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桃米社区从一个环境杂乱、发展无力的弱势社区，变成“9·21”重建的耀眼明星，一个欣欣向荣的生态村，是“人”的力量改变了桃米——人文精神可以改变一个社区，从而优质社会。桃米社区是现代桃花源，却不是乌托邦。
“人类为了在地球上生活下去，未来5～10年，社会必须要变，环境逼着我们必须改变。重新回到纯朴生活，慢活、简朴的生活要成为未来新的生活方式。”李远哲忧(地)球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在台湾南投县埔里镇一个社区营造座谈会上，记者与这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台湾前“中央研究院”院长不期而遇，这才知道，李远哲有一个令大陆民众听起来很陌生的头衔——“社区营造学会创会理事长”。记者也好奇：一个科学家“不务正业”，搞什么社区营造?
李远哲回答：少小离家老大回，台湾经历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剧烈变迁，他的新竹老家原有的树木都不见了，头前溪无比脏乱，似乎以前美好的地方都没有了，“我很难过我的家乡不见了”，这几十年来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脱离大自然的危险的浩劫史”。
“要改变世界，让它变好，要靠世界各地社区的草根力量。”李远哲说，社区的草根活动是真正改变我们世界的开始，可以鼓励社区的人站出来，把自己的社区做好，由下而上再推及国家社会的公共事务中，“我们如果要当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很多问题我们就要积极地参与。”
桃米社区承载的正是这样一种希望与梦想。
“大家一起来清溪”
桃米社区原叫“桃米里”，一个乡土气息浓浓的村落名称。
桃米社区海拔高度介于420至800米之间，面积18平方公里，具有多彩多姿的森林、河川、湿地及农园，野生动植物资源丰沛。但10年前，这个拥有1200人的村落，却是埔里镇最贫穷的里之一，加之镇垃圾掩埋场就设在此，居民自嘲为“垃圾里”。
尽管桃米里有一个大邻居——暨南国际大学，距离只有1公里，但知识分子和农民各占一端，我做我的学问，你过你的日子。桃米里还是往日月潭的必经之地，车程20分钟，但观光经济亦从未辐射至桃米里。台湾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一批批把桃米里的青壮年吸走，使它变成一个人口结构老化，农业经济衰退的老旧社区。
1999年“9·21”地震，距震央20多公里的桃米里被震出一个“桃米坑”，成为明星灾区。桃米里369户人家，有168户全倒，60户半倒。“明星灾区”的身份一下子更将桃米里长久以来传统农村产业没落，人口外流等尴尬暴露出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反思。
“地震是危机，也是转机。”今天的桃米民宿经营者邱富添如是说。
从1990年代初期起，桃米里居民一向赖以为生的主要产业——寐竹笋一片低迷，主要销售市场从日本转向大陆再转向越南，“20多年前，一公斤3块半(约合人民币8角)，20年后一公斤的价钱还是没变。”邱富添说，在乡下只能糊口，都往城市跑。从小学到高中，每到周末，邱富添都得凌晨3点起床，加入全家挑竹笋的行列。春夏，麻竹笋盛产期，邱家的竹笋一天可挖4吨。高中毕业那年，16岁的邱富添迫不及待地“告别挑竹笋的噩梦”，闯荡台北，做过喷漆工、车床工、电工，也开过计程车。
1996年，为了照护年迈的母亲，32岁的邱富添重返桃米里，接手经营父亲留下的麻竹笋园。一年后，邱富添一算，“收入只有12万(约2.6万元人民币)，怎么养家?”台湾一般大学毕业生年薪30万元新台币左右，与之相比，辛劳一年的农民收入水平实在低下。邱富添深深地体会到，农业产业转型的重要。农村社会向下沉沦更令他不安：“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每个人都像恐龙一样抢食，变成一个功利社会，人情淡漠。”
