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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对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数以万计的遇难同胞，致以最深切的悼念，愿逝者安息。
当大地渐渐平静，那些身体、心灵和财产均遭受重创的生者，还要好好活下去。灾后重建工作在相当长时间里，是我们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任务。
作为一个经济学学者，若能为灾区重建家园提出有建设性的理论或方法，将是对灾区的最好援助，也是对逝者和生者的最好慰藉。
汶川大地震，全国总动员。与死神争分夺秒的搜救行动已经过去，我们开始面对更加艰巨、更加漫长的灾区重建工作。党和政府正在举全国之力，全面展开灾后重建工作。此时此刻，如何让各项政策和措施更加迅速、准确和有效？这考验着决策部门和经济学理论界的智慧。
“5?12”地震灾害，为本已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理论界面对如今的复杂局面应该给出怎样的良策呢？
传统经济理论两难困局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总体趋势较好，主要困难是通胀压力较大。美国经济增长疲软可能带来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将直接影响我们的出口。政府持续采取调控政策，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宏观调控的主旋律是，重点严防通货膨胀，控制货币供应量，压缩投资规模，有加息意愿。
然而，灾区重建的政策取向刚好与宏观调控方向相反。
灾区人民的需求有三个方面：粮食、饮水等基本生活保障的需求；住房、教育等重建家园的需求；农资、设备等恢复生产的需求。这些需求都要求尽快加大投入，以快速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人甚至建议为灾区“特事特办”，降低贷款利率。
然而传统经济理论并不支持如此“特事特办”。因为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货币是单一的（人民币），无法在宏观货币供应量减少的同时，加大局部区域货币供应量，也无法在调高宏观利率方向的同时，调低局部区域利率方向。如果在灾区和非灾区强制执行相反的货币供应量政策和有高低差异的利率政策，将带来较大的技术性风险。
目前全国人民同心协力抗震救灾，表现出非凡的凝聚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巨大利益的诱惑，就可能出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投机现象：如果在非灾区无法拿到贷款（货币供应量少、利率高），可能到灾区骗取贷款（货币供应量多、利率低），从而非法套利。
这样的理论难题不是中国独有的，世界范围都面临同样的状况。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经济理论将“货”与“币”等同，且只重币不重货。即认为拨物与拨款是一样的，可以用款买货，只要定好款（币）的规则，比如货币供应量多少和利率高低，货的问题自然解决，无须关心。如果“货”“币”的概念不重建，上述矛盾就可能永远无法有效解决。
我们注意到，在此次抗震救灾过程中，政府拨款和社会捐助，只有一部分是以物（货）的形式发放的，用于解决基本生活保障和生活补贴。关于灾区重建和恢复生产的救灾款项，还是以款（币）的形式存在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22日12时，向灾区调运的救灾帐篷共计40余万顶、被子230余万床、衣物305余万件，相对这些“物”而言，“款”的数字大得多，国内外捐款达214.16亿元，中央财政还安排了700亿元灾后重建资金……
众所周知，经济个体（包括个人和企业）的需求有三个方面：消费、投资和储蓄。灾区人民目前的需求，全部属于消费和实物投资，与储蓄和货币投资无关。消费与实物投资是完全“物”化的，每一个需求都与“物”一一对应。而我们的拨款和捐款都是假定“款”必然对应“物”的前提下拨付的。实际上，“款”是可以拿来用作储蓄或者货币化投资（比如炒股票）。
