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教会大学是指西方教会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华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发展达到鼎盛,并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兴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民国时期;教会大学;高等教育
作者简介:黄馨馨(1982-),女,辽宁大连人,广东工业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助教,教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大学文化;罗克文(1983-),男,湖北黄石人,广东工业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助教,教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经济与管理、大学政策法规。(广东 广州 510006)
教会大学是指西方教会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华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它是西方势力侵入中国,企图以外来文化教育事业影响中国的产物。其中,由基督新教创设的大学有13所,由罗马天主教创设的大学有3所。①这些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及中西方学术交流、传播西方知识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基督教会在华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1.基督教会大学在华的产生
作为东方古老的文化之邦,中国的教育史远远长于西方国家。中国的中央官学、国子监等也在1000多年前就出现了。中国拥有悠久的高等教育历史,但是从制度层面讲,大学在中国是舶来品。秦汉官学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19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或与传教士有关。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当数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19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所,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在通州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育英书院。
2.基督教大学在华的进一步发展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中国的大门进一步向西方敞开。中国的政治和教育也在进行激烈的变革,这一切为传教士在华开办新的学校创造了良机。传教士一方面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原有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开了大批的教会学校。早期的教会大学希望能有进—步的扩展,一大批中学又渴望发展成为大学。190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举行对华传教百年纪念大会,会上通过一条决议,要求英美差会大力支援在中国发展中、高等学校。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基督教在华的教育事业发展到了一个高潮,其中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发展更为显著。原有的基督教大学经过迁移、合并、发展形成新的大学,而新的教会大学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20世纪以来,教会大学大量发展,大约有14所教会大学在这一时期开办。(见表1)
3.20世纪一二十年代有代表性的基督教大学
早期的登州文会馆经过两次迁移、合并,演变为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潞河书院与汇文书院及华北协和女子学院合并发展为新的燕京大学;杭州育英书院也变为之江学堂(1911年)[今浙江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的前身],192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注册颁发证书;圣约翰书院在规模和质量上成长为圣约翰大学。与此同时在苏州开设的东吴大学(1901年)、南京金陵大学(1910年)、福州福建协和大学、广州岭南大学(1916年)、山东齐鲁大学[今山东师大](1917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武昌华中大学,上海震旦大学(1903年)等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见表2)
二、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变化和发展
1.收回教育权运动
教会大学的经费主要依靠教会每年的拨款和少数捐赠维持,学校只受外国差会的管束,在教育教学及组织管理上,照搬欧美模式,极少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教会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独立于中国正规教育体系之外的封闭系统。
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中华民族日益觉醒。以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清华大学的召开为导火线,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非基督教和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社会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成果是迫使教会学校纳入中国教育体系。
2.教会学校的调整
面对收回教育权运动遭到的危机,教会学校提出了“更有效率、更加基督化、更加中国化”的调整口号。从1926年起,多数教会学校开始向中国政府立案,并让中国人担任各级教会学校的校长,同时把宗教课和宗教活动改变得灵活一些,尽量参照中国政府的教育体制作了适当的调整。1929年,根据当时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的私立大学规程,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境内办的大学中任校长。燕京大学董事会遂改推中国人吴雷川任校长,司徒雷登任校务长,并改组了原来的科系结构。岭南大学是较早调整其政策,迅速中国化并向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早在1925年夏,一群岭南的校友就提出了把大学改由中国人开办的计划,岭南大学的校长非常明智、开放,对这一提议予以支持。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院长卢爱德也是一位积极提倡向政府登记的美国传教士。东吴大学也是较早向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1927年东吴大学的美国人校长文乃史就提出辞呈并催促董事会尽快找到一位中国人校长,同年夏,杨永清被推选为新任校长。南京金陵大学是第一家向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后,南京金陵大学的美籍教工全部撤到了上海。社会秩序稳定后,南京金陵大学在中国行政管理委员会的主持下重新开学,陈裕光被选为校长。
3.抗战时期的教会大学
抗日战争期间整个以英美传教士为主体的基督教会都受到了严重损失。大批英美传教士被关进集中营,教会活动几乎陷于瘫痪;后方的传教士也不足1000人。同战前相比,基督教传教士减少了大约5000人。教会学校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和破坏。教会大学在战前约有8000余名大学生,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教会大学学生人数降到不足4000人。在上海地区,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都搬到了南京路的租界继续开办,东吴大学不得不迁移到上海租界内寻求避难并继续办学。杭州之江文理学院经过数次搬迁于1938年2月迁到上海租界。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不得不仓促撤离,避难于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1942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燕京大学校园,一些英、美籍教师被关进了集中营,司徒雷登也未能幸免。在这种情况下,燕京的校友决定在后方重新办学,成都被选为新的校址。1938年10月日军逼近广东时,岭南大学被迫撤驻香港,借用香港大学的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继续办学。
