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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政府重用小卡迪罗夫，似乎是一招险棋。有论者担心，小卡迪罗夫其实是“体制内分裂派”，在未来将成为杜达耶夫第二。有鉴于此，俄总统去年批准了在印古什和车臣实施地方自治的法律，试图从培育公民社会入手，消解小卡迪罗夫的独断权力。
作为某种“帝国后遗症”(苏联解体、“休克疗法”、车臣危机、“库尔斯克号”沉没等)，当代俄罗斯的历史犹如一系列灾难大片，而与车臣紧密相关的、日常化了的恐怖事件，使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生活因之而步入“ч时代”(在俄语中，ч可双关指“车臣”、“紧急”)。2009年4月16日，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命令，结束在车臣实施长达10年的紧急状态，以“保障共和国局势的进一步正常化，恢复并发展其社会经济领域”。看起来，自1999年10月爆发第二次车臣战争以来，车臣已过渡到新的历史阶段，俄罗斯在车臣也收获了信心。
为什么需要第二次车臣战争?
迄今为止，俄罗斯在车臣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以第二次车臣战争为基础的。第二次车臣战争与第一次车臣战争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在第一次车臣战争(1994～1996)中，俄罗斯对车臣分裂派的讨伐可悲地演化成了俄罗斯与车臣的战争，最终在军事、政治、道义上都遭到失败。虽然俄军在1996年4月用导弹“定点清除”了车臣总统杜达耶夫，但反政府武装参谋长马斯哈多夫随即掌握了叛军力量。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1996年8月30日，俄政府被迫与分裂派签署了有“新《布列斯特和约》(苏德1918年签署)”之称的《哈萨维尤特协议》，规定俄军撤出车臣；车臣地位问题待5年后公投决定，等于默认了车臣的现状。
但搁置往往预示着更大规模的卷土重来。俄政府和军队感到挫败和屈辱，准备卧薪尝胆，恢复声誉。俄国家杜马代表卢金曾表示：“5年之后俄罗斯会更加强大，那时我们等着瞧。”
1997年1月27日，马斯哈多夫战胜车臣前总理沙米尔·巴萨耶夫，以59.3％的得票率当选车臣总统。车臣更名为“车臣伊奇凯里共和国”，以独立国家自居(但并未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并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都自动与伊斯兰世界接轨。但是，车臣很快陷入无政府状态，经济凋敝，绑架人质等犯罪现象极为猖獗，马斯哈多夫无力控制局面，成为各派政治力量的人质。分裂派自我证明了：他们不过是一些长于破坏、短于建设的乌合之众。
分裂派还代表了一种地缘政治力量，引起俄罗斯的担忧。激进的伊斯兰“瓦哈比派”与传统派内讧，几乎要发生内战，而马斯哈多夫无力调和。为避免毁灭，瓦哈比派决定将能量对外释放，向车臣周边扩张，使北高加索地区从俄罗斯分离，顺便“封锁”里海石油的运输线路，卡住俄罗斯的能源脖子。当然，瓦哈比派只是一些干“粗活”的，在高加索的“大牌局”中，有许多外来“玩家”在幕后操纵：中东的石油大亨视俄罗斯为其石油市场上的竞争者，希望借车臣打击对手；西方情报部门施展阴谋，插手车臣，借以拖垮俄罗斯。
1996年到1998年间，俄政府曾多次与车臣当局谈判，希望政治解决车臣问题。但是，马斯哈多夫立场强硬、僵化，坚持俄罗斯必须先确认车臣是主权国家，然后才可谈其他问题。1999年初，俄军方的主战派得势，与此同时，车臣分裂派也蠢蠢欲动，“配合”俄军的备战意图。1999年1月，与车臣相邻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发现了瓦哈比派的威胁传单，分裂派已蓄谋入侵达吉斯坦。
