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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入朝初期,我所在的部队在西海岸构筑工事,1952年才接替前线友军的防地。这时我在四○七团司令部工作,部队开赴前线时,为了避开美机空袭,减少部队伤亡,我们都是在黑夜行军。有一天夜行军,跟每次一样,途中不时传来枪声,这是公路旁的志愿军防空哨在向过往的汽车报警。晚风虽然清凉,但远处近处的炮弹和炸弹爆炸声,接连不断。敌机扔下的照明弹和我军防空部队的探照灯柱交织在一起,令人眼花瞭乱。约莫走了近两个小时,前面传来了原地休息的口令。
我们刚放下背包,两辆卡车就从后面驶来,一直开到我们队伍旁边停下时,才亮了一下“一字灯”,但马上又熄灭了。
车一停,一个志愿军干部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问道:“同志,这是合字八六一部队吗?”
“是的,是合字八六一。”我答道。
“五号首长在不在?”
团参谋长已下马坐在背包上休息,他答道:“我就是五号。”
那个志愿军干部跳下车,把介绍信递给参谋长,立正敬了个礼,“我是志司参谋李准,护送文工团的35个同志来部队,请五号首长看信。”
参谋长用蒙着白布的手电筒照看着信,他边看边说:“出发前已收到志司首长的电报,知道文工团要下来,好,叫他们下车吧!请转告志司首长,安全问题由我们负责。”
车上的几十个文工团的男女同志立即跳下来。李准返身钻进汽车驾驶室,上车后,他向参谋长和文工团的同志喊着:“祝同志们胜利!”卡车掉过头,向我们后方驶去。
参谋长命令我:“李参谋,到达目的地以前,文工团由你指挥!”
“是!”我转身准备向文工团的同志交代一下行军注意事项,参谋长又叫我:“李兆玲同志,我先说两句。”参谋长走到文工团员跟前:“第一,欢迎同志们下部队;第二,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第三,要注意防空防特。”
参谋长说完,我立即组织文工团员加入了司令部机关的行军序列,我走在文工团前面。凌晨三点,部队停下来休息。
一个文工团员走到我跟前叫道:“李兆玲同志,你好!”
借助暗淡的星光,我只能看清这位文工团员是女的,她头戴军帽,两条小辫子垂到肩上,根本分辨不出她是谁。我含糊答应:“你好,欢迎你们到我们部队。”
“五号首长早欢迎过了。也好,请你再致一次欢迎辞吧!”她咯咯直笑。
她是谁呢?像个老战友的口气。我极力搜寻着我参军后对认识的一些女同志的印象,可都不像。
她见我犹豫,又笑着说:“小心丢了你的自来水笔笔帽。”
她这么一说,我马上想起了在上高小时,我们男同学因为不愿带女同学去湘江游泳,她气急了,等我们离岸游到江中时她偷偷从我上衣口袋里把我的自来水笔笔帽摘下来拿走,当时我气得只想哭。这时,她突然提起这件往事,我也觉得挺好笑的。
我失声叫道:“珊珊!”
我和她都伸出了手,紧紧握着,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最后还是她先开口打破了这种尴尬的局面,她说:“我早就改名叫龚克珊了,原先那个名字有弱不禁风之感。”
我结结巴巴:“是的,改了好……到底见到了你。”
“是呀!都快10年了,你变多了,要不是听首长叫你的名字,我哪能想到是你?再细品你那长沙口音,我才敢肯定。”
部队又前进了,我们边走边说。
“你几时参军的?”我问她。
“1949年8月。”
“什么时候入朝的?”
“今年夏天,还没打过仗哩!”
“在国内呢?打过吗?”
“没有。衡宝战役和嘉兰宁战役以及湘西剿匪,我都是随机关走,我要求下部队,首长就是不准。那个老顽固。”话刚出口,又觉得不对头,立刻改换话题:“你在国内打过几仗,又长期在战斗部队,这次得教教我,要不,会出国际洋相。”
“那有什么,勇敢加灵活,再就是多向老战士学习,他们办法多。”我心里有好多话,但不知道该先说什么,东一句,西一句,“真想不到,小时候我们被小日本吓得东躲西藏,今天和美国佬真枪实弹刺刀见红,来了个大翻个。”
“谁说不是。”她话锋一转,“想起你在沙洲上追我,我躲进了豆角架下,看把你急的。”她停了停,而后轻声地却是认真地说:“以后,你还敢追我吗?”
