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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分工除传统的产业分工，产业内、产品内分工也成为各经济体间的分工趋势，学界也一直关注比较优势对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影响，都认为各国要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分工与贸易。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理论基础上，对比较优势的来源进行拓展和归纳，构建比较优势来源的指标体系，在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处理后，通过SPSS Statistics 20统计软件得到东亚主要经济体比较优势各主要载体的综合得分情况，并对相关状况进行描述分析，最后提出了各经济体在更好地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对策。
关键词：比较优势 东亚 因子分析方法
中圖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7）05（c）-062-03
1 引言
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各国或地区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国际性生产分工与贸易，并出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品内的分工与贸易现象突显，全球生产网络和区域性生产网络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Ando、Kimura（2005）认为，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是当今世界除北美、欧盟以外的第三个区域性生产网络。“东亚奇迹”便是东亚各经济体基于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合作后形成区域性生产体系后的早期成果[1]。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932）也提出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雁形模式”，在早期东亚各经济体的分工中，日本作为“领头雁”专业化生产并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作为“雁身”的四小龙等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专业化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与中低端技术含量的产品，而中国与东盟诸国作为“雁尾”则主要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2]。但东亚各经济体在后续经济发展中逐渐差异性发展，区域性生产网络体系与格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使得其原有的“领头雁”作用不断弱化；中国经济在快速崛起中加深了与“雁身”和其他“雁尾”国家的经济联系，而自身的人口红利逐渐削弱；东盟作为其中一个经济体，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经济不断实现赶超。在这一过程中，不可否认，东亚区域内比较优势的演进与生产分工相关，但生产分工与比较优势是否匹配则值得进一步研究。
2 文献综述
2.1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
在对比较优势的研究中，大卫·李嘉图（1817）在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认为，当生产中仅投入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两国比较优势来源于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别引致相对成本的差别，进而决定了两国在国际上的生产、分工和贸易模式。当然，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没有对两国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比较成本发生差异的原因进行解释。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劳动力不是唯一的生产要素，还包括土地、资本等自然资源。在后续研究中，赫克歇尔（1919）及俄琳（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将生产要素拓展为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在新古典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假定贸易双方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即具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发现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和商品生产要素密集度的不同是造成产品相对成本差异的原因。
2.2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
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采用静态分析方法对现实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局限性不断突显，后续的研究逐渐向动态性分析转变。Balassa（1965）的阶梯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存在客观上的差别，各国的比较优势、进出口商品结构会随着各自生产要素积累状况的变化而变化[3]。随后在新贸易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中，学者们开始探讨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内生性影响。Vernon（1966）在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指出，随着产品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其要素密集度会发生动态变化，不同的国家在产品的不同生命阶段具有比较优势[4]。Dixit和Stiglitz（1977）首先在比较优势分析中引入规模经济这一概念，认为一国的消费市场引致的生产规模扩大会降低平均成本，且平均成本低于具有要素禀赋优势但生产规模小的另一国，可使另一国放弃生产[5]。Helpman和Krugman（1985）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中考察规模经济对比较优势的引致效应，认为两国即使没有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异，规模经济也会带来国际贸易[6]。Posner（1961）提出技术差距论，认为技术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技术差距将引起各国比较优势的变动[7]。Grossman和Helpman（1990）基于产品不断创新、知识资本，建立了R&D产生比较优势的动态分析模型[8]。杨海余和吴金铎（2007）研究发现技术进步与创新是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转化的关键[9]。Grossman和Maggi（2000）在建立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贸易竞争模型基础上，探讨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由于人力资本分配所带来的影响[10]。代谦和别朝霞（2006）通过构造以人力资本为核心内生技术变迁模型探讨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发现各国人力资本积累的消长是动态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11]。近年来，兴起的新李嘉图（RHO）理论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H-O要素禀赋理论相结合，通过整合生产率、要素禀赋、制度因素等多种影响因素对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作出全面的解释。
