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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洲，经济萧条，政治空气一触即发，百般压抑的气氛之中，绚丽夺目超现实主义艺术应运而生；在时尚界，也涌现出一个锐意创新的“惊人”设计师，那就是让时装女王可可·香奈儿闻之色变的“那个意大利女人”艾尔莎·夏帕瑞丽。
眼泪成诗，或选择另一条道路
这个为了爱情背井离乡的姑娘是意大利名门闺秀，1890年出生于罗马，她的母亲是那不勒斯贵族，而时任罗马大学院长和中世纪手稿馆长的父亲是著名学者、东方语言权威，她还有一个身为天文学家的叔父，罗马的一条街道都以这个叔父的名字命名。夏帕瑞丽从小就接受很好的教育，在罗马大学学哲学的时候就因出版相当感性的诗集而震惊了整个保守的家族，并因此一度被送到修道院，直到她绝食抗议。
夏帕瑞丽喜欢音乐、诗歌，也学习过天文、哲学、油画、雕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她已游遍欧洲各国、美国以及北非。在伦敦的时候，夏帕瑞丽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参观博物馆和参加讲座，后来嫁给了一名讲师，并随他去了美国。没想到的是，婚后3年，也就在小女儿玛丽亚·路易莎出生后不久，丈夫抛弃了她和两个幼女，且几乎没给她们留下任何财产。
遭遇变故，夏帕瑞丽没有一蹶不振，她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从此以后，她的感情经历极少被人提及，更多被提及的，是她的“惊人”。一个女人，如若不能拥有世俗眼中的幸福归宿，或不能让某一个特定男人对你另眼相看，至少，她还可以让那个男人以外的世人震惊，夏帕瑞丽便是用被这种拆散的韵脚铸就了让世界颤抖的“惊人”。
香奈儿女士的“不友好竞争对手”
在中国人教版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上，有这样一篇课文：《通往广场的路不止一条》，作者便是艾尔莎·夏帕瑞丽（课本上译作伊尔莎·斯奇培尔莉）。她这样写道：“有一次，父亲带着我，爬上教堂高高的塔顶，脚底下，星罗棋布的村庄环抱着罗马，如蛛网般交织的街道，一条条通往城市广场。‘好好瞧瞧吧，亲爱的孩子，’父亲和蔼地说，‘通往广场的路不止一条。生活也是一样，假如你发现走这条路不能到达目的地的话，就可以走另一条路试试！’此后，我一直把父亲的教导记在心间。”
夏帕瑞丽的梦想是做一名时装设计师。关于她的事业开端，在这篇文章里也有提及：“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朋友。她的毛衣颜色很素净，却编织得极为巧妙。‘多漂亮的毛衣呀！是自己织的吗？’我问道。‘不是，’她答道，‘是维黛安太太织的，她在美国学的。’突然，我的眼睛一亮，一个大胆的念头在脑海闪现：我为什么不从毛衣入手，自己设计、制作和出售时装呢？我画了一张黑白蝴蝶花纹的毛衣设计图，请维黛安太太先织了一件。为了观察别人的反应，我穿着这件毛衣，参加了一个时装商人的午宴。结果，一家大商场的经理当场就向我订购了四十件，约定两星期内交货。我大喜过望，脚下仿佛踩着一朵幸福的云。”
1927年，可可·香奈儿正如女王般在巴黎时装界独占鳌头，她是人们心中不可动摇的权威，而那件胸前缀有儿童涂鸦式蝴蝶花纹的黑白两色针织套衫平地掀起一股新风，被《时尚》杂志评选为“年度毛线衫”，艾尔莎·夏帕瑞丽这个名字崭露头角。很快，夏帕瑞丽自己的服装店在巴黎开业，短短几年便成为惟一能够威胁到可可·香奈儿的“不友好竞争对手”。据说，终其一生，可可·香奈儿不曾直呼这位竞争对手的名字，言语中提及，只管她叫“那个意大利女人”。
