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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战后，如何讨论战争，成为考验一个作家的重大话题。杜拉斯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对战争、种族问题和公平正义的关注充分体现了法国左翼作家面对现实的痛苦思索。本文采用后经典叙事理论的方法论，在对作品进行形式分析的同时，也注重读者以及心理、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作用。通过文本细读，提炼出杜拉斯创作中的独特成分：在回避中承担，由此展示出二战后法国左翼作家在现实与写作之间寻找的一种突破。
【关键词】：回避；承担；杜拉斯；外部世界
二战期间法国的尴尬处境和暧昧角色使得战后谈论战争和犹太人成为了公共禁忌的话题。杜拉斯却用笔表达了自己的思考。她曾说：“我并没有思考什么，除非是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1]对于战争的争论，左岸派并非以正义/非正义来划分，而是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上进行解读。因此，这种解读中总是包含了反省和怀疑的成分。而对于杜拉斯来说，亲历了战争的复杂与残酷，因此，对于所谓战争，她能够更贴切地站在一个个体的角度去评判。杜拉斯在剧本《长别离》的前言中说：“我们尽力尊重影片导演所增添的大部分东西，只在增添的东西与剧本的深刻含义发生矛盾时才例外。”[2]在《年轻的英国飞行员之死》中，杜拉斯写道：“眼泪、痛苦、哭泣、绝望，无法抑制也无法劝导。像信仰上帝一样强烈的政治愤怒。甚至更为强烈。更为危险，因为没有尽头。”[3]同她关注公平正义的性格一致，她强烈地反对种族主义，激进地追求一切民主。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后，她与萨特等法国知识界的名人一道，在“121宣言”上表达自己对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绝对支持。
在她为雷乃所写的电影剧本《广岛之恋》中，她充分利用了人物语言和镜头设计，对一场我们所谓的二战中至关重要的战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拷问。在剧本开始时对男女主人公语调的提示中，杜拉斯多次采用了“诵读般”、“背诵”、“背诵似的”这样的字眼。
美国在广岛投放的这颗原子弹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失败，这一事实在主流思想中一直被歌颂，被冠以“正义”等字眼。对于人类史上这场空前的灾难，从传统的角度来说，作为反法西斯同盟成员的法国感受到的是胜利和自豪（虽然法国在二战期间的历史并不那么让其国人引以为豪），而作为日本本土人，这场战争给他们留下的更多的是精神创伤。这样，在两个具有如此悬殊的身份的人之间，谈论广岛的原子弹应该是多么充满冲突与斗争。但是，作者在这里设计的语调并不带有强烈的感情倾向，而是极为冷漠的客观态度。背诵和诵读都是对别人作品的重复，况且这里是“沉浊”、“毫无生气”的。这使得读者对于战争的那份急于颂扬或鞭斥的情绪暂时受到压抑，而是进入到一种冷静的观察阶段，这种观察的心态必将随着下文的展开而进入思考与审问阶段。《广岛之恋》的剧本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与电影导演阿兰·雷奈都属于法国左岸派，对于战争的展示，他们几乎没有正面战场的宏大场面的描述，而是更多地深入到人物的內心活动，探讨战争对人类的心理造成的傷害。《广岛之恋》作为二人合作的结晶，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倾向。
关注公平正义的杜拉斯也把眼光投向种族问题。在她看来，种族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优等种族与劣等种族之分。所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后，她积极参加了反阿尔及利亚战争知识分子委员会，并试图通过拍电影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看到法国北非人受到了何种程度的蔑视，尽量争取法国民众的同情。在1957年的《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了玛格丽特的一篇文章：《阿尔及利亚人的鲜花》。故事讲述的是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区，一位二十岁的阿尔及利亚小伙子偷偷地推着他的小车准备卖花儿。这时来了两个警察，因为小伙子拿不出证件而打翻了他的小车子。在这个星期天的早晨，当着所有购物者的面，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小伙在被夹在两位法兰西秩序的代言者之间，不知所措。路过的行人将散落在地上的花一朵朵拾起来，并把钱付给了年轻人。两位警察狂怒了，却又无法遏制人们买花儿的欲望。不到十分钟的短短时间里，地上不再有一朵花儿。但是无论如何，这位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小伙子被带到警察署去了。