回乡第三年，邱富添便遭遇了那场“地牛大翻身”。地震后，慈济第一时间来到桃米里，煮大锅粥、大锅饭，大家聚集在操场上一起用餐。这个场面，在邱富添心里泛起阵阵温馨，他想起小时候村里每逢喜事，都会有“社灶”，“以前那种集体感觉又回来了”，“这是社会主义般的感觉”。
不过，灾后重建的课题很快让桃米人苦恼不已：重建什么?如何重建?震后不到一个月，带领桃米人“翻身”的新故乡文教基金会(以下简称“新故乡”)来了。这个NGO成立于当年2月4日，其主要目的是“实践在地行动的公共价值”，致力社区营造工作。地震后，它成立“埔里家园重建工作站”，和桃米里“联姻”。李远哲一开始就做“新故乡”的“名誉董事长”。
“新故乡”的第一个公共行动是“大家一起来清溪”，以清理坑溪作为重建行动的起跑点。然而，“清溪，清什么溪?无聊!”邱富添当时对此嗤之以鼻。“民以食为天”，但“新故乡”却让大家做与填肚子无关的事，乡间本来对公共事务就冷漠，这事一下子在桃米里炸开了锅，质疑、观望的人多，站出来行动的人少。
“新故乡”董事长廖嘉展并不意外，他深知：“真正有意义的重建工作，应根植于人的改变，社区体质的改变，以达到农村转型、产业提升的目的，并寻求家园永续的可能。”事实上，“大家一起来清溪”的目的就在于挑战既有观念，启发居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廖嘉展把解决“人”的问题看得比“食”的问题还优先。
“造人”运动，脱胎换骨
新故乡一开始就明确以“社区营造”的视角切入桃米社区重建工作。接任李远哲出任台湾社区营造学会理事长的陈锦煌指出，社区总体营造的核心理念是“造人”，社区必先有一群人愿意改变，然后，社区营造才能成功。
面对不屑、误解，廖嘉展带领“新故乡”引进外界的人力、财力、物力，循着“教育学习一观念改变一行动实践”的策略，重新集结分散的社区社会力。政府补助、社会捐款没有直接流向居民，而是经“新故乡”中转。重建初期，一种新型的“以工代赈”被创造出来。
“每个月拿15840元新台币，维持基本生活，白天为社区公共事务出力，晚上强迫上课。周末则上全天的课，连续11个月。”邱富添说。被“新故乡”邀请来桃米社区授课的第一支团队是陈墀吉教授带领的世新大学观光系专家，培养休闲产业的相关课程，带领居民做调查，摸底桃米里的资源特色。
课堂内外，桃米人与“新故乡”、教授们共同讨论出了桃米社区的重建愿景，提炼出“桃米生态村”的概念，目标是将桃米里从一个传统的农村，转型成为一个结合有机农业、生态保育和休闲体验的教育基地。
经营民宿是一个极佳的切入点和起点。世新大学老师们开设的600多个小时的课程里，对绿色民宿进行了深入讲解，组织学员环台湾考察了一遍，“了解什么叫民宿”。尔后，“新故乡”并不急着帮助居民大兴土木，而是鼓励有条件的居民先把自家旧房屋，打扫一两间出来“试营运”。
当时台湾已有的民宿分两种：一种叫“红色民宿”，设在观光景点周边，观光饭店不足，因游客需要在当地住下而生；一 种叫“绿色民宿”，结合地方特色，靠口碑相传。台湾乡村民宿发展协会理事长吴乾正是“绿色民宿”的成功经营者：“经营民宿最大的困难不是资金，而是在人。民宿--其实是一种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创意_乡村生活产业。”
廖嘉展很认可：“生态旅游每年都会面对很多新的东西，要如何让客人觉得这个社区是有进步的?不只是硬件，还包括管理能力、或其他多元的发展，要让人觉得这个地方值得再来。”在先造屋还是造人这个问题上，廖嘉展和吴乾正都认为，经营民宿得先建构一个“知识经济的社群”。
一开始，那些将自家旧房屋打扫出来接待的“游客”全都是“新故乡”安排的各种“考官”。“民宿主人需要与客人互动才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服务者。”吸取知识和实践锻炼之后，邱富添“学到技能，产生信心，有自己的想法了”。这时候，“新故乡”才与政府互动，请银行为盖民宿的居民提供贷款，但规定自筹款必须超过60％。同时，盖屋以“换工”方式进行，酬劳比一般市场价低20％，劳务支出全部留在社区内“藏富于民”。
