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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由国务院主持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是在“文革”初期举国动荡给工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冲击和破坏，中共九大之后国内政治形势相对稳定，全国人民迫切希望愈合内乱创伤的形势下召开的旨在稳定农村形势，促进农业生产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背景
从政治形势来看，“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四个年头的1970年，并没有像人们盼望的那样“胜利结束”，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做法继续盛行、泛滥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斗、批、改”运动包括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仍然接连不断。“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北主农村工作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形式下召开的。
从经济形势来看，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是在全国人口急剧增长和粮食生产持续滑坡，供求矛盾日益凸现的情况下召开的。1965至1969年间，我国人口急速增长，由1965年的7?郾25亿增长到1969年的8?郾07亿。人口的增长给基础薄弱的粮食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压力。1966年到1969年，我国农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生猪饲养量等都出现了下降和停滞的局面。全国农业总产值，1966年为640?郾9亿元，1967年为651?郾3亿元，仅比上年增长1?郾6%；1968年下降为634?郾5亿元，1969年上升为641?郾8亿元，也只比1966年增长了0?郾1%。全国粮食总产量，1966年为21400万吨，1967年为21782万吨，比1966年略有增产；1968年减少为20906万吨，比1966年下降2?郾3%；1969年略有回升，达到21097万吨，但也只为1966年水平的98?郾6%。①一方面是人口的骤增，一方面是农业生产的滑坡和停滞，给混乱的中国埋下了“手中缺粮，心中发慌”的潜在危机。
从农村工作方面看，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又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发生严重偏向的情况下举行的。“文革”开始后，大寨由原来自力更生的生产典型嬗变为推行极左路线的政治典型，主要经验也被主流媒体宣称为“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大寨一些“左”的做法被当作正确经验在全国广大农村推广。比如，大寨“自报公议”的评分记工法经过1967年9月和1968年1月农业部两次“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的首肯和推广后，到1968年，山西、山东、黑龙江、上海、天津、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市、自治区，实行大寨劳动管理制度的社队已占全部社队的半数以上。②大寨实行的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做法，昔阳县1967年上半年开始推广，翌年年底，已全部完成过渡。③据统计，山西、河北、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70年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占大队总数的比例骤升到14%。其中山西省的大多数生产队已合并为大队所有制，浙江省有1/4的社队实行了大队所有制。大寨取消自留地的做法，各地也纷纷效仿，有些地方将原来社员自留地占总耕地面积的7%减少到5%，有些地区，比如昔阳等县，则干脆将社员的自留地全部收归集体统一经营。大寨这些“左”的做法的宣传和推广，实际上是对包括《农业六十条》在内的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形成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农村基本政策的否定，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会议过程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筹备工作从6月初开始。6月2日，李先念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关于召开京、津、晋、冀、鲁、内蒙古、豫、辽、陕、甘等北方10省、市、区农业会议，促进粮食生产上“纲要”的问题。说是10省，但在会议筹备过程中，考虑到青海、宁夏、江苏、安徽四省区的情况和要求，又同意这四省参加会议。这样，原本计划的十省农业会议就变成了14省农业会议。而参加本次会议的远不止14个省，共有29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以及解放军各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各部委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农业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259人，其中北方14省的代表940人，有省、市、县的代表，也有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代表，甚至还有支农各行业的代表。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召开之前，8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一行还专程亲临昔阳县考察。在为期两天的行程中，纪登奎不仅视察了大寨、城关、安坪、界都、洪水、皋落等7个公社，武家坪、厚庄、南垴、石坪、西固壁等9个大队，还看了一批农田水利建设工程。这些都是为召开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做准备和定基调的。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两易其地。1970年8月25日，先在昔阳举行，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主持会议，8月31日又移至北京。为期41天的会议，又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在大寨大队和昔阳县参观；第二阶段（9月1日至9月13日）主要是“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路线分析，总结和交流各地学大寨的经验”，解决学大寨学什么和怎么展开学大寨的问题；第三阶段（9月14日至10月5日）才分组讨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措施和农村各项政策问题。
会议的主要内容
中央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主旨是通过学习和推广大寨与昔阳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的经验，一方面改变北方地区在农业生产上的落后面貌，另一方面迅速扭转“南粮北调”局面。这原本是中央察觉和改变“文革”初期的混乱状况、恢复党在农村基本政策的一次努力，但由于当时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和左倾思潮仍然十分严重，并贯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这次会议的内容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处于复杂多变之中。
这种矛盾和多变性，首先表现在以9月14日转入第三阶段为标志，会议实际上分为前后内容迥异的两个阶段。在第一、二阶段的参观和“革命大批判”、“路线分析”中，代表们紧跟当时政治形势，对“三自一包”等所谓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了猛烈批判，强调学大寨要“大批促大干”，提出要解决农村干部中所谓“五种人”掌权的问题。④会议进入第三阶段，代表们在分组讨论实现《纲要》的措施和各项农村经济政策中，纷纷要求坚持《农业六十条》，落实党的农村政策，认为《农业六十条》对巩固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应稳定不变；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畜；应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既要反对“工分挂帅”，也要反对平均主义做法；要认真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给生产队一些自主权。显然，坚持《农业六十条》，落实党的农村基本政策的意见构成了对前两个阶段会议内容的改变，成为会议的主流。
