金融以及科技创新等渠道对上海制造业形成重要影响。本文第二、三、四分别从上述三种传导机制展开研究，第五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1 美国制造业回归与上海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供应链贸易视角
在全球化时代，外资制造业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供应链。供应链贸易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机制包括技术溢出机制、人力资源机制、竞争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等。
第一，供应链贸易技术溢出主要表现为生产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提高。一是外资中间品质量和技术含量越高，不论该产品的上游企业还是下游企业，都会因此获得或使用更高的技术；二是间接学习了国外先进的生产方式，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改善管理模式；三是通过模仿复制外资产品再加以吸收，可以实现技术的跳跃式前进。
第二，供应链贸易为东道国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为了保证最终产品的生产质量，发达国家在承接制造工序的发展中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培训熟练工人。为了加快产品本土化和生产的连续性，外资企业甚至要培养中国的研发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这就为东道国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丰富的高素质人才可以提高当地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促进转型升级。
第三，供应链贸易强化竞争，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供应链贸易让本土市场引入外来竞争，有利于打破国内长期的经济垄断，激发企业组织变革和技术创新，打破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优胜劣汰，促进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动和调整。 第四，供应链贸易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供应链贸易让垂直专业化分工成为可能，分工越来越精细化，中间品越来越多，企业就会把生产要素投入到更具优势的生产环节和工序中，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
目前，美资制造业已经与上海先进制造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供应链贸易关系。根据安永《上海制造业外资发展研究报告（2016年）》数据显示，美资在上海的制造业投资主要分布在化工、生物医药、电子设备等领域，包括通讯设备、计算机、其他电子设备、通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医药、化学原料等先进制造业。这些产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竞争力强。从产业链环节来看，在沪美资制造业集中的制造业领域往往都处在某个产业链的高端环节，在研究、开发、生产等方面均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这些美资企业在上海本土企业的供应链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新能源汽车为例，电池、电机和电控三大核心部件占据整个新能源汽车整车成本75%以上，不幸的是，這“三电”都严重依赖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资企业提供。另外，上海装备制造业主要产品的技术来源50%以上依靠从外资企业引进（摘录上海市政协委员金国伟2017年1月18日在政协上海市十二届五次会议大会上的发言）。其中，美资制造业是上海装备制造业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重要来源之一，美资中间品已经成为上海制造业供应链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制造业回归将破坏原有的供应链贸易，必将阻碍上海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2 美国制造业回归与上海制造业集聚效应—基于金融的视角
从历史发展经验出发，国际金融中心与世界制造中心存在一种共生融合的趋势。在世界工业发展过程中，英国、美国和日本都先后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而与此同时，纽约、伦敦和东京都成为了国际金融中心。虽然金融中心形成之后，几大金融中心呈现各种阶段性特点。但不可否认，在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过程中，制造业集聚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所谓国际金融中心，美国金融学家Kindleberger（1974）和香港大学饶余庆教授都曾进行过权威的界定。简言之，国际金融中心一是金融集聚中心；二是资金配置中心。世界制造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的互动机制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全球制造业集中促进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Kindleberger（1974）在《金融中心的形成》一书中指出，金融业基于成本和便利性，在区位选择上要求接近客户开展金融业务。一方面，制造业集聚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为金融中心的资金配置功能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跨国金融机构具有“跟随客户”的倾向。跨国金融机构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往往跟随客户去国外开设分支机构以捍卫自己独享的客户关系。这种“防御型扩张”的结果就是跨国金融机构向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因此，跨国公司特别是其总部或地区总部落户上海有利于上海金融集聚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第二，国际金融中心为世界制造中心提供金融支持。一方面，金融中心的集中交易，可以产生可观的外部经济效应，提高跨地区支付、清算的效率，为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另一方面，金融服务的集中必然提高市场流动性，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此外，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广泛国际联系的自由外汇市场，可为国际生产、贸易和投资提供资金便利。
根据集聚经济学原理，城市集聚经济有两大来源：专业化集聚经济来自于同行业产业集聚带来的马歇尔外部性，多样化集聚经济来自于跨行业集聚带来的雅各布斯外部性。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两类外部性都将带来技术进步、产业效率和产品质量提升以及带动整个城市的经济增长（李金滟，2008；孙楚仁，2014；孙祥栋，2016）。基于国际金融中心与制造中心的互动关系，美国制造业回归有可能导致金融机构加速撤离上海，影响上海金融集聚功能，阻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程，削弱上海的投融资环境，进而对上海制造业产业集聚形成不利影响。在上述影响机制下，美国制造业回归同样对上海制造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效率提升形成不利影响。
3 美国制造业回归与上海制造业科技创新—基于研发中心转移的视角
随着上海外资企业的蓬勃发展，上海已经成为外资研发中心主要集聚地之一。截至2017年8月，落户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达416家，该数目在全国各省市位居第一。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3在沪设立的研发中心，在沪外资研发机构占全国研发机构1/4以上、占上海市企业研发机构的比重接近3/4，外资企业研发投入经费已占上海研发投入一半左右，外资企业新产品产值和销售收入占上海的比重均超过2/3。外资研发中心对上海本土企业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乃至建设上海科技创新中心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上海外资研发中心主要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力资源效应、关联效应等，提升上海先进制造业的科技水平。比如，GE中国研发中心与长海医院合作，开发基于内窥镜超声的先进成像算法，致力于慢性胰腺病早期诊断研究；康宁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成立联合实验室等。第二，外资研发中心集聚有利于促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当前，为了配合外资研发中心的顺利开展，上海在工作机制、合作创新、科研项目、知识产权、通关通检、财税支持等方面建立更加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体制机制，这对优化上海的创新环境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上海在外籍人才引进方面做了很大的制度突破和模式创新。这些举措将有利于全球创新资源在上海的进一步集聚，在吸引世界先进技术和创新资源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方法和创新意识。因此，在制度环境、人才集聚、创新资源等方面，外资研发中心都将有效促进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和发展。