造屋过程还变成了重塑社区核心价值的契机，专业互动，进而将桃米社区推向“合作与互助的时代”，逐渐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连结起来。“社区人在营造中，产生了革命的感情。”邱富添说。
“以前是竞争观念，我要把他干掉，我要做第一。现在是共生理念，我要做唯一，唯一就是差别。把内部的冲突减少，互相分享。”这样，大家互相支援建设出来的16家民宿，价位自定，各有特色，但又有“把资源留在桃米社区”的共识，每一家民宿都是所有民宿的服务窗口，“我客满了，我分享出去，我替其他人做客服。”
这样一群变得可爱起来的知识农民办的民宿，渐渐得到市场的认可，教育团、亲子团、学术研讨团和社区参访团成了桃米社区的四大客户群，“节假日都是爆满”。邱富添自家的民宿一年客满100天，接客约2000人，一年赢利100万新台币，是一般大学毕业生薪资的3倍，实现了从生存到生活的质变。
青蛙共和国
第二支被“新故乡”邀请来桃米的专家团队是“农委会”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以下简称特生中心)，协助桃米里做生态调查及规划。低度开发的桃米，蕴藏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台湾29种蛙类，桃米就拥有23种；台湾143种蜻蜓，在桃米就发现49种。
特生中心副主任彭国栋向廖嘉展建议开生态课，“如果不能让居民了解自己的生态资源，又如何谈到生态保育?”尔后，在系列课程中，彭国栋以深入浅出的方法，引领居民认识生态的奥妙，改写对家乡的认知。
3至9月份是竹笋生产旺季，很多农民白天忙个天昏地暗，晚上匆匆扒口饭就跟着彭国栋到溪间湿地做蛙类调查。“自从上了生态课后，才惊讶地发现，怎么社区到处是宝贝!”居民廖昌明一脸惊讶。
一般生态课之后，彭国栋接着开设更具实用价值的“生态解说员”课程，这是经济转型和永续经营系列培训课的一部分，至今已经开办很多班次。但第一次开班的时候，只有25人报名，“观望者居多”。邱富添是盛情难却被动加入学习行列的。上了一阵子课后，他依然迷惘：前景在哪里?似乎看不到!背负家庭经济压力的他，就开始“逃学”。
彭国栋知道精明干练的邱富添是个可塑之才，每次做田野调查，就上门邀请，不好意思的邱富添只好乖乖跟老师出门。耳濡目染之下，从小只知道捉青蛙进补、喂鹅的邱富添，开始产生好奇，引发趣味，并一头栽入青蛙的世界。第一批培训认证考试，只有5个人过关，邱富添荣列其中。但领到证书的邱富添还是纳闷：“穷乡僻壤的桃米，真的会有人来住民宿?从事生态旅游吗?”一心只想填饱肚子的邱富添甚至自嘲：“我是有证书没错，但是你叫我带谁?带鬼嘛!”
2001年9月，9·21地震两周年到来之际，桃米社区以“桃米生态村”的新面貌，开启了试营运阶段。“新故乡”和特生中心策划了两场“抢救台湾生态，绿色总动员”活动，热心环保的社会各界人士聚集桃米。邱富添被安排出场用PPT解说青蛙生态。他被告知听众有台湾青蛙小站站长、专研青蛙生态的杨懿如博士。
上场时，邱富添拿着镭射笔的手，指着青蛙幻灯片的红色镭射光，微微地颤抖。“这只是拉都希氏赤蛙，它的鸣囊比较隐性。鸣叫时声音好像挤在咽喉里想叫又叫不出来，就像上大号‘嗯嗯——’嗯不出来一样，我儿子都叫它是拉肚子吃西瓜……”现场被逗得东倒西歪。邱富添的首演，羞涩中仍不失风趣的本色。
现如今，邱富添已是一个自信风趣的“知识青年”。“10年内，我跟100多个教授对谈过。”正是8年前由“新故乡”精心安排的那场首演，为邱富添提供了第一笔解说费，让他“意识到原来老师讲的知识经济是真的”。刚开始4年，他的家人甚至无法理解跟人家讲解青蛙也能当成一种职业。如今，邱富添不仅是桃米社区响当当的生态解说员，而且到其他社区分享经验，“小赚一笔”。
在邱富添经营的民宿“绿屋”的院子里，餐厅、廊道、客房，无处不见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青蛙雕塑，就连卫生间也命名为“公蛙”和“母蛙”。邱富添说，这是“造神运动”，“桃米是一个把青蛙叫做老板的地方”。最令他自豪的是，院子里的“生态池”，这是居民们自己做企划案，向“信义房屋”申请到的生态创意资金建造的。