1999年3月5日，俄内务部驻车臣代表根纳迪·施比贡将军遭绑架，俄政府反应激烈，几乎对车臣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随即，俄军开始向北奥塞梯运输导弹，并在达吉斯坦组建海军陆战队。1999年8月7日，巴萨耶夫率5000多人分两路侵入达吉斯坦；9月，在莫斯科等地发生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恐怖爆炸事件，这些事件为俄罗斯军事解决车臣问题准备了良好的舆论环境。1999年10月1日，在新总理普京的直接部署下，俄军再次开进北高加索，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
俄军赢得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2000年3月20日，普京亲自驾驶苏－27歼击机到车臣首府。同年6月8日，普京总统批准车臣临时政府成立。到2001年初，俄军消灭了车臣武装的主体，分裂武装化整为零，遁入车臣山区；俄罗斯在车臣恢复了1991年8·19事件之后丧失的政权，开始了政治、经济、社会重建的进程。
本地化政策：坏方案中之最佳者
到2000年前后，俄政府已着手重建车臣政权。俄政界人士提出多种备选方案：2000年11月，马立克·萨伊杜拉耶夫主张，由俄总统和总理直接统治车臣。俄副总理聂姆佐夫主张对车臣实行南北分治(南部的山地车臣反俄，而北部的平原车臣亲俄，允许车臣山区独立，而平原则归入俄联邦)，建立类似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隔离墙；在车臣实行集体领导，不设总统等职位。哈斯布拉托夫主张将车臣问题国际化，让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车臣。此外，还有人仍主张让车臣独立——当然，这一派声音已较为微弱。
在所有方案中，俄政府最终选择了“本地化”路线。艾哈迈德-卡迪罗夫成为俄政府信任的车臣领导人。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卡迪罗夫站在分裂派一边，但后来与马斯哈多夫决裂。他有强大的家族背景，作为伊斯兰传统教派的领袖，与外来的“瓦哈比派”势不两立。
从“本地化”政策的实践来看，其内容包括：国家管理机关(政府、议会)多由车臣族人士充任；军、警机关中，车臣族占主体——他们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家庭关系等，行动往往更有效；最终撤出车臣的俄罗斯驻军，将反恐和维持治安的任务交给当地强力部门；俄中央政府拨款给车臣，车臣的石油收人也可自主支配；在其他方面也尽量给车臣更多的自主权，甚至造成一种效果：当初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等分裂派要求的，现在通过政治途径就可得到。
俄政府意欲通过推行类似政策，最终使车臣成为一个与其他行政主体相同的“普通”地区。
但本地化政策也受到各方攻击。就分裂派的逻辑来说，俄罗斯的朋友，就是自己的敌人，所以要攻击俄政府“以车臣人对付车臣人，挑动其自相残杀”：而卡迪罗夫等人被指为车臣人的“叛徒”、“败类”。2001年6月，车臣的最高教法法庭对“与占领当局合作”的卡迪罗夫等人发出死亡威胁，责令其悔改。而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本地化政策使卡迪罗夫家族在车臣造成“家天下”的局面。2004年5月，艾哈迈德·卡迪罗夫被炸身亡后，车臣局势风雨飘摇，但俄罗斯仍沿袭了这一政策。当时，老卡迪罗夫之子拉姆赞·卡迪罗夫只因年龄未满宪法规定的30岁，被任命为车臣政府总理，作为未来担任总统的铺垫，也是总统“见习期”。
另一方面，马斯哈多夫等分裂派首领却被置于车臣的政治安排之外。卡迪罗夫遇难 后，马斯哈多夫等人十分活跃，西方也反复敦促俄与马斯哈多夫谈判。马斯哈多夫虽未挑起战争(入侵达吉斯坦的，是反对马斯哈多夫的瓦哈比派)，但是，俄军发起第二次车臣战争本身表明俄政府已经抛弃了马斯哈多夫。马斯哈多夫对大小分裂武装并无影响力，政治价值不大；他总是以温和面目出现，但对自身与多起恐怖事件的牵连又无法撇清实际上，他虽未直接参与恐怖行动，却总是主动利用恐怖事件以抬高自己身价)；他因有“民选总统”的外衣和“温和派”外表而被西方看好，这更让俄罗斯感到警惕和不安：马斯哈多夫可能成为俄罗斯的行动障碍，在政治和宣传方面成为危险敌人；此外，作为卡迪罗夫家族的仇人，马斯哈多夫与小卡迪罗夫是不能和平共处的。
