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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元旦前,我读了由张国祥同志送来的由他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王谦——一个省委书记的风雨征程》一书。这本40多万字、历时17年、从13个不同侧面写就的《王谦》,既有对王书记的访谈笔录,又有作者的记述加评说;既有详尽的历史资料,又有大背景和图片的映衬,以生动而流畅的语言、鲜活而厚重的史实,把王谦书记写得活灵活现、有血有肉、感人肺腑,将王谦这位省委书记的业绩、个性、思想、品格、作为、作风、遭遇一一呈现在人们面前。
掩卷沉思,往事联翩。作为一个在王谦书记身边工作过的晚辈,我与他有过40多年的交往,抚今追昔,禁不住再一次为这位父辈老领导的历史业绩、高贵品格和革命情操所折服。
王谦书记是一位刚正不阿、风骨峭峻的人。他炼就一身铮铮铁骨,无论在顺途与逆境的岁月当中,无论在生与死、公与私的考验面前,都一如既往,“初衷不改”,以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自己真实和坚韧的高贵品格,以对祖国和人民的真情挚爱,以务实和求真的态度作风,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振兴和发达,奋力搏击、艰辛开拓,成就了一番不朽的革命业绩。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人民公仆。
王谦书记的风骨源于其家庭陶冶,更源于他丰富的革命经历。王谦书记是一位坚守信仰、忠贞马列的人。1936年11月21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比生命本身更重要。不论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艰苦创业的建设时期;不论在身陷囹圄的“文革”岁月,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忠贞马列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始终不渝。参加革命工作以后,他几乎没有过过自己的生日,但每逢入党纪念日这一天,不管在哪里都要庆祝他“人生道路上的新起点”。
王谦书记是一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人。1958年“大跃进”时,各种所谓“高产卫星”争相竞放,但王谦书记坚持实事求是,不仅不信,还要想办法弄清真相,“揭人家的老底”。就连《人民日报》所报道的一些浮夸事情,他也绝不轻易让《山西日报》转载,再火上浇油、推波助澜。当时,有一个地方上报说亩产100多万斤红薯,王谦书记就是不信,他说,咱们把这100多万斤红薯埋进一亩地里,根据他们(指上报者)说的看看一亩地究竟能埋下多少。他就吩咐山西省农业厅长到山西农学院的农场地里试一试。试验之后,一亩地最多只埋下5万斤,而且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红薯。类似这样的事情不少,实际上都是假的。
在当时那种浮夸成风的大环境下,能够有这样的一份“坚守”实属不易。这份“坚守”,是王谦书记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负责,是长期分管农业工作,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智慧和经验的反映,是不顾个人得失、敢于维护真理的高尚品格的体现。就是因为这,1959年“反右倾”时,上面有人要抓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由于时任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力保,这顶“帽子”才没有给他戴成。
王谦书记是一位心系百姓、热爱人民的人。早在1940年,日军对榆社进行大“扫荡”。作为榆社县委书记的王谦,目睹群众的悲惨遭遇,竟流下了愤怒而痛心的眼泪,并当即解下腰间的皮带,在上面写下了“报仇雪恨”四个字。67年以后的2007年,91岁高龄的王谦书记躺在病床上还谈及此事,可见人民群众的分量在他心中有多重,他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又是多么情深谊长。
1962年5月18日,根据中央和华北局的要求,中共山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全省非农业人口年内要减至240万。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王谦书记被推上风口浪尖,分工管工业兼任省精简委员会主任,肩负起了万钧压力。