生态池三道过滤处理后的生活污水流出来积在一个浅浅的水池里，种点水草、水仙、莲花，成为蜻蜓繁殖和青蛙的家园。邱富添说，建造生态池更是桃米社区建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和社区伦理的一个过程。他特别强调，因为建造的钱“来自社会”，所以家家生态池都是“社区的公共财”，每一个社区成员、每一个生态解说员都可以带人来参观与分享各家的创意。
台湾点灯文化协会已经为9·21重建之路拍了4部纪录片，理事长张光斗告诉记者，下一部将拍桃米社区，片名都想好了，叫“青蛙共和国”。
“桃米人认识到这块土地的重要性，不过度开发，不但青蛙回来，蛇回来，老鹰也回来了!”张光斗说，桃米要打造的是一个没有污染，没有冷漠的社会，让人拥有更包容的心态面对周遭环境，面对所有的人。“也许是一个乌托邦，但有理想，才会开始行动。”
“桃米社区记录着台湾人成长的历程和整个社会的脉动，台湾民间社会已经走向成熟的自力更生的心态。只要你自己愿意站起来，一定有人支持你。台湾这股力量很厉害，不依赖政府，凭自己的手，自己的脚，就站起来。”张光斗说。迈向“共生社会”
2009年9月21日，入晚，邱富添经营的“绿屋小站”大院里华灯照人，白天在暨南国际大学参加完“9·21社区重建国际研讨会”的人们陆续来到这里用餐。100来位来自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专家学者、社区营造者，或坐在餐厅内，或坐在凉亭中，或站在院子里，享受着“社区妈妈”提供 的自助餐。
3天的研讨会，外地与会者分住到桃米社区各家民宿中。大学与社区已互动起来。邱富添告诉记者，提供自助餐的“社区妈妈”也是经过“新故乡”开设的美食班培训，而且考证合格才上岗服务的。在“绿屋小站”里，邱富添还盖了一栋“学生宿舍”。4个房间，一间租给一个暨南国际大学的学生。
“我们和学校有约定，不租给大一学生，学校规定大一学生必须住校。”大学对社区的经济辐射亦让民宿经营者摆脱经营压力。“做到后来，心无惶恐，可以永续经营了。”邱富添介绍说，现在桃米已有1/5的人经营生态产业，其他人继续经营传统农业，但因生态旅游带动而升值，亦间接享受到生态产业的红利。
不仅大学与社区表现出一种共生状态，社区内部也追求利益均沾的共生价值，设立了公积金制度。民宿经营者和美食经营者上交10％的收入，生态解说员上交20％的收入，作为公共支出及社区弱势照顾之用。邱富添说，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结束，桃米的社区产业要打组织战。由此，社区生活共同体渐渐成形。
有了公积金，桃米社区开始通过经济补偿废耕，恢复生态。比如茂埔坑溪被恢复成自然栖地，“桃米生态工法营造小组”为了施作桃米这第一条生态河道，跑到深山区找野溪，向自然学习，于是溪道两边的地主被说服放弃水泥护墙，转用砌石溪岸。
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亦在追求共生。
“10年来，部分废耕使桃米社区物种多了50倍。生态为体，产业为用。”邱富添介绍说，3月份来桃米看青蛙，4月份看萤火虫，5月份看油桐花，6月份欣赏独角仙(一种甲虫)。8、9月份暑假期间桃米就是小朋友们的生态课堂，白天在湿地看水生动植物，夜间抓蛙看蛇……
“如果农村知识系统形成一种好的平台，这个平台从一个社区推广到整体，就会形成一股很重要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会告诉我们农业是一种令人敬佩的行业，会让人觉得农村是一个很好的生活地带，最重要的是，让这一件事变得很有尊严和价值。”廖嘉展这样理解桃米的实践价值。
不敢想象，假如没有“新故乡”10年不离不弃的陪伴，桃米会怎么样?其实，桃米与“新故乡”亦是一种共生关系。“廖嘉展选了20多个点，只有桃米成功，‘新故乡’也需要一个成功案例才能申请到经费，这是NGO的生存之道，很微妙的关系。”邱富添说，在“新故乡”陪伴下，桃米做得好，政府看到能出政绩也愿意多给钱。
邱富添风趣地说，其实政府、NGO、大学教授等所有人都在把桃米社区当“小白鼠”——创造一种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乡村生活创意产业，在台湾实验一种生态、悠闲、慢拍的生活方式，幸运的是，市场认证了这场实验!