2005年3月，马斯哈多夫被俄军打死。按照俄方评估，在剿灭了马斯哈多夫、哈塔布、阿卜杜拉·瓦利德等首领之后，分裂派的恐怖策划和行动能力大大降低，从2005年至今，车臣地区未发生重大恐怖事件。但俄罗斯境内、尤其北高加索地区仍不平静。2009年6月22日，印古什共和国总统叶夫库罗夫遇刺，而幕后元凶叶夫洛耶夫曾为马斯哈多夫手下，涉嫌策划2004年9月初的别斯兰人质悲剧。
诡谲的小卡迪罗夫时代
2007年2月15日，拉姆赞·卡迪罗夫担任车臣总统，车臣开始了“小卡迪罗夫时代”。他的权力合法性在于：蒙其父艾哈迈德·卡迪罗夫的余荫；强大的家族背景带来的社会政治资源；从其父继承的私人武装，使其成为车臣最强大的政治家；俄中央政府对小卡迪罗夫予以大力支持；等等。小卡迪罗夫是从政治和逻辑上说都比较合理的人选。
这位出身非凡的年轻人身上有许多东西是天生注定的。在总统“见习期”，拉姆赞曾是言行皆不得体的政治“莽汉”：蓄养狮、虎作“宠物”；喜欢在公众面前展示其使用火箭筒的良好技能；等等。但他也有可堪造就的潜力，几年中，在媒体为他所做的“起居注”中，小卡迪罗夫似乎已成长为成熟、老练的公众人物；他通过种种手段，将车臣过渡总统阿尔汉诺夫等人排挤出局，早已表明其是车臣的唯一主人。
媒体曾广泛披露了小卡迪罗夫的消极方面，称其为“拉姆赞雷帝”、“车臣汗”、“俄罗斯的小萨达姆”，等等。
他鼓励、甚至人为推动了个人崇拜。格罗兹尼街头到处都是他的大幅肖像和语录片段；2006年底，车臣举办诗文大赛，选题包括“拉姆赞·卡迪罗夫是当代英雄”等，涌现出许多对小卡迪罗夫肉麻吹捧的诗文；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一条林荫道更名为“卡迪罗夫大道”。
他维持个人独裁，私设监狱、法庭，对嫌疑人动用酷刑。暴力似乎已成为他的美学旨趣。他严酷镇压反对者，据说，所有的竞争对手、不驯服者(如白萨罗夫、雅玛达耶夫兄弟等人)都“蒸发”了——如果要列出“蒸发者”的清单，会很长、很长。这些政治谋杀案的线索都指向小卡迪罗夫，但是，调查总在某个环节上中断，最终不了了之。而最骇人听闻的，是小卡迪罗夫似乎与著名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杀(2006年10月)案件有关。安娜因多次报道小卡迪罗夫属下拷打车臣平民的事件(她还曾质问普京：为何这位曾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割下俄军战俘耳朵的小卡迪罗夫却成为俄总统的私人朋友，并掌握车臣全权?)而与小卡迪罗夫产生矛盾。
2009年7月16日，与安娜类似的另一位著名女记者纳塔莉亚·埃斯蒂米洛娃被枪杀，她也曾批评车臣的人权状况；埃斯蒂米洛娃所在的人权组织直指小卡迪罗夫是幕后主谋。
小卡迪罗夫似乎已不受约束。车臣军警数量近万人，多是反水的分裂武装，他们只感恩并服从小卡迪罗夫一人，而且延续了与原来站在俄军方面的车臣人的矛盾；他们飞扬跋扈，从事绑架、血亲复仇等活动。此外，小卡迪罗夫还表现得野心勃勃：想把手伸到邻近的印古什共和国，与其再次合并；想派兵到黎巴嫩；在外国开设车臣办事处；等等。
俄罗斯政府重用小卡迪罗夫，似乎是一招险棋。有论者担心，小卡迪罗夫其实是“体制内分裂派”，在未来将成为杜达耶夫第二，俄罗斯最终将再次失去对车臣的控制。在其担任车臣总统后，海外的分裂派竟也欢欣鼓舞。如，流亡英国的扎卡耶夫认为这是车臣“非殖民化”进程的开端，是分裂派的“胜利”。
但是，小卡迪罗夫本身是俄罗斯对车臣政策的支柱，几乎无可替代；小卡迪罗夫具有控制车臣局面的能力，在他的治下，车臣已形成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
约束小卡迪罗夫的机制也是有的，包括：车臣宪法、车臣的法院、检察院(多由非车臣族人士充任)，等等。2008年11月24日，俄总统批准了关于在印古什和车臣实施地方自治的法律，试图从培育公民社会入手，消解小卡迪罗夫的独断权力，促进车臣政治民主化，改变车臣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但效果如何，仍在未知之数。
