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阐述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威廉斯和伊格尔顿的《简·爱》批评，威廉斯认为小说是的创新是在于对激情的承诺，而伊格尔顿则剖析小说中模棱两可内部分裂的价值观之间的斗争。
关键词：《简·爱》;马克思主义批评;雷蒙·威廉斯;伊格尔顿
在阅读小说时，读者很容易忽视支持情节的经济和阶级结构。以夏洛特·勃朗特的小说《简·爱》来说，简·爱继承自马德拉岛的叔叔的钱，要赚到这些钱，必须依赖于谁的辛勤劳作？罗切斯特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罗切斯特社交圈里的绅士们“不习惯与他们的家庭女教师结婚”呢？而且，当我们沉浸于简的故事中时也很容易忘记，小说是存在于特定的社會和经济体系中的。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关注的范畴。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认为，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文艺，参与传播“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从而掩盖了工人阶级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因而，文学不可能是“纯真”的娱乐，作家依赖于所生活的和所参与的社会结构，不管是否承认他们都在传播意识形态，从而支持他们生存的社会秩序。当然，作家在社会批判方面和作品的意识形态倾向上，可能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是矛盾的。[1]80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探索这些复杂矛盾，思考文学作品如何反映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表现社会阶级状况，以及如何反映阶级主义的。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就在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的批评接受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马克思主义批评中，《简·爱》是一部极为同情被压迫工人和政治叛逆者的小说呢，还是本质上是一部最终支持统治阶级和现有社会制度的保守小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以不同方式提出和回答问题。雷蒙·威廉斯在《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英国小说》（1970）中，特里·伊格尔顿在《权力的神话：勃朗特姐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1975）中，重新评估了《简·爱》的写作和阅读的背景，不仅关注小说内部和围绕小说的经济和阶级结构，也对简·爱作为家庭教师的社会地位的模糊性和她的社会流动性表现出兴趣，认为这掩盖了勃朗特时代的悖论和意识形态分歧。
“移动的大地”：《简·爱》的激进同情
雷蒙·威廉斯是一位具有工人阶级背景和社会主义政治观点的剑桥大学教授，他在英国文学批评中确立了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英国小说》一书中，威廉斯认为维多利亚小说的关键背景是工业革命，不少优秀的维多利亚小说是一种社会批评工具，回应了19世纪初工业化所带来的人类危机：流离失所、异化疏离、阶级冲突、不平等，以及许多人深陷物质生活困难之中。尽管勃朗特姐妹就在这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时期写作，夏洛蒂的小说《雪莉》也确实直接处理劳资纠纷，但勃朗特姐妹的小说从整体上看并没有涉及在盖斯凯尔和狄更斯的作品中描写到的这类问题。例如，盖斯凯尔的《玛丽·巴顿》（1848）和狄更斯的《艰难时代》（1854）都描写了工人罢工。
尽管如此，威廉斯认为，《简·爱》是小说中与“新兴系统”发生冲突的积极趋势的一部分。也许《简·爱》不是一本明显的政治激进小说，但这一时期的紧张既反映在欲望的表现上，也反映在我们看到的对孤立的恐惧上。《简·爱》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通过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私人对话来传达激情，对激情的承诺表达了一种革命性同情。在威廉斯看来，这就是小说的创新之处。
勃朗特姐妹在1847年和1848年近二十个月中差不多同时创作了《简·爱》和《呼啸山庄》，两本小说具有独创性，在某种程度上与狄更斯表现工业化城市的小说不同，它们彼此之间也不同。因为夏洛特和艾米莉是姐妹，所以两部小说总是以一种普遍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有其他更具体的联系：
强调强烈的感情，致力于我们必须直接所谓激情，这本身在英国小说中是非常新的……我认为，这属于移动的大地，这属于英国那些年代前所未有的动荡……强烈的欲望不仅是对当时人类危机的反应，一种决定性反应，就像更明显的政治激进主义一样。事实上，把这种价值赋予人类的渴望和需要，赋予对另一个人的承诺的绝对强调，赋予对另一个人的存在的绝对之爱，是与新出现的系统、新出现的优先事项发生激烈的冲突的，就像对物质贫困的任何攻击一样。[2]
威廉斯认为，十九世纪工业资本主义造成的核心损失，是人性和社区的损失。当人们在一个以利润为导向的交换循环系统中被当作物品对待时，社区就碎裂成了原子化的工业社会。小说是对这一过程的有意义的介入，因为当它与社会的限制斗争时仍坚持人类的需要和欲望的价值，因为它强调对另一个人的爱作为人类经验的核心力量。小说的姿态在于朝向社区：“什么是社区，它曾经是什么，它可能是什么”。[2]此外，由于勃朗特姐妹被拒绝于平等教育之外，被迫从事少数可供她们从事的工作，都曾当过家庭教师，鉴于妇女在当时是被压抑和压迫的群体，被否认了平等，否认了机会，她们就通过艺术揭露社会的不公正。因此，勃朗特姐妹能够从下层工人的角度洞悉受压迫的滋味：“勃朗特姐妹们在她们的时代直接了解压迫的整个结构;她们知道这种结构，并以自己的方式用力量和勇气打破了它，使我们所有人都受惠于她们。”[2]
总之，威廉斯把《简·爱》解读为一部带有激进同情心的文本，这是一场打破传统的文学改革运动的一部分，为被压迫者的饥饿、反抗和愤怒发出声音，并在读者和人物之间建立了情感纽带，在异化时代产生了一种新的社区意识。
拥有一切：《简·爱》中的资产阶级绅士
伊格尔顿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权力神话：勃朗特姐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1975）中，对《简·爱》的意识形态倾向采取了与威廉斯完全不同的方法。他坚持认为，阅读并思考“文本内部的意识形态结构”是至关重要的。在他看来，夏洛特所有小说的“深层结构”都涉及“两种模棱两可、内部分裂的价值观之间的斗争”。这种冲突和妥协的结构反映了主导勃朗特姐妹小说世界的，是工业资产阶级（企业主）和地主或贵族两个社会阶级之间的紧张和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