这篇文章在当时以简洁而富有激情著称，在文中，为了更好地展现这一情景，她尽量不做任何评论。她善于让那些在生活中没有发言权的人在她的文中说话，让沉默发出声音。在这篇文章中，阿尔及利亚年轻人的沉默与法国警察的高声喝斥，路人无言拾花的行为与警察推翻车子的行为形成两组鲜明的对照。而鲜花则是整篇文章中具有勃勃生机的事物，这一美好事物与星期天早晨的惨淡情景又构成一组对照。这三组对照所形成的反差显示出激荡人心的力量。在这篇文章中，杜拉斯采用的手法基本上是第三者的眼光，作为报刊文章，她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去运用一些复杂的叙事手法，但是这种第三者旁观的视角依然收到了很好的讽刺与宣传效果。
她同时关注犹太人。自二战结束以后杜拉斯就变成了犹太人。
在名为《黑夜号轮船》的集子里，杜拉斯同时收录了《塞扎蕾》、《否决的手》以及奥蕾里娅系列。在奥蕾里娅系列中，杜拉斯采用书信的形式向某一个人述说一个最终让人迷失的故事。作品设计了一个没有主体的名字——奥蕾里娅·斯坦纳。这既是死于集中营毒气室的一个犹太女人的名字，又是她在集中营里生下的女儿的名字。奥蕾里娅在夜里的呼喊将人类的残忍性之恐惧扩散到每一个地方，犹太人的歌曲不断响起，所有的奥蕾里娅·斯坦纳都在讲述民族的苦难史。此外，文中多次提到“白色的长方形”，这个充满隐喻性质的物体，便是集中营里犯人集合的场地。作者在此并没有采用揭露事实的手法，而是通过少女的写作，发挥“白色的长方形”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在此停留、沉默。与她所擅长的变幻的叙事手法不同，玛格丽特·杜拉斯在这几篇作品中采用的基本上是如诗歌一般的回环往复手法，使得对黑人的爱，对纳粹行径的恐惧之声不断回荡于读者脑海。
除了奥蕾里娅·斯坦纳，她还写了别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始终生活在她的作品中，这些作品之间的互文性，使得我们时不时地去发掘，去关注犹太人的生存。时至今日，种族问题依旧严重，杜拉斯的思索仍具有巨大的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 [法]杜拉斯﹙Duras，M.﹚.王道乾译.物质生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
[2] [法]杜拉斯﹙Duras，M.﹚，雅尔洛﹙Jarlot，G﹚.陈景亮译.长别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
[3] [法]杜拉斯﹙Duras，M.﹚.桂裕芳译.写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70.
【关键词】：回避；承担；杜拉斯；外部世界
二战期间法国的尴尬处境和暧昧角色使得战后谈论战争和犹太人成为了公共禁忌的话题。杜拉斯却用笔表达了自己的思考。她曾说：“我并没有思考什么，除非是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1]对于战争的争论，左岸派并非以正义/非正义来划分，而是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上进行解读。因此，这种解读中总是包含了反省和怀疑的成分。而对于杜拉斯来说，亲历了战争的复杂与残酷，因此，对于所谓战争，她能够更贴切地站在一个个体的角度去评判。杜拉斯在剧本《长别离》的前言中说：“我们尽力尊重影片导演所增添的大部分东西，只在增添的东西与剧本的深刻含义发生矛盾时才例外。”[2]在《年轻的英国飞行员之死》中，杜拉斯写道：“眼泪、痛苦、哭泣、绝望，无法抑制也无法劝导。像信仰上帝一样强烈的政治愤怒。甚至更为强烈。更为危险，因为没有尽头。”[3]同她关注公平正义的性格一致，她强烈地反对种族主义，激进地追求一切民主。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后，她与萨特等法国知识界的名人一道，在“121宣言”上表达自己对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绝对支持。
在她为雷乃所写的电影剧本《广岛之恋》中，她充分利用了人物语言和镜头设计，对一场我们所谓的二战中至关重要的战争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拷问。在剧本开始时对男女主人公语调的提示中，杜拉斯多次采用了“诵读般”、“背诵”、“背诵似的”这样的字眼。