超越“周期律”，事在人为
现在，在俄政府注入巨额资金的情况下，车臣经济已快速复兴，成为暗淡的北高加索的亮点，甚至某种样板。但是，如果将鞑靼与车臣做比较，会颇有意味。车臣和鞑靼一样，都获得了高度自主权，是俄罗斯仅有的两个“特别行政区”。1990年，鞑靼与车臣先后提出了主权要求。经与俄中央政府谈判，鞑靼获得许多自主权，经济迅即进发出活力，1997年叶利钦视察鞑靼后，称其为俄罗斯“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而车臣则经历了两次战争，遭受重创，几乎成为废墟。
为何车臣走上一条与鞑靼迥异的道路?可能的解释之一或许是：鞑靼总统明帖木尔·沙伊米耶夫比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更有政治智慧，更善于权变。在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时期，车臣都曾有与鞑靼相同的机会，但却一再被错过。车臣人为自己的“倔强”、“执拗”付出了代价：在十多年的宝贵时间里，经过流血冲突、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后，才又艰难地回到起点。
围绕车臣问题，曾流传着多种谎言和谬论。如，有论调说，俄罗斯的帝国政策导致车臣的悲剧。诚然，俄罗斯以及苏联都曾在车臣问题上犯过很多错误，这是事实，俄罗斯已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需要吸取教训；但是，车臣人何尝不需要获得智慧，走出历史的死胡同?须知，每个车臣人对其民族的命运也都是负有责任的。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等蛊惑人心的政治精英，以民族主义为号召，追求的其实只是一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车臣民众只是其工具和榨取对象。对于车臣人而言，拥有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这样的领导人，只是一种不祥的灾祸。
分裂派的支持者从推论出发，认为，只有获得独立才能实现车臣人的最大利益，但这仅只是一种推论。恰恰是在苏联时期，车臣人的民族进步最快，至今受益颇多。事实还证明，车臣并无立国的条件，也无独立生存的可能。在许多时代里，车臣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甚至当代车臣社会仍充斥着以家族为单位的争斗和内讧，组织化程度很低。
有论调称，俄罗斯－车臣关系就是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战争——或说已延续150多年，或说是200多年，还有说已接近400年。按照这种说法，俄罗斯一车臣冲突的常态性、周期性，似乎就是一道恶咒，是某种命定的“历史周期律”。这显然是一种人为的政治神话。俄罗斯必须超越这一“周期律”——而这完全是事在人为。要使车臣成为俄罗斯的一个“普通”地区，根本出路是帮助其实现现代化，使其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都与俄罗斯紧密融合。但这绝非一蹴可就，至今为止，俄罗斯也只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作为某种“帝国后遗症”(苏联解体、“休克疗法”、车臣危机、“库尔斯克号”沉没等)，当代俄罗斯的历史犹如一系列灾难大片，而与车臣紧密相关的、日常化了的恐怖事件，使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生活因之而步入“ч时代”(在俄语中，ч可双关指“车臣”、“紧急”)。2009年4月16日，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命令，结束在车臣实施长达10年的紧急状态，以“保障共和国局势的进一步正常化，恢复并发展其社会经济领域”。看起来，自1999年10月爆发第二次车臣战争以来，车臣已过渡到新的历史阶段，俄罗斯在车臣也收获了信心。
为什么需要第二次车臣战争?