上海目前的外资研发中心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医药、汽车及零部件、化工等高新技术行业。从外资研发中心的功能来看，除了少量研发中心服务全球，大部分研发中心均为外资企业本身服务。即便是全球性的研发中心，也基本上跟随外资企业在上海投资的步伐。有些外资企业甚至在上海建立了地区总部以后，才将研发中心建在上海。例如，思科系统（中国）研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和英特尔研发中心都曾表示，“在研发方面，跨国企业主要是为了更加靠近市场，根据这里用户的需求开展研发”。随着美国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各类成本的下降，加之美国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美国制造业回归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即不仅美国制造业回归美国，很多非美资外资企业也有流入美国的倾向。一旦美国市场的“虹吸效应”产生，导致外资制造业撤离上海，很难保证外资研发中心不离开上海，这就是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上海外资研发中心造成的潜在影响。如果外资研发中心跟随外资企业一起撤离上海，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来说，无疑将是釜底抽薪，必将严重阻碍上海先进制造业的科技创新进程。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美国的各项政策措施来看，美国制造业回归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全球化时代，美国的这一举动对上海制造业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揭示了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上海制造业影响的三种机制。
第一，美国制造业回归破坏原有的供应链贸易体系，美资制造业通过中间品贸易为上海制造业带来的技术溢出机制、人力资源机制、竞争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等将收到影响，进而影响上海制造业升级。
第二，以金融为传导渠道，美国制造业回归将影响上海金融集聚功能，进而对上海制造业集聚经济形成不利影响。
第三，基于上海研发中心转移的视角，分析了美国制造业回归将带动外资研发中心撤离上海，影响上海的创新资源集聚，将对上海制造业创新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面对美国制造业回归，政府可以加强政策引导，加快企业自主创新、提升营商环境、对接“一带一路”倡议，降低对美资企业的依赖，尽量将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上海制造业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4.1 加快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
从价值链高端切入全球价值链，痛下决心盯准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研发核心技术，实现技术超越和产业升级。
一是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为契机加快自主研发。以张江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为依托，以上海多个高科技园区为抓手，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加强政策和资金引导，加快核心技术自主研发。
二是把握技术追赶的“机会窗口”。一般技术追赶的最大可能性存在于新技术革命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科技知识大都处于公共知识领域和实验室阶段，知识的意会程度、经验和技能要求都很低，产业进入壁垒较低，各国的差距不是太大，容易实现超越式发展。
三是适当保护创新企业的利润空间。鉴于上海部分先进制造业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惟有依靠国内为其创造市场。因此，为保护上海先进制造业免于被技术领先的外国企业所摧毁，并确保其发展的市场空间，可以适当给予市场保护。比如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行业等。
四是抑制新兴产业发展的“过度竞争”。由政府牵头，会同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做到科学评估、合理规划、规范引导，激励企业在核心技术突破上下功夫，避免重复建设造成恶性竞争，从而導致“高端产业低端化”倾向。
4.2 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提升营商环境
与“五个中心建设”“自贸区建设”相结合，加大改革力度，力争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提升营商环境，增强上海对先进制造业的吸引力。
一是推进行政改革和简政放权，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二是推进税收改革和收费机制完善，切实降低先进制造业税费负担。继续推进税收制度改革、税制结构改革和税率优化，加大对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的减税力度，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系统清理各项政府性基金收费。
三是推进金融改革和融资机制完善，切实降低企业资本成本。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创新企业投融资机制，推动企业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成本更加合理化。加强对影子银行、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方面的管理，清理不必要的资金“通道”和“过桥”环节，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不合理上升。
此外，还要不断推进能源价格体制改革，切实降低企业能源成本，推进物流业整合和道路通行机制改革，切实降低物流成本。
4.3 加强政策支持，加快上海先进制造业走出去
与“一带一路”建设相结合，发挥上海先进制造业的优势，加强与海外技术合作，开拓海外市场，带动上海先进制造业走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市场。
一是增强咨询信息服务，为企业“走出去”建立专业智库和信息库。
二是健全和完善对外投资合作的各项相关政策支持。财政政策方面，建立先进制造业对外投资专项基金，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金融保险政策方面，政府牵头建立银企合作机制，加大贷款力度。尽快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保险制度，提高对外投资的积极性。创新外汇管理体制，解决企业外汇管理上的障碍。
三是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优化企业走出去外部环境。组建综合性一站式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海外投资全流程服务。该平台积极配合各部门各行业的政策资源，做好行业指导、信息指导、投融资指导、人才培训、风险防范等服务工作。积极推动微观企业诚信体系数据库建设，加强对上海对外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的信用体系评估，同时重点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征信体系评估，积极完善信用数据库建设，为上海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提供咨询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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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策略研究”（批准号：15YJC790078）；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重点项目“美国制造业回归对上海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影响和对策研究”（批准号：2017-A-02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