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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话: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付出了巨大牺牲,赢得了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长时间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意义十分深远。为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本刊特开辟专栏,组发专稿,以飨读者。
初到华北军区司令部工作
1950年4月,我奉命由六十三军调到华北军区司令部工作,担任作战处(也称第一处)处长。聂荣臻司令员、唐延杰参谋长等领导都是我多年的老首长,司令部训练处处长赵冠英、情报处处长马文波等也是我很熟悉的同志。他们资历较深,工作经验丰富,相处之间对我颇有帮助。所以,当初来司令部报到时不安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侵略军由仁川登陆,战况急转直下。9月28日,美军切断朝鲜人民军的主要补给线,占领了汉城。他们不顾我国的多次警告,很快侵入了朝鲜北部。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实施战略退却。根据当时朝鲜战况的发展我与司令部赵冠英、马文波等几个处长反复讨论,写出了一个关于华北地区所有部队立即转入临战训练的报告,在司令部机关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呈送给司令部首长。在报告中,我还对健全华北军区作战处组织和有关战备事项提出建议。此时华北地区的部队大部分正在进行大生产。
因当时提建议的时机尚早,碰了钉子。军区炮兵参谋长李健对我说:“不要灰心,你的报告是有用的。”
没几天,军委就下达了第六十六军赴朝作战的命令。接到命令的当天即1950年10月23日,六十六军就离开天津乘火车抵安东,于25 日14时开始渡江,当晚部队全部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第六十六军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的冀晋兵团,后改为华北军区第三兵团第一纵队,1949年2月我军统一编制时改称第六十六军。军长肖新槐、政委王紫峰、副军长陈坊仁、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连奎、参谋长刘苏。从接到命令出发到上火车赴安东,整个过程紧张匆忙,有个别环节不够协调。好在天津警备区作战科长王树良同志曾在晋察冀野战军作战科担任过参谋,我们彼此熟悉,能够最大限度地协调合作,共同完成好了这一特殊任务。
10月24日,聂荣臻代总长给华北军区作战处来电话,向我询问了华北部队转入战备的有关事项,并对和平麻痹思想作了批评,肯定了我们作战处的工作,鼓励我们要全力以赴地投入抗美援朝这场新的斗争。我趁机提出入朝作战的请求,电话里聂荣臻同志笑了,说:“可以考虑你的要求,但是现在必须安心作战处的工作。”
10月底的一个午夜,我正在作战处值班,周恩来总理打来电话,布置了赶做炒面送到朝鲜前线的紧急任务。在问了我的姓名、职务、籍贯、年龄之后,周总理说:“去年2月带领华北部队1个团到西柏坡为中央全会担任警戒的是你吗?”
我回答:“是。”
周恩来总理问:“你准备如何完成这个任务?”
我回答:“立即通知军区和司令部、后勤部首长,把任务分解到各有关单位,并组织人员到各有关单位检查,督促和落实任务的执行情况,随时将情况汇总报告有关领导。”
周总理说:“很好,关键是要快,炒面的质量要好。”
第二天上午11时左右,周恩来总理又给作战处来电话,追问任务的执行情况。我详细汇报后,周总理说:“任务完成得不错,你们作战部门要把各种突发情况充分估计到,做好准备工作,避免失误和被动。”
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司令部的工作日趋紧张。作战处的工作更加繁重,经常是通宵达旦。不久,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下辖第十二、第十五、第六十、第六十七、第六十八5个军,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入朝参战。杨成武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找到杨成武司令员,要求参加第二十兵团入朝,同时也向华北军区有关领导提出请求。承蒙组织上批准,我奉命担任了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作战处处长。1951年2月,在天津组织兵团机构,对部队进行装备与备战训练。各军更换武器装备,补充新兵,编制也作了相应的扩充,火力有了明显增强。每个师新组建了1个高炮营,每个步兵团组建了1个合成炮兵营(高机连、迫击炮连、无后坐力炮连)。军、师、团三级机关设立炮兵室。军后勤增编医院、担架团、手推车团,还增编了汽车营和兵站。每个军的各种后勤人员平均有3000人左右,部队基本达到了齐装满员,并普遍开展了临战军事训练。
