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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王朝统治土崩瓦解，而处于西南边陲的西藏边境空虚，西藏上层人士中的亲英分子，在英国的阴谋支持怂恿下，与大农奴主勾结组织所谓“民军”，进扰西康地区，以窥川滇，而此时毗邻西藏的川滇等省，都发出通电声讨。此时的袁政府亦从其统治利益、维护领土完整出发，遂命川滇二省出征平叛，同时，由于川滇之间因地方利益、集团利益的冲突与矛盾，以及中央袁政府自身利益的考虑，四川、云南和北京政府的一些措施、行动又对民国初年乃至以后的川边、西藏治理，以及边疆稳固产生了消极影响。
【关键词】：1912年；四川；云南；西藏；平叛
一、川滇援藏的历史背景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在清代，西藏地区分为前藏、后藏和中藏三部分。1903年，英军侵略西藏攻占拉萨，迫使清政府签订《拉萨条约》，将西藏变为英国势力范围。随后，策划藏军阻击川军进藏，为公然叛逃至印度寻求所谓“保护”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提供条件，挑动叛乱，“驱逐汉人在西藏的势力”，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并极力怂恿藏军进攻川边地区（即康区），阴谋支持康区土司反叛清王朝。
此时处于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为维护边疆稳定，于光绪三十二年准四川总督锡良所奏“照宁夏、青海之例，设置川滇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以为西藏声援，整理地方为后盾，川滇边藏，声气相通，联为一致，可以一劳永逸......”之请，擢升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开始经营川边，加强对藏区的统治，并积极倡导西康建省，终因辛亥革命清王朝统治土崩瓦解而未行。
武昌起义后，驻川藏军兵变。1911年11月23日，川军士兵郭元珍、何光燮等人发动起义，竖起了“大汉革命”旗帜，西藏政局陷入了极度混乱。十三世达赖喇嘛见此情景，在英印总督阴谋支持下，派达桑占东潜回西藏，策划武装叛乱。并在印度发表了所谓的“告民众书”，声称“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潜回西藏的达桑占东，拼凑万人组成“西藏民军”，围攻拉萨、日喀則、江孜等地川军，英军也屯兵声援。
在达赖和英军双重胁迫下，1912年4月，江孜、日喀则两地川军以“和平协议”的名义缴械，取道印度回国。随后，达赖加紧实施“独立”计划。在他的操纵下，前后藏各处起事，西藏叛军不断东侵，察木多、定乡、巴塘、理塘等地相继被围攻，前藏地区叛军势力不断加强。西藏叛乱分子在各地煽动民族仇恨，“声言洗汉”，驻藏官员、汉商、汉族人民群众，人人自危。西藏、川边局势不断恶化，严重威胁着祖国统一和西南边疆国防的安全。
二、川滇援藏的前期准备
此时的云南已在蔡锷、殷承等革命黨人发动的昆明起义革命成功，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云南光复后，革命形势迅速巩固。以蔡锷为首的云南都督府早已密切关注西藏的动向。自1911年4月以来，西藏局势迅速恶化，告急求救之书，急于星火，蔡锷接当时在印度经商的华侨陆兴祺电文称：“达赖迫驻藏汉兵缴械出境，诡谋自立，拉萨被围，杀汉人无数，官兵逃入印度”，“后江业已失，拉萨危在旦夕，务肯火速救援”等语。5月又接巴塘顾占文电：“定乡逆番，聚守要隘，害我川、滇商旅，当派兵往剿......乞贵都督大力维持，早示良策。”蔡锷将所获西藏近况屡报北京袁政府，陈呈西藏危急，4月30日，电呈中央“西藏为我国雄藩，外人垂涎已久，非焏早经营，则藏卫终非我所有。西防一撤，后患何穷。应请大总统早为规划，以固边圉而毙后患，大局幸甚”。5月6日蔡锷再次报告江孜、亚东已失，拉萨危在旦夕，“查藏卫西藩，关系大局，一有破裂，则滇川有唇亡之虞。先藏事危急至此，不能不早为之图......”主张由川、滇两省派军勘定变乱，稳定西南边陲。