3 东亚主要经济体比较优势的测定
各经济体遵循本国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并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分工和生产的优势结构，获得分工和贸易带来的利益。在此，需要对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进行测定。当前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比较优势来源指标体系。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整理，把比较优势来源构成分为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因素五种，并借助因子分析方法对东亚各主要经济体的比较优势状况进行分析。
3.1 基本原理与分析步骤
因子分析的原理是将比较密切的几个相关变量归到同一类，每一类变量作为一个因子，用较少的几个因子去反映原始资料的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方法作为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降维的同时尽可能保留数据信息，通过少数几个综合指标清晰地揭示变量的经济影响、变量之间的关系。一般常用针对变量的R型因子分析，基本原理如下。
为更好地描述基础指标变量与主因子之间的关系，在上述因子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基本原理，采用方差最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通过统计软件计算得出各主要经济体比较优势主要载体的综合得分情况。
本文在实证分析中，通过拓展比较优势来源，构建比较优势指标体系进行因子分析，全面剖析东亚各主要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变化情况（详细情况见表1）。
从表1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在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方面，1996年～2014年间，中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领先于东亚其他主要经济体；越南的劳动力优势明显提高，由1996年的0.1748上升到2014年的0.9938；印尼、马来西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日韩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物质资本比较优势上，中国保持持续大幅增长，印尼也处于上升趋势，而其他国家有升有降，日本在低水平上仍表现出下降趋势。
人力资本方面，日本在领先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情况下，2005年、2014年有所下降；韩国这一比较优势持续大幅度提升；新加坡的人力资本比较优势也有所上升。中国、印度尼西亚最为落后，是负值。
技术优势角度，日本远远超过其他东亚经济体，从1996年的1.5292下降到2014年的0.9030，并在2014年被优势逐渐上升的韩国赶上。中国虽然与日本、韩国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保持了上升势头，由1996年的-0.5706上升至2014年的0.2773。
在制度质量，新加坡制度比较优势最突出，中国处于比较劣势，在发展中没有得到有效地提升。
4 动态比较优势下东亚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各经济体为更好地参与世界分工，必须结合其比较优势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适当位置。对于政府而言，优化国家参与国际生产分工也得遵循比较优势的内生和动态演进规律。总的来讲，各经济体在分工体系中，要“因地制宜、物尽其用”，通过生产各具比较优势的差异化产品获取来自国际贸易与分工带来的利益或福利，推动经济发展。日韩等国家已经在技术和人力资本等方面积累了较高的比较优势，要继续维持其在分工中的地位，在充分利用既有比较优势基础上不断开拓和创新，寻求技术突破。其他资本、技术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整合、充分利用既有的比较优势情况下，继续发挥传统要素禀赋带来的比较优势，通过分工与贸易尽可能获取收益，切实推动本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同时，通过教育、鼓励创新等，推动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变。
作为国际生产分工直接参与者的企业，应根据自身定位与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价值链，寻求资源的最优配置。从产业层面，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国际分工有序结合，明确相关产业在新一轮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和所处位置，实现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或产业的转移。国家层面，需要政府通过政策为推动比较优势演进、实现生产分工协同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Ando M.， F. Kimura.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in East Asia[C]//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ast Asia，NBER-East Asia Seminar on Economics，Volume 14.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2] Akamatsu K.The Synthetic Principle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Country[J].The Journal of Economy，1932（6）.
[3] Balassa B.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Revealed”Comparative Advantage1[D].The Manchester School，1965.
[4] Vernon R.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6，8（4）.
[5] Dixit A K，Stiglitz J E.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9，69（5）.
[6] Helpman E，Krugman P R.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Increasing Returns，Imperfect Competition，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M].MIT press，1985.
[7] Posner M V.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echnical Change[J].Oxford Economic Papers，1961，13（3）.
[8] Grossman G M，Helpman E.Trade，Innovation， and Growth[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0，80（2）.
[9] 楊海余，吴金铎.我国贸易条件恶化与经济持续增长并存的原因——基于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视角[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10] Grossman G，Maggi G.Trade and Divers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5）.