根据朝鲜战场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从刚组建的第二十兵团的5个军中抽出3个军,即第十二、第十五、第六十军组成第三兵团,先行赴朝参战。1951年3月16日,志愿军第三兵团机关成立,陈赓任司令员兼政委,王近山任副司令员,杜义德任副政委,王蕴瑞任参谋长。
第三兵团入朝后,第二十兵团所辖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的所有团以上军事干部办了一个集训班,以我军十大军事原则为基本指导思想,通过总结过去的作战经验和现在朝鲜战场的作战状况,研究美军和其他国家军队的特点,讲究实际,集思广益,重点解决军、师、团三级军事指挥的难点和疑点,提高在现代化条件下的作战指挥水平,从思想、军事指挥能力、物质等方面,做好对所谓的“联合国军”,特别是对美军作战的准备。其中,听取回国的志愿军部队指挥员介绍朝鲜战况、学习新的战争经验,也是我兵团举办集训班的重要内容。
原华北第二十兵团第六十六军是最早入朝作战的部队,参加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战役,此时正返回国内休整,驻天津、沧州地区。该军一九八师师长宋玉琳同志是我的老战友,他来集训班讲了一九八师在朝鲜战场进行阻击、进攻、穿插、坚守等方面的战例,使大家备受启发。先后来集训班讲课的还有六十六军军长肖新槐,政委王紫峰,参谋长刘苏,一九六师师长晨光,—九七师师长成少甫。
这次团以上军事干部的集训班为期40多天,期间还参观了中央军委在北京南郊举行的大规模的现代化诸兵种协同演习。使每个同志能更加充分地准备随时入朝,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敌人。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第二十兵团于6月4日至27日率第六十七军、六十八军赴朝作战,加入志愿军序列。
6月5日,我和兵团司令部、政治部的一些同志跟随杨成武司令员、张南生副政委顶着烈日参加了第六十八军二○三师的誓师大会,并检阅了这支士气饱满的部队。我们看到军容雄壮,战士情绪高昂。
赴朝作战
当时朝鲜的战争形势是,我军经过五次战役,阻敌于“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战局。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已歼敌23万多人,其中美军11.5万余人。但是,敌我技术装备优劣悬殊的基本状况非常明显。我志愿军的兵力已增到15个步兵军、7个地面炮兵师、4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步兵数量多,战斗力强,占有一定优势,但是没有取得制空权,这种优势尚难充分发挥出来。从朝鲜地形看,我军两翼暴露,敌人实施登陆作战的威胁存在,而且战线越往南移,这种困难与威胁就越严重。我军虽予敌以重创,但击溃的多,成建制歼灭的少,尤其未能歼灭敌重兵集团。因此,中央军委制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争取时间,加速改善技术装备及后方供应,协同朝鲜人民军巩固和加强正面战场及东西海岸的防御力量,遏制敌人进攻,从军事上支持停战谈判,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1951年6月中旬,敌我双方均转入战略防御,对峙于“三八”线附近,构筑工事,调整部署,进行作战准备。
1951年7月15日,我第二十兵团主力奉命入朝,全部在指定时间到达集结地域。炮兵第四十一团在白石里,第六十七军各部位于真石里、藏财洞、上南洞、太乙洞、青龙洞、中洞等地,六十八军各部位于马息岭和元山里一带。
兵团向各部队发出命令,布置集结后的任务。要求充分利用地形地物,加强工事,担任指定地域的战备警戒;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和歼灭从元山登陆之敌;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加强运输、通讯和兵站等分队的物资准备。
根据“志愿军司令部”指示,我二十兵团六十七军接防二十七军之后,位于六十七军西侧五圣山一带的第二十六军归二十兵团统一指挥,二十兵团在东线代替第九兵团对敌作战。
第九兵团是1950年11月间入朝的,一直担负东线作战任务,参加了第二至第五次战役。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同志抗日战争初期曾在晋察冀根据地战斗工作过,1946年他在北平军调部担任中共代表团执行处长,是我比较熟悉的首长,能征善战,屡建战功。他和杨成武司令员也是多年的老战友,一见面就非常亲切。两位首长认真地交谈了有关接防事宜。宋时轮司令员谈到第九兵团入朝以来参战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在军事指挥上以有益的思考启示,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7月中旬到8月下旬,朝鲜北方发生了几十年未见的特大洪灾。