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结构性矛盾积重难返
张弘：展望未来的俄美乃至俄与西方关系，非常不乐观。主要可从以下角度加以观察。
首先是乌克兰危机的走势。这场危机改变了俄与西方关系的基本态势，也改变了欧安政策，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会严重牵制俄与西方关系的改善步伐。克里米亚问题几乎已成死结，欧盟和美国的立场非常明确，如不“归还”克里米亚，它们对俄不可能重建信任。乌克兰危机对于中东欧国家刺激很大，它们也会限制欧盟对俄妥协的空间。
其次是俄美价值观分歧。始于2008、2009年的俄美关系“重启”进程已经失败。乌克兰危机固然是个转折点，但也不能忽略2012年普京重登“大宝”和2013年斯诺登事件的影响。那两起事件促使美国重新审视俄罗斯，把包括意识形态分歧在内的俄美结构性矛盾重新翻上台面。美国高官公开把俄贬斥为“欧洲最后一个独裁国家”，奥巴马政府的对俄政策受到美国国内不同政治派系的严厉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从来都不是完全取决于它的经济安全利益的，还受到强大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再就是普京个人的性格和俄领导层处理对外事务的基本特点。普京和俄外交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特点，其国家安全观、利益观是一脉相承的。俄高层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一向受到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的地缘政治观的深刻影响。它坚定地自认为是原苏联战略空间的天然继承者，不允许北约靠近，不能接受曾加盟前苏联的独立国家以任何方式加入北约。俄罗斯的这种“安全边界”意识不可能改变，也就决定了其与美西方的战略矛盾不可调和。即便普京离开了，也会有“2.0版的普京”，俄很难成为一个西方眼里的“正常国家”。
此外，还要考虑到大国博弈中的小国因素。过去我们在谈论美苏（俄）关系这样的大国关系时，更多地把环绕在它们身边的小国视为美苏（俄）关系的附属，一种可以拿来作交易的工具。但冷战结束后，中小国家、新兴力量的影响事实上处于一种上升状态，成为大国不能再忽略所谓的“中间地带”，小国的选择成为了大国博弈当中的不容忽视的因素。
长期以来，欧盟内外政策主要是受法、德、英“三驾马车”拉动。然而现在了欧洲内部的决策程序已经多元化了，老欧洲与新欧洲（中东欧成员）之间出现了立场鸿沟，相互影响和牵制。这种变化总体上是不利于俄罗斯的，因为那些新欧洲国家对俄疑虑、戒备心理非常强，芬兰、塞黑等俄罗斯的“斯拉夫兄弟”也纷纷加入或谋求加入北约，它们不会轻易认同法、德等老欧洲国家的对俄务实作法，俄罗斯在欧洲实际上已经没有朋友了。
还有进一步恶化空间
樊吉社：美西方无意解除对俄制裁，还要把制裁当作遏制俄罗斯的有效手段，既然已经出手，就不会轻易收回。即便俄回到明斯克协议上，也只能换来美西方部分解除制裁。在意识形态方面，俄会加倍防范美西方的“颜色革命”企图，双方争斗似乎陷入了“死循环”。美国201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2015年7月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言已经把俄的挑战上升到能够威胁美国国家生存的高度。为抵御来自俄罗斯的挑战，美国也会更加倚重北约的作用，不会停止挤压俄地缘战略空间，还可能继续推动北约东扩、欧盟东扩以及推进导防系统的研发、部署。这就是目前美俄关系的基本态势，将来即便普京不再担任总统，美俄关系也不大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甚至还有进一步恶化的空间。
2016年美国大选已经正式揭幕，现在看来，如无大的意外就将是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与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角逐，两人的对俄政策没有本质区别。可以预见，不管谁在2017年入主白宫，都不会对美国现行对俄政策做出大幅调整，只是对抗的程度会有所不同。希拉里不用讲了，她谙熟对俄外交，比奥巴马更主张采取能使俄感受到压力的措施。特朗普现在看来是个“美国中心主义”者，他在2016年4月29日发表的首次对外政策演讲中说，美俄不应成为对手，“应在构建利益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点”，美国改善对俄关系是可能的，但又强调这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在我的政府领导下，如果我们无法达成协议，一项不仅对于美国来说而且对于俄罗斯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协议的话，我们将很快离开谈判桌。”