大量拨款、少量拨物的重建模式，对应的数以千万计的灾区人民和数以千亿计的救灾款项，将给我们的监管带来较大的风险和考验。
穿越千年的交子智慧
我们已经大体知道灾区人民重建家园需要什么样的“物”，那么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款”呢？此“款”应该是这样的一一
1.只能特定人群使用。非灾区群众不可以搭便车；
2.只用于对应实物的消费和投资。只能购买粮食、生活用品、农资设备、修葺重建住房、孩子教育等；
3.只在灾区（四川等）使用；
4.时间上具有紧迫性，有强烈的时限需求；
5.指向特定品类商品，优先满足急需的物资需求；
6.只能用于支付，无须具有储蓄功能；
7.可以落实到具体的人，允许实名。
而现有货币的功能则远大于上述灾区人民的需求：
1.在中国范围内任意使用，会出现偷梁换柱的风险；
2.不仅可以支付，还具有储蓄功能。这会使救助效果不均，该得到救助的需求未完全满足，个别个体需求被满足后，又可以拿去储蓄或炒股票；
3.发放以后没有特定人群的指向性，会导致甚至滋生腐败；
4.货币是不记名的，可能会出现冒领冒用；
5.不指向特定品类的商品，可以购买任意商品。这就可能降低救助效率。显然救助款是买馒头用的，不是买鱼翅用的，或者是建学校用的，不是建别墅用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将救灾款更好地管理和使用，满足灾区人民需求，好钢用在刀刃上，避免流失、挪用、贪没呢？笔者联想到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巧合的是，1000年前的北宋交子，最早就是在四川发行的。
规模需求理论从信息社会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思考以交子为代表的宋代纸币（会子、盐钞、茶引等），发现它们具有如下特征：
1.具有特定人群和区域的指向性，只能在四川（益州）使用；
2.具有特定品类的商品，指向特定行业；
3.具有使用期限（发行有界，即到期更换，否则作废）；
4.以金属货币或实物商品为准备；
5.只具有支付功能，不具有储藏功能；
6.是一种货权。
这些特征完全符合当前灾区人民的需求。
规模需求理论解决方案
笔者建议将财政拨款和社会捐助等救灾款项子币化，由央行或相关部门发行四川“新交子”——只具有支付功能、只能在灾区使用、具有一定期限、指向具体商品品类、保留特定范围内商品选择权的一种货币替代物。然后用母币和子币相结合、利率和货现率相结合的方法，调节整体与局部的不同经济状况。
“新交子”其实就是规模需求理论中的子币，一种货币的替代物，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票证（粮票、肉票等）完全不同。票证是管理需求的，在普遍供给远远小于需求的历史条件下抑制部分需求。子币则是管理供给的，可以监督“款”“物”转化的真实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说到底，票证是“券”，不能支付，子币则是“钱”，具有支付功能。
“新交子”的使用方法很简单。救灾款项肯定是只拨付给灾区人民的，该“新交子”只能在灾区购买特定行业的特定商品时使用，没有储蓄功能，不提供存款利息，有一定的使用期限。例如在救灾初期，为保证基本生活，每天发给每人10元“新交子”，只能买粮油、副食和饮用水。如果三个月不花掉就过期作废了。如果存银行，无法得到利息。
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卖方，拿到消费者支付的“新交子”，可到政府指定的兑换银行换回相应数额的人民币，也可以在其上下游企业继续流通使用，不过需要提供流转记录，并注意有效期限。
“新交子”对应的消费行业和企业，都由政府来统一公布。不在目录的行业（比如灾区的黄金、钻石、玉器、珠宝等）不得接收“新交子”，接收了也不予兑换。进入名录的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新交子”。
对救灾工作急需鼓励的行业，政府可以制定相对高的“款”“物”转换的货现率。同一种“新交子”，在不同行业或不同的商品品类，可以有不同的货现率。