河水暴涨,被冲毁的铁路桥90余座(有的刚修复就被冲垮),被冲断的线路100多处;公路桥被冲毁50%之多,给我军的交通运输造成严重困难。面对山洪横流,连日暴雨,加上雨停间隙美军飞机的侦察、轰炸、扫射和投掷定时炸弹,对我二十兵团接防第九兵团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徒步行军的指战员每人负重60余斤,浑身泥浆,脚底起泡甚至腐烂,队伍稍不留神就会被洪水冲散。六十八军二○三师就曾被汹涌的洪水分隔成几部分,隔水相望,难以会合。许多连队连续十多天吃不上—顿热饭,睡不上一次“干燥的觉”。成千上万的指战员患了肠炎、痢疾。有人不慎掉入湍急的河水,被洪水卷走。随身携带的干粮要带到前线去,根本不敢轻易吃掉,每人每天4两米加上自挖的野菜就是全部伙食(当时16两为一斤)。炮兵分队的行军就更为艰难。被洪水阻挡时,在山谷中拉起一根绳子作为扶手。人扛着火炮牵着马匹,在齐胸的洪水中往返多次。事后,我们将这次任务总结为“在洪水里行军,在硝烟中接防”。
我六十七军长途开进和接防之际,美军发动了“夏季攻势”。敌人集中了大约3个师的兵力,在炮兵、航空兵、坦克兵的支援下,向我北汉江以东至东海岸约80公里的防线发动进攻。
我六十七军正面之敌美军第七师和第二十五师1个团、南朝鲜军第二师和第六师,也向我军发起了攻击,企图突破我军防御,占领昌道里地区。经过10天艰苦行军考验的六十七军,把主要兵力兵器配备在北亭岭、广大洞地段,采取“对主要支撑点必须坚守,次要支撑点与敌反复争夺”的方针,大量杀伤敌人,挫败其进攻。
8月31日,敌人向我第六十七军一九九师发动了局部攻击,遭到一九九师的坚决还击。此后10多天中,敌人步兵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又对我前沿阵地7个高地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进攻。我六十七军坚决抗击,不断加修工事,克服雨季带来的种种困难,除次要的“七八○点一”高地被敌占领外,其余阵地均牢牢守住。六十七军西侧是第九兵团二十六军,东侧是朝鲜人民军第五军团,北面是我二十兵团第二梯队六十八军。六十七军指挥所设在寺洞,将一个团及师高炮营作为军的防空预备队,准备随时歼灭板桥里地区可能空降之敌。第二十兵团指挥机关由阳德郡的丰田里前移到淮阳郡的台日里。
敌军在“夏季攻势”中最后动用了美军两个师,南朝鲜军5个师,共计7个师的兵力。我军在防御工事不坚、经验不多、粮弹供应不足、部队疲劳等困难条件下,配合朝鲜人民军,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战,歼敌7.88万余人,内含美军2.02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攻势,连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也不得不承认,“这次的攻势是没有选好时机,没选好地点,没选好敌人的败仗”。
管理和巩固部队
在管理和巩固部队方面,也有过一些教训。比如,我二十兵团到达安东后,又准备了三四天,兵团指挥所于7月2日跨过鸭绿江,由于道路生疏,入朝第一天兵团指挥所就走了两条路,相互失去联络,虽然宿营前走失的车辆人员又追了上来,但是教训是深刻的。
另外,每次行军都会遇到车辆阻塞公路不能行进的情况。一天晚上,我从六十八军返回兵团指挥所时,所乘美式吉普车就被堵在公路中间。我下车查看后,发现南北相对各有100多辆卡车“顶牛”,互不相让。有些司机甚至找到些树枝在公路边上点火驱寒。我很着急,已是午夜时刻,一旦有敌机飞来,投下照明弹后轰炸扫射,后果不堪设想。尤其是开往前沿方向的车辆,大部分满载着武器弹药和急需物资。我将跟随的几个作战处的同志和警卫员分成两组,从南北“顶牛”点寻找返回后方的空车。不一会儿,作战科王树良科长跑来告我,交汇点不远处就有一辆返回后方的空卡车,我很兴奋,立即和该车司机商量将卡车推下山坡,然后开始疏导阻塞车辆慢慢通过。不料这辆空车的司机不同意,而且谩骂起来,差点要动手。别的司机都同意我的意见,尽管该司机大声喊骂不止,被大家一起拉劝到一边。我指挥大家一起动手,将空卡车慢慢推下山坡。好在山坡还算平缓,空卡车翻下去后,并无大损。
约过了3个多小时,车辆疏导走完。那辆空卡车的司机拉着警卫员王惠找我,说:“你必须给我写个证明,不然我回去无法交待。”我问过他的部队番号,知道是二十兵团后勤部某汽车营的,遂掏出钢笔给所在营长、教导员写了一个便条。这位司机拿着便条,很不相信地说:“这个条子顶用吗?”
王惠告诉他:“这是咱们兵团的作战处处长。”
这位司机怔了—下,变了态度,说:“对不起呀,处长,误会了。”
经过交谈,了解到他原是傅作义军队的司机,平津战役时参加我军的。我说:“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大局,今天晚上的大局就是我们200多辆运输车辆的安全。如果不牺牲你的汽车,敌机一来就得牺牲满载弹药和物资的车辆,你已经是老同志了,应该懂得这个道理,给年轻同志做个榜样。”
司机连说:“处长说得对。”
我二十兵团指挥所由阳德郡的丰田里准备出发时,发生过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部队整装点名出发时,发现司令部一个炊事员不见了,我很纳闷。警卫连的指导员告诉我:“肯定是想当朝鲜老乡的女婿,藏起来了。”
我很不解,问他:“当女婿,到底怎么一回事?”