回首10年重建路，自称“笨人”的廖嘉展感慨万千：“假如没有地震这回事。都没有今天这个样子，地震改变了台湾社会的发展脉络。人与人互助的局面，是最大的改变，社区人从封闭中走出来，面对大家的一抹微笑，就是他们生活的一种特质。”
“人类为了在地球上生活下去，未来5～10年，社会必须要变，环境逼着我们必须改变。重新回到纯朴生活，慢活、简朴的生活要成为未来新的生活方式。”李远哲忧(地)球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在台湾南投县埔里镇一个社区营造座谈会上，记者与这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台湾前“中央研究院”院长不期而遇，这才知道，李远哲有一个令大陆民众听起来很陌生的头衔——“社区营造学会创会理事长”。记者也好奇：一个科学家“不务正业”，搞什么社区营造?
李远哲回答：少小离家老大回，台湾经历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剧烈变迁，他的新竹老家原有的树木都不见了，头前溪无比脏乱，似乎以前美好的地方都没有了，“我很难过我的家乡不见了”，这几十年来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脱离大自然的危险的浩劫史”。
“要改变世界，让它变好，要靠世界各地社区的草根力量。”李远哲说，社区的草根活动是真正改变我们世界的开始，可以鼓励社区的人站出来，把自己的社区做好，由下而上再推及国家社会的公共事务中，“我们如果要当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很多问题我们就要积极地参与。”
桃米社区承载的正是这样一种希望与梦想。
“大家一起来清溪”
桃米社区原叫“桃米里”，一个乡土气息浓浓的村落名称。
桃米社区海拔高度介于420至800米之间，面积18平方公里，具有多彩多姿的森林、河川、湿地及农园，野生动植物资源丰沛。但10年前，这个拥有1200人的村落，却是埔里镇最贫穷的里之一，加之镇垃圾掩埋场就设在此，居民自嘲为“垃圾里”。
尽管桃米里有一个大邻居——暨南国际大学，距离只有1公里，但知识分子和农民各占一端，我做我的学问，你过你的日子。桃米里还是往日月潭的必经之地，车程20分钟，但观光经济亦从未辐射至桃米里。台湾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一批批把桃米里的青壮年吸走，使它变成一个人口结构老化，农业经济衰退的老旧社区。
1999年“9·21”地震，距震央20多公里的桃米里被震出一个“桃米坑”，成为明星灾区。桃米里369户人家，有168户全倒，60户半倒。“明星灾区”的身份一下子更将桃米里长久以来传统农村产业没落，人口外流等尴尬暴露出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反思。
“地震是危机，也是转机。”今天的桃米民宿经营者邱富添如是说。
从1990年代初期起，桃米里居民一向赖以为生的主要产业——寐竹笋一片低迷，主要销售市场从日本转向大陆再转向越南，“20多年前，一公斤3块半(约合人民币8角)，20年后一公斤的价钱还是没变。”邱富添说，在乡下只能糊口，都往城市跑。从小学到高中，每到周末，邱富添都得凌晨3点起床，加入全家挑竹笋的行列。春夏，麻竹笋盛产期，邱家的竹笋一天可挖4吨。高中毕业那年，16岁的邱富添迫不及待地“告别挑竹笋的噩梦”，闯荡台北，做过喷漆工、车床工、电工，也开过计程车。
1996年，为了照护年迈的母亲，32岁的邱富添重返桃米里，接手经营父亲留下的麻竹笋园。一年后，邱富添一算，“收入只有12万(约2.6万元人民币)，怎么养家?”台湾一般大学毕业生年薪30万元新台币左右，与之相比，辛劳一年的农民收入水平实在低下。邱富添深深地体会到，农业产业转型的重要。农村社会向下沉沦更令他不安：“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每个人都像恐龙一样抢食，变成一个功利社会，人情淡漠。”