我严肃地答道:“肯定敢,你可别跑得太快。”
“我一定等着你。”
(二)
我们四○七团打下了马踏里西山后,我被借调到三九七团司令部。因正在准备打下勿闲北山,因此必须尽快审问战俘,以了解敌情。但是师司令部只有四五个英语翻译,很难完成各部队审俘的需要。
有一天,我正在前沿坑道的二营指挥所收集情况,参谋长打电话给我,要我在干部和战士中间,尤其是文化教员中再了解一下,看有没有能担任英语翻译的。审问战俘这类事,打马踏里以前我们就做过,要是有会说英语的人,我们早就发现了。
我正在犯愁,文工团的冯杏元告诉我说,龚克珊的英语基础好,说不定能行。经她一提,我才想到龚克珊她爸爸妈妈都是老师,她妈还是教英语的,从小耳濡目染,口译水平一定比我们强。正好,她当时也在这个坑道里。
我找到了龚克珊,一谈,她说:“试试吧!”要是没把握,她是不会轻易承诺的。我欣喜万分,立刻给参谋长打电话,作了汇报。
“你怎么不早点想到她?听说她还是你青梅竹马的朋友。行,一定能行!”参谋长挺高兴。
“叫她下阵地吧?”我请示参谋长。
“还犹豫什么?你赶快和她一块儿回司令部,路上可得注意她的安全。”
我们收拾了一下,立即准备出坑道。
我领着她向坑道下部的三号口走去,这个出口在阵地后方,有交通沟一直通到山下,回司令部走这条路,又近又安全。
走了几步,她停住脚:“为什么不从一号口出去?”
“那个口在坑道右侧,连接坑口的交通沟正好暴露在敌人观察范围之内,平时很少使用。”我向龚克珊解释。
“怕什么!美国佬不就那么两下子嘛!我倒要看看。”她倔强地说。
“别!正式打仗再看吧,这次出了问题,参谋长唯我是问。”
“到路上我再听你指挥还不行吗?”她还是不让步。
“好!可得说话算数。”
她高兴极了:“走!”
我们到了一号坑道口。从黑暗的坑道中走到阳光下,眼睛被刺得生痛,睁也睁不开。我们就在口子上适应了一会儿,然后才进入了交通沟。
交通沟沿上,每隔十几步就有一个单人掩体,旁边摆着手榴弹箱,箱盖都打开了,这是准备在敌人突然发起进攻时使用的。这里距美军阵地的前沿特近,最远的距离也不过是100多公尺。敌人那挺高射机枪对着我们的交通沟,只要这边有一点点动静,它就发疯似地吼叫。距坑道口50多公尺有一段交通沟,最为暴露,要通过还真得有点勇气。
出坑口才走了几步,她停住脚步叫我:“李参谋,你停一下,把我的背包给我,我自己背。”
“不用了,我比你力气大,跑得动。”
“别了,两个人分着拿,你看我不是空着手吗?那就把冲锋枪给我吧。”她抢前一步,从我手里把枪抢过去。
我说:“快走!”我扭头沿交通沟向下走去。
她又叫我:“等等!”
我刚停下,她呼一下甩出了一个手榴弹。
手榴弹“轰”地一声,在40来公尺远的坡下爆炸。烟雾一起,她把转盘冲锋枪往沟沿上一支,“哒哒哒哒哒”朝敌方打了两个连发。
她动作神速,使我无法及时制止。我急得直跺脚,埋怨了一句,拉着她赶快向下跑。
刚拔腿,敌人的机枪响了,她刚才射击的那个沟沿上,沙石飞溅。等敌人的弹着点移到那段暴露的地段时,我们已经安全到达了交通沟下部,可以不紧不慢往回走了。
龚克珊问我:“怎么样?嘿!声东击西,要不,通过那一段还真得要费点劲呢!”