他说:“这几天有战士们报告,这个炊事员和房东母女俩关系密切,超出一般同志关系。经我观察了解,他确实和房东大娘的女儿关系不错,他劈柴出了汗,这姑娘还掏出白手绢给他擦汗,他也不推辞。姑娘的妈看他时的眼光就像看自己的儿子那么柔和。这个村庄几十户人家里,找不出一个青壮年男人,要么六七十岁,要么八九岁。房东大娘的丈夫和儿子一起参加了人民军,都牺牲了,剩下两个女儿,一个18岁,一个11岁。这件事本来我想报告,但想到我们马上就要上前线了,一走开,他们就没有事了,所以没有报告。”
我在周围观察了一下,又带作战处的几个同志到几间屋子里转了转。副政委张南生过来指示我:“人一定要找到,这是个政治问题,你管理直属队,找不到人你要负责任。”
我命令侦察科长全力以赴找人,不放过任何一点可疑之处。突然,房东大娘走过来说:“人是我藏的。你们不是说热爱朝鲜人民吗?,你把他留给我,就是热爱朝鲜人民了。”
我说:“阿妈尼,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人我们一定要找到带走,部队是来抗美援朝打仗的,是有铁的纪律的。”
这位大娘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你把他留给我们,就是支援我们朝鲜人民了,你可怜可怜我这老太婆吧。”
不一会儿,侦察科长从屋子取暖的双层火墙里找到这个炊事员,带到我面前。人被烟熏得很黑,流着鼻涕,低着头,一句话不说。他是吉林人,23岁,个头较大,参军才半年。
这时房东大娘的大女儿从屋子里走出来站到母亲身边,她们一起给我跪下求情。
我一面命令将炊事员赶快带走,随部队出发,一面扶起这位朝鲜大娘,说:“不行呵,阿妈尼,这是纪律,不允许的,请您原谅。”
我吩咐管理员给朝鲜大娘留下一点粮食,便立即出发了。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和教训。事后,我把情况汇报给兵团参谋长肖文玖,他很严肃地说:“人家都说做梦娶媳妇,他小子抗美援朝来娶媳妇……今后,一定要掌握好部队,这样的事情再不能发生。”
在此期间,我和弟弟恒德连通数信,相互勉励,同时也给母亲和姐姐分别写信,告诉她们我和恒德在朝鲜战场的消息,约定战争胜利之后全家团聚。
敌人的“夏季攻势”被粉碎后,并不甘心失败,为试探我新接防的第二十兵团六十七军的战斗力,于9月12日向六十七军发动进攻。
敌人出动5个营的兵力,在10多架飞机、60多辆坦克和大量火炮的掩护下,连续突击芳通里我军二○○师五九九团正面,遭到五九九团的顽强抗击,毙伤敌600多名。“五三七点七”高地刚被敌人占领,该团二连立即组织勇猛反击,夺回高地,并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反扑,歼敌370多名。此后,敌人每天都派两个连到一个营的兵力,在飞机、坦克和炮火的配合下,轮番向我前沿阵地突击,我—九九师五九六团冒着猛烈炮火,在“五六九点五”高地与敌人反复争夺,大量杀伤敌人。
9月21日,侵朝美军集中3个营、南朝鲜军5个营,共计8个步兵营、70多辆坦克、100多门大炮,在10多架飞机掩护下,向我六十七军发起了所谓的“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即空军、炮兵、坦克和步兵现代化装备联合作战的立体战争。面对强大的敌人,我六十七军一九九师和二○○师毫无惧色,坚决反击,在没有制空权、装备悬殊、工事不坚固的条件下,打退了敌人波浪式的猛烈进攻,守住了阵地,毙伤敌人1000多名。兵团副参谋长邱蔚和兵团炮兵主任李健为发挥炮兵火力打击敌人,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了步兵和炮兵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比如五九八团在战斗中,步炮协同连续打退敌人5次进攻,取得了初步经验。兵团司令部立即向各军各师通报,介绍了他们的战法。
9月21日反击敌人“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是我们二十兵团入朝以来首次大规模的作战,取得了打坦克的经验,同时发现敌军有企图空降的迹象。作战处经请示杨成武司令员和司令部领导后,立即拟定通令发给第六十七军、第二十六军、第六十八军,并同时报告了志愿军司令部和第九兵团。
9月以来,六十七军二○○师和一九九师初战告捷,歼敌均在3500人以上,极大地鼓舞了二十兵团的所有指战员,对今后的作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十兵团移驻到台日里后,立即由副参谋长赵冠英负责开始构筑防空坑道和隐蔽工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台日里所有部队全部进入隐蔽工事。这段时间,供给困难,生活艰苦,尤其粮食紧张。兵团规定前沿部队每人每天供应一斤粮食,兵团机关每人每天八两(当时每斤1 6两)粮食,一旦粮食运不上来,半斤也达不到。有几天,由于没有其他可吃的东西,每人每天只有4两虾米皮,我们指挥部门节省下一切能吃的东西,送到前沿阵地。
为和部队保持联系,协助各军和师指挥作战,兵团司令部抽调人员成立检查指导小组到作战部队,一组由我负责,成员有兵团通信处长俞涛、兵团工兵主任薛长勇和参谋数人;另一组由兵团炮兵主任李健负责,成员是作战处副处长安霁光和参谋数人。
