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1年12月14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开表述，依然继承了既往的风格，宏观、高远、原则。但具体怎么办，那就得猜了，堪比美联储说辞的隐讳。人们能一下子抓住的奥义是，2012年要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和物价的稳定可控，这是一个双重目标。但一细想，哪个时期不是这样的目标？除非到1988年和1993年经济热疯了的极端时期，打通胀才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却也还要软着陆。眼下中国经济有点复杂，要想实现既抑制通胀又保持稳定增长这样一个几乎难以兼得的双重目标，肯定不会下行政虎狼药，而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2012年的经济工作实际上是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的关系，是三箭齐发。
中国经济的复杂是因为外界环境的介入。在2003年到2007年中国10.6%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中，有2.6%是出口贡献的。眼下欧债危机的演化和美国经济的复苏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外需下滑的风险极大；加之受中国国内房地产调控等因素的影响，投资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滑；而中国物价调控的基础很不牢固，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客观存在，今后国际粮价可能继续走高，大宗商品价格也可能继续攀升，中国劳动力成本也会上涨，预示着中国调控通胀的压力甚大——所有的因素都是不利于三箭齐发的，各方都在拧着劲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那么，有积极的财政政策，会留有稳健的货币政策吗？中国央行不独立，货币政策从属于财政政策，货币供应量听领导一句话，财政积极，货币敢不积极？受《预算法》限制，中央政府不能向银行透支，但政府管辖的央企却可以向银行借贷，近年地方政府通过自己的融资平台向银行的借贷达10万亿以上。从这里可以看出，财政积极了，货币如何兀自稳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释放出保民生和扩内需的信号，“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被特别提及。如果财政积极了，货币供应量必然跟着超速增长，这对民众的财富是一种悄然剥夺，民众的购买力就会缩水，民众如何敢响应当前号召扩大内需？因此，减税才是真正的积极财政政策。
眼下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剔除价格因素后，中国每年的投资增长率在13.5%左右，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近1倍。2011年，中国的投资率上升到48.6%的历史最高水平，比上年又提高了1.1个百分点，且最终消费率第一次低于投资率。这意味着，2011年生产的产品里，有近一半是用来扩大再生产的，民众消费比投资还少，这几乎回到了改革开放前“先生产后生活”的状态，这种结构是不可持续的。
通常一个社会在困难的时期，在经济回落时，会产生转型的内生动力和改革的共识，利益主体会约束自己的欲望。
然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日前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房产税的目的“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增加财政收入，而是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其成为地方财源支柱的属性将逐渐显现。”这后一段话是什么意思？——让房产税成为地方财源，说白了就是在地方的土地财政眼见得不灵了的时候，让房产税顶上去，这样就不会触动现有的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格局，不触动中央部门的既得利益，让地方政府到民众那里去找新的财源，不经过人大批准而开辟新的税种。
这一切也是打着“以房产税经济手段取代限购令行政手段”，似乎是为大局，办公事。但限购令只是临时性政策，若强行推出缺乏法律支持的房产税，则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是对法定税收原则的践踏。因为逐年征收的房产税，在数额上肯定无法与70年一次性征收的土地出让金相比，因此地方政府不可能取房产税而放弃土地出让金，房产税作为地方财源支柱的属性无从显现。这样，地方政府将一面继续征收土地出让金，一面重复征税——这将如何鼓起民众的消费热情？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开表述，依然继承了既往的风格，宏观、高远、原则。但具体怎么办，那就得猜了，堪比美联储说辞的隐讳。人们能一下子抓住的奥义是，2012年要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和物价的稳定可控，这是一个双重目标。但一细想，哪个时期不是这样的目标？除非到1988年和1993年经济热疯了的极端时期，打通胀才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却也还要软着陆。眼下中国经济有点复杂，要想实现既抑制通胀又保持稳定增长这样一个几乎难以兼得的双重目标，肯定不会下行政虎狼药，而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2012年的经济工作实际上是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的关系，是三箭齐发。
中国经济的复杂是因为外界环境的介入。在2003年到2007年中国10.6%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中，有2.6%是出口贡献的。眼下欧债危机的演化和美国经济的复苏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外需下滑的风险极大；加之受中国国内房地产调控等因素的影响，投资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滑；而中国物价调控的基础很不牢固，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客观存在，今后国际粮价可能继续走高，大宗商品价格也可能继续攀升，中国劳动力成本也会上涨，预示着中国调控通胀的压力甚大——所有的因素都是不利于三箭齐发的，各方都在拧着劲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那么，有积极的财政政策，会留有稳健的货币政策吗？中国央行不独立，货币政策从属于财政政策，货币供应量听领导一句话，财政积极，货币敢不积极？受《预算法》限制，中央政府不能向银行透支，但政府管辖的央企却可以向银行借贷，近年地方政府通过自己的融资平台向银行的借贷达10万亿以上。从这里可以看出，财政积极了，货币如何兀自稳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释放出保民生和扩内需的信号，“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被特别提及。如果财政积极了，货币供应量必然跟着超速增长，这对民众的财富是一种悄然剥夺，民众的购买力就会缩水，民众如何敢响应当前号召扩大内需？因此，减税才是真正的积极财政政策。
眼下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剔除价格因素后，中国每年的投资增长率在13.5%左右，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近1倍。2011年，中国的投资率上升到48.6%的历史最高水平，比上年又提高了1.1个百分点，且最终消费率第一次低于投资率。这意味着，2011年生产的产品里，有近一半是用来扩大再生产的，民众消费比投资还少，这几乎回到了改革开放前“先生产后生活”的状态，这种结构是不可持续的。
通常一个社会在困难的时期，在经济回落时，会产生转型的内生动力和改革的共识，利益主体会约束自己的欲望。
然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日前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房产税的目的“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增加财政收入，而是调节经济和社会生活，其成为地方财源支柱的属性将逐渐显现。”这后一段话是什么意思？——让房产税成为地方财源，说白了就是在地方的土地财政眼见得不灵了的时候，让房产税顶上去，这样就不会触动现有的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格局，不触动中央部门的既得利益，让地方政府到民众那里去找新的财源，不经过人大批准而开辟新的税种。
这一切也是打着“以房产税经济手段取代限购令行政手段”，似乎是为大局，办公事。但限购令只是临时性政策，若强行推出缺乏法律支持的房产税，则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是对法定税收原则的践踏。因为逐年征收的房产税，在数额上肯定无法与70年一次性征收的土地出让金相比，因此地方政府不可能取房产税而放弃土地出让金，房产税作为地方财源支柱的属性无从显现。这样，地方政府将一面继续征收土地出让金，一面重复征税——这将如何鼓起民众的消费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