四川于1912年2月2日协定成都“大汉军政府”与重庆“蜀军都督府”合并，成立以成都为政治中心的“四川都督府”，重庆为重镇，设镇抚府。这样，四川宣告统一，尹昌衡出任四川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夏之时为重庆镇抚府总长。
作为四川都督的尹昌衡，也是时刻注意西藏形势，在1912年4月西藏分裂潮流涌动之初时，尹电呈中央，告知边藏危局，陈述该地区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边藏为国家屏障，犹手足之捍卫头目，利害关系，极为密切”；同时称他业已采取筹边措施，设立筹边处，派专员和宣慰使，进而请求中央授权他“权宜委托”前清原驻藏陆军统领钟颖为西藏行政使。5月11日，再次致电中央详报藏区英人动向和汉军兵力布防情况，积极筹组陆军劲旅，并报英人在珞瑜修整铁路，“意尤叵测”，建议中央“派专员与英代表交涉，绝其干涉援助，以釜底抽薪之计，俾达赖外无所恃，内乃可乘。”可见当时尹昌衡已做好川军西征和宣慰西藏的准备了。
云南蔡锷都督与四川尹昌衡都督的电报促使袁政府认识到解决西藏问题的紧迫性。其时传言英军借平乱为名准备武力侵藏，加剧了北京政府的不安。1912年5月9日，国务院电令尹昌衡与蔡锷：“立即派兵由巴塘进发，疏通道路，与驻藏军队积极联络声援相见；嘱咐蔡锷查探藏情，为西援预作准备。”同时，饬令外交部长陆征祥就英军入藏、改建行省和恢复达赖喇嘛教权诸问题，与英政府交涉。通告英国驻华公使，声明“此次川军入藏全为平乱，至希英国严守中立”。
三、川滇援藏的策略及其效果
在中央的协调安排下，经过川滇两省的积极筹备，中央政府于1912年6月14日正式电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川军入藏平叛，同时电令云南都督蔡锷派滇军入藏增援。援藏军队以川军为主，尹昌衡任总司令，计划兵分两路进击。北路循道孚、炉霍、德格抵昌都，统兵官为刘瑞麟；南路出河口、理塘进巴塘，统兵官为朱森林；委任吴嘉谟、黄喣昌为宣慰使，分巡藏区，安抚民众，宣传共和。7月10日，尹昌衡亲自挂帅西征军总司令，率川军2500人入藏平叛，尹昌衡兵到炉城，稍事整顿，即率领大军向西挺进。藏族人民，都认为尹昌衡是亲自捕杀赵尔丰的人，畏其威势，望风慑服，故尹行军极为顺利。川军迅速控制了理塘、巴塘、德格、昌都等地，进抵通往拉萨的战略要地太昭（今西藏江达），并平定了定乡之乱。9月12日尹昌衡电称：“昌都入手，西北大定”，因“昌都定，则藏番之势夺，而边藏之臂定矣”。 云南方面，云南都督府经过深思熟虑，报中央批准，决定任命素以“精宗核、擅军务、性沉稳”著称的云南都督府参谋总长殷承为滇军西征军总司令。蔡锷与殷承商议考虑了川滇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矛盾，主张滇军最好不与川军直接接触，而是选择滇西北经维西一带从藏东南直驱拉萨，这样可以与川军形成军事上相互配合的有利局势。此可以“滇犄其南，川捣其东，首尾策应，形势都归掌握。”7月22日，滇军西征军在昆明市郊举行隆重的誓师大会，滇军士气大振。
滇军司令殷承将军以江映枢为先遣军，负责查探珞瑜野人山一路军事情况，由中甸出发，取道阿墩子、擦瓦龙，直达洛隆宗一带。殷司令同时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请派遣劲旅到云南协助平叛藏乱，并请协助饷械，以固国防。殷司令亲率主力于8月抵达大理，因8月12日四川将领张世杰战败于巴塘，率军退至阿墩，巴塘危急。北京政府甚为不安，先后电令滇军“改道盐井增援巴塘，救藏之急”，蔡锷与殷承商议不得不改变原来计划，率军支援巴塘，其司令部行驻阿墩（德钦）。8月15日滇军前卫司令李学诗率部进至溜筒江附近，始与藏军发生军事接触。8月19日，殷承率军到达丽江，命郑开文为左支队长，姜梅龄为右支队长，分别从维西和中甸向盐井和乡城进发。8月26日滇军夜袭盐井大胜，并顺势攻占乡城。然而因四川都督尹昌衡猜忌滇军图谋盐井之地，数次电阻滇军入巴塘与进藏，而北京袁世凯政府也因考虑自身利益等因素，电令蔡锷与殷承：“酌留陆军一大队及防军一二营，专顾滇省门户，余悉撤回。”留下部队主要经营野人山珞瑜一带，从事改土归流。滇军于10月7日开始撤离川边藏区，10月底全部撤出川境，11月11日到达丽江，至12月10日除一部駐防边地外，其余皆回昆明。滇军西征至此结束。
四、川滇援藏后果评述
（一）川滇援藏结果