我带这一组到六十七军,李健带另一组到六十八军。
在六十七军各师前沿工事检查完毕,我这一组正准备返回台日里兵团司令部,适逢敌人经过充分准备的范佛里特“秋季攻势”开始了,我们决定留在六十七军参加战斗。范佛里特是接替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不久的中将司令,毕业于西点军校,是我们二十兵团的主要对手。
敌人的攻势于9月29日开始。(未完待续)
(本文收入即将出版的《为了祖国的安宁——山西抗美援朝运动回顾》一书)
(责编孟 红)
初到华北军区司令部工作
1950年4月,我奉命由六十三军调到华北军区司令部工作,担任作战处(也称第一处)处长。聂荣臻司令员、唐延杰参谋长等领导都是我多年的老首长,司令部训练处处长赵冠英、情报处处长马文波等也是我很熟悉的同志。他们资历较深,工作经验丰富,相处之间对我颇有帮助。所以,当初来司令部报到时不安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侵略军由仁川登陆,战况急转直下。9月28日,美军切断朝鲜人民军的主要补给线,占领了汉城。他们不顾我国的多次警告,很快侵入了朝鲜北部。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实施战略退却。根据当时朝鲜战况的发展我与司令部赵冠英、马文波等几个处长反复讨论,写出了一个关于华北地区所有部队立即转入临战训练的报告,在司令部机关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呈送给司令部首长。在报告中,我还对健全华北军区作战处组织和有关战备事项提出建议。此时华北地区的部队大部分正在进行大生产。
因当时提建议的时机尚早,碰了钉子。军区炮兵参谋长李健对我说:“不要灰心,你的报告是有用的。”
没几天,军委就下达了第六十六军赴朝作战的命令。接到命令的当天即1950年10月23日,六十六军就离开天津乘火车抵安东,于25 日14时开始渡江,当晚部队全部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第六十六军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的冀晋兵团,后改为华北军区第三兵团第一纵队,1949年2月我军统一编制时改称第六十六军。军长肖新槐、政委王紫峰、副军长陈坊仁、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连奎、参谋长刘苏。从接到命令出发到上火车赴安东,整个过程紧张匆忙,有个别环节不够协调。好在天津警备区作战科长王树良同志曾在晋察冀野战军作战科担任过参谋,我们彼此熟悉,能够最大限度地协调合作,共同完成好了这一特殊任务。
10月24日,聂荣臻代总长给华北军区作战处来电话,向我询问了华北部队转入战备的有关事项,并对和平麻痹思想作了批评,肯定了我们作战处的工作,鼓励我们要全力以赴地投入抗美援朝这场新的斗争。我趁机提出入朝作战的请求,电话里聂荣臻同志笑了,说:“可以考虑你的要求,但是现在必须安心作战处的工作。”
10月底的一个午夜,我正在作战处值班,周恩来总理打来电话,布置了赶做炒面送到朝鲜前线的紧急任务。在问了我的姓名、职务、籍贯、年龄之后,周总理说:“去年2月带领华北部队1个团到西柏坡为中央全会担任警戒的是你吗?”
我回答:“是。”
周恩来总理问:“你准备如何完成这个任务?”
我回答:“立即通知军区和司令部、后勤部首长,把任务分解到各有关单位,并组织人员到各有关单位检查,督促和落实任务的执行情况,随时将情况汇总报告有关领导。”
周总理说:“很好,关键是要快,炒面的质量要好。”
第二天上午11时左右,周恩来总理又给作战处来电话,追问任务的执行情况。我详细汇报后,周总理说:“任务完成得不错,你们作战部门要把各种突发情况充分估计到,做好准备工作,避免失误和被动。”
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司令部的工作日趋紧张。作战处的工作更加繁重,经常是通宵达旦。不久,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下辖第十二、第十五、第六十、第六十七、第六十八5个军,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入朝参战。杨成武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找到杨成武司令员,要求参加第二十兵团入朝,同时也向华北军区有关领导提出请求。承蒙组织上批准,我奉命担任了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作战处处长。1951年2月,在天津组织兵团机构,对部队进行装备与备战训练。各军更换武器装备,补充新兵,编制也作了相应的扩充,火力有了明显增强。每个师新组建了1个高炮营,每个步兵团组建了1个合成炮兵营(高机连、迫击炮连、无后坐力炮连)。军、师、团三级机关设立炮兵室。军后勤增编医院、担架团、手推车团,还增编了汽车营和兵站。每个军的各种后勤人员平均有3000人左右,部队基本达到了齐装满员,并普遍开展了临战军事训练。
