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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天津作家陈丽伟文学作品选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其中理论卷《中国新经济文学概论》初步构建起中国新经济文学理论体系，从时代背景、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心理特征、情感类型、文化学特征、困境及前景等多方面进行了系统性阐述。散文卷《给枯干的花浇水》是作者近年散文创作的选集，有描绘津城美景的佳作，有幽默辛辣的杂文，有解读书画文艺的文论，有展现滨海前沿生活的纪实，也有记录心灵私密情感的美文。诗歌卷《城市里的布谷鸟》是作者30年诗歌创作的精选本，用诗歌的形式，呈现出人类“一条心灵的出走和复归之路”。小说卷《开发区人》通过以改革前沿的渤海开发区为典型环境，通过典型人物群像的塑造，撷取土地开发、招商引资、人才引进、金融危机等典型事件，对开发区发展历程进行了文学呈现。旧体诗词卷《枕河楼集》分枕河楼诗、枕河楼词两部分，都是作者兴之所至有感而发，既有传统诗词技巧的传承，又是传统人文情怀的延续。
现在真的不是一个特别适于命名的时代。
一方面是因为，物质、市场、效益充斥着生活的每个角落，随时淹没着任何界定和言说，“命名”会被视为不合时宜；另一方面，是因为被命名的太多、太轻率、太高、太重，动不动大师、经典，动不动“新”什么、“后”什么，而且在这些命名里，基本上不以社会生活投下的影响，人的物质创造最密切的联系为依据。在不少人看来，命名是个纯学术、纯观念问题，与文化、学术和思潮有关，而与具体流动的财富生产，与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热流无关，虽然经济、科技、文化一日千里，但在命名者的思维中，只是不纯粹、不学术的存在。
但现实巨大热流所冲刷、卷起和带来的一切，以及社会进步开辟的前景，毕竟早已出现在地平线上，一些新的存在、新的热流，正依靠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巨大力量，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升腾、放射光芒。文学毕竟是现实的反映，像马克思所说过的那样，是被经济、被物质生产、被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所决定的，不管萌芽还是茁壮，流动还是固定，无名或者有名，似乎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在这种经济生活中所生发、变化、悸动的文学现象，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注意这一现象牢靠存在并且深信有理论升华空间的人中间，就有一个怀有大志向的陈丽伟。
陈丽伟生于燕赵之地，本应做“慷慨悲歌之士”，立足河北向全国，但毕竟志向过大，中师毕业，自学大专、本科，又考上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几经辗转来到天津滨海新区——一个现代化建设的桥头堡，一个新经济发展的大熔炉。他跟我说，他早年是写偏于个人写作的现代派诗歌的，但到天津滨海新区从事新闻工作之后，经常深入一线采访，火热的新经济生活让他的笔触无法逃避现实，于是他开始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向。而有感于很多作家深处新经济时代，尽享新经济便利，却对新经济生活素材形同陌路，研究生时学文艺理论专业的他，便试图构建一个“中国新经济文学”的理论体系，以标出路线，呼吁更多作家投身新经济文学的创作。正在我为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口头理论热情所叹服的时候，他及时把自己那本打印清晰、装订整齐、颇具分量的论著递到我手上，让我写序，此后反复叮咛，而对我的应允则千恩万谢。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中国人历来讲究一诺千金、两肋插刀、士为知己者死，写个序，除了我对自己是否能够理解他的理论构想没有信心，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于是开始进入他意欲构建命名的理论世界——“中国新经济文学”。我很快就发现，这原来是个如此丰富、深邃、大可一供探究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与我们每个人的具体生活存在都是那样的贴近、相关。
首先，新经济时代确实早就已经来临了，“新经济”者，书中说：“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而且最早出现于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12月30日发表的一组文章中，新经济是信息化带来的经济文化成果。新经济具有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高增长的特点。通俗地讲，新经济就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经济。”如此说来，我们是已经生活在这样的经济氛围中了，中国已经迅速地迈进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没有“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发展，那肯定是不行的。新经济文学就是成长于这种经济之中的文学。而且作者将之定义为“以开放地带的新经济生活为背景为素材，塑造典型的新经济生活环境、新经济人物及情感的文学作品，” 而且“更偏重改革开放后新经济范畴内的创作题材，并涵盖几乎所有文学体裁，”这个“几乎所有”所表现出的自信和气概，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型的，当然，这种自信更多应该是来自于，文学无论体裁都对现实生活的有所依赖这个命题。