夏帕瑞丽成功所依靠的决不仅仅是机缘巧合，亦非一路平步青云如有神助，而是自己另辟蹊径的灵光：“我计划举办一次大型时装展，但在离展出只有十三天的时候，缝纫姑娘们在另一家时装店的挑拨下跑光了。这回该从哪儿找到一条出路呢？看来，我的时装展不得不推迟了——不然，就只有展出未缝成的衣服了。对呀！我为什么不可以搞一个不是成衣的时装展呢？时装展如期开幕。这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展览会——有的衣服没有袖子，有的只有一只袖子，有的还是一片布样。虽然我们展出的时装不是成衣，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这些时装缝成后的颜色和式样。这次展览，激发了顾客的兴趣，前来订货的人络绎不绝。父亲的教导让我一生受用不尽——通往广场的路不止一条！”
这样征服巴黎
可可·香奈儿评价艾尔莎·夏帕瑞丽为“会做衣裳的画家”，不无揶揄，却也一针见血。
当时，世界进入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的同时艺术却格外蓬勃发展。西方现代各流派的优秀画家云集巴黎，而从小受到良好艺术训练的夏帕瑞丽恰逢其时，如鱼得水。她和所有前卫艺术大家都保持着非常好的私交：凡·童根、希鲁勃格和贾图曾为她画效果图和设计晚装图案；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也常为她设计刺绣花样和印花图案，使她的每件服装都俨然是一幅现代艺术品，甚至连萨尔瓦多·达利最著名的作品《带抽屉的维纳斯》都是从夏帕瑞丽的古怪抽屉式口袋中得到的启示。
艾尔莎·夏帕瑞丽本人也是一个用服装作画的高手。她尤其善于大胆用色，罌粟红、紫罗兰、猩红，以及使她声名大振的粉红色，更因她的颠覆被誉为“惊人的粉红”。
夏帕瑞丽“色不惊人死不休”的大胆做法，给属于可可·香奈儿的平直、黑白的年代带来了新的冲击，当然，夏帕瑞丽的“惊人”决不仅仅局限于用色，她将时装作为画布，任意挥洒自己的创造和想象。她深谙混搭的精髓，常把非洲元素、东方元素随手拈来运用于自己的时装上。她还曾在一条银色的长裙表面装上填充物，让它看上去有无数个气泡，这条古怪的裙子很快登上了 《Vogue》杂志的内页。有人曾置疑衣服的实穿性，夏帕瑞丽说，永远不要让衣服去适应你的身体，而要训练你的身体去适应衣服。
实际上，夏帕瑞丽非常看中服装的实穿性，她并不是一味追求古怪创意，而忽略其本质用途。她第一个将拉链用到时装上，第一个把化纤织物带入高级时装界。她从伦敦近卫军制服上得到灵感， 把男性化的夸张宽垫肩引入女装设计。正因为这种超前的艺术天赋和设计才能，1934年，夏帕瑞丽登上了《时代》杂志8月号的封面。
她还捣腾过一些俏皮、幽默的设计，好似对正统设计近乎玩笑式的戏弄：她把 “惊人”香水瓶设计成沙漏器状的蜂腰人体；她设计的女式拎包在打开时伴有音乐声或搭配有发出闪烁磷光的装饰物；还有鞋子形状和炸猪排状的帽子、装有办公桌抽屉式口袋的外套、蜻蜓形的围巾、带红指甲的手套、骨架裙子……不一而足。
散尽繁华，不如归去
到了30年代初期，夏帕瑞丽的公司年利润已达一亿二千万法郎，她拥有26个工厂和两千多名雇员。1934年，夏帕瑞丽搬到凡都姆宫开设了高级时装店，这是供少数特权阶层消费的时髦店。同年，她又在伦敦格罗夫纳街36号开设豪华服装店。二次大战前夕，夏帕瑞丽已成为巴黎时装界最受欢迎的设计师了。
相传，夏帕瑞丽和香奈儿各自的沙龙仅隔一家“雷茨”酒吧，这里也成为两人经常光顾之处。香奈儿通常是从酒吧的后门一侧进来，夏帕瑞丽则从另一侧进来，于是她嘲弄地说：“可怜的香奈儿，我走正门，她却只能走后门！”
当二次大战爆发后，法国沦陷，夏帕瑞丽移居美国，直到法国光复后才回到巴黎重振时装业，1945年再次推出新的服装系列，不过这时的她已无力恢复战前的辉煌。1954年，也就是香奈儿复出的那一年，夏帕瑞丽关闭了商店，结束了曾经显赫一时的时装生涯，仅在自己品牌的香水、化妆品、针织品、围巾生产方面担任名义上的顾问。同年，这个曾令人震惊的女人写了一本自传——《令人震惊的生活》。
