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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0）
【摘要】：苏轼晚年在诗歌美学理论上追求简古、朴实，形成了著名的“枯淡”论。这一理论既是对之前梅尧臣追求平淡美的继承，又进一步的阐发了平淡如何获得，对后世诗歌平淡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苏轼；枯淡；内涵；影响
一、基本内涵
自“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批判齐梁绮丽诗风以来，诗人们就已开始追求由秾丽转向清淡的诗风变革。到了宋代，平淡成为诗人们共同的审美取向。在苏轼之前，梅尧臣、欧阳修等人已开始用“平淡”论诗。梅尧臣有许多关于平淡的论述，认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为诗则平淡邃美”[1]等。欧阳修也十分欣赏梅尧臣诗歌体现出来的平淡风格，赞扬他“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2]，诗文革新运动领袖的倡导进一步促进了平淡诗风在有宋一代的盛行。
到了苏轼，梅尧臣的平淡说被进一步补充发展，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枯淡”论，我们可以从苏轼的一系列论述中探知“枯淡”的基本内涵。“枯淡”论的提出建立在苏轼对陶渊明诗歌批评的基础之上，他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中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實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3]苏轼还在《评韩柳诗》中对“枯淡”风格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4]这是他第一次用“枯淡”来论诗，指出了陶渊明的诗歌风格就是“枯淡”。此外，苏轼又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说：“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5]丰富的意蕴，是以简朴古拙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的；深永的意味，寄托在淡泊无味的平淡语言之中。苏轼运用了“质”与“绮”，“癯”与“腴”，“枯”与“膏”，“纤秾”与“简古”这样几组对立的概念来论述“枯淡”，这看似矛盾的两种美学风格实质上是辩证统一的。所谓“外枯”，是指诗歌在创作形式、技巧运用等外在表现上删繁就简、返璞归真；而“中膏”则是指诗歌在内涵趣味，情思表达等内在意蕴上丰富充实、意味深长。“中膏”是“外枯”的基础和灵魂，“外枯”是“中膏”的表现和更高层次的表达，也就是说，“枯淡”论要求诗歌的外表平淡无奇内涵却能寄意深远，“外枯”与“中膏”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单纯平淡朴实的文字并不符合苏轼的要求，“质木无文”、“淡而寡味”的诗歌算不上枯淡，只有那些“语淡而味终不薄”、“似淡而实美”的文字才是真正的枯淡。可以说，苏轼的“枯淡”论与梅尧臣“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見于言外”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要求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在有限的文字之外蕴含无限意味，“至味”即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
二、获得方法
梅尧臣认为“唯造平淡难”，关于如何“造平淡”，他的确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苏轼在这一点上则提出了独到见解，进一步丰富了“枯淡”论的内涵。在《与二郎文》中，苏轼提到：“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6]也就是说，要达到平淡、简古的诗歌风格需要先经过一个绚烂至极的过程，应当包括人生经验的充分积累和创作技巧的高度纯熟，并非容易得到的。这一点的提出可以结合苏轼晚年的经历来看，政治上的屡屡失意，一次又一次的贬谪生活让他远离了官场的纷争，陶然于大自然，与佛、道的亲近也让他更加趋向于虚静的境界，愈加欣赏、向往陶渊明归于田园的淡泊生活。再加上他半生文学创作的实践体验，创作技巧已然精雕细琢、运斤成风，积累到了较为充足的程度。因而他能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审美情趣、创作技巧用高雅淡泊质朴的文字表达出来，达到绚烂中见平淡的境界。
三、后世影响
认识到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皆以平淡为诗歌风格追求的，苏轼并不是第一人。早在唐朝，白居易就在《与元九书》中提到“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7]司空图也有“右丞、苏州，趣味澄夐，若清流之贯达”[8]以及“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搜研之致，亦深远矣”[9]这样的评论，都对韦、柳诗歌“淡”的一面有所品味。但苏轼创造性的一点在于他认为陶、韦、柳同属一系，认为韦应物、柳宗元与陶渊明在诗风上有着承继的关系，并用“枯淡”理论来总结他们共同的诗风特征，指出他们的诗歌都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这种派系和风格的总结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启发和影响。如曾季里在《艇斋诗话》中高度赞赏苏轼这一观点，认为“前人论诗，初不知有韦苏州、柳子厚，论字亦不知有杨凝式。二者至东坡后而发此秘，遂以韦柳配渊明，凝式配颜鲁公，东坡真有德于三子”[10]，肯定了苏轼在理论上作出的总结。南宋杨万里认为“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11]，元好问的“一语天下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12]……都是受到了苏轼“枯淡”论的影响，在苏轼的观点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苏轼的“枯淡”论有其继承的一面，也有其独到的一面。它不仅对后世诗论产生深远影响，后来更被广泛地应用到词论、画论之中，影响了诗词文画等艺术形式的创作。
注释：
[1]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2]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
[3]陈宏天、高秀芳《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
[4]孔凡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5]同上
[6]孔凡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7]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8]张少康，《司空图及其诗论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
[9]同上
[10]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
[11]同上
[12]郭绍虞，《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小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作者简介：王璐瑶，山东大学文学院2014级本科生。