迄今为止，俄罗斯在车臣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以第二次车臣战争为基础的。第二次车臣战争与第一次车臣战争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在第一次车臣战争(1994～1996)中，俄罗斯对车臣分裂派的讨伐可悲地演化成了俄罗斯与车臣的战争，最终在军事、政治、道义上都遭到失败。虽然俄军在1996年4月用导弹“定点清除”了车臣总统杜达耶夫，但反政府武装参谋长马斯哈多夫随即掌握了叛军力量。在巨大的内外压力下，1996年8月30日，俄政府被迫与分裂派签署了有“新《布列斯特和约》(苏德1918年签署)”之称的《哈萨维尤特协议》，规定俄军撤出车臣；车臣地位问题待5年后公投决定，等于默认了车臣的现状。
但搁置往往预示着更大规模的卷土重来。俄政府和军队感到挫败和屈辱，准备卧薪尝胆，恢复声誉。俄国家杜马代表卢金曾表示：“5年之后俄罗斯会更加强大，那时我们等着瞧。”
1997年1月27日，马斯哈多夫战胜车臣前总理沙米尔·巴萨耶夫，以59.3％的得票率当选车臣总统。车臣更名为“车臣伊奇凯里共和国”，以独立国家自居(但并未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并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都自动与伊斯兰世界接轨。但是，车臣很快陷入无政府状态，经济凋敝，绑架人质等犯罪现象极为猖獗，马斯哈多夫无力控制局面，成为各派政治力量的人质。分裂派自我证明了：他们不过是一些长于破坏、短于建设的乌合之众。
分裂派还代表了一种地缘政治力量，引起俄罗斯的担忧。激进的伊斯兰“瓦哈比派”与传统派内讧，几乎要发生内战，而马斯哈多夫无力调和。为避免毁灭，瓦哈比派决定将能量对外释放，向车臣周边扩张，使北高加索地区从俄罗斯分离，顺便“封锁”里海石油的运输线路，卡住俄罗斯的能源脖子。当然，瓦哈比派只是一些干“粗活”的，在高加索的“大牌局”中，有许多外来“玩家”在幕后操纵：中东的石油大亨视俄罗斯为其石油市场上的竞争者，希望借车臣打击对手；西方情报部门施展阴谋，插手车臣，借以拖垮俄罗斯。
1996年到1998年间，俄政府曾多次与车臣当局谈判，希望政治解决车臣问题。但是，马斯哈多夫立场强硬、僵化，坚持俄罗斯必须先确认车臣是主权国家，然后才可谈其他问题。1999年初，俄军方的主战派得势，与此同时，车臣分裂派也蠢蠢欲动，“配合”俄军的备战意图。1999年1月，与车臣相邻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发现了瓦哈比派的威胁传单，分裂派已蓄谋入侵达吉斯坦。
1999年3月5日，俄内务部驻车臣代表根纳迪·施比贡将军遭绑架，俄政府反应激烈，几乎对车臣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随即，俄军开始向北奥塞梯运输导弹，并在达吉斯坦组建海军陆战队。1999年8月7日，巴萨耶夫率5000多人分两路侵入达吉斯坦；9月，在莫斯科等地发生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恐怖爆炸事件，这些事件为俄罗斯军事解决车臣问题准备了良好的舆论环境。1999年10月1日，在新总理普京的直接部署下，俄军再次开进北高加索，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