夏帕瑞丽选择了和可可·香奈儿不一样的道路，她不愿一头白发了还在和年轻人争春，经过流星般璀璨的30年，她毅然退隐，往返于巴黎和青年时曾畅游的突尼斯安度晚年。1973年，83岁的艾尔莎在巴黎安详逝去。没有活到老做到老，大概是她如今名气不及可可·香奈儿的原因。
眼泪成诗，或选择另一条道路
这个为了爱情背井离乡的姑娘是意大利名门闺秀，1890年出生于罗马，她的母亲是那不勒斯贵族，而时任罗马大学院长和中世纪手稿馆长的父亲是著名学者、东方语言权威，她还有一个身为天文学家的叔父，罗马的一条街道都以这个叔父的名字命名。夏帕瑞丽从小就接受很好的教育，在罗马大学学哲学的时候就因出版相当感性的诗集而震惊了整个保守的家族，并因此一度被送到修道院，直到她绝食抗议。
夏帕瑞丽喜欢音乐、诗歌，也学习过天文、哲学、油画、雕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她已游遍欧洲各国、美国以及北非。在伦敦的时候，夏帕瑞丽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参观博物馆和参加讲座，后来嫁给了一名讲师，并随他去了美国。没想到的是，婚后3年，也就在小女儿玛丽亚·路易莎出生后不久，丈夫抛弃了她和两个幼女，且几乎没给她们留下任何财产。
遭遇变故，夏帕瑞丽没有一蹶不振，她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从此以后，她的感情经历极少被人提及，更多被提及的，是她的“惊人”。一个女人，如若不能拥有世俗眼中的幸福归宿，或不能让某一个特定男人对你另眼相看，至少，她还可以让那个男人以外的世人震惊，夏帕瑞丽便是用被这种拆散的韵脚铸就了让世界颤抖的“惊人”。
香奈儿女士的“不友好竞争对手”
在中国人教版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上，有这样一篇课文：《通往广场的路不止一条》，作者便是艾尔莎·夏帕瑞丽（课本上译作伊尔莎·斯奇培尔莉）。她这样写道：“有一次，父亲带着我，爬上教堂高高的塔顶，脚底下，星罗棋布的村庄环抱着罗马，如蛛网般交织的街道，一条条通往城市广场。‘好好瞧瞧吧，亲爱的孩子，’父亲和蔼地说，‘通往广场的路不止一条。生活也是一样，假如你发现走这条路不能到达目的地的话，就可以走另一条路试试！’此后，我一直把父亲的教导记在心间。”
夏帕瑞丽的梦想是做一名时装设计师。关于她的事业开端，在这篇文章里也有提及：“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朋友。她的毛衣颜色很素净，却编织得极为巧妙。‘多漂亮的毛衣呀！是自己织的吗？’我问道。‘不是，’她答道，‘是维黛安太太织的，她在美国学的。’突然，我的眼睛一亮，一个大胆的念头在脑海闪现：我为什么不从毛衣入手，自己设计、制作和出售时装呢？我画了一张黑白蝴蝶花纹的毛衣设计图，请维黛安太太先织了一件。为了观察别人的反应，我穿着这件毛衣，参加了一个时装商人的午宴。结果，一家大商场的经理当场就向我订购了四十件，约定两星期内交货。我大喜过望，脚下仿佛踩着一朵幸福的云。”
1927年，可可·香奈儿正如女王般在巴黎时装界独占鳌头，她是人们心中不可动摇的权威，而那件胸前缀有儿童涂鸦式蝴蝶花纹的黑白两色针织套衫平地掀起一股新风，被《时尚》杂志评选为“年度毛线衫”，艾尔莎·夏帕瑞丽这个名字崭露头角。很快，夏帕瑞丽自己的服装店在巴黎开业，短短几年便成为惟一能够威胁到可可·香奈儿的“不友好竞争对手”。据说，终其一生，可可·香奈儿不曾直呼这位竞争对手的名字，言语中提及，只管她叫“那个意大利女人”。
夏帕瑞丽成功所依靠的决不仅仅是机缘巧合，亦非一路平步青云如有神助，而是自己另辟蹊径的灵光：“我计划举办一次大型时装展，但在离展出只有十三天的时候，缝纫姑娘们在另一家时装店的挑拨下跑光了。这回该从哪儿找到一条出路呢？看来，我的时装展不得不推迟了——不然，就只有展出未缝成的衣服了。对呀！我为什么不可以搞一个不是成衣的时装展呢？时装展如期开幕。这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展览会——有的衣服没有袖子，有的只有一只袖子，有的还是一片布样。虽然我们展出的时装不是成衣，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出这些时装缝成后的颜色和式样。这次展览，激发了顾客的兴趣，前来订货的人络绎不绝。父亲的教导让我一生受用不尽——通往广场的路不止一条！”
