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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会阶层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除了数量上的失衡之外，在参政议政的影响力方面，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2010年“两会”前的一个月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照例做了几件事：开了5次座谈会，听取各个行业的国民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在新华网的聊天室与亿万网友聊天，直面网上的汹涌民情。总理的这些举动，几乎已经成为每年“两会”前的惯例。
在跟网友聊天时，温家宝再一次提起了王允《论衡》中的那句话：“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年届七旬的总理，愈发怀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留下的诸多经验。事实上，在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的今日中国，不仅是总理本人，整个执政党对于民意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增强。
每年的全国“两会”，超过5000名的各类代表被官方视为中国民意的集大成者，虽然他们的意见对诸多社会难题的解决起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伴随“两会”而来的媒体大规模报道，互联网上的讨论热潮，都让中国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这个一年一度民意表达的盛会。
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民意被喻为水，而国家比作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很难想象，一种政权，无论是否由自由选举产生，可以在无视民意的情况下长久地存在下去。只是，真正的民意在哪儿?参加总理座谈的代表发言里?洋洋数千份提案议案中?媒体的舆论调查里?还是网络聊天室里苛刻的批评声中?
议案，提案与民意
随着“两会”相继开幕，有关“两会”热点话题的民意调查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最具广泛意义的要属各类门户新闻网站的调查，最近5年来，人民网一年一度的“两会十大热点问题”调查，往往能够吸引数十万人参与，在该调查榜上，到目前为止，排在前五位的问题分别是：养老保险、依法拆迁、反腐败、调控房价和贫富差距。其中反腐败、房价和收入分配问题已经连续多年高居榜单的前列。
对照新浪、腾讯、网易、搜狐等商业网站的调查来看，这样的调查结果具备相当大的可信度，在这四个目前最主流的商业新闻网站设置的“两会”调查中，反腐、房价、就业和收入分配都是名列前茅的问题，以互联网为平台，呈现出来的民意具有相当明确的指向。
互联网媒体主导的这类民意调查，在广泛意义上可以被归为公民政治态度调查，对于专业的调查机构而言，长期以来这都是一个禁区，也只有在每年的“两会”期间，会被媒体大张旗鼓地搞起来，虽然在统计学意义上，这并不具备太大的科学价值，但这些粗浅的调查结果至少部分佐证了诸多政治学者长期以来对中国民意的分析：中国公众政治态度本质上是“现代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对于个人经济自由和物质保障的渴望处于顶端，而政治自由则处于相对较低的层次。
今年在人民网所列举的备选热点话题中，多了一个新鲜的词：民主监督。虽然在知识分子眼里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在民众的选项中，却排名相当靠后。公众对经济自由和物质保障的渴望，也给予了执政党相当宽松的执政环境，只要能够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能维持权威领导地位。但是，这些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代表委员们在“两会”召开期间表达并给予足够的评议，却是个未知数。
议案与提案，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间政议政最直接的工具，议案之力量，表现于将民意形成法令；而提案之力量，则在于将言论转化为监督。在政协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赵启正总结现有的提案时说，到目前为止，从各界委员提交的提案来看，民生问题、低碳经济、以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将会成为今年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低碳经济这样的议题虽然在互联网的民意调查中也都被列入备选项，但在各个调查中几乎都是乏人问津。
沉默的大多数
今年“两会”刚刚开幕，最终的议案提案总结还没有完成，如果以去年的提案议案为例，可以看出，委员代表们最终提案议案的指向与民意调查的热点问题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根据全国政协公布的资料显示，去年“两会”，政协提案中超过50％都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内容，其中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调整经济结构的提案将近2000件，除此之外，便是各地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诉求，诸如香港委员的港深共建自由贸易区、湖南委员呼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投入、海南提案加速国际旅游岛建设、山西委员提案将山西列为煤层气产业发展示范区等等。
而500多份人大的议案，则多是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诸如邮政法、统计法、国家赔偿法等等。专业性相当强，且多局限于立法修法层面，与当下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无涉。整理过去几年来的公开资料，议案、提案所传达的诉求与互联网上呈现出来的汹涌民意之间，强烈的割裂感一直存在。
围绕每年的“两会”，民意的表达总是这样一种状态：除了相当一部分应景的官样文章之外，最主要的都是由各地政府牵头组织多名代表、委员联合署名，表达地方政府利益诉求的提案，而那些个人提案中，虽不乏关切现实热点者，却往往淹没于各种被媒体疯狂炒作的“雷人”提案里，以致于每年“两会”之后，评选“十大雷人提案”成了一个重要话题，雷人提案也日益成为一个具备鲜明中国特色的参政术语。今年同样也不例外，“两会”刚刚开幕，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提出的“家务劳动工资化老公该给老婆发工资”就迅速走红，压倒了绝大部分提案，被网友评选为2010年“两会”最雷人提案。
每年的“两会”期间，无论是中外媒体的高度聚焦，还是执政党的宽容度，都让这短短十多天成为年度政治氛围最宽松的时间点，但这并没有让“两会”成长为一个有效的民意表达平台。代表、委员们的认真度、媒体的诚意和专业能力以及公众的互动都是潜在的原因，以各级官员为主体的代表、委员们提出的提案关心的重点多是基于官方逻辑，地方政府利益诉求，而另一方面，互联网上呈现出来的意见也不见得就是真正的能够代表最广大国民心声的民意。