俄军赢得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胜利。2000年3月20日，普京亲自驾驶苏－27歼击机到车臣首府。同年6月8日，普京总统批准车臣临时政府成立。到2001年初，俄军消灭了车臣武装的主体，分裂武装化整为零，遁入车臣山区；俄罗斯在车臣恢复了1991年8·19事件之后丧失的政权，开始了政治、经济、社会重建的进程。
本地化政策：坏方案中之最佳者
到2000年前后，俄政府已着手重建车臣政权。俄政界人士提出多种备选方案：2000年11月，马立克·萨伊杜拉耶夫主张，由俄总统和总理直接统治车臣。俄副总理聂姆佐夫主张对车臣实行南北分治(南部的山地车臣反俄，而北部的平原车臣亲俄，允许车臣山区独立，而平原则归入俄联邦)，建立类似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隔离墙；在车臣实行集体领导，不设总统等职位。哈斯布拉托夫主张将车臣问题国际化，让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车臣。此外，还有人仍主张让车臣独立——当然，这一派声音已较为微弱。
在所有方案中，俄政府最终选择了“本地化”路线。艾哈迈德-卡迪罗夫成为俄政府信任的车臣领导人。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卡迪罗夫站在分裂派一边，但后来与马斯哈多夫决裂。他有强大的家族背景，作为伊斯兰传统教派的领袖，与外来的“瓦哈比派”势不两立。
从“本地化”政策的实践来看，其内容包括：国家管理机关(政府、议会)多由车臣族人士充任；军、警机关中，车臣族占主体——他们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家庭关系等，行动往往更有效；最终撤出车臣的俄罗斯驻军，将反恐和维持治安的任务交给当地强力部门；俄中央政府拨款给车臣，车臣的石油收人也可自主支配；在其他方面也尽量给车臣更多的自主权，甚至造成一种效果：当初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等分裂派要求的，现在通过政治途径就可得到。
俄政府意欲通过推行类似政策，最终使车臣成为一个与其他行政主体相同的“普通”地区。
但本地化政策也受到各方攻击。就分裂派的逻辑来说，俄罗斯的朋友，就是自己的敌人，所以要攻击俄政府“以车臣人对付车臣人，挑动其自相残杀”：而卡迪罗夫等人被指为车臣人的“叛徒”、“败类”。2001年6月，车臣的最高教法法庭对“与占领当局合作”的卡迪罗夫等人发出死亡威胁，责令其悔改。而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本地化政策使卡迪罗夫家族在车臣造成“家天下”的局面。2004年5月，艾哈迈德·卡迪罗夫被炸身亡后，车臣局势风雨飘摇，但俄罗斯仍沿袭了这一政策。当时，老卡迪罗夫之子拉姆赞·卡迪罗夫只因年龄未满宪法规定的30岁，被任命为车臣政府总理，作为未来担任总统的铺垫，也是总统“见习期”。
另一方面，马斯哈多夫等分裂派首领却被置于车臣的政治安排之外。卡迪罗夫遇难 后，马斯哈多夫等人十分活跃，西方也反复敦促俄与马斯哈多夫谈判。马斯哈多夫虽未挑起战争(入侵达吉斯坦的，是反对马斯哈多夫的瓦哈比派)，但是，俄军发起第二次车臣战争本身表明俄政府已经抛弃了马斯哈多夫。马斯哈多夫对大小分裂武装并无影响力，政治价值不大；他总是以温和面目出现，但对自身与多起恐怖事件的牵连又无法撇清实际上，他虽未直接参与恐怖行动，却总是主动利用恐怖事件以抬高自己身价)；他因有“民选总统”的外衣和“温和派”外表而被西方看好，这更让俄罗斯感到警惕和不安：马斯哈多夫可能成为俄罗斯的行动障碍，在政治和宣传方面成为危险敌人；此外，作为卡迪罗夫家族的仇人，马斯哈多夫与小卡迪罗夫是不能和平共处的。
