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内部制衡,一种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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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三国副外长级磋商2月26日在东京举行。据日媒报道,三国对中国在南海的动向表达了“强烈关切”,并就强化三方海洋安全合作达成一致。几乎同时,2月26日至27日,东盟外长非正式会议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十国和东盟秘书处的外交代表们重申了维护和促进南海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并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共同承诺,强调了全面和有效履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意义,呼吁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年初的这些事件虽然算不上大事件,但却透露出微妙的动向,也就是亚太国家越来越趋于“抱团取暖”,尤其是在争议问题上。过去,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从未三方联合起来对南海问题“指手画脚”,东盟也极少集体就南海问题共同发声,现在这样的现象明显趋于频繁。美国军方一直在游说日本、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与之在南海开展“联合巡航”。前不久,媒体传出印度可能和美国一起“巡航南海”的消息,尽管被印方否认,但相信并非空穴来风。
  
  这些动向,加上2013年以来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更容易使我们管窥到地区内部制衡的潜流。以怀有大国之志的“摇摆国家”印度为例。2012年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访印时说,印度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支点。但印度政府并不情愿接受这样的定位,辛格总理随后访华时就再次承诺印度“不会参与遏制中国的任何计划”。莫迪担任印度总理之后,这个国家较前明确地支持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相应与美国加强了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协调,以期发挥印度“在印太区域内作为纯粹的安全提供者”角色的作用。
  同样,过去美日一直希望将印度拉入其政治安全合作的轨道。2014年4月奥巴马访问日本时强调,美日要共同增强与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在亚太事务中的三方对话。印度过去对美日的此类倡议一直较为谨慎,欲迎还拒。2015年,在美日的推动下,美、日、印首次召开三方部长级对话,将原来的副司级对话提升至部长级。2015年6月首次召开了日、印、澳三方高层(副部长级)对话。日本也于2015年正式加入到每年一度的美印“马拉巴尔海军联合演习”中去。
  虽然这些趋向的发展尚未达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期待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钻石同盟”的程度,但却彰显亚太大国在地区问题上协调度的提升,在相当程度上是针对中国崛起的。印度过去对南海问题的立场虽然离美日近,但是却尽量回避集体发声,现在不论是美印《联合声明》、还是印日《联合声明》,都出现了就南海问题的共同发声。
  如果中国没有很好地应对,那么这一趋向将可能加剧。主要基于两点理由。
  一是,亚太各国经济实力发展的大趋势。如果按美国每年2.5%、中国6.5%、日本2%、印度8%的经济增长率计算,到2020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将相当于美国的85%,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三国各自的经济总量则将被中国远远甩在身后。按照国际政治存在的“均势”规律,上述情形必然要导致亚太区域的内部制衡意识进一步抬头,美国在亚太进一步增加投入。
  二是,亚太各国的国内政治格局相对稳固。印度总理莫迪的连任概率目前看也相当高。尽管他的国内光环在下降,但民意支持率仍算是处于高位。安倍晋三在2015年8月连任执政的自民党总裁,如果没有意外至少可以担任首相一职到2018年9月。如此看来,到2020年,亚太区域的游戏玩家基本未变,中俄领导人的亲近,日印领导人的气味相投,都可能促使区域内部制衡进一步加剧。
  鉴于这一趋势的发展动向,中国的周边外交更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真正落实好各项基本方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推进睦邻、安邻、富邻,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尤其要看到的一点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之间达成的对话机制和共同立场,更多是在海洋安全问题上。因此,“精准”应对显得尤为必要。同时,还要预估这一趋势对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冲击和影响,更具前瞻性地思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破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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