“谁教给你这样?”我哭笑不得。
“老战士呗,不然,我哪懂这个!”她说,“你不是要我向老战士学吗?这就是收获。”
回到司令部我向参谋长汇报了这件事,参谋长显然有些不高兴:“李参谋,我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要冒险从一号坑口走!万一出了事怎么办!”
龚克珊哭丧着脸站着,一动也不动,眼里满是泪水。“别批评李参谋,是我违犯了纪律,请参谋长处分我。”
参谋长缓和了一下语气:“别哭鼻子了,记住这次的教训。在战斗中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要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孙子兵法上不是也说过吗?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是!”她迅速擦干眼泪,打了个立正:“我一定记住参谋长的话,做到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自保而全胜。”
“嗬!看不出来。正是这样,这才叫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参谋长和龚克珊展开了孙子兵法的讨论。“我们的队伍创建在艰苦的年代,战士干部多半是受苦的农民,文化低,如果像今天这样有众多知识分子,那我们一定会更加强盛、壮大。”参谋长不无感慨。
龚克珊脸上的阴云开始消散,她在仔细琢磨参谋长指示的分量。
审问俘虏也不容易,那些美国骑一师和英国威灵顿公爵团的大兵们,把日内瓦公约背得滚瓜烂熟,时不时把那些条约搬出来和我们对抗,说我们审问战俘是不人道的行为。
龚克珊正气凛然地说道:“Here is not American territory but Korean homeland, who invite you come to this foreign country, faraway from your home and serve as cannon fodder?”
(这里不是美利坚的领土,她是朝鲜人民的家园。试问:是谁把你们请到这异国他乡来当炮灰的?)
龚克珊睁大眼睛扫视了一下所有的俘虏,然后,又用流利的英语接着说:“你们从大洋彼岸,把死亡和灾难带给朝鲜人民,却大言不惭地谈什么人道,这不是滑稽可笑吗!”
俘虏们面面相觑。
我把全部内容翻译给参谋长听,参谋长连连点头:“好!好!有志气,就是要这样。”
(三)
龚克珊在前线两个来月,志司来电说文工团另有任务,叫她们马上回去,我内心有股莫名的酸涩,但无可奈何。
参谋长命我调两辆卡车,并派我随车护送文工团回志司。临行前,参谋长不厌其烦地仔细叮咛,注意这,注意那。完了,他风趣地说:“克珊同志机智勇敢,口才又好,中国将来要是加入联合国的话,我提议你去当大使,准能使帝国主义者发抖。”
龚克珊笑容满面:“说定了,我先谢谢参谋长,到时候可别忘了提我的名。”
我们一行走出司令部所在的掩蔽部,出了山沟,在朦胧的夜色中登上了两辆卡车。我在前面的车上,龚克珊上了第二辆车。
我们从黄海北道的大德山出发,公路上不时有防空枪声,我方的探照灯柱,时时扫过夜空,午夜,车过平山,公路上的车十分稀少,而路基下却随处可见被炸坏的汽车。离沙里院还有两三公里,司机停下来告诉车上的同志:
“前面是沙里院,那是敌机的重点封锁区,大家要沉住气。路上弹坑多,汽车可能起颠簸得厉害,大家注意安全,别叫甩出去。”
防空枪又响了,我们的车还没有进入敌机的封锁区,但司机不敢停车,想一举冲过去。
敌机已飞临上空,为首的一架扔下了一排照明弹,雪亮的火球像几十盏路灯挂在空中。不久,后面的轰炸机沿火球悬挂的方向飞过来,向公路上倾泻炸弹,轰隆声震破夜空。
“唰!”一声炸弹尾翼撕裂空气的叫啸,凌空而下,我们汽车的右后方腾起几团红光。后面那辆车“嘎”一声停住,车轮被炸坏了。
照明弹熄灭,敌机声渐渐远去。我乘坐的这辆车赶紧停下,我叫后面车上的同志快下车,都到前面这辆车上来。同志们还没都攀上车,就隐隐听到了飞机声,情况紧急,一个个赶紧往车上爬,离沙里院公路交汇点只有百十公尺了,司机迅速发动汽车,向十字路口冲去。同志们屏声静气,眼睛环视着天空。果然第二批照明弹又亮了,一个个火球吊在小型降落伞下面,徐徐下坠。
汽车已进入封锁区中心,这是生死攸关的一瞬。
突然有人失声喊道:“快看!我们后面那辆坏车的大灯打开了,是谁干的?”