这样征服巴黎
可可·香奈儿评价艾尔莎·夏帕瑞丽为“会做衣裳的画家”，不无揶揄，却也一针见血。
当时，世界进入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的同时艺术却格外蓬勃发展。西方现代各流派的优秀画家云集巴黎，而从小受到良好艺术训练的夏帕瑞丽恰逢其时，如鱼得水。她和所有前卫艺术大家都保持着非常好的私交：凡·童根、希鲁勃格和贾图曾为她画效果图和设计晚装图案；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也常为她设计刺绣花样和印花图案，使她的每件服装都俨然是一幅现代艺术品，甚至连萨尔瓦多·达利最著名的作品《带抽屉的维纳斯》都是从夏帕瑞丽的古怪抽屉式口袋中得到的启示。
艾尔莎·夏帕瑞丽本人也是一个用服装作画的高手。她尤其善于大胆用色，罌粟红、紫罗兰、猩红，以及使她声名大振的粉红色，更因她的颠覆被誉为“惊人的粉红”。
夏帕瑞丽“色不惊人死不休”的大胆做法，给属于可可·香奈儿的平直、黑白的年代带来了新的冲击，当然，夏帕瑞丽的“惊人”决不仅仅局限于用色，她将时装作为画布，任意挥洒自己的创造和想象。她深谙混搭的精髓，常把非洲元素、东方元素随手拈来运用于自己的时装上。她还曾在一条银色的长裙表面装上填充物，让它看上去有无数个气泡，这条古怪的裙子很快登上了 《Vogue》杂志的内页。有人曾置疑衣服的实穿性，夏帕瑞丽说，永远不要让衣服去适应你的身体，而要训练你的身体去适应衣服。
实际上，夏帕瑞丽非常看中服装的实穿性，她并不是一味追求古怪创意，而忽略其本质用途。她第一个将拉链用到时装上，第一个把化纤织物带入高级时装界。她从伦敦近卫军制服上得到灵感， 把男性化的夸张宽垫肩引入女装设计。正因为这种超前的艺术天赋和设计才能，1934年，夏帕瑞丽登上了《时代》杂志8月号的封面。
她还捣腾过一些俏皮、幽默的设计，好似对正统设计近乎玩笑式的戏弄：她把 “惊人”香水瓶设计成沙漏器状的蜂腰人体；她设计的女式拎包在打开时伴有音乐声或搭配有发出闪烁磷光的装饰物；还有鞋子形状和炸猪排状的帽子、装有办公桌抽屉式口袋的外套、蜻蜓形的围巾、带红指甲的手套、骨架裙子……不一而足。
散尽繁华，不如归去
到了30年代初期，夏帕瑞丽的公司年利润已达一亿二千万法郎，她拥有26个工厂和两千多名雇员。1934年，夏帕瑞丽搬到凡都姆宫开设了高级时装店，这是供少数特权阶层消费的时髦店。同年，她又在伦敦格罗夫纳街36号开设豪华服装店。二次大战前夕，夏帕瑞丽已成为巴黎时装界最受欢迎的设计师了。
相传，夏帕瑞丽和香奈儿各自的沙龙仅隔一家“雷茨”酒吧，这里也成为两人经常光顾之处。香奈儿通常是从酒吧的后门一侧进来，夏帕瑞丽则从另一侧进来，于是她嘲弄地说：“可怜的香奈儿，我走正门，她却只能走后门！”
当二次大战爆发后，法国沦陷，夏帕瑞丽移居美国，直到法国光复后才回到巴黎重振时装业，1945年再次推出新的服装系列，不过这时的她已无力恢复战前的辉煌。1954年，也就是香奈儿复出的那一年，夏帕瑞丽关闭了商店，结束了曾经显赫一时的时装生涯，仅在自己品牌的香水、化妆品、针织品、围巾生产方面担任名义上的顾问。同年，这个曾令人震惊的女人写了一本自传——《令人震惊的生活》。
夏帕瑞丽选择了和可可·香奈儿不一样的道路，她不愿一头白发了还在和年轻人争春，经过流星般璀璨的30年，她毅然退隐，往返于巴黎和青年时曾畅游的突尼斯安度晚年。1973年，83岁的艾尔莎在巴黎安详逝去。没有活到老做到老，大概是她如今名气不及可可·香奈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