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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发的矿难事故和自上而下推动的整治风暴,使那些常被冠以边缘色彩称谓(如非法煤矿、问题煤矿、“犯规”煤矿、证照不全煤矿、小煤矿等)的煤矿群体一次次映入人们的眼帘。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山西的医院爆炸事故,作为事故嫌疑人的医院总务科副科长,也有煤矿老板的身份。很多事件都在强化着各方面对边缘煤矿的强烈不信任感。在行政治理的轨迹上,一幅幅画面显示了整个治理过程的曲折反复和不可扭转的气势:安监总局局长视察中“重新验过”的怒斥,发改委批评部分省(市)整顿关闭问题煤矿进程缓慢,4月10日《人民日报》公布全国煤矿关闭矿井进度表,关闭数量超过既定目标,初战告捷。另一方面,在边缘煤矿与农村交叉的结合部上,“失落的乡土世界”成了许多人由衷的哀叹。《人民日报》4月17日的一篇文章中以略显哀婉的语气感叹到:“不知不觉间我们失去了那个母亲般久久伫立的村庄,那个稻田上空白鹭飞翔、群山之间小溪潺潺的平静山庄,那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可‘采菊’、可‘悠然’的田园,仿佛它只在文人的意象中存在过。”专题两篇文章对这种陷入生态灾难的村庄也有描写。生态灾难是外在的,内在的则是当地村民与凭借煤矿发家的新富的灾难性关系。当地的生态灾难、基础设施残缺破败等问题不可能完全依赖上级政府解决。目光转向新富群体是必然的,这个也是行政治理无法顾及的长久课题。在乡宁“一事一议”这个多少有些政绩色彩的工程里,政府在促使新富充当传统中国乡村社会里乡绅曾经承担的功能。根据记者的观察,这种要钱的关系早已存在,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虽然当地新富基本配合政府的行动,但新富的自觉意识的缺乏,行政推动的模式,使得短期效应这个致命弱点无法消失。所以,出现半拉子工程的现象就十分正常了。浆水村的例子则说明,煤矿新富群体需要克服滑向“土豪”群体的危险。我们现在无法主观判断当事人是否有充当开明乡绅的意愿,但从其行动轨迹上说,对权力庇护和暴力行动的依赖,这种依赖的有效性,决定了他们是可以扔下一个烂摊子而远走高飞的,而留下过度依存于小煤矿经济的一个个村子。在大规模整治风暴之后,这个问题也许会更加突出。这正是在关闭类似煤矿后遗留给当地的新课题。(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