果然,距我们有两百多米远的那辆车,车灯大亮。
“谁还没有上车?!”我喊道。
“龚克珊不见了!”有人嚷着。
她想把敌机引开。
“是龚克珊!”大家乱成一团。
话音未落,后面那辆车的灯光四周红光闪闪,声声巨响震耳欲聋。后面那辆车的大灯被炸灭了。
“停车!快停车!”有人使劲拍着汽车驾驶室顶盖。
司机不理会,反而加大油门,冲出了封锁区,继而驶进了路旁工兵部队修筑的汽车掩蔽部。
我领着几个同志迅速跳下车,越过了封锁区,向龚克珊所在的地方冲去。
龚克珊躺在车旁,一动也不动,只发出微弱的呻吟。我用手一摸,她身上的军衣已经被鲜血浸透了。我俯下身子,用蒙着白布的手电筒照着她的脸,看见她双眼紧闭,痛苦正在折磨着她。
卡车的挡风玻璃已经被炸飞了,车门敞开,那就是龚克珊开灯时打开的。
大家动手给她作了简单的包扎,抬起她通过封锁区,跑回掩蔽部。
“克珊,你为什么要这样!”我使劲锤自己的脑袋。这个任务本应该由我去执行,而龚克珊却毫无声息地去完成了一个战士最神圣的使命。我的心在发痛:“克珊,你该告诉我一声。”
“这样好些,说了……你会不准。”她断断续续地说道。
司机点燃蜡烛,同志们围成一圈蹲跪在她身旁。同志们虽然强忍着悲痛,但好几个女同志却还在偷偷饮泣。
龚克珊睁开眼看看大家:“别难过,大家都安全……我……只是一个……”
她把目光盯在我的脸上,用痛苦而且颤抖的声音说:“过来……你……我的弟弟,是吗?”
我把脸凑近她跟前:“龚克珊,是我——李兆玲伢子。”我双眼模糊,滚滚泪珠滴落在她脸上。
她凝望着我:“是眼泪……别……你告诉爸爸妈妈……我听话……没有淘气……”
“龚克珊,等你好了,我们一块儿回长沙,到沙洲上玩水。”我已经泣不成声。童年时的一切,迅速在眼前闪现,躺在我眼前的这个真正的英雄,无畏的战士,勇敢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就是她,就是那个娇小玲珑、天真倔强的龚克珊,就是那个琴弦上迸出清风月色、杜鹃啼叫的龚克珊……
她喘息了一阵,又说:“我……不能了……我要在高地……看湘江……看橘子洲……”
我用满是泪水的脸,贴在她冰凉的脸上,叫着:“克珊,我的姐姐!”
