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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国空军少尉罗亚尔·伦纳德在上世纪30年代，曾先后当过张学良、蒋介石的私人飞行员。他在69年前写了一部名为《我为中国飞行》的书，记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其中有对1936年“西安事变”的亲历记述。
1936年，圣诞节的早上，我正在餐厅吃早餐，厨师报告说，少帅张学良的汽车在等我。于是，我立刻上了汽车，火速赶往少帅府。少帅把我带进密室，问我能否10分钟内准备好飞机离开西安，我说可以。
上了汽车，司机急速将我送回家。我抓起行李包，叫上我的助理塔兰丁，急忙向机场奔去。等到了机场，我发现这里已经有少帅的4支队伍在警戒。他们全都脸朝外，枪上装好刺刀，子弹上了膛。汽车在飞机旁一停，我就立即跳下车，把发动机下面的几个加热炉猛地推到一边，扯下帐篷盖子。到机场后一分钟，我就做好了起飞的准备。此时，我注意到机场一角，有一大群学生手举闪闪发光的横幅大标语，旁边还有一支管乐队，他们操着锃亮的乐器站在那里。
少帅的3辆小车全速驶向飞机，随后我听到了拐弯时轮胎那又长又尖的刹车声。学生们看到小车到了飞机跟前，纷纷向前拥去。少帅从第一辆车下来，命令士兵把学生往后推。在场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很激动。少帅钻进机舱，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位上。稍后我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带着美国腔说道：
“准备好了吗？”
我转过身去，看见了一位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中国女人。这位夫人当时坐在机舱左手前排，她便是蒋介石夫人。她的到来使我想搞清楚此行的目的，因为她的德国军官和德国乘务员就站在离我们100英尺以内的地方。
“好了，”我回答说，“随时可以起飞。”
“好，”夫人低声说，“离开这里！我们快走吧！”
机舱里挤满了人，一切都那么混乱无序。
“各位都准备好了吗？”我问道。
“好了！准备好了！”蒋夫人不耐烦地说，“全都准备好了。”
我被这种兴奋的情绪感染着。我打出手势让手下准备将轮子收起来，与此同时，我将油门猛力往前一推，那劲头就像在比赛起跑一样。
起飞5分钟后，少帅转向我。他的脸绷得很紧，很严肃的样子。他向我指了指身后。我回头一看，大吃一惊，我发现总司令蒋介石瘦长的身影。只见他双目紧闭，脸色憔悴，躺在机舱唯一的长沙发上。我咧嘴冲少帅笑了笑。我觉得这次同以往大不相同了。以前我常常呼啸着飞过总司令设在南京的府邸给少帅传过去总司令的决定性意见，因为少帅和总司令常常为某一问题争执不休。随后有人交给我一封信，让我将其投到潼关那边的战壕里，因为在那边，少帅的军队和中央军仍在对峙，剑拔弩张。我发现，蒋介石手下的强势人物、总参谋长何应钦只给了蒋夫人3天时间，即23日、24日和25日，要她把蒋介石带回来。不然的话，他将在26日开始对西安发动全面攻击，而且毋庸置疑的是——虽然他没有明说——他还要夺取全中国。在这紧要关头，总司令被释放了。
“飞洛阳。”少帅说。半小时之后，我在潼关城外那纵横交错的战壕上空盘旋。我们穿过了下面布控的几道战线，将写有和解内容的信件投下去。少帅这时看起来真是一身轻松，而且也不那么硬撑着了，开始有了困意。我时不时地回头看看机舱里的情况。夫人望着窗外，脸上带着快乐的微笑。端纳（蒋介石的德国顾问——编者注）一个人咯咯咯地笑着。宋子文大部分时间都在闭目养神，偶尔看两眼报纸。总司令仍然睡着。到达洛阳时天刚刚擦黑，少帅让我在空中先盘旋一两圈，好让下面的人知道我们要降落。
“没有人发电文说我们要来？”我奇怪地问道。
“没有，”他回答说，“西安那边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离开，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来。”
飞机一降落，那狭小的满是沙子的机场上到处都是向我们跑来的学生和士兵。看见蒋夫人走出舱门，他们便在扬起的尘土中停下来，全都注视着她。她的双脚刚着地，他们立即敬礼，其中的两名军官上前去搀扶她。少帅跟在蒋夫人后面。他刚刚踏上地面，4名士兵就拿枪对准他。
“要杀了他吗？”其中一位士兵问。
“不！”蒋夫人断然回答说，“让他自个儿走！”
蒋夫人伸出胳膊揽住了他的腰，少帅也伸出胳膊揽住了她。
总司令被人搀扶着下了飞机，脚一落地，前来问候的人欣喜若狂，他们把帽子抛向空中。军官们临时叫了很多人，很快组成一个欢呼方阵。他们搀扶着总司令，让他坐进汽车。有的人眼中噙着泪水。对他们而言，总司令就像死而复生了。少帅拖着孤独的影子一人走向自己的汽车。此时爆竹噼里啪啦地在他脚边炸响，不过没有人威胁他，因为蒋夫人已经下令要把他当贵宾对待。