川军于1912年9月中下旬接国务院电令暂缓西进，巩固川边、遥为藏援，停止了进军西藏的计划；滇军也于10月7日开始撤离川边藏区，停止西进。中央政府勒令川军巩固川边统治、滇軍经营野人山珞瑜一带，从事改土归流。至此历时半年之久的川滇援藏中止。
（二）川滇援藏在进军顺利情况下中止的原因分析
西征军在进军顺利的情况下停止，使民国时期丧失了一次以武力解决西藏问题的大好时机，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国的强硬干涉造成的，也是与达赖喇嘛和北京政府希望通过和平商议解决问题的态度有关，西藏地方则利用川滇矛盾采取“拉滇倒川”策略，主动示好云南西征军殷司令，而对川军多加指责，从而使川督尹昌衡猜忌滇军，“兄弟阋墙”、西征军难以形成合力的局面。从而导致西征西藏中途夭折。
首先来自英国方面的强加干涉。在北京政府正式电令川滇军队西征之后的6月19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声称，英国不能坐视民国改西藏为行省和派兵入藏。8月16日，朱尔典拜会袁世凯，力阻援军西进。次日英国政府递交正式照会，充分暴露了英国阴谋分裂西藏的野心，严重践踏了民国政府对西藏的主权，试图将西藏变为第二个印度，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起初，对于英国的无理干涉，北京政府仍坚持出兵西藏，“大总统催令进兵，无如英人之干涉何！”继而，英国发出战争警告，威胁说：“中国若进兵西藏，比与英有直接之冲突”。同时怂恿俄国加紧分裂蒙古的活动，给民国政府施加压力。随着英国压力的增大，北京政府不得不考虑调整筹藏措施。
其次，达赖喇嘛和北京政府都希望通过和平商议解决问题。1912年9月1日，达赖表示可和平解决藏事，致函蒙藏事务局贡布桑诺尔布，表示共和愿望。北京政府也乐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决定复封达赖，承认达赖在西藏的地位，并派官员入藏对达赖喇嘛举行册封仪式。同时电令川滇援军暂缓西进，巩固川滇边境，遥为援藏。
第三，进军西藏过程中川滇交恶。川滇交恶始于滇军改道，其更深层则是起于辛亥革命初期滇军援川。云南都督府为援川革命，于1911年11月14日按参谋总长殷承所作入川计划分梯入川，很快进驻川南叙府、自流井、贡井、泸州等地区，援助四川革命。但也引起了川军的强烈不满，因为“蜀中财源，大半出于自、贡两井，约计年出款几近千万金。”川军害怕滇军占据川南财源之地，因此导致川滇矛盾逐渐表面化，彼此误会，双方互相指责，甚至发生武装冲突。四川都督尹昌衡对滇军据川南之事仍耿耿于怀，他曾致电胡景伊、熊克武：“查滇军野心勃勃，多方寻衅挑隙，并耸动中央及各邻省干涉吾川兵治。”这也是造成后来川滇西征交恶的原因。
综上种种利益纠葛，导致川督尹昌衡对滇军猜忌甚多，多次掣肘。加之袁政府担忧川滇两省因平藏而加重割据势力，对其统治不利。最终中止了武力平定西藏的计划。然滇军可能在此次平藏中有自身利益的考虑，但从云南都督蔡锷、西征军司令殷承的种种措施和应对方法，还是顾全大局，深明民族大义的。殷承司令迫于无奈率军回昆，称“西藏大局，可为痛哭”！对西藏的前景表示堪忧。
（三）川滇援藏的影响
川滇援藏自1912年6月14日中央正式电令川滇派兵西征开始，至12月中旬电令川军巩固川边、滇军返撤回昆，共历时6个多月时间，终因列强干涉、北京政府与达赖喇嘛达成和解和川滇交恶等原因宣布西征结束，但对西藏治理和西南边疆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1.积极影响
首先，粉碎了英国阴谋分裂中国西藏的野心，维护了对西藏的主权，同时对西藏达赖喇嘛宣传民主共和，使达赖主动与中央政府和谈，并达成了和平协定。
第二，加强了对滇边、川边的统治，促使了川滇边地的开发与治理。西征结束后，北京政府任命尹昌衡为川边镇抚使，后改为川边经略使，促使尹昌衡开始着手治理和稳定川边，设立府治，改土归流，筹划经济建设等；滇军也在西征撤军的同时，实施“留边计划”，在滇藏怒俅之地设置殖边机构，民国政府先后设立泸水县，知子罗、上帕和菖蒲桶设置局。
第三，促使国人对西南边疆与西藏的重视，看透了英国侵略西藏的野心，尤其是西南各省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中央政府抗击侵略、维护主权，并自发投入地投入抗击侵略的斗争中去。 2.消极影响
