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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中，释古文“丄”为“二”，认为“二”是古文的“上”字。
近代古文学家皆认为段说正确无疑，更引甲骨文中“上”作“二”加以论证。但更新的研究指出“丄”和“上”都是战国文字，“二”乃殷周文字，“丄”乃“二”与“上”之间的过渡形体，“二”不可与《说文》古文“丄”混为一谈。由此可见，辨明《说文》“古文”的时代十分重要，否则免不了犯类似的错误。
古文指的是什么呢？广义的古文，殷周、秦汉文字都可以包括进来;狭义的古文，则主要以《说文》古文为主。
那么《说文》古文又指的是什么呢？《说文》主要收录有小篆和部分古文、籀文。许慎在《说文·叙》中说：“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收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由此可知，许慎是以“古文”来指早于籀文的古字体的，这一点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60页。但事实上，近现代古文字学界皆以《说文》古文指战国时期六国文字，这一点有大皇战国出土资料互证。裘锡圭认为许慎的判断错误，并非个人私见，而是他所代表的汉代古文经学派的共同见解。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许慎所处东汉时期，对六国文字早已不熟知，因而古文经学家看到与籀文不同的文字会把它們当作比籀文更早的一种文字;二是古文经学家们极力想提高古文经地位的心理起了作用。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汉代今、古文经之争。何琳仪在《战国文字通论》中提到，自秦焚书后，汉代统治者搜求儒家典籍，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其一，由政府派人博诘硕儒遗老，将他们所诵古书用汉代隶书记录下来编成儒家典籍，一般称为“今文经”;其二，收集秦火之后散失在民间的列国简策，称为“古文经”。
许慎是古文经学者贾逵的弟子，是古文经学派的代表人物，从许慎所著《说文》中古文的来源可见，《说文》古文即六国文字这一点无疑。无法忽略的是，《说文》所保存的500多篇古文，经历年的转抄、摹刻，多有诋变错误，不能全为照搬。但是，《说文》古文与大批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相印合的仍居主要，其作为研究和考释六国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作用和价值仍不容忽视。
（指导教师：陈德洪）
近代古文学家皆认为段说正确无疑，更引甲骨文中“上”作“二”加以论证。但更新的研究指出“丄”和“上”都是战国文字，“二”乃殷周文字，“丄”乃“二”与“上”之间的过渡形体，“二”不可与《说文》古文“丄”混为一谈。由此可见，辨明《说文》“古文”的时代十分重要，否则免不了犯类似的错误。
古文指的是什么呢？广义的古文，殷周、秦汉文字都可以包括进来;狭义的古文，则主要以《说文》古文为主。
那么《说文》古文又指的是什么呢？《说文》主要收录有小篆和部分古文、籀文。许慎在《说文·叙》中说：“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收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由此可知，许慎是以“古文”来指早于籀文的古字体的，这一点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60页。但事实上，近现代古文字学界皆以《说文》古文指战国时期六国文字，这一点有大皇战国出土资料互证。裘锡圭认为许慎的判断错误，并非个人私见，而是他所代表的汉代古文经学派的共同见解。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许慎所处东汉时期，对六国文字早已不熟知，因而古文经学家看到与籀文不同的文字会把它們当作比籀文更早的一种文字;二是古文经学家们极力想提高古文经地位的心理起了作用。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汉代今、古文经之争。何琳仪在《战国文字通论》中提到，自秦焚书后，汉代统治者搜求儒家典籍，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其一，由政府派人博诘硕儒遗老，将他们所诵古书用汉代隶书记录下来编成儒家典籍，一般称为“今文经”;其二，收集秦火之后散失在民间的列国简策，称为“古文经”。
许慎是古文经学者贾逵的弟子，是古文经学派的代表人物，从许慎所著《说文》中古文的来源可见，《说文》古文即六国文字这一点无疑。无法忽略的是，《说文》所保存的500多篇古文，经历年的转抄、摹刻，多有诋变错误，不能全为照搬。但是，《说文》古文与大批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相印合的仍居主要，其作为研究和考释六国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作用和价值仍不容忽视。
（指导教师：陈德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