著名的华裔学者、美国匹兹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唐文方曾通过跨度长达十多年的科学调查对中国的民意结构做了深入的实证研究，他说，中国用比其他国家更短的时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同一代人中不同群体的观念差异更加明显，人口特征所反映的民意差别在中国表现得特别强烈。
比如，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年轻的、教育程度高的专业技术人员，更为接受自由和民主。事实上，互联网所呈现的民意背后，也正是以这个群体为主导。但中国社会显然还存在着更加广大的沉默的大多数，与互联网群体相比，他们的利益诉求根本就没有途径呈现出来，更谈不上被重视和纳入政策的辩论和制订过程中。
最近30年来，社会分层和市场化造成的得失使中国的民意结构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更加多元化和极端化。如不进行制度变革，使“两会”成为一个更有效率的 民意平台，无论是对于执政党搜集、回应民意的功能诉求，还是对于公众意见的表达，都将力不从心。
谁的“两会”?
与过去的许多年一样，沉闷与喧哗仍然存在，但细心的观察家们还是能够察觉出今年“两会”最具积极意义的进步。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要审议《选举法》修正案草案。这部诞生于1957年的法律可谓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法律之一，此次修正案所要修改的核心内容，是要实行城乡按照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代表，具体而言，就是要在选举权方面，结束“四个农民=一个城里人”的不公正历史。
这将会在中国民主政治的道路上留下里程碑式的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虽然缓慢，但与30多年前相比，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官僚精英、成功企业家、各路明星共同构成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主体。
2008年在选举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前，基层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偏少，且比例不断下降的现实，被媒体广泛报道后，曾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并且由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专门通过决议规定：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应高于上一届。
在这些规定的强制要求之下，2008年的人大选举中，人大代表终于停止了“官进民退”的趋势，但是，不管是数量，还是影响力，官员依旧是“两会”毫无疑问的主体，以北京市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为例，61名人大代表中，官员群体29名，接近一半，其余的则是企业家、大学校长、院长、歌唱家以及国家女排队员，真正意义上的普通劳动者只有宣武区邮政局的一名投递员。而重庆市的情况也差不多，61名人大代表中，官员30名，真正的一线劳动者除了当年轰动一时的3个农民工代表之一的康厚明之外，只有一名农民，且是当地的一个村支书，剩下的则都是大学教授、企业家等。政协委员中，除了退休官员之外，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占据了大部分名额。
对于《选举法》的修订，评论普遍认为，这一规定最直接的效果将会使得日前人大代表中的“官民比例”发生改变。但也有人质疑基层代表的参政水平和议政能力，因学识和眼界所限，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所能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
事实上，各个社会阶层在人大政协会议上，除了数量上的失衡之外，在参政议政的影响力方面，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当年3名农民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也曾引起强烈的轰动效应，但时隔两年之后，到今天，他们几乎乏人问津，不论是人大政协会场内，还是会场外的报纸上、荧屏前，依然是官员、企业家和明星们的舞台。
虽然这样的状况广为人所诟病，但对于中国政治改革而言，这几乎是一种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官僚精英和私营企业者在政治参与方面将越来越成为两大主导力量，私营企业的从业者更加能够并且更加热衷于参与政治，这表明，至少对那些不具敏感性的政治问题而言，政治参与和利益的表达已经由国家支持的渠道明显地转移到了市场驱动的渠道上来。
对于媒体而言，掌握行政资源和市场资源的两大群体能够给媒体提供足够的新闻话题，也因此，“两会”的热度会年复一年火爆，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公众政治参与度的增强，政治民主化的进步，官员和私营企业者之外的利益表达渠道依然是一条死胡同，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通过互联网的喧嚣来发泄情绪，而更广大的沉默的大多数则只能任由矛盾沉积，社会裂痕渐深。《选举法》的修订，从数量意义上，还原了国民政治权利的基本公正，但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公众参政平台，显然还任重道远。
2010年“两会”前的一个月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照例做了几件事：开了5次座谈会，听取各个行业的国民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在新华网的聊天室与亿万网友聊天，直面网上的汹涌民情。总理的这些举动，几乎已经成为每年“两会”前的惯例。
在跟网友聊天时，温家宝再一次提起了王允《论衡》中的那句话：“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年届七旬的总理，愈发怀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留下的诸多经验。事实上，在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的今日中国，不仅是总理本人，整个执政党对于民意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增强。
每年的全国“两会”，超过5000名的各类代表被官方视为中国民意的集大成者，虽然他们的意见对诸多社会难题的解决起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伴随“两会”而来的媒体大规模报道，互联网上的讨论热潮，都让中国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这个一年一度民意表达的盛会。
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民意被喻为水，而国家比作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很难想象，一种政权，无论是否由自由选举产生，可以在无视民意的情况下长久地存在下去。只是，真正的民意在哪儿?参加总理座谈的代表发言里?洋洋数千份提案议案中?媒体的舆论调查里?还是网络聊天室里苛刻的批评声中?