例如拨付给灾区群众10000元“新交子”，其中8000元“新交子”购买住房，相当8000元人民币使用，此时货现率为0。假如政府鼓励受灾群众加速恢复生产，可以规定种子、化肥的货现率为3%，即用2000元“新交子”可以买回2060元的种子、化肥。相应企业收到的2000元“新交子”，在兑换银行兑换回2000元人民币，然后用真实的交易数据向国家财政申请额外补贴60元。这里补贴的60元来自国家财政拨款，因此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假如儿童上学的问题更为紧迫，政府可以把课桌、教材等相关品类商品的货现率相对提得更高（比如5%）。
“新交子”的功能有很多：
1．“新交子”的货现率可以有效区分行业和商品品类，实现精准调控。
例如“新交子”购买抗震性能仅仅达标的教学楼，货现率可以为0，即没有额外补贴。假如“新交子”购买抗震等级更高的教学楼，货现率可以规定得高一些（比如6%）。
例如灾后儿童入学时，政府希望更多女童及时接受教育。那么男童学生在购买学习用品时，100元“新交子”还是作100元人民币使用，即货现率为0。女童学生在购买学习用品时，可以凭身份证明，100元“新交子”作105元人民币使用，即货现率为5%。
2．“新交子”可以将财政拨款与公益捐助结合在一起。
假设灾区群众急需购买长虹彩电，政府把彩电的货现率制定为3%。灾区群众用1000元“新交子”买到价值1030元的彩电，国家财政补贴30元给长虹。如果长虹注重企业责任，愿意提供额外公益折扣，可以把价值1100元人民币的彩电卖1000元“新交子”，此时货现率是10%。对于100元差额，国家财政还是补贴30元，其余70元由长虹自己承担。长虹由于提前获得了特定而大量的规模需求，应该有能力覆盖成本，经济上不受到损失。同时又因为是自愿的公益行动，长虹无论算经济账还是社会帐，都不会因为有货现率而提升名义价格，欺骗消费者，当然也就不会有涨价和通胀的可能性。
3．“新交子”可以实现上文提到的“特事特办”，为灾区降息。
“新交子”可以是纸质的，也可以是电子的，既可以是“钞”也可以是“汇”。“汇”可以在对受灾企业提供贷款时使用。如果只对电子“新交子”降息甚至减免利息，就可以很好地执行。因为“新交子”是指向实物投资的，不会成为货币投资而产生风险，不会冲击和干扰全国的经济秩序。
4．“新交子”具有充分的有限选择权。
同一品类的生产企业，需要保持足够数量，给灾区人民一定的选择权。因为市场竞争的关系，这样不会存在道德风险。
人民币的选择权算得上是无限大的，可以买国内任意商品。救灾物资中的实物，选择权却是唯一的。货币如江河之水，过度充分的选择权没有指向性，容易失去控制。实物是凝水成冰，唯一的选择权是方便控制，但是彻底失去流动性。“新交子”则是渠塘之水，既有足够的流动性又有充分的指向性（货权），是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
5．“新交子”可以激励企业积极参与灾区重建工作。
目前企业参与灾区重建工作的渠道，最常见的是捐款和捐物。对此政府已经实施了退税、免税等鼓励措施。发行和使用“新交子”以后，政府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激励、监督和管理企业，而且更加得心应手，更加高效率。
6．“新交子”可以减少产能过剩造成的资源浪费
“新交子”是从需求反向配置给资源的经济模式。这使得商品和需求的关系更加紧密，尽管没有达到一一对应，也能够大量减少企业产能相对过剩造成的浪费。对于同质化的制造业而言是一个福音，相当于又一次“家电下乡”。
突如其来的四川特大地震灾害，让全国各族人民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抗震救灾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正在不断取得进展。纷繁复杂的世界经济、中国经济、灾区经济形势，对我们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经济理论界将如何作答？
笔者认为，发行“新交子”绝对不是无计可施的倒退，也不是权宜之计的敷衍。在信息社会，从搜集需求出发反向配置给供给的、使用记名的、有具体指向性而又保留部分选择权的、母币与子币相互配合的多层次货币制度，必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潮流。1000年前四川（益州）发行的交子，已经演变为全世界通行的纸币。经过千年轮回，如果四川发行了“新交子”，将是世界经济理论和货币制度创新的又一块里程碑。
重建家园的号角已经响起，重建经济理论的脚步声，也越来越近了。