回乡第三年，邱富添便遭遇了那场“地牛大翻身”。地震后，慈济第一时间来到桃米里，煮大锅粥、大锅饭，大家聚集在操场上一起用餐。这个场面，在邱富添心里泛起阵阵温馨，他想起小时候村里每逢喜事，都会有“社灶”，“以前那种集体感觉又回来了”，“这是社会主义般的感觉”。
不过，灾后重建的课题很快让桃米人苦恼不已：重建什么?如何重建?震后不到一个月，带领桃米人“翻身”的新故乡文教基金会(以下简称“新故乡”)来了。这个NGO成立于当年2月4日，其主要目的是“实践在地行动的公共价值”，致力社区营造工作。地震后，它成立“埔里家园重建工作站”，和桃米里“联姻”。李远哲一开始就做“新故乡”的“名誉董事长”。
“新故乡”的第一个公共行动是“大家一起来清溪”，以清理坑溪作为重建行动的起跑点。然而，“清溪，清什么溪?无聊!”邱富添当时对此嗤之以鼻。“民以食为天”，但“新故乡”却让大家做与填肚子无关的事，乡间本来对公共事务就冷漠，这事一下子在桃米里炸开了锅，质疑、观望的人多，站出来行动的人少。
“新故乡”董事长廖嘉展并不意外，他深知：“真正有意义的重建工作，应根植于人的改变，社区体质的改变，以达到农村转型、产业提升的目的，并寻求家园永续的可能。”事实上，“大家一起来清溪”的目的就在于挑战既有观念，启发居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廖嘉展把解决“人”的问题看得比“食”的问题还优先。
“造人”运动，脱胎换骨
新故乡一开始就明确以“社区营造”的视角切入桃米社区重建工作。接任李远哲出任台湾社区营造学会理事长的陈锦煌指出，社区总体营造的核心理念是“造人”，社区必先有一群人愿意改变，然后，社区营造才能成功。
面对不屑、误解，廖嘉展带领“新故乡”引进外界的人力、财力、物力，循着“教育学习一观念改变一行动实践”的策略，重新集结分散的社区社会力。政府补助、社会捐款没有直接流向居民，而是经“新故乡”中转。重建初期，一种新型的“以工代赈”被创造出来。
“每个月拿15840元新台币，维持基本生活，白天为社区公共事务出力，晚上强迫上课。周末则上全天的课，连续11个月。”邱富添说。被“新故乡”邀请来桃米社区授课的第一支团队是陈墀吉教授带领的世新大学观光系专家，培养休闲产业的相关课程，带领居民做调查，摸底桃米里的资源特色。
课堂内外，桃米人与“新故乡”、教授们共同讨论出了桃米社区的重建愿景，提炼出“桃米生态村”的概念，目标是将桃米里从一个传统的农村，转型成为一个结合有机农业、生态保育和休闲体验的教育基地。
经营民宿是一个极佳的切入点和起点。世新大学老师们开设的600多个小时的课程里，对绿色民宿进行了深入讲解，组织学员环台湾考察了一遍，“了解什么叫民宿”。尔后，“新故乡”并不急着帮助居民大兴土木，而是鼓励有条件的居民先把自家旧房屋，打扫一两间出来“试营运”。
当时台湾已有的民宿分两种：一种叫“红色民宿”，设在观光景点周边，观光饭店不足，因游客需要在当地住下而生；一 种叫“绿色民宿”，结合地方特色，靠口碑相传。台湾乡村民宿发展协会理事长吴乾正是“绿色民宿”的成功经营者：“经营民宿最大的困难不是资金，而是在人。民宿--其实是一种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创意_乡村生活产业。”
廖嘉展很认可：“生态旅游每年都会面对很多新的东西，要如何让客人觉得这个社区是有进步的?不只是硬件，还包括管理能力、或其他多元的发展，要让人觉得这个地方值得再来。”在先造屋还是造人这个问题上，廖嘉展和吴乾正都认为，经营民宿得先建构一个“知识经济的社群”。
一开始，那些将自家旧房屋打扫出来接待的“游客”全都是“新故乡”安排的各种“考官”。“民宿主人需要与客人互动才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服务者。”吸取知识和实践锻炼之后，邱富添“学到技能，产生信心，有自己的想法了”。这时候，“新故乡”才与政府互动，请银行为盖民宿的居民提供贷款，但规定自筹款必须超过60％。同时，盖屋以“换工”方式进行，酬劳比一般市场价低20％，劳务支出全部留在社区内“藏富于民”。
造屋过程还变成了重塑社区核心价值的契机，专业互动，进而将桃米社区推向“合作与互助的时代”，逐渐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连结起来。“社区人在营造中，产生了革命的感情。”邱富添说。