“这……就……好了……”她唇齿间吐出了四个字,就再也没有声息了。
我反复叫着:“大姐,好大姐。”
她不回答我,从此再也没有回答我。
龚克珊的脸上挂着满足的微笑。
60年过去了,龚克珊的墓碑依然屹立在鸭绿江畔高高的山岗上,江水流经她的脚下,滚滚向南,奔向渤海,去那东海之滨,与西来的洞庭之水汇合。
每当我来到丹东近郊这座英雄安息的墓地时,我都要从遥远的橘子洲头,带上一瓶湘江之水,洒在龚克珊的陵墓前,向克珊说:
“大姐,这水,是湘江的水。”
(本文收入即将出版的《为了祖国的安宁——山西抗美援朝运动回顾》一书)
(责编郄 智)
入朝初期,我所在的部队在西海岸构筑工事,1952年才接替前线友军的防地。这时我在四○七团司令部工作,部队开赴前线时,为了避开美机空袭,减少部队伤亡,我们都是在黑夜行军。有一天夜行军,跟每次一样,途中不时传来枪声,这是公路旁的志愿军防空哨在向过往的汽车报警。晚风虽然清凉,但远处近处的炮弹和炸弹爆炸声,接连不断。敌机扔下的照明弹和我军防空部队的探照灯柱交织在一起,令人眼花瞭乱。约莫走了近两个小时,前面传来了原地休息的口令。
我们刚放下背包,两辆卡车就从后面驶来,一直开到我们队伍旁边停下时,才亮了一下“一字灯”,但马上又熄灭了。
车一停,一个志愿军干部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问道:“同志,这是合字八六一部队吗?”
“是的,是合字八六一。”我答道。
“五号首长在不在?”
团参谋长已下马坐在背包上休息,他答道:“我就是五号。”
那个志愿军干部跳下车,把介绍信递给参谋长,立正敬了个礼,“我是志司参谋李准,护送文工团的35个同志来部队,请五号首长看信。”
参谋长用蒙着白布的手电筒照看着信,他边看边说:“出发前已收到志司首长的电报,知道文工团要下来,好,叫他们下车吧!请转告志司首长,安全问题由我们负责。”
车上的几十个文工团的男女同志立即跳下来。李准返身钻进汽车驾驶室,上车后,他向参谋长和文工团的同志喊着:“祝同志们胜利!”卡车掉过头,向我们后方驶去。
参谋长命令我:“李参谋,到达目的地以前,文工团由你指挥!”
“是!”我转身准备向文工团的同志交代一下行军注意事项,参谋长又叫我:“李兆玲同志,我先说两句。”参谋长走到文工团员跟前:“第一,欢迎同志们下部队;第二,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第三,要注意防空防特。”
参谋长说完,我立即组织文工团员加入了司令部机关的行军序列,我走在文工团前面。凌晨三点,部队停下来休息。
一个文工团员走到我跟前叫道:“李兆玲同志,你好!”
借助暗淡的星光,我只能看清这位文工团员是女的,她头戴军帽,两条小辫子垂到肩上,根本分辨不出她是谁。我含糊答应:“你好,欢迎你们到我们部队。”
“五号首长早欢迎过了。也好,请你再致一次欢迎辞吧!”她咯咯直笑。
她是谁呢?像个老战友的口气。我极力搜寻着我参军后对认识的一些女同志的印象,可都不像。
她见我犹豫,又笑着说:“小心丢了你的自来水笔笔帽。”
她这么一说,我马上想起了在上高小时,我们男同学因为不愿带女同学去湘江游泳,她气急了,等我们离岸游到江中时她偷偷从我上衣口袋里把我的自来水笔笔帽摘下来拿走,当时我气得只想哭。这时,她突然提起这件往事,我也觉得挺好笑的。
我失声叫道:“珊珊!”
我和她都伸出了手,紧紧握着,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最后还是她先开口打破了这种尴尬的局面,她说:“我早就改名叫龚克珊了,原先那个名字有弱不禁风之感。”
我结结巴巴:“是的,改了好……到底见到了你。”
“是呀!都快10年了,你变多了,要不是听首长叫你的名字,我哪能想到是你?再细品你那长沙口音,我才敢肯定。”
部队又前进了,我们边走边说。
“你几时参军的?”我问她。
“1949年8月。”
“什么时候入朝的?”
“今年夏天,还没打过仗哩!”
“在国内呢?打过吗?”
“没有。衡宝战役和嘉兰宁战役以及湘西剿匪,我都是随机关走,我要求下部队,首长就是不准。那个老顽固。”话刚出口,又觉得不对头,立刻改换话题:“你在国内打过几仗,又长期在战斗部队,这次得教教我,要不,会出国际洋相。”
“那有什么,勇敢加灵活,再就是多向老战士学习,他们办法多。”我心里有好多话,但不知道该先说什么,东一句,西一句,“真想不到,小时候我们被小日本吓得东躲西藏,今天和美国佬真枪实弹刺刀见红,来了个大翻个。”
“谁说不是。”她话锋一转,“想起你在沙洲上追我,我躲进了豆角架下,看把你急的。”她停了停,而后轻声地却是认真地说:“以后,你还敢追我吗?”