（规模需求、子币、货权、货现率，是作者王吉绯提出的原创经济学概念。如欲了解更多，请参考其他“市觉”专栏文章或登陆王吉绯博客）
当大地渐渐平静，那些身体、心灵和财产均遭受重创的生者，还要好好活下去。灾后重建工作在相当长时间里，是我们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任务。
作为一个经济学学者，若能为灾区重建家园提出有建设性的理论或方法，将是对灾区的最好援助，也是对逝者和生者的最好慰藉。
汶川大地震，全国总动员。与死神争分夺秒的搜救行动已经过去，我们开始面对更加艰巨、更加漫长的灾区重建工作。党和政府正在举全国之力，全面展开灾后重建工作。此时此刻，如何让各项政策和措施更加迅速、准确和有效？这考验着决策部门和经济学理论界的智慧。
“5?12”地震灾害，为本已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影响。经济理论界面对如今的复杂局面应该给出怎样的良策呢？
传统经济理论两难困局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总体趋势较好，主要困难是通胀压力较大。美国经济增长疲软可能带来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将直接影响我们的出口。政府持续采取调控政策，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宏观调控的主旋律是，重点严防通货膨胀，控制货币供应量，压缩投资规模，有加息意愿。
然而，灾区重建的政策取向刚好与宏观调控方向相反。
灾区人民的需求有三个方面：粮食、饮水等基本生活保障的需求；住房、教育等重建家园的需求；农资、设备等恢复生产的需求。这些需求都要求尽快加大投入，以快速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人甚至建议为灾区“特事特办”，降低贷款利率。
然而传统经济理论并不支持如此“特事特办”。因为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货币是单一的（人民币），无法在宏观货币供应量减少的同时，加大局部区域货币供应量，也无法在调高宏观利率方向的同时，调低局部区域利率方向。如果在灾区和非灾区强制执行相反的货币供应量政策和有高低差异的利率政策，将带来较大的技术性风险。
目前全国人民同心协力抗震救灾，表现出非凡的凝聚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巨大利益的诱惑，就可能出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投机现象：如果在非灾区无法拿到贷款（货币供应量少、利率高），可能到灾区骗取贷款（货币供应量多、利率低），从而非法套利。
这样的理论难题不是中国独有的，世界范围都面临同样的状况。其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经济理论将“货”与“币”等同，且只重币不重货。即认为拨物与拨款是一样的，可以用款买货，只要定好款（币）的规则，比如货币供应量多少和利率高低，货的问题自然解决，无须关心。如果“货”“币”的概念不重建，上述矛盾就可能永远无法有效解决。
我们注意到，在此次抗震救灾过程中，政府拨款和社会捐助，只有一部分是以物（货）的形式发放的，用于解决基本生活保障和生活补贴。关于灾区重建和恢复生产的救灾款项，还是以款（币）的形式存在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22日12时，向灾区调运的救灾帐篷共计40余万顶、被子230余万床、衣物305余万件，相对这些“物”而言，“款”的数字大得多，国内外捐款达214.16亿元，中央财政还安排了700亿元灾后重建资金……
众所周知，经济个体（包括个人和企业）的需求有三个方面：消费、投资和储蓄。灾区人民目前的需求，全部属于消费和实物投资，与储蓄和货币投资无关。消费与实物投资是完全“物”化的，每一个需求都与“物”一一对应。而我们的拨款和捐款都是假定“款”必然对应“物”的前提下拨付的。实际上，“款”是可以拿来用作储蓄或者货币化投资（比如炒股票）。
大量拨款、少量拨物的重建模式，对应的数以千万计的灾区人民和数以千亿计的救灾款项，将给我们的监管带来较大的风险和考验。
穿越千年的交子智慧