《人民日报》9月23日发表的社论《农业学大寨》和10月5日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之中。社论一方面充斥着“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搞好斗、批、改”之类的时尚语，另一方面，在回答“学大寨学什么”这个“当前深入开展学大寨群众运动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时，社论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是大寨经验中第一位的东西。学大寨首先要学这一条。至于大寨在经营管理、生产技术方面的一些具体办法，那是第二位的东西，一定要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办事。“学大寨，不学第一位的东西，只学第二位的东西，不学根本，只学表面，肯定是学不好的。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别人的某些做法，还有可能‘学歪了’。”《报告》也在“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红旗，农业学大寨，这是农业战线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的豪迈言辞下，把大寨经验和经营管理中的一些具体办法加以区分。在论及党的农村政策时，《报告》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农业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动；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安排种植；要制止随意调用生产队的劳力和物资等。指出“凡是关系到当前人民公社重要政策变动，都必须实现请示报告，各地不能擅自行动”，强调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反对平均主义和“一平二调”等。
会议的积极作用
北方农业会议虽然也因时应势参观了大寨和昔阳，进行了“革命大批判”，沿用了“大批促大干”等“左”的口号，但最后还是落脚到了坚持《农业六十条》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上。由于社论和《报告》将大寨的“根本经验”与“具体办法”加以区分，并将后者定位于“第二位”，这就在实际上降低了大寨具体做法和经验的普遍意义，给广大农村干部坚持正确的政策和抵制当时仍有很大影响力的“左”倾思想留下了相当空间。会议无论对当时还是以后稳定全国农村形势、推动农业生产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重申了《农业六十条》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为在农业领域和其他领域抵制“文革”前期的极左思潮和一系列“左”的做法提供了突破口和空间。以后，九届二中全会发动的“批陈整风”，批判陈伯达在各个方面的“左”的做法，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农村各项政策，实际上是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期主导精神的继续。1975年，在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工作时，对农业工作的领导仍然是以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坚持《农业六十条》为依据的。而且，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坚持《农业六十条》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农业领域，与后来的工业领域坚持《七十条》、科技领域坚持《四十条》等反“左”斗争连为一体，成为党内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重要内容。
其次，对稳定农民的思想、发展农村经济起了一定作用，也使整个国民经济连续下降的局面开始扭转。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至1971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大多数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传达贯彻活动。根据国务院指示，农林部于1970年10～11月向山西、安徽、天津、湖北、河北、江苏、四川、新疆等省、市、自治区派出调查组，了解、检查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执行情况。1971年4月，农林部给中央的《关于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情况报告》指出：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明确了学大寨要学根本，而刮大队核算风和收自留地风正是学大寨没学到根本的表现；广大农村干部提高了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前一时期出现的并队、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和收自留地之风，已基本刹住；农田基本建设大发展，地方办“五小”工业的积极性大为提高，等等。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再次要求各地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要生搬硬套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强调农业必须全面发展，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批判。
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积极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加强了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全国农业生产出现阶段性恢复和增长趋向。1966年，我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8?郾7%，动乱的1967、1968、1969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分别是1?郾6%、-2?郾6%和1?郾2%，而1970年、1971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分别为5?郾76%和3?郾23%，1972年由于受到严重自然灾害，虽然粮食总产量比1971年减少3?郾9%，但仍比丰收的1970年有所增长，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郾05%。1973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达到8?郾3%。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连续多年下滑的国民经济开始复苏。经过两年的发展，到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社会总产值达到4776亿元，比上年增长8?郾6%；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967亿元，比上年增长9?郾2%；社会商品零售额1106?郾7亿元，比上年增长8?郾2%；财政收入809?郾7亿元，比上年增长5?郾6%，收支平衡。⑤
再次，推动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以后的农业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1970年冬和1971年春，各地农村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普遍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全国共有近百万名干部、1亿多农民参加了农田基本建设。除普遍整地、修田、修渠、修塘、兴修小型水库和打井外，还兴修了一批大中型水利灌溉工程。如黄河下游的引黄排灌工程，经过大规模开挖排水系统后，又逐步恢复引水，先后修建引黄涵闸70多处，加上虹吸管及抽水站的建设，引提水能力达到4000多秒立方米，灌溉面积达10670平方公里。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淮河流域广大人民，在多年治淮的基础上，又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战，建成了一批大型和中小型水利工程，兴修了一批蓄洪工程，并整修了河道，开辟了新沂河、新沭河和苏北灌溉总渠等入海。这些工程的建成，大大提升了黄淮流域抵御洪涝旱灾的能力，使黄淮流域基本水利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为“文革”后期的农业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注释：