第二天早上，总司令、蒋夫人和端纳乘坐几架头天夜里就飞抵洛阳的容克飞机继续飞往南京。数小时后，由护航飞机护航，我们的波音机随后，机上坐着少帅和宋子文。
一场从蒙古刮来的沙尘暴，给少帅提供了一个可能会改变他此后几年仕途的契机。中国人开的护航飞机被波音飞机甩下一大截，不久便消失在汹涌翻滚的黄云里。此时，少帅完全可以命令我飞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然而他不这样，仍决定继续飞往南京，接受本不属于他的惩罚。
在去南京的路上，我对少帅说：“也许我们不去南京最好。”
“不管它，”少帅冷静地回答，“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我们到达了一个军用机场，那里群情激昂，人声鼎沸。场面太乱了，我不得不把飞机停在跑道中间，让机上的人下来。紧接着，一大群士兵马上用自己的身体为少帅开了一条通道。从少帅脸上听天由命的表情来看，他有预感可能会被暗杀。
“现在要多加小心！”当他爬出机舱时，我提醒了他一句。“也许你不在乎有人想打死你，但也有其他一些人想让你和我们一起，不要做任何冒险！”
他转过身子，掉泪了。这是我头一回看到他掉眼泪。他用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
“谢谢你！”他说，“非常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就此道别，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他迈开几步，又走回来，再一次默默地握了握我的手。
我目送着少帅。他身着黑色制服，头戴黑色的筒形帽子，高昂着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我看着他穿过人体组成的通道，这条带有警戒意味的通道让他的朋友和敌人都无法接近他。他从那些过去还是朋友，现在却已变成敌人的人们面前走过，从那些因为他劫持或放走总司令而各自愤怒的国民党面前走过。此时，中国在我心里已经超过了这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甚至是美国。直到今天，张学良赴难的场面还凝固在我的心中。
（摘自昆仑出版社《我为中国飞行：蒋介石、张学良私人飞行员自述》 作者：[美]罗亚尔·伦纳德 译者：刘万勇 等）
1936年，圣诞节的早上，我正在餐厅吃早餐，厨师报告说，少帅张学良的汽车在等我。于是，我立刻上了汽车，火速赶往少帅府。少帅把我带进密室，问我能否10分钟内准备好飞机离开西安，我说可以。
上了汽车，司机急速将我送回家。我抓起行李包，叫上我的助理塔兰丁，急忙向机场奔去。等到了机场，我发现这里已经有少帅的4支队伍在警戒。他们全都脸朝外，枪上装好刺刀，子弹上了膛。汽车在飞机旁一停，我就立即跳下车，把发动机下面的几个加热炉猛地推到一边，扯下帐篷盖子。到机场后一分钟，我就做好了起飞的准备。此时，我注意到机场一角，有一大群学生手举闪闪发光的横幅大标语，旁边还有一支管乐队，他们操着锃亮的乐器站在那里。
少帅的3辆小车全速驶向飞机，随后我听到了拐弯时轮胎那又长又尖的刹车声。学生们看到小车到了飞机跟前，纷纷向前拥去。少帅从第一辆车下来，命令士兵把学生往后推。在场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很激动。少帅钻进机舱，坐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位上。稍后我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带着美国腔说道：
“准备好了吗？”
我转过身去，看见了一位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中国女人。这位夫人当时坐在机舱左手前排，她便是蒋介石夫人。她的到来使我想搞清楚此行的目的，因为她的德国军官和德国乘务员就站在离我们100英尺以内的地方。
“好了，”我回答说，“随时可以起飞。”
“好，”夫人低声说，“离开这里！我们快走吧！”
机舱里挤满了人，一切都那么混乱无序。
“各位都准备好了吗？”我问道。
“好了！准备好了！”蒋夫人不耐烦地说，“全都准备好了。”
我被这种兴奋的情绪感染着。我打出手势让手下准备将轮子收起来，与此同时，我将油门猛力往前一推，那劲头就像在比赛起跑一样。