“以前是竞争观念，我要把他干掉，我要做第一。现在是共生理念，我要做唯一，唯一就是差别。把内部的冲突减少，互相分享。”这样，大家互相支援建设出来的16家民宿，价位自定，各有特色，但又有“把资源留在桃米社区”的共识，每一家民宿都是所有民宿的服务窗口，“我客满了，我分享出去，我替其他人做客服。”
这样一群变得可爱起来的知识农民办的民宿，渐渐得到市场的认可，教育团、亲子团、学术研讨团和社区参访团成了桃米社区的四大客户群，“节假日都是爆满”。邱富添自家的民宿一年客满100天，接客约2000人，一年赢利100万新台币，是一般大学毕业生薪资的3倍，实现了从生存到生活的质变。
青蛙共和国
第二支被“新故乡”邀请来桃米的专家团队是“农委会”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以下简称特生中心)，协助桃米里做生态调查及规划。低度开发的桃米，蕴藏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台湾29种蛙类，桃米就拥有23种；台湾143种蜻蜓，在桃米就发现49种。
特生中心副主任彭国栋向廖嘉展建议开生态课，“如果不能让居民了解自己的生态资源，又如何谈到生态保育?”尔后，在系列课程中，彭国栋以深入浅出的方法，引领居民认识生态的奥妙，改写对家乡的认知。
3至9月份是竹笋生产旺季，很多农民白天忙个天昏地暗，晚上匆匆扒口饭就跟着彭国栋到溪间湿地做蛙类调查。“自从上了生态课后，才惊讶地发现，怎么社区到处是宝贝!”居民廖昌明一脸惊讶。
一般生态课之后，彭国栋接着开设更具实用价值的“生态解说员”课程，这是经济转型和永续经营系列培训课的一部分，至今已经开办很多班次。但第一次开班的时候，只有25人报名，“观望者居多”。邱富添是盛情难却被动加入学习行列的。上了一阵子课后，他依然迷惘：前景在哪里?似乎看不到!背负家庭经济压力的他，就开始“逃学”。
彭国栋知道精明干练的邱富添是个可塑之才，每次做田野调查，就上门邀请，不好意思的邱富添只好乖乖跟老师出门。耳濡目染之下，从小只知道捉青蛙进补、喂鹅的邱富添，开始产生好奇，引发趣味，并一头栽入青蛙的世界。第一批培训认证考试，只有5个人过关，邱富添荣列其中。但领到证书的邱富添还是纳闷：“穷乡僻壤的桃米，真的会有人来住民宿?从事生态旅游吗?”一心只想填饱肚子的邱富添甚至自嘲：“我是有证书没错，但是你叫我带谁?带鬼嘛!”
2001年9月，9·21地震两周年到来之际，桃米社区以“桃米生态村”的新面貌，开启了试营运阶段。“新故乡”和特生中心策划了两场“抢救台湾生态，绿色总动员”活动，热心环保的社会各界人士聚集桃米。邱富添被安排出场用PPT解说青蛙生态。他被告知听众有台湾青蛙小站站长、专研青蛙生态的杨懿如博士。
上场时，邱富添拿着镭射笔的手，指着青蛙幻灯片的红色镭射光，微微地颤抖。“这只是拉都希氏赤蛙，它的鸣囊比较隐性。鸣叫时声音好像挤在咽喉里想叫又叫不出来，就像上大号‘嗯嗯——’嗯不出来一样，我儿子都叫它是拉肚子吃西瓜……”现场被逗得东倒西歪。邱富添的首演，羞涩中仍不失风趣的本色。
现如今，邱富添已是一个自信风趣的“知识青年”。“10年内，我跟100多个教授对谈过。”正是8年前由“新故乡”精心安排的那场首演，为邱富添提供了第一笔解说费，让他“意识到原来老师讲的知识经济是真的”。刚开始4年，他的家人甚至无法理解跟人家讲解青蛙也能当成一种职业。如今，邱富添不仅是桃米社区响当当的生态解说员，而且到其他社区分享经验，“小赚一笔”。
在邱富添经营的民宿“绿屋”的院子里，餐厅、廊道、客房，无处不见形态各异、大小不一的青蛙雕塑，就连卫生间也命名为“公蛙”和“母蛙”。邱富添说，这是“造神运动”，“桃米是一个把青蛙叫做老板的地方”。最令他自豪的是，院子里的“生态池”，这是居民们自己做企划案，向“信义房屋”申请到的生态创意资金建造的。
生态池三道过滤处理后的生活污水流出来积在一个浅浅的水池里，种点水草、水仙、莲花，成为蜻蜓繁殖和青蛙的家园。邱富添说，建造生态池更是桃米社区建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和社区伦理的一个过程。他特别强调，因为建造的钱“来自社会”，所以家家生态池都是“社区的公共财”，每一个社区成员、每一个生态解说员都可以带人来参观与分享各家的创意。