[11] 代谦，别朝霞.人力资本、动态比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J].世界经济，2006（11）.
[12] 彭支伟，刘钧霆.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8（12）.
关键词：比较优势 东亚 因子分析方法
中圖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7）05（c）-062-03
1 引言
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各国或地区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国际性生产分工与贸易，并出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品内的分工与贸易现象突显，全球生产网络和区域性生产网络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Ando、Kimura（2005）认为，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是当今世界除北美、欧盟以外的第三个区域性生产网络。“东亚奇迹”便是东亚各经济体基于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合作后形成区域性生产体系后的早期成果[1]。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932）也提出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雁形模式”，在早期东亚各经济体的分工中，日本作为“领头雁”专业化生产并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作为“雁身”的四小龙等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专业化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与中低端技术含量的产品，而中国与东盟诸国作为“雁尾”则主要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2]。但东亚各经济体在后续经济发展中逐渐差异性发展，区域性生产网络体系与格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使得其原有的“领头雁”作用不断弱化；中国经济在快速崛起中加深了与“雁身”和其他“雁尾”国家的经济联系，而自身的人口红利逐渐削弱；东盟作为其中一个经济体，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经济不断实现赶超。在这一过程中，不可否认，东亚区域内比较优势的演进与生产分工相关，但生产分工与比较优势是否匹配则值得进一步研究。
2 文献综述
2.1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
在对比较优势的研究中，大卫·李嘉图（1817）在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认为，当生产中仅投入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两国比较优势来源于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别引致相对成本的差别，进而决定了两国在国际上的生产、分工和贸易模式。当然，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没有对两国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比较成本发生差异的原因进行解释。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劳动力不是唯一的生产要素，还包括土地、资本等自然资源。在后续研究中，赫克歇尔（1919）及俄琳（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将生产要素拓展为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在新古典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假定贸易双方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即具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发现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和商品生产要素密集度的不同是造成产品相对成本差异的原因。
2.2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
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采用静态分析方法对现实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局限性不断突显，后续的研究逐渐向动态性分析转变。Balassa（1965）的阶梯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存在客观上的差别，各国的比较优势、进出口商品结构会随着各自生产要素积累状况的变化而变化[3]。随后在新贸易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中，学者们开始探讨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内生性影响。Vernon（1966）在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指出，随着产品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其要素密集度会发生动态变化，不同的国家在产品的不同生命阶段具有比较优势[4]。Dixit和Stiglitz（1977）首先在比较优势分析中引入规模经济这一概念，认为一国的消费市场引致的生产规模扩大会降低平均成本，且平均成本低于具有要素禀赋优势但生产规模小的另一国，可使另一国放弃生产[5]。Helpman和Krugman（1985）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中考察规模经济对比较优势的引致效应，认为两国即使没有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异，规模经济也会带来国际贸易[6]。Posner（1961）提出技术差距论，认为技术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技术差距将引起各国比较优势的变动[7]。Grossman和Helpman（1990）基于产品不断创新、知识资本，建立了R&D产生比较优势的动态分析模型[8]。杨海余和吴金铎（2007）研究发现技术进步与创新是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转化的关键[9]。Grossman和Maggi（2000）在建立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贸易竞争模型基础上，探讨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由于人力资本分配所带来的影响[10]。代谦和别朝霞（2006）通过构造以人力资本为核心内生技术变迁模型探讨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发现各国人力资本积累的消长是动态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11]。近年来，兴起的新李嘉图（RHO）理论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H-O要素禀赋理论相结合，通过整合生产率、要素禀赋、制度因素等多种影响因素对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作出全面的解释。
3 东亚主要经济体比较优势的测定