起飞5分钟后，少帅转向我。他的脸绷得很紧，很严肃的样子。他向我指了指身后。我回头一看，大吃一惊，我发现总司令蒋介石瘦长的身影。只见他双目紧闭，脸色憔悴，躺在机舱唯一的长沙发上。我咧嘴冲少帅笑了笑。我觉得这次同以往大不相同了。以前我常常呼啸着飞过总司令设在南京的府邸给少帅传过去总司令的决定性意见，因为少帅和总司令常常为某一问题争执不休。随后有人交给我一封信，让我将其投到潼关那边的战壕里，因为在那边，少帅的军队和中央军仍在对峙，剑拔弩张。我发现，蒋介石手下的强势人物、总参谋长何应钦只给了蒋夫人3天时间，即23日、24日和25日，要她把蒋介石带回来。不然的话，他将在26日开始对西安发动全面攻击，而且毋庸置疑的是——虽然他没有明说——他还要夺取全中国。在这紧要关头，总司令被释放了。
“飞洛阳。”少帅说。半小时之后，我在潼关城外那纵横交错的战壕上空盘旋。我们穿过了下面布控的几道战线，将写有和解内容的信件投下去。少帅这时看起来真是一身轻松，而且也不那么硬撑着了，开始有了困意。我时不时地回头看看机舱里的情况。夫人望着窗外，脸上带着快乐的微笑。端纳（蒋介石的德国顾问——编者注）一个人咯咯咯地笑着。宋子文大部分时间都在闭目养神，偶尔看两眼报纸。总司令仍然睡着。到达洛阳时天刚刚擦黑，少帅让我在空中先盘旋一两圈，好让下面的人知道我们要降落。
“没有人发电文说我们要来？”我奇怪地问道。
“没有，”他回答说，“西安那边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离开，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们来。”
飞机一降落，那狭小的满是沙子的机场上到处都是向我们跑来的学生和士兵。看见蒋夫人走出舱门，他们便在扬起的尘土中停下来，全都注视着她。她的双脚刚着地，他们立即敬礼，其中的两名军官上前去搀扶她。少帅跟在蒋夫人后面。他刚刚踏上地面，4名士兵就拿枪对准他。
“要杀了他吗？”其中一位士兵问。
“不！”蒋夫人断然回答说，“让他自个儿走！”
蒋夫人伸出胳膊揽住了他的腰，少帅也伸出胳膊揽住了她。
总司令被人搀扶着下了飞机，脚一落地，前来问候的人欣喜若狂，他们把帽子抛向空中。军官们临时叫了很多人，很快组成一个欢呼方阵。他们搀扶着总司令，让他坐进汽车。有的人眼中噙着泪水。对他们而言，总司令就像死而复生了。少帅拖着孤独的影子一人走向自己的汽车。此时爆竹噼里啪啦地在他脚边炸响，不过没有人威胁他，因为蒋夫人已经下令要把他当贵宾对待。
第二天早上，总司令、蒋夫人和端纳乘坐几架头天夜里就飞抵洛阳的容克飞机继续飞往南京。数小时后，由护航飞机护航，我们的波音机随后，机上坐着少帅和宋子文。
一场从蒙古刮来的沙尘暴，给少帅提供了一个可能会改变他此后几年仕途的契机。中国人开的护航飞机被波音飞机甩下一大截，不久便消失在汹涌翻滚的黄云里。此时，少帅完全可以命令我飞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然而他不这样，仍决定继续飞往南京，接受本不属于他的惩罚。
在去南京的路上，我对少帅说：“也许我们不去南京最好。”
“不管它，”少帅冷静地回答，“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我们到达了一个军用机场，那里群情激昂，人声鼎沸。场面太乱了，我不得不把飞机停在跑道中间，让机上的人下来。紧接着，一大群士兵马上用自己的身体为少帅开了一条通道。从少帅脸上听天由命的表情来看，他有预感可能会被暗杀。
“现在要多加小心！”当他爬出机舱时，我提醒了他一句。“也许你不在乎有人想打死你，但也有其他一些人想让你和我们一起，不要做任何冒险！”
他转过身子，掉泪了。这是我头一回看到他掉眼泪。他用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
“谢谢你！”他说，“非常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就此道别，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许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他迈开几步，又走回来，再一次默默地握了握我的手。
我目送着少帅。他身着黑色制服，头戴黑色的筒形帽子，高昂着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我看着他穿过人体组成的通道，这条带有警戒意味的通道让他的朋友和敌人都无法接近他。他从那些过去还是朋友，现在却已变成敌人的人们面前走过，从那些因为他劫持或放走总司令而各自愤怒的国民党面前走过。此时，中国在我心里已经超过了这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甚至是美国。直到今天，张学良赴难的场面还凝固在我的心中。
（摘自昆仑出版社《我为中国飞行：蒋介石、张学良私人飞行员自述》 作者：[美]罗亚尔·伦纳德 译者：刘万勇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