一次会议上,当王谦书记讲到要下最大决心实现精简机构,完成减少职工的指标时,指着时任太原市委第一书记麻贵书说:“老麻,你是不是怕压得多了,当不成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书记?我什么也不怕,无非是压得多了,得罪一些人,一是在省党代会上,不投我的票,落选了,当不成这个省委书记;二是上街被人打了,甚至被打死。”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义不容辞,但对被压缩回乡的干部,职不及其家属,他的内疚之情同样让他心如刀绞、夜不能寐。他常常想,“把人家赶回农村去,在城市生活习惯了的他们,在农村地没地、房没房,咋生活呀!”甚至在“文革”中,他为此事曾多次作过自我检讨。直到20年以后,按照中央指示,落实了有关政策,“62压”陆续返城复工时,才解除了他这块心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王谦书记是一位百折不挠、坚贞不屈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王谦书记被关押进“监狱”两年,先后被“造反派”批斗232次,有几次几乎被打死。他的坚贞不屈,不仅表现在面对“造反派”的拳脚相加,更表现在他能恪守“我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决不说谎”的原则立场。
“文革”中被打倒后,在周总理的多次过问下,王谦书记方才被“解放”出来的时候,省支左办公室主任奉命去找他谈话,主要说了三点:一是,我们知道你是反对刘少奇的;二是,我们知道你是拥护军队的,你没有派性;三是,我们知道你出来也不会参加哪一派。王谦书记十分清楚,只要迎合甚至含糊其辞便可获得彻底“解放”,但他依旧“我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你讲了这三点,现在我回答你。第一点,你说我反对刘少奇,我没有。搞合作社那件事,刘少奇不赞成是事实,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刘少奇反对,所以谈不上我反对刘少奇。第二点,你说我拥护军队,我同意。我在军队里边资格比你老,我还当过陈锡联旅长的营教导员,那是1938年的时候。我送到军队里整连整连的战士有两个连的人,至于扩军支援了太行的部队、陈赓的部队的人不下三万人,这个军队我为什么要反对呀?第三点,你说我出来以后不会参加哪一个派,我说我有一个派,叫‘走资派’。这就是我王谦的观点。”
王谦书记是一位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人。1969年12月,从“监牢”转到交城学习班的王谦书记面临一个重大抉择。那时,当权者就山西省委“有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的问题,决意要找到一个承担责任者。可前任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早已调走了,继任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又被迫害致死了,这山西的问题怎么办,明摆着是要王谦书记出来承担。但“文革”前,王谦书记在省里处于“二把手”的位置,照理说这个责任完全可以不揽,可是他想,如果不揽,下面人如何得以“解放”?考虑再三,他决定背起这个沉重的“十字架”,把责任全包下来,既不往陶鲁笳身上推,也不给卫恒头上戴,更不向下卸,而是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言行保护更多的同志“过关”。当他在交城学习班和湖滨会堂3000人的大会上如此做“交代”和“亮相检查”时,在场的他的部下都感动得热泪盈眶,禁不住打心眼里发出“王谦是条硬汉子”的赞叹!有的同志说,王书记的“检查”把我们都解脱了,我们还有什么怨言可谈,回去照他的态度去“检查”,肯定能“过关”、“解放”。有不少未“解放”的干部,未能听上王谦书记现场的“检查”,便四处打听,找笔记看。我父亲赵力之(时任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与王谦书记一起蹲“文革监牢”,一起挨批斗,一起“交代问题”、“亮相检查”。1970年7月,我从中央学习班回来后,父亲同我谈起王谦书记在省革委办的交城“走资派”学习班和湖滨会堂大会上“亮相检查”的情形时,以十分敬佩的口吻说,王谦同志是位有思想、有个性、人品好、党性强、有血性、有骨气的“硬汉子”,跟他久处共事靠得住,在他手下工作安全啊!可谓是风吹浮尘始见金。
王谦书记是一位“善善,恶恶”的人。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这样说他,甚至李先念副总理也说他这个人“善恶过于分明”,是“善其善,恶其恶”。“善其善,恶其恶”,与其说是王谦书记的性格特点,不如说是他立场坚定、正直无私的突出表现。人们都知道,王谦书记对工作的要求一向是很严格的,对那些工作不认真的干部批评起来是非常严厉的,这的确有点使人怕。但他对干部的亲和力与爱护心同样是强烈的、感人的。他可以随便和你聊天,而且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他会教你如何学习、工作和做人,有问必答,直言不讳。更有甚者,当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要受处分时,他会站出来想方设法给你说话,尽力把处分降低到最低的程度。有一次,时任山西省长的孙文盛在北京见到王谦书记,问他:“王老,人家都说怕你,是不是人们都怕你?”王谦书记回答说:“确实有人怕我,但‘文化大革命’也好,以前也好,没有一个人站在台上说我王谦迫害他,真的没有。”