4.抗战后教会学校的恢复
由于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的大肆破坏,大部分教会学校都遭受到严重毁损,学校的实验室、图书馆等被抢劫一空,学校的建筑或是毁为废墟,或是千疮百孔。抗战胜利后,大多数教会学校除了数座空空如也、遭到严重损害的建筑物外,一无所有,正常的教学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很长时间是在恢复元气。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各教会学校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恢复工作,有的学校还有所发展。但由于当时内战,经济衰弱,通货膨胀以及学生运动,教会教育很难有较大的发展。
5.教会大学的结局
新中国刚成立时,教会学校中的外籍教员虽然心神不定,但仍然留了下来,然而随着政府对教会学校的控制越来越紧,以及社会上对“文化帝国主义”指责的日益强烈,外籍教员再次成了公众批判的目标。而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加剧了外籍教师在中国的不稳定地位,他们越来越为公众所不能容忍,在认清已无法有效地工作并已成为中国同事的包袱后,外籍教员开始陆续离境。到1951年底,几乎所有的外籍教师都走光了。1952年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及东吴大学的外籍人员最后离境。至此,所有的教会大学在政策及管理等事务上就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到1952年这些大学全部成为没有西方人员的中国大学。
虽然合并到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中是教会大学的必然命运,但这一合并的形式、时间和进程对每个教会大学来说都不是一样的。1951年底到1952年的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可以说是把教会大学融合到新中国体制中的最后一步。院系调整工作并不是直接针对教会大学而来的,几乎所有的高校都被调整,但院系调整后,教会大学的名称无一得到保留,校名延用其他大学的名称。
三、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作用和意义
1.教会大学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教会大学过去被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但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行为规范、学业基础乃至初步工作能力,大多在这里滋养形成。因此,教会大学校园内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促进了中西文化较高和较深层次的交流。
2.教会大学冲击了中国传统教育
第一,教会大学影响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教学目标。中国传统教育侧重于“德”、“忠、孝、节、义、仁”是其基本教育目标,内容不外经史子集等儒家经典,而教会学校则注重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第二,教会大学改革了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中国的封建教育,尤其到清代崇尚空谈和琐碎考据,与现实生活完全脱离。而教会大学教学内容的显著特点就是与社会实际联系密切,切实可用。
第三,教会大学改良了传统教育的教学方法。
3.教会大学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一,教会大学的联合办学提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准。虽然教会大学的开办者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但我们不能否认基督教在华的高等教育也是中国教育整体的一部分,教育的直接受益者是中国社会。教会大学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许多方面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内容。
第二,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的教育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这种突破一方面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教会大学的建立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也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近代高等教育的模式,使中国人自己举办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官私大学提供了师资。正是在教会大学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官办和私办大学开始建立,如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等。
第三,教会大学的出现也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这一事实是我们所不能也不应忽视的。
4.教会大学推动了中国妇女教育的发展
自古以来,中国妇女的地位就十分低下,无论是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还是在中国民间的风俗文化中,都具有较强的歧视妇女的痕迹。中国妇女不但从小就要接受“三从四德”的教育,培养依附于男人的思想,而且还被迫接受缠足,受到肉体摧残。美国传教士赴华后,大力提倡男女平等思想,反对妇女缠足,提倡妇女解放。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例如金陵女大前后毕业学生1千余人,这些人在妇女界高级知识分子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对教会大学的评述
作为西方文化载体的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人的自主选择,但是它的启动与扩张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诞生与成长。教会大学在中国开展西式教育,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对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育人模式产生了有力的冲击。可以说,教会大学抓住了中国“大梦初醒”后一片空白的机缘,不失时机地充当了西学东渐的有力载体,而中国知识分子也希望利用西学作为敲门砖,进入世界强国行列。
但是,无庸讳言,教会大学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为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为此,教会大学曾引起众多中国人的反感。自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以后,它长期被人们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堡垒。但是,以现在的眼光看,这种尖锐的批评虽不无根据,却有所偏颇。因为它没有把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远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也没有将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区别开来。
中国教会大学的特殊性在于背靠西方而面对中国,其最初创立时的传教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由于它处于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革的形势下,想要在中国存在下去,必然要适应中国的国情,适时作出调整,向本土化、世俗化发展。
注释:
①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福建协和大学、之江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3所天主教大学指震旦大学、辅仁大学、津沽大学。引自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506)。
参考文献:
[1]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506.
[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大学出版社,1992.