议案，提案与民意
随着“两会”相继开幕，有关“两会”热点话题的民意调查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最具广泛意义的要属各类门户新闻网站的调查，最近5年来，人民网一年一度的“两会十大热点问题”调查，往往能够吸引数十万人参与，在该调查榜上，到目前为止，排在前五位的问题分别是：养老保险、依法拆迁、反腐败、调控房价和贫富差距。其中反腐败、房价和收入分配问题已经连续多年高居榜单的前列。
对照新浪、腾讯、网易、搜狐等商业网站的调查来看，这样的调查结果具备相当大的可信度，在这四个目前最主流的商业新闻网站设置的“两会”调查中，反腐、房价、就业和收入分配都是名列前茅的问题，以互联网为平台，呈现出来的民意具有相当明确的指向。
互联网媒体主导的这类民意调查，在广泛意义上可以被归为公民政治态度调查，对于专业的调查机构而言，长期以来这都是一个禁区，也只有在每年的“两会”期间，会被媒体大张旗鼓地搞起来，虽然在统计学意义上，这并不具备太大的科学价值，但这些粗浅的调查结果至少部分佐证了诸多政治学者长期以来对中国民意的分析：中国公众政治态度本质上是“现代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对于个人经济自由和物质保障的渴望处于顶端，而政治自由则处于相对较低的层次。
今年在人民网所列举的备选热点话题中，多了一个新鲜的词：民主监督。虽然在知识分子眼里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在民众的选项中，却排名相当靠后。公众对经济自由和物质保障的渴望，也给予了执政党相当宽松的执政环境，只要能够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能维持权威领导地位。但是，这些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代表委员们在“两会”召开期间表达并给予足够的评议，却是个未知数。
议案与提案，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间政议政最直接的工具，议案之力量，表现于将民意形成法令；而提案之力量，则在于将言论转化为监督。在政协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赵启正总结现有的提案时说，到目前为止，从各界委员提交的提案来看，民生问题、低碳经济、以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将会成为今年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低碳经济这样的议题虽然在互联网的民意调查中也都被列入备选项，但在各个调查中几乎都是乏人问津。
沉默的大多数
今年“两会”刚刚开幕，最终的议案提案总结还没有完成，如果以去年的提案议案为例，可以看出，委员代表们最终提案议案的指向与民意调查的热点问题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根据全国政协公布的资料显示，去年“两会”，政协提案中超过50％都是关于经济发展的内容，其中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调整经济结构的提案将近2000件，除此之外，便是各地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诉求，诸如香港委员的港深共建自由贸易区、湖南委员呼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投入、海南提案加速国际旅游岛建设、山西委员提案将山西列为煤层气产业发展示范区等等。
而500多份人大的议案，则多是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诸如邮政法、统计法、国家赔偿法等等。专业性相当强，且多局限于立法修法层面，与当下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无涉。整理过去几年来的公开资料，议案、提案所传达的诉求与互联网上呈现出来的汹涌民意之间，强烈的割裂感一直存在。
围绕每年的“两会”，民意的表达总是这样一种状态：除了相当一部分应景的官样文章之外，最主要的都是由各地政府牵头组织多名代表、委员联合署名，表达地方政府利益诉求的提案，而那些个人提案中，虽不乏关切现实热点者，却往往淹没于各种被媒体疯狂炒作的“雷人”提案里，以致于每年“两会”之后，评选“十大雷人提案”成了一个重要话题，雷人提案也日益成为一个具备鲜明中国特色的参政术语。今年同样也不例外，“两会”刚刚开幕，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提出的“家务劳动工资化老公该给老婆发工资”就迅速走红，压倒了绝大部分提案，被网友评选为2010年“两会”最雷人提案。
每年的“两会”期间，无论是中外媒体的高度聚焦，还是执政党的宽容度，都让这短短十多天成为年度政治氛围最宽松的时间点，但这并没有让“两会”成长为一个有效的民意表达平台。代表、委员们的认真度、媒体的诚意和专业能力以及公众的互动都是潜在的原因，以各级官员为主体的代表、委员们提出的提案关心的重点多是基于官方逻辑，地方政府利益诉求，而另一方面，互联网上呈现出来的意见也不见得就是真正的能够代表最广大国民心声的民意。
著名的华裔学者、美国匹兹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唐文方曾通过跨度长达十多年的科学调查对中国的民意结构做了深入的实证研究，他说，中国用比其他国家更短的时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同一代人中不同群体的观念差异更加明显，人口特征所反映的民意差别在中国表现得特别强烈。