我们已经大体知道灾区人民重建家园需要什么样的“物”，那么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款”呢？此“款”应该是这样的一一
1.只能特定人群使用。非灾区群众不可以搭便车；
2.只用于对应实物的消费和投资。只能购买粮食、生活用品、农资设备、修葺重建住房、孩子教育等；
3.只在灾区（四川等）使用；
4.时间上具有紧迫性，有强烈的时限需求；
5.指向特定品类商品，优先满足急需的物资需求；
6.只能用于支付，无须具有储蓄功能；
7.可以落实到具体的人，允许实名。
而现有货币的功能则远大于上述灾区人民的需求：
1.在中国范围内任意使用，会出现偷梁换柱的风险；
2.不仅可以支付，还具有储蓄功能。这会使救助效果不均，该得到救助的需求未完全满足，个别个体需求被满足后，又可以拿去储蓄或炒股票；
3.发放以后没有特定人群的指向性，会导致甚至滋生腐败；
4.货币是不记名的，可能会出现冒领冒用；
5.不指向特定品类的商品，可以购买任意商品。这就可能降低救助效率。显然救助款是买馒头用的，不是买鱼翅用的，或者是建学校用的，不是建别墅用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将救灾款更好地管理和使用，满足灾区人民需求，好钢用在刀刃上，避免流失、挪用、贪没呢？笔者联想到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巧合的是，1000年前的北宋交子，最早就是在四川发行的。
规模需求理论从信息社会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思考以交子为代表的宋代纸币（会子、盐钞、茶引等），发现它们具有如下特征：
1.具有特定人群和区域的指向性，只能在四川（益州）使用；
2.具有特定品类的商品，指向特定行业；
3.具有使用期限（发行有界，即到期更换，否则作废）；
4.以金属货币或实物商品为准备；
5.只具有支付功能，不具有储藏功能；
6.是一种货权。
这些特征完全符合当前灾区人民的需求。
规模需求理论解决方案
笔者建议将财政拨款和社会捐助等救灾款项子币化，由央行或相关部门发行四川“新交子”——只具有支付功能、只能在灾区使用、具有一定期限、指向具体商品品类、保留特定范围内商品选择权的一种货币替代物。然后用母币和子币相结合、利率和货现率相结合的方法，调节整体与局部的不同经济状况。
“新交子”其实就是规模需求理论中的子币，一种货币的替代物，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票证（粮票、肉票等）完全不同。票证是管理需求的，在普遍供给远远小于需求的历史条件下抑制部分需求。子币则是管理供给的，可以监督“款”“物”转化的真实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说到底，票证是“券”，不能支付，子币则是“钱”，具有支付功能。
“新交子”的使用方法很简单。救灾款项肯定是只拨付给灾区人民的，该“新交子”只能在灾区购买特定行业的特定商品时使用，没有储蓄功能，不提供存款利息，有一定的使用期限。例如在救灾初期，为保证基本生活，每天发给每人10元“新交子”，只能买粮油、副食和饮用水。如果三个月不花掉就过期作废了。如果存银行，无法得到利息。
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卖方，拿到消费者支付的“新交子”，可到政府指定的兑换银行换回相应数额的人民币，也可以在其上下游企业继续流通使用，不过需要提供流转记录，并注意有效期限。
“新交子”对应的消费行业和企业，都由政府来统一公布。不在目录的行业（比如灾区的黄金、钻石、玉器、珠宝等）不得接收“新交子”，接收了也不予兑换。进入名录的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新交子”。
对救灾工作急需鼓励的行业，政府可以制定相对高的“款”“物”转换的货现率。同一种“新交子”，在不同行业或不同的商品品类，可以有不同的货现率。
例如拨付给灾区群众10000元“新交子”，其中8000元“新交子”购买住房，相当8000元人民币使用，此时货现率为0。假如政府鼓励受灾群众加速恢复生产，可以规定种子、化肥的货现率为3%，即用2000元“新交子”可以买回2060元的种子、化肥。相应企业收到的2000元“新交子”，在兑换银行兑换回2000元人民币，然后用真实的交易数据向国家财政申请额外补贴60元。这里补贴的60元来自国家财政拨款，因此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假如儿童上学的问题更为紧迫，政府可以把课桌、教材等相关品类商品的货现率相对提得更高（比如5%）。