根据朝鲜战场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从刚组建的第二十兵团的5个军中抽出3个军,即第十二、第十五、第六十军组成第三兵团,先行赴朝参战。1951年3月16日,志愿军第三兵团机关成立,陈赓任司令员兼政委,王近山任副司令员,杜义德任副政委,王蕴瑞任参谋长。
第三兵团入朝后,第二十兵团所辖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的所有团以上军事干部办了一个集训班,以我军十大军事原则为基本指导思想,通过总结过去的作战经验和现在朝鲜战场的作战状况,研究美军和其他国家军队的特点,讲究实际,集思广益,重点解决军、师、团三级军事指挥的难点和疑点,提高在现代化条件下的作战指挥水平,从思想、军事指挥能力、物质等方面,做好对所谓的“联合国军”,特别是对美军作战的准备。其中,听取回国的志愿军部队指挥员介绍朝鲜战况、学习新的战争经验,也是我兵团举办集训班的重要内容。
原华北第二十兵团第六十六军是最早入朝作战的部队,参加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战役,此时正返回国内休整,驻天津、沧州地区。该军一九八师师长宋玉琳同志是我的老战友,他来集训班讲了一九八师在朝鲜战场进行阻击、进攻、穿插、坚守等方面的战例,使大家备受启发。先后来集训班讲课的还有六十六军军长肖新槐,政委王紫峰,参谋长刘苏,一九六师师长晨光,—九七师师长成少甫。
这次团以上军事干部的集训班为期40多天,期间还参观了中央军委在北京南郊举行的大规模的现代化诸兵种协同演习。使每个同志能更加充分地准备随时入朝,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敌人。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第二十兵团于6月4日至27日率第六十七军、六十八军赴朝作战,加入志愿军序列。
6月5日,我和兵团司令部、政治部的一些同志跟随杨成武司令员、张南生副政委顶着烈日参加了第六十八军二○三师的誓师大会,并检阅了这支士气饱满的部队。我们看到军容雄壮,战士情绪高昂。
赴朝作战
当时朝鲜的战争形势是,我军经过五次战役,阻敌于“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战局。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已歼敌23万多人,其中美军11.5万余人。但是,敌我技术装备优劣悬殊的基本状况非常明显。我志愿军的兵力已增到15个步兵军、7个地面炮兵师、4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步兵数量多,战斗力强,占有一定优势,但是没有取得制空权,这种优势尚难充分发挥出来。从朝鲜地形看,我军两翼暴露,敌人实施登陆作战的威胁存在,而且战线越往南移,这种困难与威胁就越严重。我军虽予敌以重创,但击溃的多,成建制歼灭的少,尤其未能歼灭敌重兵集团。因此,中央军委制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争取时间,加速改善技术装备及后方供应,协同朝鲜人民军巩固和加强正面战场及东西海岸的防御力量,遏制敌人进攻,从军事上支持停战谈判,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1951年6月中旬,敌我双方均转入战略防御,对峙于“三八”线附近,构筑工事,调整部署,进行作战准备。
1951年7月15日,我第二十兵团主力奉命入朝,全部在指定时间到达集结地域。炮兵第四十一团在白石里,第六十七军各部位于真石里、藏财洞、上南洞、太乙洞、青龙洞、中洞等地,六十八军各部位于马息岭和元山里一带。
兵团向各部队发出命令,布置集结后的任务。要求充分利用地形地物,加强工事,担任指定地域的战备警戒;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和歼灭从元山登陆之敌;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加强运输、通讯和兵站等分队的物资准备。
根据“志愿军司令部”指示,我二十兵团六十七军接防二十七军之后,位于六十七军西侧五圣山一带的第二十六军归二十兵团统一指挥,二十兵团在东线代替第九兵团对敌作战。
第九兵团是1950年11月间入朝的,一直担负东线作战任务,参加了第二至第五次战役。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同志抗日战争初期曾在晋察冀根据地战斗工作过,1946年他在北平军调部担任中共代表团执行处长,是我比较熟悉的首长,能征善战,屡建战功。他和杨成武司令员也是多年的老战友,一见面就非常亲切。两位首长认真地交谈了有关接防事宜。宋时轮司令员谈到第九兵团入朝以来参战的经验和教训,给我们在军事指挥上以有益的思考启示,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7月中旬到8月下旬,朝鲜北方发生了几十年未见的特大洪灾。河水暴涨,被冲毁的铁路桥90余座(有的刚修复就被冲垮),被冲断的线路100多处;公路桥被冲毁50%之多,给我军的交通运输造成严重困难。