美国在广岛投放的这颗原子弹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失败，这一事实在主流思想中一直被歌颂，被冠以“正义”等字眼。对于人类史上这场空前的灾难，从传统的角度来说，作为反法西斯同盟成员的法国感受到的是胜利和自豪（虽然法国在二战期间的历史并不那么让其国人引以为豪），而作为日本本土人，这场战争给他们留下的更多的是精神创伤。这样，在两个具有如此悬殊的身份的人之间，谈论广岛的原子弹应该是多么充满冲突与斗争。但是，作者在这里设计的语调并不带有强烈的感情倾向，而是极为冷漠的客观态度。背诵和诵读都是对别人作品的重复，况且这里是“沉浊”、“毫无生气”的。这使得读者对于战争的那份急于颂扬或鞭斥的情绪暂时受到压抑，而是进入到一种冷静的观察阶段，这种观察的心态必将随着下文的展开而进入思考与审问阶段。《广岛之恋》的剧本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与电影导演阿兰·雷奈都属于法国左岸派，对于战争的展示，他们几乎没有正面战场的宏大场面的描述，而是更多地深入到人物的內心活动，探讨战争对人类的心理造成的傷害。《广岛之恋》作为二人合作的结晶，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倾向。
关注公平正义的杜拉斯也把眼光投向种族问题。在她看来，种族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优等种族与劣等种族之分。所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后，她积极参加了反阿尔及利亚战争知识分子委员会，并试图通过拍电影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看到法国北非人受到了何种程度的蔑视，尽量争取法国民众的同情。在1957年的《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了玛格丽特的一篇文章：《阿尔及利亚人的鲜花》。故事讲述的是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区，一位二十岁的阿尔及利亚小伙子偷偷地推着他的小车准备卖花儿。这时来了两个警察，因为小伙子拿不出证件而打翻了他的小车子。在这个星期天的早晨，当着所有购物者的面，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小伙在被夹在两位法兰西秩序的代言者之间，不知所措。路过的行人将散落在地上的花一朵朵拾起来，并把钱付给了年轻人。两位警察狂怒了，却又无法遏制人们买花儿的欲望。不到十分钟的短短时间里，地上不再有一朵花儿。但是无论如何，这位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小伙子被带到警察署去了。
这篇文章在当时以简洁而富有激情著称，在文中，为了更好地展现这一情景，她尽量不做任何评论。她善于让那些在生活中没有发言权的人在她的文中说话，让沉默发出声音。在这篇文章中，阿尔及利亚年轻人的沉默与法国警察的高声喝斥，路人无言拾花的行为与警察推翻车子的行为形成两组鲜明的对照。而鲜花则是整篇文章中具有勃勃生机的事物，这一美好事物与星期天早晨的惨淡情景又构成一组对照。这三组对照所形成的反差显示出激荡人心的力量。在这篇文章中，杜拉斯采用的手法基本上是第三者的眼光，作为报刊文章，她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去运用一些复杂的叙事手法，但是这种第三者旁观的视角依然收到了很好的讽刺与宣传效果。
她同时关注犹太人。自二战结束以后杜拉斯就变成了犹太人。
在名为《黑夜号轮船》的集子里，杜拉斯同时收录了《塞扎蕾》、《否决的手》以及奥蕾里娅系列。在奥蕾里娅系列中，杜拉斯采用书信的形式向某一个人述说一个最终让人迷失的故事。作品设计了一个没有主体的名字——奥蕾里娅·斯坦纳。这既是死于集中营毒气室的一个犹太女人的名字，又是她在集中营里生下的女儿的名字。奥蕾里娅在夜里的呼喊将人类的残忍性之恐惧扩散到每一个地方，犹太人的歌曲不断响起，所有的奥蕾里娅·斯坦纳都在讲述民族的苦难史。此外，文中多次提到“白色的长方形”，这个充满隐喻性质的物体，便是集中营里犯人集合的场地。作者在此并没有采用揭露事实的手法，而是通过少女的写作，发挥“白色的长方形”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在此停留、沉默。与她所擅长的变幻的叙事手法不同，玛格丽特·杜拉斯在这几篇作品中采用的基本上是如诗歌一般的回环往复手法，使得对黑人的爱，对纳粹行径的恐惧之声不断回荡于读者脑海。
除了奥蕾里娅·斯坦纳，她还写了别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始终生活在她的作品中，这些作品之间的互文性，使得我们时不时地去发掘，去关注犹太人的生存。时至今日，种族问题依旧严重，杜拉斯的思索仍具有巨大的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 [法]杜拉斯﹙Duras，M.﹚.王道乾译.物质生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
[2] [法]杜拉斯﹙Duras，M.﹚，雅尔洛﹙Jarlot，G﹚.陈景亮译.长别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
[3] [法]杜拉斯﹙Duras，M.﹚.桂裕芳译.写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