第一，由于最终北京政府屈从英国的威胁，中止了武力进藏的计划，英帝国主义趁机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以支持西藏分裂势力实施的“西藏独立”和获取更大辖区为筹码，划出了一条非法的“印藏边界线”，即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已达到侵吞中国领土的目的。至今仍对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二，西征援藏的中止，使西藏问题未能彻底解决，为后来康藏纠纷埋下了隐患，直接导致西南边疆政局的混亂。1917年9月藏军在英国怂恿下，借口边军彭日升部杀死两名藏军，悍然大举进攻川边，攻陷昌都，并兵分南北两路进攻，先后攻占了金沙江西岸的十三个县，还袭取了新龙，进而包围甘孜。虽经北京政府调停斡旋，最终议定了停战协定，但是北京政府对边藏地区的控制范圍已然缩小，边藏地区政局糜烂不堪。
第三，由于地方利益、集团利益的冲突，特别是川滇两省矛盾的冲突，对民国中后期的西藏、川边治理与稳固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之后川滇康藏地区长期的混战和对峙，更成为了1930——1933年间西藏与西康、青海战争的导火线，从而消耗中国总体的国防力量，英帝国主义得以在“二战”以后趁机侵吞中国西藏东南地区领土，严重影响了西南边疆的稳固，加剧了西南边疆的危机。
参考文献：
[1] 冯有志：《西康史拾遗》（上），四川省甘孜州文史资料委员会，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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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藏研究编辑部：《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申报》（1912年4月——10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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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殷英：《殷承与护国运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吴燕、刘一民：《尹昌衡西征三题》，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
[12]李正亭、孔令琼：《民初滇军入藏问题析论》，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13]秦和平：《1912年民国政府筹治西藏措施述评》，中国藏学，1993年第4期。
[14]孙宏年：《民国初年滇、川、藏之间关系及其影响——以西藏治理和西南边疆稳固为中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关键词】：1912年；四川；云南；西藏；平叛
一、川滇援藏的历史背景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在清代，西藏地区分为前藏、后藏和中藏三部分。1903年，英军侵略西藏攻占拉萨，迫使清政府签订《拉萨条约》，将西藏变为英国势力范围。随后，策划藏军阻击川军进藏，为公然叛逃至印度寻求所谓“保护”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提供条件，挑动叛乱，“驱逐汉人在西藏的势力”，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并极力怂恿藏军进攻川边地区（即康区），阴谋支持康区土司反叛清王朝。
