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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必穷而后工”，这话对，但又不尽全对。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特别强调“发愤”而作。
《文心雕龙·才略》中说冯衍：“敬通雅好辞说，而坎坛盛世；《显示》、《自序》亦蚌病成珠矣。”德国的大哲学家尼采也认为：“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歌唱都是痛苦使然。”法国作家福楼拜也说：“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诗却是更深沉的痛苦的流露。”
是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孟浩然仕途失意，才有如此苦语，冯舒说他“一生失意之诗，千古得意之句”。刘禹锡有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弃置生活，才有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人生感慨。公元767年，杜甫旅居夔州，生活无着，年老多病，重九登高，因所见闻，作《登高》以寄慨。“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寥寥十四字，内涵之丰富、层次之变幻、感情之复杂，非穷愁之极、艰难苦恨之至，孰能道出？由此看来，诗穷而后工，这话真的不错。不过，好诗并不只为穷愁时所专有，欢愉得意之时，也不乏有好诗产生。
《论语·阳货》中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末一个。
《诗·大序》里说：“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三者并举，没有偏重哪一种“音”。
《汉书·艺文志》中说：“诗言志”，也不偏也不倚，“故哀乐之心感，歌咏之声发”。韩愈在《送孟东野序》里写道：“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得志而“鸣其国家之盛”，失意而“自鸣不幸”，两者都是“不得其平则鸣”。杜甫失意，作《登高》以自鸣其不幸。我们再看看杜甫现存最早的诗棗《望岳》。此诗作于开元二十五年。开元二十四（公元736年），24岁的杜甫在科举场上失意之后，开始过一种“裘马轻狂”的浪漫生活，字里行间洋溢着青年杜甫那种蓬蓬勃勃的朝气，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故清人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说：“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见。取为压卷，屹然作镇。”这时的杜甫大概没有多少闲然，科场上的失意并未影响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和“自比稷与契”的雄心，创作上更是“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所以才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名句。
也许,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快乐、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我们姑且不管感情的真实与否，就创作而言，无病呻吟者有时却也能创作出好诗。刘禹锡在《三阁词》中描写美人“不应有恨事，娇甚却成愁”；范成大以“诗人多事惹闲愁，闭门自造愁如许”（《石湖诗集》）来嘲讽。张宋取笑秦观说：“世之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辞。秦子无忧而为忧者之辞，殆出于此耶？”陆游在《后春愁曲》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醉狂戏作《春愁曲》，素屏执扇传千家。当时说愁如梦寐，眼底何曾有恨事。”
辛弃疾作《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说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词的上阕无病而吟，不愤而作；下阕道出了人生和写作关系的另一种情况棗缄默，不论是说不出来，还是不说出来，往往意味和暗示着极其深重的人生“病痛”，极其深切的情感“悲愤”。
更有甚者，无忧而为忧者之辞。有由一个名叫李廷彦的人，写了一首百韵排律呈给他的上司，其中一联为：“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上司看了非常感动，深表同情说：“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此！”李廷彦忙恭恭敬敬回答：“实无此事，但图亲切耳。”此事传开，成为笑柄，有人续了两句：“只求诗好对，不怕两重丧。”（陶宗仪《说郛》）显然，李廷彦根据“穷苦之言易好”的原理作诗，而且很懂得诗要作得具体形象，情感应在具体事物中体现。如果他的上司不问，如果李廷彦默认不答，那么后世之读者有谁会知道其诗句中的事实真相呢？后世之读者又有谁不认为这一联是好诗句呢？
所以，发愤可以作诗，欢愉也可以作诗，就是无病而吟还是可以作诗，有时还可能作出好诗来，只是我们并不提倡“无病而吟”罢了。明人李贽说：“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吟也，虽作何观乎？”别林斯基也这样讲道：“情感是诗的天性中一个主要的活动因素，没有情感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相比之下，别林斯基的观点更为合理些，因为“悲愤”属于情感，“欢愉”也属于情感。“诗必穷而后工”说得很片面，不如“平和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客观公正。诗言志，诗要抒发情感，而且最好是写肺腑之言，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好诗出现。