我严肃地答道:“肯定敢,你可别跑得太快。”
“我一定等着你。”
(二)
我们四○七团打下了马踏里西山后,我被借调到三九七团司令部。因正在准备打下勿闲北山,因此必须尽快审问战俘,以了解敌情。但是师司令部只有四五个英语翻译,很难完成各部队审俘的需要。
有一天,我正在前沿坑道的二营指挥所收集情况,参谋长打电话给我,要我在干部和战士中间,尤其是文化教员中再了解一下,看有没有能担任英语翻译的。审问战俘这类事,打马踏里以前我们就做过,要是有会说英语的人,我们早就发现了。
我正在犯愁,文工团的冯杏元告诉我说,龚克珊的英语基础好,说不定能行。经她一提,我才想到龚克珊她爸爸妈妈都是老师,她妈还是教英语的,从小耳濡目染,口译水平一定比我们强。正好,她当时也在这个坑道里。
我找到了龚克珊,一谈,她说:“试试吧!”要是没把握,她是不会轻易承诺的。我欣喜万分,立刻给参谋长打电话,作了汇报。
“你怎么不早点想到她?听说她还是你青梅竹马的朋友。行,一定能行!”参谋长挺高兴。
“叫她下阵地吧?”我请示参谋长。
“还犹豫什么?你赶快和她一块儿回司令部,路上可得注意她的安全。”
我们收拾了一下,立即准备出坑道。
我领着她向坑道下部的三号口走去,这个出口在阵地后方,有交通沟一直通到山下,回司令部走这条路,又近又安全。
走了几步,她停住脚:“为什么不从一号口出去?”
“那个口在坑道右侧,连接坑口的交通沟正好暴露在敌人观察范围之内,平时很少使用。”我向龚克珊解释。
“怕什么!美国佬不就那么两下子嘛!我倒要看看。”她倔强地说。
“别!正式打仗再看吧,这次出了问题,参谋长唯我是问。”
“到路上我再听你指挥还不行吗?”她还是不让步。
“好!可得说话算数。”
她高兴极了:“走!”
我们到了一号坑道口。从黑暗的坑道中走到阳光下,眼睛被刺得生痛,睁也睁不开。我们就在口子上适应了一会儿,然后才进入了交通沟。
交通沟沿上,每隔十几步就有一个单人掩体,旁边摆着手榴弹箱,箱盖都打开了,这是准备在敌人突然发起进攻时使用的。这里距美军阵地的前沿特近,最远的距离也不过是100多公尺。敌人那挺高射机枪对着我们的交通沟,只要这边有一点点动静,它就发疯似地吼叫。距坑道口50多公尺有一段交通沟,最为暴露,要通过还真得有点勇气。
出坑口才走了几步,她停住脚步叫我:“李参谋,你停一下,把我的背包给我,我自己背。”
“不用了,我比你力气大,跑得动。”
“别了,两个人分着拿,你看我不是空着手吗?那就把冲锋枪给我吧。”她抢前一步,从我手里把枪抢过去。
我说:“快走!”我扭头沿交通沟向下走去。
她又叫我:“等等!”
我刚停下,她呼一下甩出了一个手榴弹。
手榴弹“轰”地一声,在40来公尺远的坡下爆炸。烟雾一起,她把转盘冲锋枪往沟沿上一支,“哒哒哒哒哒”朝敌方打了两个连发。
她动作神速,使我无法及时制止。我急得直跺脚,埋怨了一句,拉着她赶快向下跑。
刚拔腿,敌人的机枪响了,她刚才射击的那个沟沿上,沙石飞溅。等敌人的弹着点移到那段暴露的地段时,我们已经安全到达了交通沟下部,可以不紧不慢往回走了。
龚克珊问我:“怎么样?嘿!声东击西,要不,通过那一段还真得要费点劲呢!”