不像美中关系，美俄关系缺乏强劲的共同利益纽带，双方却拥有很强的相互摧毁能力，这是人们对美俄关系走向难感乐观的根本原因之一。当然，美俄也不打算把两国关系的“砂锅”彻底打破，双方互留了余地，俄更是清楚自己手中并没有充足的与美全面对抗的筹码。对于美国的挤压，俄方固然做出了反制裁，采取了终止美俄核材料保护、控制和衡算合作、抵制华盛顿核安全峰会等措施，以牙还牙，但在叙利亚问题上特别是“化武换和平”过程中，以及伊朗核协议谈判和维持中亚稳定等问题上，不仅没有给美国使坏下绊，反而展示了较为合作的姿态。
俄在寻求美国平等相待
杨成：俄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是毫无疑问的，但二者关系是否由此注定了持续恶化的基本面，恐怕不那么简单。这种结构性矛盾承自美苏两极争霸时期，以某种新的形态延绵至今。冷战后的俄美关系一直在复杂变化，一种从接近、蜜月到摩擦、疏远，再到改善、恢复的周期性循环不断重复上演。这足以证明，结构性矛盾只是俄美这组大国关系的底色，是否外溢为战略紧张甚或冲突还取决于领导人的政治意愿、国际体系转型的大势等多重因素，因此不能孤立、静态、片面地看。有时甚至正是由于它的存在，要求两国领导人另辟蹊径，找到利益交换和合作共赢的路径，以避免这种包含内在张力的结构给彼此带来大麻烦。
俄美结构性矛盾的最关键表征和实质在于，美国不愿把俄当作一个全球性大国加以平等对待，俄对此深感不平。俄美在后冷战时期围绕不同问题的争斗，其实是两种国际秩序观的冲突，说到底可以追溯到“到底谁是冷战赢家”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自认为是冷战最大赢家，把俄当作输家看，只愿意承认俄作为前苏联继承国的地位。在美西方心目中，“战败者”在“冷战后制度框架”的设计上只有接受权没有话语权，一切“战后安排”都应由西方来主导设置。所以，在欧洲安全结构该如何设计、北约和欧盟该不该东扩等问题上，美国不屑于听取俄的意见。俄却从来没有把自己视作冷战输家，相反，它也自视为胜利者，唯一失败者是前苏联体制，而俄作为亲手颠覆苏联的核心“进步力量”理应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与美同等重要的特殊作用。叶利钦等人曾天真地以为，俄与西方世界隔绝彼此的铁幕和藩篱已被拆除，横亘于过往时代的冷战意识形态疆界已被高度稀释甚至不复存在，俄从此可以深深嵌入到发达世界的议程之中，能够与美国平等开展合作，并获得他西方国家的支持。普京是个“超现实主义”者，但也无法接受俄大国地位被西方矮化。
俄美结构性矛盾的一个争论点在于，在现行国际秩序中，谁是“修正主义者”，谁是“维持现状者”。在俄看来，它自己是“维持现状者”，美国是“修正主义者”。在美国看来，俄是“修正主义者”，美国是“维持现状者”。借用美国学者的话说，问题的实质在于新的历史是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算起，还是从1991年苏联解体算起。俄认为是前者，西方认为是后者。俄前外长、安全会议秘书伊戈尔·伊万诺夫试图为俄美关系当下的僵局提供解决路径，他前不久撰文指出，其实俄美都是“维持现状者”，一旦现行国际秩序中真正发生了权力转移，两国的权益都会受到削减。言下之意是，俄美不要再纠结于冷战史的终结点和后冷战的起始点问题，更要放眼未来国际秩序的生成时间；在这个问题上，俄美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可以也必须合作应对。伊万诺夫在俄外交界仍有很大影响力，他的声音恐怕具有一定的指标性意义。
事实也已证明，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俄美在所有场合、所有问题上都注定对抗竞争。回顾过去几年国际热点的发展，俄美合作恰恰对一些问题的缓解起到了关键作用。俄介入叙利亚危机的根本目的不在于“重返中东”、攫取新的战略存在——它没那么大野心，而是在其中东传统利益被挤压到墙角后迫不得已做出的绝地反击。因为阿萨德政权一旦被推翻，俄势必失去其在中东的最后一个战略支点，大国地位将进一步降低。俄想要通过介入这场危机来取得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迫使美国更多地听取俄的声音、尊重俄的利益，停止挤占俄传统势力范围，停止对俄策划“颜色革命”，尊重俄政权安全。
对中国的启示
杨成：总之，现在的美俄博弈，同过去美苏争霸的性质截然不同，是力量非常虚弱的一方与力量正在相对下降的一方之间的复杂竞合，因此恐怕不能简单论输赢。如果非要论输赢，将大国在全球权力转移进程中的收益成本作为参照系，俄美恐怕都是输家。
近年来中国国内有一种观点比较流行，认为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仍是牵动全球战略格局走向的决定性因素。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但面对这几年国际形势变化的实际轨迹，恐怕也有高估之处。当今世界同冷战时期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利益布局高度复杂化、多元化，已经没有一种双边或三角的战略关系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覆盖全球”，而每组双边或三角关系也不再是单纯的结盟、竞争、合作、对抗关系。面对国际体系转换的诸多不确定性，各个国的共同选择都是着眼于先止损再谋利的“对冲”战略。换言之，在一个包含着从全面遏制到全面合作的多种选项的“工具箱”中（这两个极端选项之间尚有牵制、防范、跟随、骑墙等手段），策略选择绝不是单一和一成不变的。