台湾点灯文化协会已经为9·21重建之路拍了4部纪录片，理事长张光斗告诉记者，下一部将拍桃米社区，片名都想好了，叫“青蛙共和国”。
“桃米人认识到这块土地的重要性，不过度开发，不但青蛙回来，蛇回来，老鹰也回来了!”张光斗说，桃米要打造的是一个没有污染，没有冷漠的社会，让人拥有更包容的心态面对周遭环境，面对所有的人。“也许是一个乌托邦，但有理想，才会开始行动。”
“桃米社区记录着台湾人成长的历程和整个社会的脉动，台湾民间社会已经走向成熟的自力更生的心态。只要你自己愿意站起来，一定有人支持你。台湾这股力量很厉害，不依赖政府，凭自己的手，自己的脚，就站起来。”张光斗说。迈向“共生社会”
2009年9月21日，入晚，邱富添经营的“绿屋小站”大院里华灯照人，白天在暨南国际大学参加完“9·21社区重建国际研讨会”的人们陆续来到这里用餐。100来位来自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专家学者、社区营造者，或坐在餐厅内，或坐在凉亭中，或站在院子里，享受着“社区妈妈”提供 的自助餐。
3天的研讨会，外地与会者分住到桃米社区各家民宿中。大学与社区已互动起来。邱富添告诉记者，提供自助餐的“社区妈妈”也是经过“新故乡”开设的美食班培训，而且考证合格才上岗服务的。在“绿屋小站”里，邱富添还盖了一栋“学生宿舍”。4个房间，一间租给一个暨南国际大学的学生。
“我们和学校有约定，不租给大一学生，学校规定大一学生必须住校。”大学对社区的经济辐射亦让民宿经营者摆脱经营压力。“做到后来，心无惶恐，可以永续经营了。”邱富添介绍说，现在桃米已有1/5的人经营生态产业，其他人继续经营传统农业，但因生态旅游带动而升值，亦间接享受到生态产业的红利。
不仅大学与社区表现出一种共生状态，社区内部也追求利益均沾的共生价值，设立了公积金制度。民宿经营者和美食经营者上交10％的收入，生态解说员上交20％的收入，作为公共支出及社区弱势照顾之用。邱富添说，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结束，桃米的社区产业要打组织战。由此，社区生活共同体渐渐成形。
有了公积金，桃米社区开始通过经济补偿废耕，恢复生态。比如茂埔坑溪被恢复成自然栖地，“桃米生态工法营造小组”为了施作桃米这第一条生态河道，跑到深山区找野溪，向自然学习，于是溪道两边的地主被说服放弃水泥护墙，转用砌石溪岸。
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亦在追求共生。
“10年来，部分废耕使桃米社区物种多了50倍。生态为体，产业为用。”邱富添介绍说，3月份来桃米看青蛙，4月份看萤火虫，5月份看油桐花，6月份欣赏独角仙(一种甲虫)。8、9月份暑假期间桃米就是小朋友们的生态课堂，白天在湿地看水生动植物，夜间抓蛙看蛇……
“如果农村知识系统形成一种好的平台，这个平台从一个社区推广到整体，就会形成一股很重要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会告诉我们农业是一种令人敬佩的行业，会让人觉得农村是一个很好的生活地带，最重要的是，让这一件事变得很有尊严和价值。”廖嘉展这样理解桃米的实践价值。
不敢想象，假如没有“新故乡”10年不离不弃的陪伴，桃米会怎么样?其实，桃米与“新故乡”亦是一种共生关系。“廖嘉展选了20多个点，只有桃米成功，‘新故乡’也需要一个成功案例才能申请到经费，这是NGO的生存之道，很微妙的关系。”邱富添说，在“新故乡”陪伴下，桃米做得好，政府看到能出政绩也愿意多给钱。
邱富添风趣地说，其实政府、NGO、大学教授等所有人都在把桃米社区当“小白鼠”——创造一种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乡村生活创意产业，在台湾实验一种生态、悠闲、慢拍的生活方式，幸运的是，市场认证了这场实验!
回首10年重建路，自称“笨人”的廖嘉展感慨万千：“假如没有地震这回事。都没有今天这个样子，地震改变了台湾社会的发展脉络。人与人互助的局面，是最大的改变，社区人从封闭中走出来，面对大家的一抹微笑，就是他们生活的一种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