各经济体遵循本国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并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分工和生产的优势结构，获得分工和贸易带来的利益。在此，需要对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进行测定。当前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比较优势来源指标体系。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整理，把比较优势来源构成分为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因素五种，并借助因子分析方法对东亚各主要经济体的比较优势状况进行分析。
3.1 基本原理与分析步骤
因子分析的原理是将比较密切的几个相关变量归到同一类，每一类变量作为一个因子，用较少的几个因子去反映原始资料的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方法作为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降维的同时尽可能保留数据信息，通过少数几个综合指标清晰地揭示变量的经济影响、变量之间的关系。一般常用针对变量的R型因子分析，基本原理如下。
为更好地描述基础指标变量与主因子之间的关系，在上述因子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基本原理，采用方差最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通过统计软件计算得出各主要经济体比较优势主要载体的综合得分情况。
本文在实证分析中，通过拓展比较优势来源，构建比较优势指标体系进行因子分析，全面剖析东亚各主要经济体比较优势的变化情况（详细情况见表1）。
从表1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在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方面，1996年～2014年间，中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领先于东亚其他主要经济体；越南的劳动力优势明显提高，由1996年的0.1748上升到2014年的0.9938；印尼、马来西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日韩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物质资本比较优势上，中国保持持续大幅增长，印尼也处于上升趋势，而其他国家有升有降，日本在低水平上仍表现出下降趋势。
人力资本方面，日本在领先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情况下，2005年、2014年有所下降；韩国这一比较优势持续大幅度提升；新加坡的人力资本比较优势也有所上升。中国、印度尼西亚最为落后，是负值。
技术优势角度，日本远远超过其他东亚经济体，从1996年的1.5292下降到2014年的0.9030，并在2014年被优势逐渐上升的韩国赶上。中国虽然与日本、韩国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保持了上升势头，由1996年的-0.5706上升至2014年的0.2773。
在制度质量，新加坡制度比较优势最突出，中国处于比较劣势，在发展中没有得到有效地提升。
4 动态比较优势下东亚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各经济体为更好地参与世界分工，必须结合其比较优势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适当位置。对于政府而言，优化国家参与国际生产分工也得遵循比较优势的内生和动态演进规律。总的来讲，各经济体在分工体系中，要“因地制宜、物尽其用”，通过生产各具比较优势的差异化产品获取来自国际贸易与分工带来的利益或福利，推动经济发展。日韩等国家已经在技术和人力资本等方面积累了较高的比较优势，要继续维持其在分工中的地位，在充分利用既有比较优势基础上不断开拓和创新，寻求技术突破。其他资本、技术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整合、充分利用既有的比较优势情况下，继续发挥传统要素禀赋带来的比较优势，通过分工与贸易尽可能获取收益，切实推动本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同时，通过教育、鼓励创新等，推动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变。
作为国际生产分工直接参与者的企业，应根据自身定位与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价值链，寻求资源的最优配置。从产业层面，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国际分工有序结合，明确相关产业在新一轮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和所处位置，实现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或产业的转移。国家层面，需要政府通过政策为推动比较优势演进、实现生产分工协同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Ando M.， F. Kimura.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in East Asia[C]//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ast Asia，NBER-East Asia Seminar on Economics，Volume 14.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2] Akamatsu K.The Synthetic Principle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Country[J].The Journal of Economy，1932（6）.
[3] Balassa B.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Revealed”Comparative Advantage1[D].The Manchester School，1965.
[4] Vernon R.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6，8（4）.
[5] Dixit A K，Stiglitz J E.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9，69（5）.
[6] Helpman E，Krugman P R.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Increasing Returns，Imperfect Competition，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M].MIT press，1985.
[7] Posner M V.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echnical Change[J].Oxford Economic Papers，1961，13（3）.
[8] Grossman G M，Helpman E.Trade，Innovation， and Growth[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0，80（2）.
[9] 楊海余，吴金铎.我国贸易条件恶化与经济持续增长并存的原因——基于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视角[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10] Grossman G，Maggi G.Trade and Divers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5）.
[11] 代谦，别朝霞.人力资本、动态比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J].世界经济，2006（11）.
[12] 彭支伟，刘钧霆.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