陈丽伟的理论来自他对身处其中二十年的中国改革前沿新经济生活实践的深刻感受和深入发现，于是接下来他对新经济文学的产生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回顾。关于新经济文学的开端，他追溯到“从天津上任的‘乔厂长’”到“在深圳打工的《外来妹》”，直到他自己作的写滨海新区的长篇小说《开发区人》，接着再从新经济文学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人物心理特征的变异、表现的情感类型等探讨到中国新经济文学的贡献、文化特征、面临的困境及发展的前景。看得出，他读的书是很多的，他把好多作品都归到了自己构建的理论框架里了，而且并没有想到这些作品传播的范围、理论阐释可能等等，比如，在论及时间进入21世纪后的新经济文学，作者就指出，中国经济、尤其是沿海具有引领作用的经济地带，开始向“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新经济转型，中国沿海的开放经济开始以 “新经济”的面目重新示人，而且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与之相伴而生的中国新经济文学，“开始显出真正的面容”，他举出的例子便是铁凝的小说《飞行酿酒师》、王十月的散文《寻亲记》、邰筐的诗歌《在国贸大厦顶上眺望落日》、汗漫诗歌《外滩》，以及长篇小说《开发区人》等许多作品，把这些作品并列在一起纳入这样的理论框架里，除了作品内涵、艺术指向等的巨大差异，以及不匹配的可能性，单是从从逻辑上、学理上讲，可能都是会冒一定风险的。不过，但凡理论构想，总是需要一些不肯定、不确实、不完美的，构而想之，并没有把思维封闭和限制起来。
我较看重的是“概论”中被命名为 “匹萨红烧肉鲜榨汁” 的第八部分，也就是关于当前中国新经济文学若干文化特征的分析和陈述，作者说这些特征包括“信息的拼凑和知识的杂烩、丰富的人性盛宴、远离的诗意和失落的传统、失去土壤的情感根系”，这些特征具有很大的概括意义，就在于触及的我们文学创作中的一些普遍问题，也许不单单属于新经济文学，而且对当代文学、当代文艺都有一定的概括意义。不过，书中说，“新经济文学正如所孕育它们的时代一样，用信息的拼凑、中外知识的杂烩、复杂情绪的表现，以及人性盛宴的书写，显示时代与传统文化和精神的渐行渐远，人们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的丧失。”似乎并非想含蕴所有提及的那个被纳入自己理论框架的作品，因为，新经济所处的时代是向上的时代，充满希望的时代，是产生新文学的时代，如果像作者所概括的那样，新经济时代的主要文化特征是“时代与传统文化和精神的渐行渐远，人们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的丧失”等的话，生长于其中的我们的文学，可能会很乏善可陈、很不怎么可爱的。这样看来呼唤更多正能量的中国新经济文学作品，倡议更多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家加盟中国新经济文学的创作队伍，显得尤为重要。我也看到了在本书引言结尾部分，作者这种善意甚至有些急切的期待。
话又说回来，一种“理论”的建构，远非一日之功、一人之功，总是在发展的、开放的环境下渐进的。世上令人称道的，永远属于那些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口中的螃蟹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却可能会是他本人吃得最香的。天津滨海盛产螃蟹，愿丽伟不要终止吃螃蟹的作为。
（作者为文艺报总编辑）
现在真的不是一个特别适于命名的时代。
一方面是因为，物质、市场、效益充斥着生活的每个角落，随时淹没着任何界定和言说，“命名”会被视为不合时宜；另一方面，是因为被命名的太多、太轻率、太高、太重，动不动大师、经典，动不动“新”什么、“后”什么，而且在这些命名里，基本上不以社会生活投下的影响，人的物质创造最密切的联系为依据。在不少人看来，命名是个纯学术、纯观念问题，与文化、学术和思潮有关，而与具体流动的财富生产，与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热流无关，虽然经济、科技、文化一日千里，但在命名者的思维中，只是不纯粹、不学术的存在。
但现实巨大热流所冲刷、卷起和带来的一切，以及社会进步开辟的前景，毕竟早已出现在地平线上，一些新的存在、新的热流，正依靠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巨大力量，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升腾、放射光芒。文学毕竟是现实的反映，像马克思所说过的那样，是被经济、被物质生产、被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所决定的，不管萌芽还是茁壮，流动还是固定，无名或者有名，似乎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在这种经济生活中所生发、变化、悸动的文学现象，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注意这一现象牢靠存在并且深信有理论升华空间的人中间，就有一个怀有大志向的陈丽伟。