[3]高时良.中国教育史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5]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高奇.中国现代教育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7]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麻剑飞)
关键词:民国时期;教会大学;高等教育
作者简介:黄馨馨(1982-),女,辽宁大连人,广东工业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助教,教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大学文化;罗克文(1983-),男,湖北黄石人,广东工业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助教,教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经济与管理、大学政策法规。(广东 广州 510006)
教会大学是指西方教会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华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它是西方势力侵入中国,企图以外来文化教育事业影响中国的产物。其中,由基督新教创设的大学有13所,由罗马天主教创设的大学有3所。①这些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及中西方学术交流、传播西方知识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基督教会在华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1.基督教会大学在华的产生
作为东方古老的文化之邦,中国的教育史远远长于西方国家。中国的中央官学、国子监等也在1000多年前就出现了。中国拥有悠久的高等教育历史,但是从制度层面讲,大学在中国是舶来品。秦汉官学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19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或与传教士有关。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当数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19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所,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在通州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育英书院。
2.基督教大学在华的进一步发展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中国的大门进一步向西方敞开。中国的政治和教育也在进行激烈的变革,这一切为传教士在华开办新的学校创造了良机。传教士一方面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原有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开了大批的教会学校。早期的教会大学希望能有进—步的扩展,一大批中学又渴望发展成为大学。190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举行对华传教百年纪念大会,会上通过一条决议,要求英美差会大力支援在中国发展中、高等学校。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基督教在华的教育事业发展到了一个高潮,其中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发展更为显著。原有的基督教大学经过迁移、合并、发展形成新的大学,而新的教会大学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20世纪以来,教会大学大量发展,大约有14所教会大学在这一时期开办。(见表1)
3.20世纪一二十年代有代表性的基督教大学
早期的登州文会馆经过两次迁移、合并,演变为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潞河书院与汇文书院及华北协和女子学院合并发展为新的燕京大学;杭州育英书院也变为之江学堂(1911年)[今浙江大学、东南大学、同济大学的前身],192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注册颁发证书;圣约翰书院在规模和质量上成长为圣约翰大学。与此同时在苏州开设的东吴大学(1901年)、南京金陵大学(1910年)、福州福建协和大学、广州岭南大学(1916年)、山东齐鲁大学[今山东师大](1917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武昌华中大学,上海震旦大学(1903年)等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见表2)
二、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变化和发展
1.收回教育权运动
教会大学的经费主要依靠教会每年的拨款和少数捐赠维持,学校只受外国差会的管束,在教育教学及组织管理上,照搬欧美模式,极少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教会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独立于中国正规教育体系之外的封闭系统。
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中华民族日益觉醒。以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清华大学的召开为导火线,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的非基督教和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社会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成果是迫使教会学校纳入中国教育体系。
2.教会学校的调整
面对收回教育权运动遭到的危机,教会学校提出了“更有效率、更加基督化、更加中国化”的调整口号。从1926年起,多数教会学校开始向中国政府立案,并让中国人担任各级教会学校的校长,同时把宗教课和宗教活动改变得灵活一些,尽量参照中国政府的教育体制作了适当的调整。1929年,根据当时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的私立大学规程,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境内办的大学中任校长。燕京大学董事会遂改推中国人吴雷川任校长,司徒雷登任校务长,并改组了原来的科系结构。岭南大学是较早调整其政策,迅速中国化并向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早在1925年夏,一群岭南的校友就提出了把大学改由中国人开办的计划,岭南大学的校长非常明智、开放,对这一提议予以支持。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院长卢爱德也是一位积极提倡向政府登记的美国传教士。东吴大学也是较早向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1927年东吴大学的美国人校长文乃史就提出辞呈并催促董事会尽快找到一位中国人校长,同年夏,杨永清被推选为新任校长。南京金陵大学是第一家向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后,南京金陵大学的美籍教工全部撤到了上海。社会秩序稳定后,南京金陵大学在中国行政管理委员会的主持下重新开学,陈裕光被选为校长。
3.抗战时期的教会大学
抗日战争期间整个以英美传教士为主体的基督教会都受到了严重损失。大批英美传教士被关进集中营,教会活动几乎陷于瘫痪;后方的传教士也不足1000人。同战前相比,基督教传教士减少了大约5000人。教会学校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和破坏。教会大学在战前约有8000余名大学生,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教会大学学生人数降到不足4000人。在上海地区,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都搬到了南京路的租界继续开办,东吴大学不得不迁移到上海租界内寻求避难并继续办学。杭州之江文理学院经过数次搬迁于1938年2月迁到上海租界。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不得不仓促撤离,避难于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1942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燕京大学校园,一些英、美籍教师被关进了集中营,司徒雷登也未能幸免。在这种情况下,燕京的校友决定在后方重新办学,成都被选为新的校址。1938年10月日军逼近广东时,岭南大学被迫撤驻香港,借用香港大学的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继续办学。
4.抗战后教会学校的恢复