比如，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年轻的、教育程度高的专业技术人员，更为接受自由和民主。事实上，互联网所呈现的民意背后，也正是以这个群体为主导。但中国社会显然还存在着更加广大的沉默的大多数，与互联网群体相比，他们的利益诉求根本就没有途径呈现出来，更谈不上被重视和纳入政策的辩论和制订过程中。
最近30年来，社会分层和市场化造成的得失使中国的民意结构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更加多元化和极端化。如不进行制度变革，使“两会”成为一个更有效率的 民意平台，无论是对于执政党搜集、回应民意的功能诉求，还是对于公众意见的表达，都将力不从心。
谁的“两会”?
与过去的许多年一样，沉闷与喧哗仍然存在，但细心的观察家们还是能够察觉出今年“两会”最具积极意义的进步。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要审议《选举法》修正案草案。这部诞生于1957年的法律可谓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法律之一，此次修正案所要修改的核心内容，是要实行城乡按照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代表，具体而言，就是要在选举权方面，结束“四个农民=一个城里人”的不公正历史。
这将会在中国民主政治的道路上留下里程碑式的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虽然缓慢，但与30多年前相比，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官僚精英、成功企业家、各路明星共同构成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主体。
2008年在选举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前，基层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偏少，且比例不断下降的现实，被媒体广泛报道后，曾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并且由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专门通过决议规定：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应高于上一届。
在这些规定的强制要求之下，2008年的人大选举中，人大代表终于停止了“官进民退”的趋势，但是，不管是数量，还是影响力，官员依旧是“两会”毫无疑问的主体，以北京市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为例，61名人大代表中，官员群体29名，接近一半，其余的则是企业家、大学校长、院长、歌唱家以及国家女排队员，真正意义上的普通劳动者只有宣武区邮政局的一名投递员。而重庆市的情况也差不多，61名人大代表中，官员30名，真正的一线劳动者除了当年轰动一时的3个农民工代表之一的康厚明之外，只有一名农民，且是当地的一个村支书，剩下的则都是大学教授、企业家等。政协委员中，除了退休官员之外，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占据了大部分名额。
对于《选举法》的修订，评论普遍认为，这一规定最直接的效果将会使得日前人大代表中的“官民比例”发生改变。但也有人质疑基层代表的参政水平和议政能力，因学识和眼界所限，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所能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
事实上，各个社会阶层在人大政协会议上，除了数量上的失衡之外，在参政议政的影响力方面，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当年3名农民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也曾引起强烈的轰动效应，但时隔两年之后，到今天，他们几乎乏人问津，不论是人大政协会场内，还是会场外的报纸上、荧屏前，依然是官员、企业家和明星们的舞台。
虽然这样的状况广为人所诟病，但对于中国政治改革而言，这几乎是一种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官僚精英和私营企业者在政治参与方面将越来越成为两大主导力量，私营企业的从业者更加能够并且更加热衷于参与政治，这表明，至少对那些不具敏感性的政治问题而言，政治参与和利益的表达已经由国家支持的渠道明显地转移到了市场驱动的渠道上来。
对于媒体而言，掌握行政资源和市场资源的两大群体能够给媒体提供足够的新闻话题，也因此，“两会”的热度会年复一年火爆，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公众政治参与度的增强，政治民主化的进步，官员和私营企业者之外的利益表达渠道依然是一条死胡同，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通过互联网的喧嚣来发泄情绪，而更广大的沉默的大多数则只能任由矛盾沉积，社会裂痕渐深。《选举法》的修订，从数量意义上，还原了国民政治权利的基本公正，但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公众参政平台，显然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