面对山洪横流,连日暴雨,加上雨停间隙美军飞机的侦察、轰炸、扫射和投掷定时炸弹,对我二十兵团接防第九兵团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徒步行军的指战员每人负重60余斤,浑身泥浆,脚底起泡甚至腐烂,队伍稍不留神就会被洪水冲散。六十八军二○三师就曾被汹涌的洪水分隔成几部分,隔水相望,难以会合。许多连队连续十多天吃不上—顿热饭,睡不上一次“干燥的觉”。成千上万的指战员患了肠炎、痢疾。有人不慎掉入湍急的河水,被洪水卷走。随身携带的干粮要带到前线去,根本不敢轻易吃掉,每人每天4两米加上自挖的野菜就是全部伙食(当时16两为一斤)。炮兵分队的行军就更为艰难。被洪水阻挡时,在山谷中拉起一根绳子作为扶手。人扛着火炮牵着马匹,在齐胸的洪水中往返多次。事后,我们将这次任务总结为“在洪水里行军,在硝烟中接防”。
我六十七军长途开进和接防之际,美军发动了“夏季攻势”。敌人集中了大约3个师的兵力,在炮兵、航空兵、坦克兵的支援下,向我北汉江以东至东海岸约80公里的防线发动进攻。
我六十七军正面之敌美军第七师和第二十五师1个团、南朝鲜军第二师和第六师,也向我军发起了攻击,企图突破我军防御,占领昌道里地区。经过10天艰苦行军考验的六十七军,把主要兵力兵器配备在北亭岭、广大洞地段,采取“对主要支撑点必须坚守,次要支撑点与敌反复争夺”的方针,大量杀伤敌人,挫败其进攻。
8月31日,敌人向我第六十七军一九九师发动了局部攻击,遭到一九九师的坚决还击。此后10多天中,敌人步兵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又对我前沿阵地7个高地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进攻。我六十七军坚决抗击,不断加修工事,克服雨季带来的种种困难,除次要的“七八○点一”高地被敌占领外,其余阵地均牢牢守住。六十七军西侧是第九兵团二十六军,东侧是朝鲜人民军第五军团,北面是我二十兵团第二梯队六十八军。六十七军指挥所设在寺洞,将一个团及师高炮营作为军的防空预备队,准备随时歼灭板桥里地区可能空降之敌。第二十兵团指挥机关由阳德郡的丰田里前移到淮阳郡的台日里。
敌军在“夏季攻势”中最后动用了美军两个师,南朝鲜军5个师,共计7个师的兵力。我军在防御工事不坚、经验不多、粮弹供应不足、部队疲劳等困难条件下,配合朝鲜人民军,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战,歼敌7.88万余人,内含美军2.02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攻势,连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也不得不承认,“这次的攻势是没有选好时机,没选好地点,没选好敌人的败仗”。
管理和巩固部队
在管理和巩固部队方面,也有过一些教训。比如,我二十兵团到达安东后,又准备了三四天,兵团指挥所于7月2日跨过鸭绿江,由于道路生疏,入朝第一天兵团指挥所就走了两条路,相互失去联络,虽然宿营前走失的车辆人员又追了上来,但是教训是深刻的。
另外,每次行军都会遇到车辆阻塞公路不能行进的情况。一天晚上,我从六十八军返回兵团指挥所时,所乘美式吉普车就被堵在公路中间。我下车查看后,发现南北相对各有100多辆卡车“顶牛”,互不相让。有些司机甚至找到些树枝在公路边上点火驱寒。我很着急,已是午夜时刻,一旦有敌机飞来,投下照明弹后轰炸扫射,后果不堪设想。尤其是开往前沿方向的车辆,大部分满载着武器弹药和急需物资。我将跟随的几个作战处的同志和警卫员分成两组,从南北“顶牛”点寻找返回后方的空车。不一会儿,作战科王树良科长跑来告我,交汇点不远处就有一辆返回后方的空卡车,我很兴奋,立即和该车司机商量将卡车推下山坡,然后开始疏导阻塞车辆慢慢通过。不料这辆空车的司机不同意,而且谩骂起来,差点要动手。别的司机都同意我的意见,尽管该司机大声喊骂不止,被大家一起拉劝到一边。我指挥大家一起动手,将空卡车慢慢推下山坡。好在山坡还算平缓,空卡车翻下去后,并无大损。
约过了3个多小时,车辆疏导走完。那辆空卡车的司机拉着警卫员王惠找我,说:“你必须给我写个证明,不然我回去无法交待。”我问过他的部队番号,知道是二十兵团后勤部某汽车营的,遂掏出钢笔给所在营长、教导员写了一个便条。这位司机拿着便条,很不相信地说:“这个条子顶用吗?”
王惠告诉他:“这是咱们兵团的作战处处长。”
这位司机怔了—下,变了态度,说:“对不起呀,处长,误会了。”
经过交谈,了解到他原是傅作义军队的司机,平津战役时参加我军的。我说:“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大局,今天晚上的大局就是我们200多辆运输车辆的安全。如果不牺牲你的汽车,敌机一来就得牺牲满载弹药和物资的车辆,你已经是老同志了,应该懂得这个道理,给年轻同志做个榜样。”
司机连说:“处长说得对。”
我二十兵团指挥所由阳德郡的丰田里准备出发时,发生过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部队整装点名出发时,发现司令部一个炊事员不见了,我很纳闷。警卫连的指导员告诉我:“肯定是想当朝鲜老乡的女婿,藏起来了。”
我很不解,问他:“当女婿,到底怎么一回事?”
