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清代中后期人口呈井喷式增长，人口急速增加给社会带来巨大压力，社会犹如一颗定时炸弹，威胁着整个清王朝及其统治者。这种现象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和思考，洪亮吉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对洪亮吉人口思想產生的原因、内容及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可对今日中国提供借鉴。
【关键词】：人口增长；洪亮吉；人口理论
一、洪亮吉人口理论的背景
清代的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开国之初，战火未熄，百废待兴，人口增长举步不前，直到1681年，康熙平定三藩后，清朝才迎来了稳定时期，为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条件。首先是玉米、番薯等高产粮食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为增殖更多的人口提供了物质保证。其次人口的快速增长与政府的鼓励生育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712年，康熙特颁恩诏，规定人丁编审，按康熙五十年征粮丁册定为常额，其新增者谓之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这种鼓励生育的政策，使得人口的数量扶摇直上。在传统社会中，繁衍后代被视为上对列祖列宗，下传万代香火的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成为社会各阶层恪守的道德规范，因此在中国，无论贫贱富贵，都是以多子多孙为福。在农村，由于科技水平落户，土地农作物的产量只能与家庭劳动力的投入成正比，因此，要想扩大产量，只能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而家庭人口规模的扩大，又进一步造成家庭的贫困，这种恶性循环，在清中后期愈发严重。至于当时的人口数量，随马嘎尔尼大使出征的约翰巴罗和斯当东曾做过估计，“要说有什么令人惊叹的话，那就是人口之众多。自到达之日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天都蜂拥到岸边来，中国的人口密度比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还要多三分之一”。由此可以推算出，在当时的中国，人口大约有3.5亿左右。
晚清诸多有识之士十分关注人口问题的解决，比如龚自珍提出“均民说”，主张将东南人向西北迁移，还大胆提议组织各省防驻旗人西迁，又主张调节土地占有关系，安顿无地农民，解决流民问题等。他认为，如此处置，在缓解东南人口压力的同时，也可加强西北部的经济建设。包世臣以为人口增加不是问题，只要整顿吏治，重视农业，提高农作技术，自会国富民康。汪士铎则提倡实行晚婚或独身，严禁再婚；强制溺婴，对不聪明不清秀者强制溺之；主张严刑峻法，试图采用人为方法达到减少人口的目的。虽然一些建议未免过于极端、有违人道，但他所提出的一家只许生一子或一女的节育政策以及晚婚政策，这些政策或建议，严重违反了以儒家治理天下的统治者的初衷，因此在当时，并没有合适的条件加以实施，反而招来了许多非议。而在此之后，洪亮吉提出了人口论，在当时却成为了轰动一时的理论著作。
二、洪亮吉人口理论的内容
洪亮吉（1746—1809），乾隆、嘉庆两朝著名学者，清代经学家、文学家。初名莲，又名礼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阳湖（今江苏常州）人，祖籍安徽歙县。他在《意言》一书中所表述的人口论，是中国最早的关于人口方面的文章，比同时期英国的人口论者马尔萨斯还要早五到十年，可以说是个关心国际民生而有创获的学者。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洪亮吉人口思想的产生，源于清朝初年至乾嘉时期人口增长攀上了史无前例高峰的社会现实。洪吉亮的人口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他描述了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他首先指出了盛世对人口激增的推动作用，然后指出，“至平至百余年”是从康熙前期算起的；其所说的五倍、十倍、二十倍等量词，不是实数，而是表明他对人口增长速度的惊讶。在描述完背景之后，他紧接着写道：“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刊、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这段话表明，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已经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了，人口的增长呈几何级数，而生活资料的增长却是呈算数级数，二者的严重不匹配也是导致社会出现危机的深层原因之一。在分析了这个现象之后，洪亮吉指出，如今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社会危机，“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 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可见，当时的洪亮吉，从亲眼目睹的社会现象中，找出了人口与社会危机之间的关系了。
其次，洪亮吉提出了关于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一是通过“天地调剂之法”即通过大自然来调节人口，洪亮吉在书中指出：“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虽然通过大自然可以调节控制人口数量，但洪亮吉对此似乎并不满意，“不过十之一二矣”表达了洪亮吉的深深忧虑。二是通过“君相调剂之法”，即政府采取一些调整和救济的措施，“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即通过开疆拓土，充分发挥剩余劳动力来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开仓救民，安抚人心。