此时处于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为维护边疆稳定，于光绪三十二年准四川总督锡良所奏“照宁夏、青海之例，设置川滇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以为西藏声援，整理地方为后盾，川滇边藏，声气相通，联为一致，可以一劳永逸......”之请，擢升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开始经营川边，加强对藏区的统治，并积极倡导西康建省，终因辛亥革命清王朝统治土崩瓦解而未行。
武昌起义后，驻川藏军兵变。1911年11月23日，川军士兵郭元珍、何光燮等人发动起义，竖起了“大汉革命”旗帜，西藏政局陷入了极度混乱。十三世达赖喇嘛见此情景，在英印总督阴谋支持下，派达桑占东潜回西藏，策划武装叛乱。并在印度发表了所谓的“告民众书”，声称“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潜回西藏的达桑占东，拼凑万人组成“西藏民军”，围攻拉萨、日喀則、江孜等地川军，英军也屯兵声援。
在达赖和英军双重胁迫下，1912年4月，江孜、日喀则两地川军以“和平协议”的名义缴械，取道印度回国。随后，达赖加紧实施“独立”计划。在他的操纵下，前后藏各处起事，西藏叛军不断东侵，察木多、定乡、巴塘、理塘等地相继被围攻，前藏地区叛军势力不断加强。西藏叛乱分子在各地煽动民族仇恨，“声言洗汉”，驻藏官员、汉商、汉族人民群众，人人自危。西藏、川边局势不断恶化，严重威胁着祖国统一和西南边疆国防的安全。
二、川滇援藏的前期准备
此时的云南已在蔡锷、殷承等革命黨人发动的昆明起义革命成功，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云南光复后，革命形势迅速巩固。以蔡锷为首的云南都督府早已密切关注西藏的动向。自1911年4月以来，西藏局势迅速恶化，告急求救之书，急于星火，蔡锷接当时在印度经商的华侨陆兴祺电文称：“达赖迫驻藏汉兵缴械出境，诡谋自立，拉萨被围，杀汉人无数，官兵逃入印度”，“后江业已失，拉萨危在旦夕，务肯火速救援”等语。5月又接巴塘顾占文电：“定乡逆番，聚守要隘，害我川、滇商旅，当派兵往剿......乞贵都督大力维持，早示良策。”蔡锷将所获西藏近况屡报北京袁政府，陈呈西藏危急，4月30日，电呈中央“西藏为我国雄藩，外人垂涎已久，非焏早经营，则藏卫终非我所有。西防一撤，后患何穷。应请大总统早为规划，以固边圉而毙后患，大局幸甚”。5月6日蔡锷再次报告江孜、亚东已失，拉萨危在旦夕，“查藏卫西藩，关系大局，一有破裂，则滇川有唇亡之虞。先藏事危急至此，不能不早为之图......”主张由川、滇两省派军勘定变乱，稳定西南边陲。
四川于1912年2月2日协定成都“大汉军政府”与重庆“蜀军都督府”合并，成立以成都为政治中心的“四川都督府”，重庆为重镇，设镇抚府。这样，四川宣告统一，尹昌衡出任四川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夏之时为重庆镇抚府总长。
作为四川都督的尹昌衡，也是时刻注意西藏形势，在1912年4月西藏分裂潮流涌动之初时，尹电呈中央，告知边藏危局，陈述该地区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边藏为国家屏障，犹手足之捍卫头目，利害关系，极为密切”；同时称他业已采取筹边措施，设立筹边处，派专员和宣慰使，进而请求中央授权他“权宜委托”前清原驻藏陆军统领钟颖为西藏行政使。5月11日，再次致电中央详报藏区英人动向和汉军兵力布防情况，积极筹组陆军劲旅，并报英人在珞瑜修整铁路，“意尤叵测”，建议中央“派专员与英代表交涉，绝其干涉援助，以釜底抽薪之计，俾达赖外无所恃，内乃可乘。”可见当时尹昌衡已做好川军西征和宣慰西藏的准备了。
云南蔡锷都督与四川尹昌衡都督的电报促使袁政府认识到解决西藏问题的紧迫性。其时传言英军借平乱为名准备武力侵藏，加剧了北京政府的不安。1912年5月9日，国务院电令尹昌衡与蔡锷：“立即派兵由巴塘进发，疏通道路，与驻藏军队积极联络声援相见；嘱咐蔡锷查探藏情，为西援预作准备。”同时，饬令外交部长陆征祥就英军入藏、改建行省和恢复达赖喇嘛教权诸问题，与英政府交涉。通告英国驻华公使，声明“此次川军入藏全为平乱，至希英国严守中立”。
三、川滇援藏的策略及其效果