（作者单位：445700 湖北省来凤县一中）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特别强调“发愤”而作。
《文心雕龙·才略》中说冯衍：“敬通雅好辞说，而坎坛盛世；《显示》、《自序》亦蚌病成珠矣。”德国的大哲学家尼采也认为：“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歌唱都是痛苦使然。”法国作家福楼拜也说：“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诗却是更深沉的痛苦的流露。”
是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孟浩然仕途失意，才有如此苦语，冯舒说他“一生失意之诗，千古得意之句”。刘禹锡有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弃置生活，才有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人生感慨。公元767年，杜甫旅居夔州，生活无着，年老多病，重九登高，因所见闻，作《登高》以寄慨。“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寥寥十四字，内涵之丰富、层次之变幻、感情之复杂，非穷愁之极、艰难苦恨之至，孰能道出？由此看来，诗穷而后工，这话真的不错。不过，好诗并不只为穷愁时所专有，欢愉得意之时，也不乏有好诗产生。
《论语·阳货》中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末一个。
《诗·大序》里说：“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三者并举，没有偏重哪一种“音”。
《汉书·艺文志》中说：“诗言志”，也不偏也不倚，“故哀乐之心感，歌咏之声发”。韩愈在《送孟东野序》里写道：“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得志而“鸣其国家之盛”，失意而“自鸣不幸”，两者都是“不得其平则鸣”。杜甫失意，作《登高》以自鸣其不幸。我们再看看杜甫现存最早的诗棗《望岳》。此诗作于开元二十五年。开元二十四（公元736年），24岁的杜甫在科举场上失意之后，开始过一种“裘马轻狂”的浪漫生活，字里行间洋溢着青年杜甫那种蓬蓬勃勃的朝气，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故清人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说：“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见。取为压卷，屹然作镇。”这时的杜甫大概没有多少闲然，科场上的失意并未影响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和“自比稷与契”的雄心，创作上更是“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所以才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名句。
也许,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快乐、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我们姑且不管感情的真实与否，就创作而言，无病呻吟者有时却也能创作出好诗。刘禹锡在《三阁词》中描写美人“不应有恨事，娇甚却成愁”；范成大以“诗人多事惹闲愁，闭门自造愁如许”（《石湖诗集》）来嘲讽。张宋取笑秦观说：“世之文章多出于穷人，故后之为文者喜为穷人之辞。秦子无忧而为忧者之辞，殆出于此耶？”陆游在《后春愁曲》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醉狂戏作《春愁曲》，素屏执扇传千家。当时说愁如梦寐，眼底何曾有恨事。”
辛弃疾作《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说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词的上阕无病而吟，不愤而作；下阕道出了人生和写作关系的另一种情况棗缄默，不论是说不出来，还是不说出来，往往意味和暗示着极其深重的人生“病痛”，极其深切的情感“悲愤”。
更有甚者，无忧而为忧者之辞。有由一个名叫李廷彦的人，写了一首百韵排律呈给他的上司，其中一联为：“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上司看了非常感动，深表同情说：“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此！”李廷彦忙恭恭敬敬回答：“实无此事，但图亲切耳。”此事传开，成为笑柄，有人续了两句：“只求诗好对，不怕两重丧。”（陶宗仪《说郛》）显然，李廷彦根据“穷苦之言易好”的原理作诗，而且很懂得诗要作得具体形象，情感应在具体事物中体现。如果他的上司不问，如果李廷彦默认不答，那么后世之读者有谁会知道其诗句中的事实真相呢？后世之读者又有谁不认为这一联是好诗句呢？
所以，发愤可以作诗，欢愉也可以作诗，就是无病而吟还是可以作诗，有时还可能作出好诗来，只是我们并不提倡“无病而吟”罢了。明人李贽说：“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吟也，虽作何观乎？”别林斯基也这样讲道：“情感是诗的天性中一个主要的活动因素，没有情感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相比之下，别林斯基的观点更为合理些，因为“悲愤”属于情感，“欢愉”也属于情感。“诗必穷而后工”说得很片面，不如“平和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客观公正。诗言志，诗要抒发情感，而且最好是写肺腑之言，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好诗出现。
（作者单位：445700 湖北省来凤县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