第三，他提出防止人口激增所引起的社会动乱。洪亮吉虽然在此之前，提出过两个方法来防止人口过快增长，但是他也意识到，仅仅凭这两个方法，并不能解决人口增长过快和生活资料增长慢的矛盾，他说：“然而当今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学授徒之馆不加增，而昔日以升计者，钱又需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需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愈广，于是士农工商各减其值以求善，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此即终岁勤勤，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洪亮吉认为，照此下去，连“自好者”都有“沟壑之忧”，更别说其他人了，那些被地主兼并的农民，破产的商人，无一技之长的人，没有文化的人，最终只能揭竿而起，或起义反抗朝廷、或上山入草为寇，其场面“甚可虑”。而洪亮吉的憂虑不久就变为现实，仅据《东华录》记载，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至二十九年（1849年）的9年中，农民起义就有110次。范著在《中国近代史》引述《东华录》的这些记载之后写道：“道光二十九年以后不是事情太少，而是事情太多，地方官吏无法收拾，只得隐匿不报”。
三、洪亮吉人口理论的意义
洪亮吉的人口理论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首先，洪亮吉突破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与学术范围。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僚将维护宗族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做官的根本，对“治生”等经济活动鄙夷不屑，消极无为。洪亮吉却能以人口增殖的角度给一个家庭算经济账，进而推及整个社会，看到了盛世下潜在的人口危机。
其次，洪亮吉打破了传统人口的思想。洪亮吉否定了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将人口多视为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观点，从自身看到的社会实际现象出发，看到了人多的负面影响。中华传统生育文化的特点只是看到了其中人是生产者的一方面，洪亮吉却看到人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的两面性，两者是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的关系。
再次，洪亮吉的人口理论开创了中国人口论的先河。并具有突破性的创造，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早了将近五到十年，他看到了人口与物质资料应相应成比例增长的规律，可惜受时代所限，洪亮吉没有找到解决人口问题的钥匙，“甚可虑”三个字，既是对晚清因人口所产生的社会危机的担忧，又是因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所发出的深深叹息，不能不说是当时时代的悲哀。
参考文献：
[1]陈旭麓. 中国近代史十五讲[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2]张宏杰. 饥饿的盛世[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
[3]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4]高永君. 浅谈晚清时期的人口问题[J]. 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4（6）.
[5]刘中猛. 晚清人口思想简论[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0（1）.
[6]姜雪娥. 浅谈洪亮吉的人口思想[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2）.
[7]何海燕. 晚清人口问题与对策略论[J]. 光明日报，2007-7-13.
【关键词】：人口增长；洪亮吉；人口理论
一、洪亮吉人口理论的背景
清代的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开国之初，战火未熄，百废待兴，人口增长举步不前，直到1681年，康熙平定三藩后，清朝才迎来了稳定时期，为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条件。首先是玉米、番薯等高产粮食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为增殖更多的人口提供了物质保证。其次人口的快速增长与政府的鼓励生育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712年，康熙特颁恩诏，规定人丁编审，按康熙五十年征粮丁册定为常额，其新增者谓之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这种鼓励生育的政策，使得人口的数量扶摇直上。在传统社会中，繁衍后代被视为上对列祖列宗，下传万代香火的大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成为社会各阶层恪守的道德规范，因此在中国，无论贫贱富贵，都是以多子多孙为福。在农村，由于科技水平落户，土地农作物的产量只能与家庭劳动力的投入成正比，因此，要想扩大产量，只能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而家庭人口规模的扩大，又进一步造成家庭的贫困，这种恶性循环，在清中后期愈发严重。至于当时的人口数量，随马嘎尔尼大使出征的约翰巴罗和斯当东曾做过估计，“要说有什么令人惊叹的话，那就是人口之众多。自到达之日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天都蜂拥到岸边来，中国的人口密度比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还要多三分之一”。由此可以推算出，在当时的中国，人口大约有3.5亿左右。
晚清诸多有识之士十分关注人口问题的解决，比如龚自珍提出“均民说”，主张将东南人向西北迁移，还大胆提议组织各省防驻旗人西迁，又主张调节土地占有关系，安顿无地农民，解决流民问题等。他认为，如此处置，在缓解东南人口压力的同时，也可加强西北部的经济建设。包世臣以为人口增加不是问题，只要整顿吏治，重视农业，提高农作技术，自会国富民康。汪士铎则提倡实行晚婚或独身，严禁再婚；强制溺婴，对不聪明不清秀者强制溺之；主张严刑峻法，试图采用人为方法达到减少人口的目的。虽然一些建议未免过于极端、有违人道，但他所提出的一家只许生一子或一女的节育政策以及晚婚政策，这些政策或建议，严重违反了以儒家治理天下的统治者的初衷，因此在当时，并没有合适的条件加以实施，反而招来了许多非议。而在此之后，洪亮吉提出了人口论，在当时却成为了轰动一时的理论著作。
二、洪亮吉人口理论的内容