“谁教给你这样?”我哭笑不得。
“老战士呗,不然,我哪懂这个!”她说,“你不是要我向老战士学吗?这就是收获。”
回到司令部我向参谋长汇报了这件事,参谋长显然有些不高兴:“李参谋,我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要冒险从一号坑口走!万一出了事怎么办!”
龚克珊哭丧着脸站着,一动也不动,眼里满是泪水。“别批评李参谋,是我违犯了纪律,请参谋长处分我。”
参谋长缓和了一下语气:“别哭鼻子了,记住这次的教训。在战斗中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要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孙子兵法上不是也说过吗?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是!”她迅速擦干眼泪,打了个立正:“我一定记住参谋长的话,做到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自保而全胜。”
“嗬!看不出来。正是这样,这才叫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参谋长和龚克珊展开了孙子兵法的讨论。“我们的队伍创建在艰苦的年代,战士干部多半是受苦的农民,文化低,如果像今天这样有众多知识分子,那我们一定会更加强盛、壮大。”参谋长不无感慨。
龚克珊脸上的阴云开始消散,她在仔细琢磨参谋长指示的分量。
审问俘虏也不容易,那些美国骑一师和英国威灵顿公爵团的大兵们,把日内瓦公约背得滚瓜烂熟,时不时把那些条约搬出来和我们对抗,说我们审问战俘是不人道的行为。
龚克珊正气凛然地说道:“Here is not American territory but Korean homeland, who invite you come to this foreign country, faraway from your home and serve as cannon fodder?”
(这里不是美利坚的领土,她是朝鲜人民的家园。试问:是谁把你们请到这异国他乡来当炮灰的?)
龚克珊睁大眼睛扫视了一下所有的俘虏,然后,又用流利的英语接着说:“你们从大洋彼岸,把死亡和灾难带给朝鲜人民,却大言不惭地谈什么人道,这不是滑稽可笑吗!”
俘虏们面面相觑。
我把全部内容翻译给参谋长听,参谋长连连点头:“好!好!有志气,就是要这样。”
(三)
龚克珊在前线两个来月,志司来电说文工团另有任务,叫她们马上回去,我内心有股莫名的酸涩,但无可奈何。
参谋长命我调两辆卡车,并派我随车护送文工团回志司。临行前,参谋长不厌其烦地仔细叮咛,注意这,注意那。完了,他风趣地说:“克珊同志机智勇敢,口才又好,中国将来要是加入联合国的话,我提议你去当大使,准能使帝国主义者发抖。”
龚克珊笑容满面:“说定了,我先谢谢参谋长,到时候可别忘了提我的名。”
我们一行走出司令部所在的掩蔽部,出了山沟,在朦胧的夜色中登上了两辆卡车。我在前面的车上,龚克珊上了第二辆车。
我们从黄海北道的大德山出发,公路上不时有防空枪声,我方的探照灯柱,时时扫过夜空,午夜,车过平山,公路上的车十分稀少,而路基下却随处可见被炸坏的汽车。离沙里院还有两三公里,司机停下来告诉车上的同志:
“前面是沙里院,那是敌机的重点封锁区,大家要沉住气。路上弹坑多,汽车可能起颠簸得厉害,大家注意安全,别叫甩出去。”
防空枪又响了,我们的车还没有进入敌机的封锁区,但司机不敢停车,想一举冲过去。
敌机已飞临上空,为首的一架扔下了一排照明弹,雪亮的火球像几十盏路灯挂在空中。不久,后面的轰炸机沿火球悬挂的方向飞过来,向公路上倾泻炸弹,轰隆声震破夜空。
“唰!”一声炸弹尾翼撕裂空气的叫啸,凌空而下,我们汽车的右后方腾起几团红光。后面那辆车“嘎”一声停住,车轮被炸坏了。
照明弹熄灭,敌机声渐渐远去。我乘坐的这辆车赶紧停下,我叫后面车上的同志快下车,都到前面这辆车上来。同志们还没都攀上车,就隐隐听到了飞机声,情况紧急,一个个赶紧往车上爬,离沙里院公路交汇点只有百十公尺了,司机迅速发动汽车,向十字路口冲去。同志们屏声静气,眼睛环视着天空。果然第二批照明弹又亮了,一个个火球吊在小型降落伞下面,徐徐下坠。
汽车已进入封锁区中心,这是生死攸关的一瞬。
突然有人失声喊道:“快看!我们后面那辆坏车的大灯打开了,是谁干的?”