由于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的大肆破坏,大部分教会学校都遭受到严重毁损,学校的实验室、图书馆等被抢劫一空,学校的建筑或是毁为废墟,或是千疮百孔。抗战胜利后,大多数教会学校除了数座空空如也、遭到严重损害的建筑物外,一无所有,正常的教学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很长时间是在恢复元气。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各教会学校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恢复工作,有的学校还有所发展。但由于当时内战,经济衰弱,通货膨胀以及学生运动,教会教育很难有较大的发展。
5.教会大学的结局
新中国刚成立时,教会学校中的外籍教员虽然心神不定,但仍然留了下来,然而随着政府对教会学校的控制越来越紧,以及社会上对“文化帝国主义”指责的日益强烈,外籍教员再次成了公众批判的目标。而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加剧了外籍教师在中国的不稳定地位,他们越来越为公众所不能容忍,在认清已无法有效地工作并已成为中国同事的包袱后,外籍教员开始陆续离境。到1951年底,几乎所有的外籍教师都走光了。1952年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及东吴大学的外籍人员最后离境。至此,所有的教会大学在政策及管理等事务上就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到1952年这些大学全部成为没有西方人员的中国大学。
虽然合并到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中是教会大学的必然命运,但这一合并的形式、时间和进程对每个教会大学来说都不是一样的。1951年底到1952年的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可以说是把教会大学融合到新中国体制中的最后一步。院系调整工作并不是直接针对教会大学而来的,几乎所有的高校都被调整,但院系调整后,教会大学的名称无一得到保留,校名延用其他大学的名称。
三、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作用和意义
1.教会大学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教会大学过去被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但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行为规范、学业基础乃至初步工作能力,大多在这里滋养形成。因此,教会大学校园内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促进了中西文化较高和较深层次的交流。
2.教会大学冲击了中国传统教育
第一,教会大学影响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教学目标。中国传统教育侧重于“德”、“忠、孝、节、义、仁”是其基本教育目标,内容不外经史子集等儒家经典,而教会学校则注重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第二,教会大学改革了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中国的封建教育,尤其到清代崇尚空谈和琐碎考据,与现实生活完全脱离。而教会大学教学内容的显著特点就是与社会实际联系密切,切实可用。
第三,教会大学改良了传统教育的教学方法。
3.教会大学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第一,教会大学的联合办学提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准。虽然教会大学的开办者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但我们不能否认基督教在华的高等教育也是中国教育整体的一部分,教育的直接受益者是中国社会。教会大学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许多方面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内容。
第二,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的教育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这种突破一方面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教会大学的建立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也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近代高等教育的模式,使中国人自己举办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官私大学提供了师资。正是在教会大学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官办和私办大学开始建立,如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等。
第三,教会大学的出现也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这一事实是我们所不能也不应忽视的。
4.教会大学推动了中国妇女教育的发展
自古以来,中国妇女的地位就十分低下,无论是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还是在中国民间的风俗文化中,都具有较强的歧视妇女的痕迹。中国妇女不但从小就要接受“三从四德”的教育,培养依附于男人的思想,而且还被迫接受缠足,受到肉体摧残。美国传教士赴华后,大力提倡男女平等思想,反对妇女缠足,提倡妇女解放。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例如金陵女大前后毕业学生1千余人,这些人在妇女界高级知识分子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对教会大学的评述
作为西方文化载体的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人的自主选择,但是它的启动与扩张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诞生与成长。教会大学在中国开展西式教育,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对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育人模式产生了有力的冲击。可以说,教会大学抓住了中国“大梦初醒”后一片空白的机缘,不失时机地充当了西学东渐的有力载体,而中国知识分子也希望利用西学作为敲门砖,进入世界强国行列。
但是,无庸讳言,教会大学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为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为此,教会大学曾引起众多中国人的反感。自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以后,它长期被人们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堡垒。但是,以现在的眼光看,这种尖锐的批评虽不无根据,却有所偏颇。因为它没有把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远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也没有将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区别开来。
中国教会大学的特殊性在于背靠西方而面对中国,其最初创立时的传教目的并没有完全达到,由于它处于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革的形势下,想要在中国存在下去,必然要适应中国的国情,适时作出调整,向本土化、世俗化发展。
注释:
①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福建协和大学、之江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3所天主教大学指震旦大学、辅仁大学、津沽大学。引自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506)。
参考文献:
[1]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506.
[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大学出版社,1992.
[3]高时良.中国教育史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5]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高奇.中国现代教育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7]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麻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