洪亮吉（1746—1809），乾隆、嘉庆两朝著名学者，清代经学家、文学家。初名莲，又名礼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阳湖（今江苏常州）人，祖籍安徽歙县。他在《意言》一书中所表述的人口论，是中国最早的关于人口方面的文章，比同时期英国的人口论者马尔萨斯还要早五到十年，可以说是个关心国际民生而有创获的学者。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洪亮吉人口思想的产生，源于清朝初年至乾嘉时期人口增长攀上了史无前例高峰的社会现实。洪吉亮的人口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他描述了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他首先指出了盛世对人口激增的推动作用，然后指出，“至平至百余年”是从康熙前期算起的；其所说的五倍、十倍、二十倍等量词，不是实数，而是表明他对人口增长速度的惊讶。在描述完背景之后，他紧接着写道：“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刊、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这段话表明，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已经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了，人口的增长呈几何级数，而生活资料的增长却是呈算数级数，二者的严重不匹配也是导致社会出现危机的深层原因之一。在分析了这个现象之后，洪亮吉指出，如今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社会危机，“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 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可见，当时的洪亮吉，从亲眼目睹的社会现象中，找出了人口与社会危机之间的关系了。
其次，洪亮吉提出了关于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一是通过“天地调剂之法”即通过大自然来调节人口，洪亮吉在书中指出：“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矣。”虽然通过大自然可以调节控制人口数量，但洪亮吉对此似乎并不满意，“不过十之一二矣”表达了洪亮吉的深深忧虑。二是通过“君相调剂之法”，即政府采取一些调整和救济的措施，“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即通过开疆拓土，充分发挥剩余劳动力来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开仓救民，安抚人心。
第三，他提出防止人口激增所引起的社会动乱。洪亮吉虽然在此之前，提出过两个方法来防止人口过快增长，但是他也意识到，仅仅凭这两个方法，并不能解决人口增长过快和生活资料增长慢的矛盾，他说：“然而当今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学授徒之馆不加增，而昔日以升计者，钱又需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需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愈广，于是士农工商各减其值以求善，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此即终岁勤勤，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洪亮吉认为，照此下去，连“自好者”都有“沟壑之忧”，更别说其他人了，那些被地主兼并的农民，破产的商人，无一技之长的人，没有文化的人，最终只能揭竿而起，或起义反抗朝廷、或上山入草为寇，其场面“甚可虑”。而洪亮吉的憂虑不久就变为现实，仅据《东华录》记载，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至二十九年（1849年）的9年中，农民起义就有110次。范著在《中国近代史》引述《东华录》的这些记载之后写道：“道光二十九年以后不是事情太少，而是事情太多，地方官吏无法收拾，只得隐匿不报”。
三、洪亮吉人口理论的意义
洪亮吉的人口理论在中国人口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首先，洪亮吉突破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与学术范围。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僚将维护宗族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做官的根本，对“治生”等经济活动鄙夷不屑，消极无为。洪亮吉却能以人口增殖的角度给一个家庭算经济账，进而推及整个社会，看到了盛世下潜在的人口危机。
其次，洪亮吉打破了传统人口的思想。洪亮吉否定了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将人口多视为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观点，从自身看到的社会实际现象出发，看到了人多的负面影响。中华传统生育文化的特点只是看到了其中人是生产者的一方面，洪亮吉却看到人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的两面性，两者是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的关系。
再次，洪亮吉的人口理论开创了中国人口论的先河。并具有突破性的创造，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早了将近五到十年，他看到了人口与物质资料应相应成比例增长的规律，可惜受时代所限，洪亮吉没有找到解决人口问题的钥匙，“甚可虑”三个字，既是对晚清因人口所产生的社会危机的担忧，又是因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所发出的深深叹息，不能不说是当时时代的悲哀。
参考文献：
[1]陈旭麓. 中国近代史十五讲[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2]张宏杰. 饥饿的盛世[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
[3]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4]高永君. 浅谈晚清时期的人口问题[J]. 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4（6）.
[5]刘中猛. 晚清人口思想简论[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0（1）.
[6]姜雪娥. 浅谈洪亮吉的人口思想[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2）.
[7]何海燕. 晚清人口问题与对策略论[J]. 光明日报，2007-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