王谦书记是一位谦虚好学、勤于思考的人。熟悉王谦书记的人都感到他学识渊博,然人非生而知之者,这渊博来自他干一行、学一行、爱一行、钻一行、通一行、精一行,这是王谦书记的一大优点,也是他的过人之处。王谦书记分管农业工作以后,他把山西农学院的全部讲义拿来认真通读。又先后读了许多农业方面的书,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土壤学》《植物分类学》《果树学》《农业机械学》等。分管工业以后,又开始和《冶金学》《机械学原理》等书打上交道,同时还读了《地质学原理》《地质力学概论》《煤炭地质学》《化学》等,凡看不懂的地方,他就找人请教。经过这样的刻苦学习、勤于思考,他从外行逐步变成内行。也正是因为他这种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的精神,爱学习、重实践的工农干部刘开基、桃李满天下的李慰、造诣很深的水利专家刘锡田等等都成了他的至交好友,并且和他们一道以筚路蓝缕的坚韧,为山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
王谦书记是一位锐意进取、富有开创精神的人。从在榆社建立抗战实验县,领导开展群众性的屯粮运动,到主政长治恢复发展生产,创造管理城市的经验;从领导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拉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伟大序幕,到着力改变山西农业生态,治理黄土高原取得突破性进展,再到领军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导演出堪称精彩的当代革命活剧。一路走来,都深深烙下了他艰辛探索的浓重印记,留下了他开拓创新的坚实脚步。
王谦书记60多年战斗工作在山西,他说:“从部队到地方,我始终战斗在太行山上。是太行山的人民养育了我,使我逐步成长起来。” “我在山西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也对得起我。” “回顾和思考我的一生,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一者,修身自立,留得一身清白,对得起列祖列宗;二者,为国为民,一片赤诚,昂首阔步去见马、列、毛,无愧色。”这是王谦书记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一个真实的王谦。
《王谦》一书是一部记述王谦由乡村少年到省委书记的奋斗史,把我们带进了王谦书记和他生活、奋斗的年代,使我们接触到历史的原状,看到了真实的王谦书记,是一本成功之作,更是一部绝好的革命人生教科书!
(责编孟红)
掩卷沉思,往事联翩。作为一个在王谦书记身边工作过的晚辈,我与他有过40多年的交往,抚今追昔,禁不住再一次为这位父辈老领导的历史业绩、高贵品格和革命情操所折服。
王谦书记是一位刚正不阿、风骨峭峻的人。他炼就一身铮铮铁骨,无论在顺途与逆境的岁月当中,无论在生与死、公与私的考验面前,都一如既往,“初衷不改”,以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自己真实和坚韧的高贵品格,以对祖国和人民的真情挚爱,以务实和求真的态度作风,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振兴和发达,奋力搏击、艰辛开拓,成就了一番不朽的革命业绩。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人民公仆。
王谦书记的风骨源于其家庭陶冶,更源于他丰富的革命经历。王谦书记是一位坚守信仰、忠贞马列的人。1936年11月21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比生命本身更重要。不论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艰苦创业的建设时期;不论在身陷囹圄的“文革”岁月,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忠贞马列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始终不渝。参加革命工作以后,他几乎没有过过自己的生日,但每逢入党纪念日这一天,不管在哪里都要庆祝他“人生道路上的新起点”。
王谦书记是一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人。1958年“大跃进”时,各种所谓“高产卫星”争相竞放,但王谦书记坚持实事求是,不仅不信,还要想办法弄清真相,“揭人家的老底”。就连《人民日报》所报道的一些浮夸事情,他也绝不轻易让《山西日报》转载,再火上浇油、推波助澜。当时,有一个地方上报说亩产100多万斤红薯,王谦书记就是不信,他说,咱们把这100多万斤红薯埋进一亩地里,根据他们(指上报者)说的看看一亩地究竟能埋下多少。他就吩咐山西省农业厅长到山西农学院的农场地里试一试。试验之后,一亩地最多只埋下5万斤,而且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红薯。类似这样的事情不少,实际上都是假的。