“新交子”的功能有很多：
1．“新交子”的货现率可以有效区分行业和商品品类，实现精准调控。
例如“新交子”购买抗震性能仅仅达标的教学楼，货现率可以为0，即没有额外补贴。假如“新交子”购买抗震等级更高的教学楼，货现率可以规定得高一些（比如6%）。
例如灾后儿童入学时，政府希望更多女童及时接受教育。那么男童学生在购买学习用品时，100元“新交子”还是作100元人民币使用，即货现率为0。女童学生在购买学习用品时，可以凭身份证明，100元“新交子”作105元人民币使用，即货现率为5%。
2．“新交子”可以将财政拨款与公益捐助结合在一起。
假设灾区群众急需购买长虹彩电，政府把彩电的货现率制定为3%。灾区群众用1000元“新交子”买到价值1030元的彩电，国家财政补贴30元给长虹。如果长虹注重企业责任，愿意提供额外公益折扣，可以把价值1100元人民币的彩电卖1000元“新交子”，此时货现率是10%。对于100元差额，国家财政还是补贴30元，其余70元由长虹自己承担。长虹由于提前获得了特定而大量的规模需求，应该有能力覆盖成本，经济上不受到损失。同时又因为是自愿的公益行动，长虹无论算经济账还是社会帐，都不会因为有货现率而提升名义价格，欺骗消费者，当然也就不会有涨价和通胀的可能性。
3．“新交子”可以实现上文提到的“特事特办”，为灾区降息。
“新交子”可以是纸质的，也可以是电子的，既可以是“钞”也可以是“汇”。“汇”可以在对受灾企业提供贷款时使用。如果只对电子“新交子”降息甚至减免利息，就可以很好地执行。因为“新交子”是指向实物投资的，不会成为货币投资而产生风险，不会冲击和干扰全国的经济秩序。
4．“新交子”具有充分的有限选择权。
同一品类的生产企业，需要保持足够数量，给灾区人民一定的选择权。因为市场竞争的关系，这样不会存在道德风险。
人民币的选择权算得上是无限大的，可以买国内任意商品。救灾物资中的实物，选择权却是唯一的。货币如江河之水，过度充分的选择权没有指向性，容易失去控制。实物是凝水成冰，唯一的选择权是方便控制，但是彻底失去流动性。“新交子”则是渠塘之水，既有足够的流动性又有充分的指向性（货权），是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
5．“新交子”可以激励企业积极参与灾区重建工作。
目前企业参与灾区重建工作的渠道，最常见的是捐款和捐物。对此政府已经实施了退税、免税等鼓励措施。发行和使用“新交子”以后，政府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激励、监督和管理企业，而且更加得心应手，更加高效率。
6．“新交子”可以减少产能过剩造成的资源浪费
“新交子”是从需求反向配置给资源的经济模式。这使得商品和需求的关系更加紧密，尽管没有达到一一对应，也能够大量减少企业产能相对过剩造成的浪费。对于同质化的制造业而言是一个福音，相当于又一次“家电下乡”。
突如其来的四川特大地震灾害，让全国各族人民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抗震救灾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正在不断取得进展。纷繁复杂的世界经济、中国经济、灾区经济形势，对我们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经济理论界将如何作答？
笔者认为，发行“新交子”绝对不是无计可施的倒退，也不是权宜之计的敷衍。在信息社会，从搜集需求出发反向配置给供给的、使用记名的、有具体指向性而又保留部分选择权的、母币与子币相互配合的多层次货币制度，必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潮流。1000年前四川（益州）发行的交子，已经演变为全世界通行的纸币。经过千年轮回，如果四川发行了“新交子”，将是世界经济理论和货币制度创新的又一块里程碑。
重建家园的号角已经响起，重建经济理论的脚步声，也越来越近了。
（规模需求、子币、货权、货现率，是作者王吉绯提出的原创经济学概念。如欲了解更多，请参考其他“市觉”专栏文章或登陆王吉绯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