他说:“这几天有战士们报告,这个炊事员和房东母女俩关系密切,超出一般同志关系。经我观察了解,他确实和房东大娘的女儿关系不错,他劈柴出了汗,这姑娘还掏出白手绢给他擦汗,他也不推辞。姑娘的妈看他时的眼光就像看自己的儿子那么柔和。这个村庄几十户人家里,找不出一个青壮年男人,要么六七十岁,要么八九岁。房东大娘的丈夫和儿子一起参加了人民军,都牺牲了,剩下两个女儿,一个18岁,一个11岁。这件事本来我想报告,但想到我们马上就要上前线了,一走开,他们就没有事了,所以没有报告。”
我在周围观察了一下,又带作战处的几个同志到几间屋子里转了转。副政委张南生过来指示我:“人一定要找到,这是个政治问题,你管理直属队,找不到人你要负责任。”
我命令侦察科长全力以赴找人,不放过任何一点可疑之处。突然,房东大娘走过来说:“人是我藏的。你们不是说热爱朝鲜人民吗?,你把他留给我,就是热爱朝鲜人民了。”
我说:“阿妈尼,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人我们一定要找到带走,部队是来抗美援朝打仗的,是有铁的纪律的。”
这位大娘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你把他留给我们,就是支援我们朝鲜人民了,你可怜可怜我这老太婆吧。”
不一会儿,侦察科长从屋子取暖的双层火墙里找到这个炊事员,带到我面前。人被烟熏得很黑,流着鼻涕,低着头,一句话不说。他是吉林人,23岁,个头较大,参军才半年。
这时房东大娘的大女儿从屋子里走出来站到母亲身边,她们一起给我跪下求情。
我一面命令将炊事员赶快带走,随部队出发,一面扶起这位朝鲜大娘,说:“不行呵,阿妈尼,这是纪律,不允许的,请您原谅。”
我吩咐管理员给朝鲜大娘留下一点粮食,便立即出发了。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和教训。事后,我把情况汇报给兵团参谋长肖文玖,他很严肃地说:“人家都说做梦娶媳妇,他小子抗美援朝来娶媳妇……今后,一定要掌握好部队,这样的事情再不能发生。”
在此期间,我和弟弟恒德连通数信,相互勉励,同时也给母亲和姐姐分别写信,告诉她们我和恒德在朝鲜战场的消息,约定战争胜利之后全家团聚。
敌人的“夏季攻势”被粉碎后,并不甘心失败,为试探我新接防的第二十兵团六十七军的战斗力,于9月12日向六十七军发动进攻。
敌人出动5个营的兵力,在10多架飞机、60多辆坦克和大量火炮的掩护下,连续突击芳通里我军二○○师五九九团正面,遭到五九九团的顽强抗击,毙伤敌600多名。“五三七点七”高地刚被敌人占领,该团二连立即组织勇猛反击,夺回高地,并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反扑,歼敌370多名。此后,敌人每天都派两个连到一个营的兵力,在飞机、坦克和炮火的配合下,轮番向我前沿阵地突击,我—九九师五九六团冒着猛烈炮火,在“五六九点五”高地与敌人反复争夺,大量杀伤敌人。
9月21日,侵朝美军集中3个营、南朝鲜军5个营,共计8个步兵营、70多辆坦克、100多门大炮,在10多架飞机掩护下,向我六十七军发起了所谓的“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即空军、炮兵、坦克和步兵现代化装备联合作战的立体战争。面对强大的敌人,我六十七军一九九师和二○○师毫无惧色,坚决反击,在没有制空权、装备悬殊、工事不坚固的条件下,打退了敌人波浪式的猛烈进攻,守住了阵地,毙伤敌人1000多名。兵团副参谋长邱蔚和兵团炮兵主任李健为发挥炮兵火力打击敌人,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了步兵和炮兵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比如五九八团在战斗中,步炮协同连续打退敌人5次进攻,取得了初步经验。兵团司令部立即向各军各师通报,介绍了他们的战法。
9月21日反击敌人“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是我们二十兵团入朝以来首次大规模的作战,取得了打坦克的经验,同时发现敌军有企图空降的迹象。作战处经请示杨成武司令员和司令部领导后,立即拟定通令发给第六十七军、第二十六军、第六十八军,并同时报告了志愿军司令部和第九兵团。
9月以来,六十七军二○○师和一九九师初战告捷,歼敌均在3500人以上,极大地鼓舞了二十兵团的所有指战员,对今后的作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十兵团移驻到台日里后,立即由副参谋长赵冠英负责开始构筑防空坑道和隐蔽工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台日里所有部队全部进入隐蔽工事。这段时间,供给困难,生活艰苦,尤其粮食紧张。兵团规定前沿部队每人每天供应一斤粮食,兵团机关每人每天八两(当时每斤1 6两)粮食,一旦粮食运不上来,半斤也达不到。有几天,由于没有其他可吃的东西,每人每天只有4两虾米皮,我们指挥部门节省下一切能吃的东西,送到前沿阵地。
为和部队保持联系,协助各军和师指挥作战,兵团司令部抽调人员成立检查指导小组到作战部队,一组由我负责,成员有兵团通信处长俞涛、兵团工兵主任薛长勇和参谋数人;另一组由兵团炮兵主任李健负责,成员是作战处副处长安霁光和参谋数人。
我带这一组到六十七军,李健带另一组到六十八军。
在六十七军各师前沿工事检查完毕,我这一组正准备返回台日里兵团司令部,适逢敌人经过充分准备的范佛里特“秋季攻势”开始了,我们决定留在六十七军参加战斗。范佛里特是接替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不久的中将司令,毕业于西点军校,是我们二十兵团的主要对手。
敌人的攻势于9月29日开始。(未完待续)
(本文收入即将出版的《为了祖国的安宁——山西抗美援朝运动回顾》一书)
(责编孟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