在当时那种浮夸成风的大环境下,能够有这样的一份“坚守”实属不易。这份“坚守”,是王谦书记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负责,是长期分管农业工作,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智慧和经验的反映,是不顾个人得失、敢于维护真理的高尚品格的体现。就是因为这,1959年“反右倾”时,上面有人要抓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由于时任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力保,这顶“帽子”才没有给他戴成。
王谦书记是一位心系百姓、热爱人民的人。早在1940年,日军对榆社进行大“扫荡”。作为榆社县委书记的王谦,目睹群众的悲惨遭遇,竟流下了愤怒而痛心的眼泪,并当即解下腰间的皮带,在上面写下了“报仇雪恨”四个字。67年以后的2007年,91岁高龄的王谦书记躺在病床上还谈及此事,可见人民群众的分量在他心中有多重,他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又是多么情深谊长。
1962年5月18日,根据中央和华北局的要求,中共山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全省非农业人口年内要减至240万。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王谦书记被推上风口浪尖,分工管工业兼任省精简委员会主任,肩负起了万钧压力。
一次会议上,当王谦书记讲到要下最大决心实现精简机构,完成减少职工的指标时,指着时任太原市委第一书记麻贵书说:“老麻,你是不是怕压得多了,当不成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书记?我什么也不怕,无非是压得多了,得罪一些人,一是在省党代会上,不投我的票,落选了,当不成这个省委书记;二是上街被人打了,甚至被打死。”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义不容辞,但对被压缩回乡的干部,职不及其家属,他的内疚之情同样让他心如刀绞、夜不能寐。他常常想,“把人家赶回农村去,在城市生活习惯了的他们,在农村地没地、房没房,咋生活呀!”甚至在“文革”中,他为此事曾多次作过自我检讨。直到20年以后,按照中央指示,落实了有关政策,“62压”陆续返城复工时,才解除了他这块心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王谦书记是一位百折不挠、坚贞不屈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王谦书记被关押进“监狱”两年,先后被“造反派”批斗232次,有几次几乎被打死。他的坚贞不屈,不仅表现在面对“造反派”的拳脚相加,更表现在他能恪守“我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决不说谎”的原则立场。
“文革”中被打倒后,在周总理的多次过问下,王谦书记方才被“解放”出来的时候,省支左办公室主任奉命去找他谈话,主要说了三点:一是,我们知道你是反对刘少奇的;二是,我们知道你是拥护军队的,你没有派性;三是,我们知道你出来也不会参加哪一派。王谦书记十分清楚,只要迎合甚至含糊其辞便可获得彻底“解放”,但他依旧“我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你讲了这三点,现在我回答你。第一点,你说我反对刘少奇,我没有。搞合作社那件事,刘少奇不赞成是事实,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刘少奇反对,所以谈不上我反对刘少奇。第二点,你说我拥护军队,我同意。我在军队里边资格比你老,我还当过陈锡联旅长的营教导员,那是1938年的时候。我送到军队里整连整连的战士有两个连的人,至于扩军支援了太行的部队、陈赓的部队的人不下三万人,这个军队我为什么要反对呀?第三点,你说我出来以后不会参加哪一个派,我说我有一个派,叫‘走资派’。这就是我王谦的观点。”
王谦书记是一位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人。1969年12月,从“监牢”转到交城学习班的王谦书记面临一个重大抉择。那时,当权者就山西省委“有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的问题,决意要找到一个承担责任者。可前任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早已调走了,继任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又被迫害致死了,这山西的问题怎么办,明摆着是要王谦书记出来承担。但“文革”前,王谦书记在省里处于“二把手”的位置,照理说这个责任完全可以不揽,可是他想,如果不揽,下面人如何得以“解放”?