整体而言，除了中美俄之外，还有中美欧、中美日、中俄欧、中俄日、欧美俄等多组三边关系，共同形成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塑造着全球权力格局。中美俄三角关系只是其中相对更为关键的一组，但绝不是唯一的动力。如果我们把中美俄关系的全球战略影响放在历史的长线里观察，就会发现其战略效用实际上是降低了，与冷战期间的那种全局性影响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要客观、冷静地看待运筹中美俄三边关系的战略意义，保持适当的投入，也要保持战略定力，既不轻看它，也不过度倚重它。这样，既可以避免高估美俄关系变化对我们的影响，夸大利用美俄矛盾谋求中国自身利益的作用，也可以摒除“坐山观虎斗”的幻想，防止战略误判。
还应注意到，在中俄美三边关系中，中国作为关键变量的影响日益上升。这意味着，中国在发展对俄合作方面的作为，可以直接影响到俄改善对美关系的意愿和速度。同样，俄发展对华关系的成效也会影响其与美西方达成妥协的意志和力度。总体看，中国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中的地位和处境是越来越有利的，越来越具主动性，我们要善用自身影响力的增长，主动设置议程，不能妄自菲薄。
樊吉社：通过旁观美俄博弈这场大戏，中国的国际战略视野应该变得更加丰富和立体。“博弈”和“遏制”均非简单概念，是个全方位的“工具箱”，包括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和军事同盟、军备竞赛等各种各样的手段，相互博弈的成熟大国可以娴熟、综合使用这些手段，但又相互留有余地，擅于作牌、打牌，积极谈判，巧妙妥协，能够避免彼此关系发生“断崖式”下滑，置自己于难以跳脱的战略困境。在这方面，俄的一些外交技巧值得学习。
从美国在不同问题上与俄打交道的方式可以看出其全球战略调整的基本趋向，这些趋向很可能被奥巴马之后的美国总统至少部分继承。首先，在动用军事力量上更加谨慎，不做蠢事，不再动辄四处搞人道干预。其次，更加积极地主导多边主义，把能利用的国家都利用起来，自己尽量减少冲锋陷阵。第三，对国际危机的处理更加侧重管理，防止失控和外溢，而不再像小布什那样鲁莽、冲动，意气用事。第四，优化资源配置，集中力量干大事，这个“大事”就是优先经营美国在在亚太方向的战略利益。这是个大趋势、既定政策，尽管节奏、步速受到干扰和牵制，但总体上还会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领域全面推进。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竞争性将会继续上升，但两国关系不致因竞争而失控。
张弘：美国战略重心向东亚转移，实际上是一个重新配置全球战略资源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靠的是把它在欧洲的资源抽调到亚洲去。与此同时，为了保持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就会在当地更多地利用所谓“多边主义”，并且让软实力替代硬实力更多地发挥作用。乌克兰危机、叙利亚问题等麻烦拖住了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在东面的战略压力，中国要珍惜这样的机会，通过全方位的、贯彻“正确义利观”的外交，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
美国已把中国看作主要的现实竞争对手和在一些全球性问题上的局部合作伙伴，这同美国对前苏联和现俄罗斯的定位相比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当前的中美关系，并非全面的战略对抗与竞争关系。稳定发展中美关系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处理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增加的互不信任情绪和现实摩擦因素，特别是在海上安全问题上。要能看到，军事安全领域的分歧并不处在中美关系的核心部，关键是要加强管控，而最有效的管控方式是积极对话与协调，在这方面美俄之间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这两个国家即便在2014年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候也没有中断首脑对话、高层沟通和工作层磋商，双方接触的频率和时长与关系热烙时相比不相上下。而从中俄关系的角度看，要积极拓展两国互利合作，同时建立合作效果的衡量与评估机制，不断提高中俄合作的质量和成熟度，使之经得起时间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