在中央的协调安排下，经过川滇两省的积极筹备，中央政府于1912年6月14日正式电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川军入藏平叛，同时电令云南都督蔡锷派滇军入藏增援。援藏军队以川军为主，尹昌衡任总司令，计划兵分两路进击。北路循道孚、炉霍、德格抵昌都，统兵官为刘瑞麟；南路出河口、理塘进巴塘，统兵官为朱森林；委任吴嘉谟、黄喣昌为宣慰使，分巡藏区，安抚民众，宣传共和。7月10日，尹昌衡亲自挂帅西征军总司令，率川军2500人入藏平叛，尹昌衡兵到炉城，稍事整顿，即率领大军向西挺进。藏族人民，都认为尹昌衡是亲自捕杀赵尔丰的人，畏其威势，望风慑服，故尹行军极为顺利。川军迅速控制了理塘、巴塘、德格、昌都等地，进抵通往拉萨的战略要地太昭（今西藏江达），并平定了定乡之乱。9月12日尹昌衡电称：“昌都入手，西北大定”，因“昌都定，则藏番之势夺，而边藏之臂定矣”。 云南方面，云南都督府经过深思熟虑，报中央批准，决定任命素以“精宗核、擅军务、性沉稳”著称的云南都督府参谋总长殷承为滇军西征军总司令。蔡锷与殷承商议考虑了川滇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矛盾，主张滇军最好不与川军直接接触，而是选择滇西北经维西一带从藏东南直驱拉萨，这样可以与川军形成军事上相互配合的有利局势。此可以“滇犄其南，川捣其东，首尾策应，形势都归掌握。”7月22日，滇军西征军在昆明市郊举行隆重的誓师大会，滇军士气大振。
滇军司令殷承将军以江映枢为先遣军，负责查探珞瑜野人山一路军事情况，由中甸出发，取道阿墩子、擦瓦龙，直达洛隆宗一带。殷司令同时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请派遣劲旅到云南协助平叛藏乱，并请协助饷械，以固国防。殷司令亲率主力于8月抵达大理，因8月12日四川将领张世杰战败于巴塘，率军退至阿墩，巴塘危急。北京政府甚为不安，先后电令滇军“改道盐井增援巴塘，救藏之急”，蔡锷与殷承商议不得不改变原来计划，率军支援巴塘，其司令部行驻阿墩（德钦）。8月15日滇军前卫司令李学诗率部进至溜筒江附近，始与藏军发生军事接触。8月19日，殷承率军到达丽江，命郑开文为左支队长，姜梅龄为右支队长，分别从维西和中甸向盐井和乡城进发。8月26日滇军夜袭盐井大胜，并顺势攻占乡城。然而因四川都督尹昌衡猜忌滇军图谋盐井之地，数次电阻滇军入巴塘与进藏，而北京袁世凯政府也因考虑自身利益等因素，电令蔡锷与殷承：“酌留陆军一大队及防军一二营，专顾滇省门户，余悉撤回。”留下部队主要经营野人山珞瑜一带，从事改土归流。滇军于10月7日开始撤离川边藏区，10月底全部撤出川境，11月11日到达丽江，至12月10日除一部駐防边地外，其余皆回昆明。滇军西征至此结束。
四、川滇援藏后果评述
（一）川滇援藏结果
川军于1912年9月中下旬接国务院电令暂缓西进，巩固川边、遥为藏援，停止了进军西藏的计划；滇军也于10月7日开始撤离川边藏区，停止西进。中央政府勒令川军巩固川边统治、滇軍经营野人山珞瑜一带，从事改土归流。至此历时半年之久的川滇援藏中止。
（二）川滇援藏在进军顺利情况下中止的原因分析
西征军在进军顺利的情况下停止，使民国时期丧失了一次以武力解决西藏问题的大好时机，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国的强硬干涉造成的，也是与达赖喇嘛和北京政府希望通过和平商议解决问题的态度有关，西藏地方则利用川滇矛盾采取“拉滇倒川”策略，主动示好云南西征军殷司令，而对川军多加指责，从而使川督尹昌衡猜忌滇军，“兄弟阋墙”、西征军难以形成合力的局面。从而导致西征西藏中途夭折。
首先来自英国方面的强加干涉。在北京政府正式电令川滇军队西征之后的6月19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声称，英国不能坐视民国改西藏为行省和派兵入藏。8月16日，朱尔典拜会袁世凯，力阻援军西进。次日英国政府递交正式照会，充分暴露了英国阴谋分裂西藏的野心，严重践踏了民国政府对西藏的主权，试图将西藏变为第二个印度，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起初，对于英国的无理干涉，北京政府仍坚持出兵西藏，“大总统催令进兵，无如英人之干涉何！”继而，英国发出战争警告，威胁说：“中国若进兵西藏，比与英有直接之冲突”。同时怂恿俄国加紧分裂蒙古的活动，给民国政府施加压力。随着英国压力的增大，北京政府不得不考虑调整筹藏措施。