考虑再三,他决定背起这个沉重的“十字架”,把责任全包下来,既不往陶鲁笳身上推,也不给卫恒头上戴,更不向下卸,而是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言行保护更多的同志“过关”。当他在交城学习班和湖滨会堂3000人的大会上如此做“交代”和“亮相检查”时,在场的他的部下都感动得热泪盈眶,禁不住打心眼里发出“王谦是条硬汉子”的赞叹!有的同志说,王书记的“检查”把我们都解脱了,我们还有什么怨言可谈,回去照他的态度去“检查”,肯定能“过关”、“解放”。有不少未“解放”的干部,未能听上王谦书记现场的“检查”,便四处打听,找笔记看。我父亲赵力之(时任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与王谦书记一起蹲“文革监牢”,一起挨批斗,一起“交代问题”、“亮相检查”。1970年7月,我从中央学习班回来后,父亲同我谈起王谦书记在省革委办的交城“走资派”学习班和湖滨会堂大会上“亮相检查”的情形时,以十分敬佩的口吻说,王谦同志是位有思想、有个性、人品好、党性强、有血性、有骨气的“硬汉子”,跟他久处共事靠得住,在他手下工作安全啊!可谓是风吹浮尘始见金。
王谦书记是一位“善善,恶恶”的人。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这样说他,甚至李先念副总理也说他这个人“善恶过于分明”,是“善其善,恶其恶”。“善其善,恶其恶”,与其说是王谦书记的性格特点,不如说是他立场坚定、正直无私的突出表现。人们都知道,王谦书记对工作的要求一向是很严格的,对那些工作不认真的干部批评起来是非常严厉的,这的确有点使人怕。但他对干部的亲和力与爱护心同样是强烈的、感人的。他可以随便和你聊天,而且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他会教你如何学习、工作和做人,有问必答,直言不讳。更有甚者,当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要受处分时,他会站出来想方设法给你说话,尽力把处分降低到最低的程度。有一次,时任山西省长的孙文盛在北京见到王谦书记,问他:“王老,人家都说怕你,是不是人们都怕你?”王谦书记回答说:“确实有人怕我,但‘文化大革命’也好,以前也好,没有一个人站在台上说我王谦迫害他,真的没有。”
王谦书记是一位谦虚好学、勤于思考的人。熟悉王谦书记的人都感到他学识渊博,然人非生而知之者,这渊博来自他干一行、学一行、爱一行、钻一行、通一行、精一行,这是王谦书记的一大优点,也是他的过人之处。王谦书记分管农业工作以后,他把山西农学院的全部讲义拿来认真通读。又先后读了许多农业方面的书,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土壤学》《植物分类学》《果树学》《农业机械学》等。分管工业以后,又开始和《冶金学》《机械学原理》等书打上交道,同时还读了《地质学原理》《地质力学概论》《煤炭地质学》《化学》等,凡看不懂的地方,他就找人请教。经过这样的刻苦学习、勤于思考,他从外行逐步变成内行。也正是因为他这种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的精神,爱学习、重实践的工农干部刘开基、桃李满天下的李慰、造诣很深的水利专家刘锡田等等都成了他的至交好友,并且和他们一道以筚路蓝缕的坚韧,为山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
王谦书记是一位锐意进取、富有开创精神的人。从在榆社建立抗战实验县,领导开展群众性的屯粮运动,到主政长治恢复发展生产,创造管理城市的经验;从领导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拉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伟大序幕,到着力改变山西农业生态,治理黄土高原取得突破性进展,再到领军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导演出堪称精彩的当代革命活剧。一路走来,都深深烙下了他艰辛探索的浓重印记,留下了他开拓创新的坚实脚步。
王谦书记60多年战斗工作在山西,他说:“从部队到地方,我始终战斗在太行山上。是太行山的人民养育了我,使我逐步成长起来。” “我在山西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也对得起我。” “回顾和思考我的一生,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一者,修身自立,留得一身清白,对得起列祖列宗;二者,为国为民,一片赤诚,昂首阔步去见马、列、毛,无愧色。”这是王谦书记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一个真实的王谦。
《王谦》一书是一部记述王谦由乡村少年到省委书记的奋斗史,把我们带进了王谦书记和他生活、奋斗的年代,使我们接触到历史的原状,看到了真实的王谦书记,是一本成功之作,更是一部绝好的革命人生教科书!
(责编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