2005年3月，马斯哈多夫被俄军打死。按照俄方评估，在剿灭了马斯哈多夫、哈塔布、阿卜杜拉·瓦利德等首领之后，分裂派的恐怖策划和行动能力大大降低，从2005年至今，车臣地区未发生重大恐怖事件。但俄罗斯境内、尤其北高加索地区仍不平静。2009年6月22日，印古什共和国总统叶夫库罗夫遇刺，而幕后元凶叶夫洛耶夫曾为马斯哈多夫手下，涉嫌策划2004年9月初的别斯兰人质悲剧。
诡谲的小卡迪罗夫时代
2007年2月15日，拉姆赞·卡迪罗夫担任车臣总统，车臣开始了“小卡迪罗夫时代”。他的权力合法性在于：蒙其父艾哈迈德·卡迪罗夫的余荫；强大的家族背景带来的社会政治资源；从其父继承的私人武装，使其成为车臣最强大的政治家；俄中央政府对小卡迪罗夫予以大力支持；等等。小卡迪罗夫是从政治和逻辑上说都比较合理的人选。
这位出身非凡的年轻人身上有许多东西是天生注定的。在总统“见习期”，拉姆赞曾是言行皆不得体的政治“莽汉”：蓄养狮、虎作“宠物”；喜欢在公众面前展示其使用火箭筒的良好技能；等等。但他也有可堪造就的潜力，几年中，在媒体为他所做的“起居注”中，小卡迪罗夫似乎已成长为成熟、老练的公众人物；他通过种种手段，将车臣过渡总统阿尔汉诺夫等人排挤出局，早已表明其是车臣的唯一主人。
媒体曾广泛披露了小卡迪罗夫的消极方面，称其为“拉姆赞雷帝”、“车臣汗”、“俄罗斯的小萨达姆”，等等。
他鼓励、甚至人为推动了个人崇拜。格罗兹尼街头到处都是他的大幅肖像和语录片段；2006年底，车臣举办诗文大赛，选题包括“拉姆赞·卡迪罗夫是当代英雄”等，涌现出许多对小卡迪罗夫肉麻吹捧的诗文；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一条林荫道更名为“卡迪罗夫大道”。
他维持个人独裁，私设监狱、法庭，对嫌疑人动用酷刑。暴力似乎已成为他的美学旨趣。他严酷镇压反对者，据说，所有的竞争对手、不驯服者(如白萨罗夫、雅玛达耶夫兄弟等人)都“蒸发”了——如果要列出“蒸发者”的清单，会很长、很长。这些政治谋杀案的线索都指向小卡迪罗夫，但是，调查总在某个环节上中断，最终不了了之。而最骇人听闻的，是小卡迪罗夫似乎与著名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杀(2006年10月)案件有关。安娜因多次报道小卡迪罗夫属下拷打车臣平民的事件(她还曾质问普京：为何这位曾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割下俄军战俘耳朵的小卡迪罗夫却成为俄总统的私人朋友，并掌握车臣全权?)而与小卡迪罗夫产生矛盾。
2009年7月16日，与安娜类似的另一位著名女记者纳塔莉亚·埃斯蒂米洛娃被枪杀，她也曾批评车臣的人权状况；埃斯蒂米洛娃所在的人权组织直指小卡迪罗夫是幕后主谋。
小卡迪罗夫似乎已不受约束。车臣军警数量近万人，多是反水的分裂武装，他们只感恩并服从小卡迪罗夫一人，而且延续了与原来站在俄军方面的车臣人的矛盾；他们飞扬跋扈，从事绑架、血亲复仇等活动。此外，小卡迪罗夫还表现得野心勃勃：想把手伸到邻近的印古什共和国，与其再次合并；想派兵到黎巴嫩；在外国开设车臣办事处；等等。
俄罗斯政府重用小卡迪罗夫，似乎是一招险棋。有论者担心，小卡迪罗夫其实是“体制内分裂派”，在未来将成为杜达耶夫第二，俄罗斯最终将再次失去对车臣的控制。在其担任车臣总统后，海外的分裂派竟也欢欣鼓舞。如，流亡英国的扎卡耶夫认为这是车臣“非殖民化”进程的开端，是分裂派的“胜利”。
但是，小卡迪罗夫本身是俄罗斯对车臣政策的支柱，几乎无可替代；小卡迪罗夫具有控制车臣局面的能力，在他的治下，车臣已形成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