果然,距我们有两百多米远的那辆车,车灯大亮。
“谁还没有上车?!”我喊道。
“龚克珊不见了!”有人嚷着。
她想把敌机引开。
“是龚克珊!”大家乱成一团。
话音未落,后面那辆车的灯光四周红光闪闪,声声巨响震耳欲聋。后面那辆车的大灯被炸灭了。
“停车!快停车!”有人使劲拍着汽车驾驶室顶盖。
司机不理会,反而加大油门,冲出了封锁区,继而驶进了路旁工兵部队修筑的汽车掩蔽部。
我领着几个同志迅速跳下车,越过了封锁区,向龚克珊所在的地方冲去。
龚克珊躺在车旁,一动也不动,只发出微弱的呻吟。我用手一摸,她身上的军衣已经被鲜血浸透了。我俯下身子,用蒙着白布的手电筒照着她的脸,看见她双眼紧闭,痛苦正在折磨着她。
卡车的挡风玻璃已经被炸飞了,车门敞开,那就是龚克珊开灯时打开的。
大家动手给她作了简单的包扎,抬起她通过封锁区,跑回掩蔽部。
“克珊,你为什么要这样!”我使劲锤自己的脑袋。这个任务本应该由我去执行,而龚克珊却毫无声息地去完成了一个战士最神圣的使命。我的心在发痛:“克珊,你该告诉我一声。”
“这样好些,说了……你会不准。”她断断续续地说道。
司机点燃蜡烛,同志们围成一圈蹲跪在她身旁。同志们虽然强忍着悲痛,但好几个女同志却还在偷偷饮泣。
龚克珊睁开眼看看大家:“别难过,大家都安全……我……只是一个……”
她把目光盯在我的脸上,用痛苦而且颤抖的声音说:“过来……你……我的弟弟,是吗?”
我把脸凑近她跟前:“龚克珊,是我——李兆玲伢子。”我双眼模糊,滚滚泪珠滴落在她脸上。
她凝望着我:“是眼泪……别……你告诉爸爸妈妈……我听话……没有淘气……”
“龚克珊,等你好了,我们一块儿回长沙,到沙洲上玩水。”我已经泣不成声。童年时的一切,迅速在眼前闪现,躺在我眼前的这个真正的英雄,无畏的战士,勇敢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就是她,就是那个娇小玲珑、天真倔强的龚克珊,就是那个琴弦上迸出清风月色、杜鹃啼叫的龚克珊……
她喘息了一阵,又说:“我……不能了……我要在高地……看湘江……看橘子洲……”
我用满是泪水的脸,贴在她冰凉的脸上,叫着:“克珊,我的姐姐!”
“这……就……好了……”她唇齿间吐出了四个字,就再也没有声息了。
我反复叫着:“大姐,好大姐。”
她不回答我,从此再也没有回答我。
龚克珊的脸上挂着满足的微笑。
60年过去了,龚克珊的墓碑依然屹立在鸭绿江畔高高的山岗上,江水流经她的脚下,滚滚向南,奔向渤海,去那东海之滨,与西来的洞庭之水汇合。
每当我来到丹东近郊这座英雄安息的墓地时,我都要从遥远的橘子洲头,带上一瓶湘江之水,洒在龚克珊的陵墓前,向克珊说:
“大姐,这水,是湘江的水。”
(本文收入即将出版的《为了祖国的安宁——山西抗美援朝运动回顾》一书)
(责编郄 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