陈丽伟生于燕赵之地，本应做“慷慨悲歌之士”，立足河北向全国，但毕竟志向过大，中师毕业，自学大专、本科，又考上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几经辗转来到天津滨海新区——一个现代化建设的桥头堡，一个新经济发展的大熔炉。他跟我说，他早年是写偏于个人写作的现代派诗歌的，但到天津滨海新区从事新闻工作之后，经常深入一线采访，火热的新经济生活让他的笔触无法逃避现实，于是他开始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向。而有感于很多作家深处新经济时代，尽享新经济便利，却对新经济生活素材形同陌路，研究生时学文艺理论专业的他，便试图构建一个“中国新经济文学”的理论体系，以标出路线，呼吁更多作家投身新经济文学的创作。正在我为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口头理论热情所叹服的时候，他及时把自己那本打印清晰、装订整齐、颇具分量的论著递到我手上，让我写序，此后反复叮咛，而对我的应允则千恩万谢。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中国人历来讲究一诺千金、两肋插刀、士为知己者死，写个序，除了我对自己是否能够理解他的理论构想没有信心，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于是开始进入他意欲构建命名的理论世界——“中国新经济文学”。我很快就发现，这原来是个如此丰富、深邃、大可一供探究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与我们每个人的具体生活存在都是那样的贴近、相关。
首先，新经济时代确实早就已经来临了，“新经济”者，书中说：“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而且最早出现于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12月30日发表的一组文章中，新经济是信息化带来的经济文化成果。新经济具有低失业、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高增长的特点。通俗地讲，新经济就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经济。”如此说来，我们是已经生活在这样的经济氛围中了，中国已经迅速地迈进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没有“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发展，那肯定是不行的。新经济文学就是成长于这种经济之中的文学。而且作者将之定义为“以开放地带的新经济生活为背景为素材，塑造典型的新经济生活环境、新经济人物及情感的文学作品，” 而且“更偏重改革开放后新经济范畴内的创作题材，并涵盖几乎所有文学体裁，”这个“几乎所有”所表现出的自信和气概，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型的，当然，这种自信更多应该是来自于，文学无论体裁都对现实生活的有所依赖这个命题。
陈丽伟的理论来自他对身处其中二十年的中国改革前沿新经济生活实践的深刻感受和深入发现，于是接下来他对新经济文学的产生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回顾。关于新经济文学的开端，他追溯到“从天津上任的‘乔厂长’”到“在深圳打工的《外来妹》”，直到他自己作的写滨海新区的长篇小说《开发区人》，接着再从新经济文学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人物心理特征的变异、表现的情感类型等探讨到中国新经济文学的贡献、文化特征、面临的困境及发展的前景。看得出，他读的书是很多的，他把好多作品都归到了自己构建的理论框架里了，而且并没有想到这些作品传播的范围、理论阐释可能等等，比如，在论及时间进入21世纪后的新经济文学，作者就指出，中国经济、尤其是沿海具有引领作用的经济地带，开始向“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新经济转型，中国沿海的开放经济开始以 “新经济”的面目重新示人，而且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与之相伴而生的中国新经济文学，“开始显出真正的面容”，他举出的例子便是铁凝的小说《飞行酿酒师》、王十月的散文《寻亲记》、邰筐的诗歌《在国贸大厦顶上眺望落日》、汗漫诗歌《外滩》，以及长篇小说《开发区人》等许多作品，把这些作品并列在一起纳入这样的理论框架里，除了作品内涵、艺术指向等的巨大差异，以及不匹配的可能性，单是从从逻辑上、学理上讲，可能都是会冒一定风险的。不过，但凡理论构想，总是需要一些不肯定、不确实、不完美的，构而想之，并没有把思维封闭和限制起来。
我较看重的是“概论”中被命名为 “匹萨红烧肉鲜榨汁” 的第八部分，也就是关于当前中国新经济文学若干文化特征的分析和陈述，作者说这些特征包括“信息的拼凑和知识的杂烩、丰富的人性盛宴、远离的诗意和失落的传统、失去土壤的情感根系”，这些特征具有很大的概括意义，就在于触及的我们文学创作中的一些普遍问题，也许不单单属于新经济文学，而且对当代文学、当代文艺都有一定的概括意义。不过，书中说，“新经济文学正如所孕育它们的时代一样，用信息的拼凑、中外知识的杂烩、复杂情绪的表现，以及人性盛宴的书写，显示时代与传统文化和精神的渐行渐远，人们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的丧失。”似乎并非想含蕴所有提及的那个被纳入自己理论框架的作品，因为，新经济所处的时代是向上的时代，充满希望的时代，是产生新文学的时代，如果像作者所概括的那样，新经济时代的主要文化特征是“时代与传统文化和精神的渐行渐远，人们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的丧失”等的话，生长于其中的我们的文学，可能会很乏善可陈、很不怎么可爱的。这样看来呼唤更多正能量的中国新经济文学作品，倡议更多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家加盟中国新经济文学的创作队伍，显得尤为重要。我也看到了在本书引言结尾部分，作者这种善意甚至有些急切的期待。
话又说回来，一种“理论”的建构，远非一日之功、一人之功，总是在发展的、开放的环境下渐进的。世上令人称道的，永远属于那些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口中的螃蟹也许不是最好的，但却可能会是他本人吃得最香的。天津滨海盛产螃蟹，愿丽伟不要终止吃螃蟹的作为。
（作者为文艺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