约束小卡迪罗夫的机制也是有的，包括：车臣宪法、车臣的法院、检察院(多由非车臣族人士充任)，等等。2008年11月24日，俄总统批准了关于在印古什和车臣实施地方自治的法律，试图从培育公民社会入手，消解小卡迪罗夫的独断权力，促进车臣政治民主化，改变车臣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但效果如何，仍在未知之数。
超越“周期律”，事在人为
现在，在俄政府注入巨额资金的情况下，车臣经济已快速复兴，成为暗淡的北高加索的亮点，甚至某种样板。但是，如果将鞑靼与车臣做比较，会颇有意味。车臣和鞑靼一样，都获得了高度自主权，是俄罗斯仅有的两个“特别行政区”。1990年，鞑靼与车臣先后提出了主权要求。经与俄中央政府谈判，鞑靼获得许多自主权，经济迅即进发出活力，1997年叶利钦视察鞑靼后，称其为俄罗斯“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而车臣则经历了两次战争，遭受重创，几乎成为废墟。
为何车臣走上一条与鞑靼迥异的道路?可能的解释之一或许是：鞑靼总统明帖木尔·沙伊米耶夫比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更有政治智慧，更善于权变。在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时期，车臣都曾有与鞑靼相同的机会，但却一再被错过。车臣人为自己的“倔强”、“执拗”付出了代价：在十多年的宝贵时间里，经过流血冲突、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后，才又艰难地回到起点。
围绕车臣问题，曾流传着多种谎言和谬论。如，有论调说，俄罗斯的帝国政策导致车臣的悲剧。诚然，俄罗斯以及苏联都曾在车臣问题上犯过很多错误，这是事实，俄罗斯已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需要吸取教训；但是，车臣人何尝不需要获得智慧，走出历史的死胡同?须知，每个车臣人对其民族的命运也都是负有责任的。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等蛊惑人心的政治精英，以民族主义为号召，追求的其实只是一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车臣民众只是其工具和榨取对象。对于车臣人而言，拥有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这样的领导人，只是一种不祥的灾祸。
分裂派的支持者从推论出发，认为，只有获得独立才能实现车臣人的最大利益，但这仅只是一种推论。恰恰是在苏联时期，车臣人的民族进步最快，至今受益颇多。事实还证明，车臣并无立国的条件，也无独立生存的可能。在许多时代里，车臣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甚至当代车臣社会仍充斥着以家族为单位的争斗和内讧，组织化程度很低。
有论调称，俄罗斯－车臣关系就是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战争——或说已延续150多年，或说是200多年，还有说已接近400年。按照这种说法，俄罗斯一车臣冲突的常态性、周期性，似乎就是一道恶咒，是某种命定的“历史周期律”。这显然是一种人为的政治神话。俄罗斯必须超越这一“周期律”——而这完全是事在人为。要使车臣成为俄罗斯的一个“普通”地区，根本出路是帮助其实现现代化，使其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都与俄罗斯紧密融合。但这绝非一蹴可就，至今为止，俄罗斯也只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