其次，达赖喇嘛和北京政府都希望通过和平商议解决问题。1912年9月1日，达赖表示可和平解决藏事，致函蒙藏事务局贡布桑诺尔布，表示共和愿望。北京政府也乐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决定复封达赖，承认达赖在西藏的地位，并派官员入藏对达赖喇嘛举行册封仪式。同时电令川滇援军暂缓西进，巩固川滇边境，遥为援藏。
第三，进军西藏过程中川滇交恶。川滇交恶始于滇军改道，其更深层则是起于辛亥革命初期滇军援川。云南都督府为援川革命，于1911年11月14日按参谋总长殷承所作入川计划分梯入川，很快进驻川南叙府、自流井、贡井、泸州等地区，援助四川革命。但也引起了川军的强烈不满，因为“蜀中财源，大半出于自、贡两井，约计年出款几近千万金。”川军害怕滇军占据川南财源之地，因此导致川滇矛盾逐渐表面化，彼此误会，双方互相指责，甚至发生武装冲突。四川都督尹昌衡对滇军据川南之事仍耿耿于怀，他曾致电胡景伊、熊克武：“查滇军野心勃勃，多方寻衅挑隙，并耸动中央及各邻省干涉吾川兵治。”这也是造成后来川滇西征交恶的原因。
综上种种利益纠葛，导致川督尹昌衡对滇军猜忌甚多，多次掣肘。加之袁政府担忧川滇两省因平藏而加重割据势力，对其统治不利。最终中止了武力平定西藏的计划。然滇军可能在此次平藏中有自身利益的考虑，但从云南都督蔡锷、西征军司令殷承的种种措施和应对方法，还是顾全大局，深明民族大义的。殷承司令迫于无奈率军回昆，称“西藏大局，可为痛哭”！对西藏的前景表示堪忧。
（三）川滇援藏的影响
川滇援藏自1912年6月14日中央正式电令川滇派兵西征开始，至12月中旬电令川军巩固川边、滇军返撤回昆，共历时6个多月时间，终因列强干涉、北京政府与达赖喇嘛达成和解和川滇交恶等原因宣布西征结束，但对西藏治理和西南边疆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1.积极影响
首先，粉碎了英国阴谋分裂中国西藏的野心，维护了对西藏的主权，同时对西藏达赖喇嘛宣传民主共和，使达赖主动与中央政府和谈，并达成了和平协定。
第二，加强了对滇边、川边的统治，促使了川滇边地的开发与治理。西征结束后，北京政府任命尹昌衡为川边镇抚使，后改为川边经略使，促使尹昌衡开始着手治理和稳定川边，设立府治，改土归流，筹划经济建设等；滇军也在西征撤军的同时，实施“留边计划”，在滇藏怒俅之地设置殖边机构，民国政府先后设立泸水县，知子罗、上帕和菖蒲桶设置局。
第三，促使国人对西南边疆与西藏的重视，看透了英国侵略西藏的野心，尤其是西南各省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中央政府抗击侵略、维护主权，并自发投入地投入抗击侵略的斗争中去。 2.消极影响
第一，由于最终北京政府屈从英国的威胁，中止了武力进藏的计划，英帝国主义趁机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以支持西藏分裂势力实施的“西藏独立”和获取更大辖区为筹码，划出了一条非法的“印藏边界线”，即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已达到侵吞中国领土的目的。至今仍对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二，西征援藏的中止，使西藏问题未能彻底解决，为后来康藏纠纷埋下了隐患，直接导致西南边疆政局的混亂。1917年9月藏军在英国怂恿下，借口边军彭日升部杀死两名藏军，悍然大举进攻川边，攻陷昌都，并兵分南北两路进攻，先后攻占了金沙江西岸的十三个县，还袭取了新龙，进而包围甘孜。虽经北京政府调停斡旋，最终议定了停战协定，但是北京政府对边藏地区的控制范圍已然缩小，边藏地区政局糜烂不堪。
第三，由于地方利益、集团利益的冲突，特别是川滇两省矛盾的冲突，对民国中后期的西藏、川边治理与稳固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之后川滇康藏地区长期的混战和对峙，更成为了1930——1933年间西藏与西康、青海战争的导火线，从而消耗中国总体的国防力量，英帝国主义得以在“二战”以后趁机侵吞中国西藏东南地区领土，严重影响了西南边疆的稳固，加剧了西南边疆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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