【摘要】：苏轼晚年在诗歌美学理论上追求简古、朴实，形成了著名的“枯淡”论。这一理论既是对之前梅尧臣追求平淡美的继承，又进一步的阐发了平淡如何获得，对后世诗歌平淡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苏轼；枯淡；内涵；影响
一、基本内涵
自“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批判齐梁绮丽诗风以来，诗人们就已开始追求由秾丽转向清淡的诗风变革。到了宋代，平淡成为诗人们共同的审美取向。在苏轼之前，梅尧臣、欧阳修等人已开始用“平淡”论诗。梅尧臣有许多关于平淡的论述，认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为诗则平淡邃美”[1]等。欧阳修也十分欣赏梅尧臣诗歌体现出来的平淡风格，赞扬他“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2]，诗文革新运动领袖的倡导进一步促进了平淡诗风在有宋一代的盛行。
到了苏轼，梅尧臣的平淡说被进一步补充发展，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枯淡”论，我们可以从苏轼的一系列论述中探知“枯淡”的基本内涵。“枯淡”论的提出建立在苏轼对陶渊明诗歌批评的基础之上，他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中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實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3]苏轼还在《评韩柳诗》中对“枯淡”风格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4]这是他第一次用“枯淡”来论诗，指出了陶渊明的诗歌风格就是“枯淡”。此外，苏轼又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说：“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5]丰富的意蕴，是以简朴古拙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的；深永的意味，寄托在淡泊无味的平淡语言之中。苏轼运用了“质”与“绮”，“癯”与“腴”，“枯”与“膏”，“纤秾”与“简古”这样几组对立的概念来论述“枯淡”，这看似矛盾的两种美学风格实质上是辩证统一的。所谓“外枯”，是指诗歌在创作形式、技巧运用等外在表现上删繁就简、返璞归真；而“中膏”则是指诗歌在内涵趣味，情思表达等内在意蕴上丰富充实、意味深长。“中膏”是“外枯”的基础和灵魂，“外枯”是“中膏”的表现和更高层次的表达，也就是说，“枯淡”论要求诗歌的外表平淡无奇内涵却能寄意深远，“外枯”与“中膏”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单纯平淡朴实的文字并不符合苏轼的要求，“质木无文”、“淡而寡味”的诗歌算不上枯淡，只有那些“语淡而味终不薄”、“似淡而实美”的文字才是真正的枯淡。可以说，苏轼的“枯淡”论与梅尧臣“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見于言外”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要求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在有限的文字之外蕴含无限意味，“至味”即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
二、获得方法
梅尧臣认为“唯造平淡难”，关于如何“造平淡”，他的确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苏轼在这一点上则提出了独到见解，进一步丰富了“枯淡”论的内涵。在《与二郎文》中，苏轼提到：“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6]也就是说，要达到平淡、简古的诗歌风格需要先经过一个绚烂至极的过程，应当包括人生经验的充分积累和创作技巧的高度纯熟，并非容易得到的。这一点的提出可以结合苏轼晚年的经历来看，政治上的屡屡失意，一次又一次的贬谪生活让他远离了官场的纷争，陶然于大自然，与佛、道的亲近也让他更加趋向于虚静的境界，愈加欣赏、向往陶渊明归于田园的淡泊生活。再加上他半生文学创作的实践体验，创作技巧已然精雕细琢、运斤成风，积累到了较为充足的程度。因而他能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审美情趣、创作技巧用高雅淡泊质朴的文字表达出来，达到绚烂中见平淡的境界。
三、后世影响
认识到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皆以平淡为诗歌风格追求的，苏轼并不是第一人。早在唐朝，白居易就在《与元九书》中提到“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7]司空图也有“右丞、苏州，趣味澄夐，若清流之贯达”[8]以及“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搜研之致，亦深远矣”[9]这样的评论，都对韦、柳诗歌“淡”的一面有所品味。但苏轼创造性的一点在于他认为陶、韦、柳同属一系，认为韦应物、柳宗元与陶渊明在诗风上有着承继的关系，并用“枯淡”理论来总结他们共同的诗风特征，指出他们的诗歌都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这种派系和风格的总结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启发和影响。如曾季里在《艇斋诗话》中高度赞赏苏轼这一观点，认为“前人论诗，初不知有韦苏州、柳子厚，论字亦不知有杨凝式。二者至东坡后而发此秘，遂以韦柳配渊明，凝式配颜鲁公，东坡真有德于三子”[10]，肯定了苏轼在理论上作出的总结。南宋杨万里认为“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11]，元好问的“一语天下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12]……都是受到了苏轼“枯淡”论的影响，在苏轼的观点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苏轼的“枯淡”论有其继承的一面，也有其独到的一面。它不仅对后世诗论产生深远影响，后来更被广泛地应用到词论、画论之中，影响了诗词文画等艺术形式的创作。
注释：
[1]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2]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
[3]陈宏天、高秀芳《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
[4]孔凡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5]同上
[6]孔凡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7]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8]张少康，《司空图及其诗论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
[9]同上
[10]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
[11]同上
[12]郭绍虞，《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小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作者简介：王璐瑶，山东大学文学院2014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