①参见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页。
②《人民日报》1968年9月。
③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④当时指的五种人是：钻进领导班子里的坏人；被敌人拉出去，敌我不分，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坏人的领导人；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好人好事不支持，坏人坏事不斗争，思想右倾保守的“老好人”；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过不了社会主义关的人。
⑤参见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9页。
（ 责编 兴柱 ）
会议背景
从政治形势来看，“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四个年头的1970年，并没有像人们盼望的那样“胜利结束”，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做法继续盛行、泛滥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斗、批、改”运动包括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仍然接连不断。“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群众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北主农村工作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形式下召开的。
从经济形势来看，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是在全国人口急剧增长和粮食生产持续滑坡，供求矛盾日益凸现的情况下召开的。1965至1969年间，我国人口急速增长，由1965年的7?郾25亿增长到1969年的8?郾07亿。人口的增长给基础薄弱的粮食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压力。1966年到1969年，我国农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生猪饲养量等都出现了下降和停滞的局面。全国农业总产值，1966年为640?郾9亿元，1967年为651?郾3亿元，仅比上年增长1?郾6%；1968年下降为634?郾5亿元，1969年上升为641?郾8亿元，也只比1966年增长了0?郾1%。全国粮食总产量，1966年为21400万吨，1967年为21782万吨，比1966年略有增产；1968年减少为20906万吨，比1966年下降2?郾3%；1969年略有回升，达到21097万吨，但也只为1966年水平的98?郾6%。①一方面是人口的骤增，一方面是农业生产的滑坡和停滞，给混乱的中国埋下了“手中缺粮，心中发慌”的潜在危机。
从农村工作方面看，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又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发生严重偏向的情况下举行的。“文革”开始后，大寨由原来自力更生的生产典型嬗变为推行极左路线的政治典型，主要经验也被主流媒体宣称为“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大寨一些“左”的做法被当作正确经验在全国广大农村推广。比如，大寨“自报公议”的评分记工法经过1967年9月和1968年1月农业部两次“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的首肯和推广后，到1968年，山西、山东、黑龙江、上海、天津、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市、自治区，实行大寨劳动管理制度的社队已占全部社队的半数以上。②大寨实行的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做法，昔阳县1967年上半年开始推广，翌年年底，已全部完成过渡。③据统计，山西、河北、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70年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占大队总数的比例骤升到14%。其中山西省的大多数生产队已合并为大队所有制，浙江省有1/4的社队实行了大队所有制。大寨取消自留地的做法，各地也纷纷效仿，有些地方将原来社员自留地占总耕地面积的7%减少到5%，有些地区，比如昔阳等县，则干脆将社员的自留地全部收归集体统一经营。大寨这些“左”的做法的宣传和推广，实际上是对包括《农业六十条》在内的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形成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农村基本政策的否定，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会议过程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筹备工作从6月初开始。6月2日，李先念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关于召开京、津、晋、冀、鲁、内蒙古、豫、辽、陕、甘等北方10省、市、区农业会议，促进粮食生产上“纲要”的问题。说是10省，但在会议筹备过程中，考虑到青海、宁夏、江苏、安徽四省区的情况和要求，又同意这四省参加会议。这样，原本计划的十省农业会议就变成了14省农业会议。而参加本次会议的远不止14个省，共有29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以及解放军各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各部委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农业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259人，其中北方14省的代表940人，有省、市、县的代表，也有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代表，甚至还有支农各行业的代表。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召开之前，8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一行还专程亲临昔阳县考察。在为期两天的行程中，纪登奎不仅视察了大寨、城关、安坪、界都、洪水、皋落等7个公社，武家坪、厚庄、南垴、石坪、西固壁等9个大队，还看了一批农田水利建设工程。这些都是为召开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做准备和定基调的。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两易其地。1970年8月25日，先在昔阳举行，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主持会议，8月31日又移至北京。为期41天的会议，又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在大寨大队和昔阳县参观；第二阶段（9月1日至9月13日）主要是“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路线分析，总结和交流各地学大寨的经验”，解决学大寨学什么和怎么展开学大寨的问题；第三阶段（9月14日至10月5日）才分组讨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措施和农村各项政策问题。
会议的主要内容
中央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主旨是通过学习和推广大寨与昔阳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的经验，一方面改变北方地区在农业生产上的落后面貌，另一方面迅速扭转“南粮北调”局面。这原本是中央察觉和改变“文革”初期的混乱状况、恢复党在农村基本政策的一次努力，但由于当时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和左倾思潮仍然十分严重，并贯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这次会议的内容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处于复杂多变之中。
这种矛盾和多变性，首先表现在以9月14日转入第三阶段为标志，会议实际上分为前后内容迥异的两个阶段。在第一、二阶段的参观和“革命大批判”、“路线分析”中，代表们紧跟当时政治形势，对“三自一包”等所谓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了猛烈批判，强调学大寨要“大批促大干”，提出要解决农村干部中所谓“五种人”掌权的问题。④会议进入第三阶段，代表们在分组讨论实现《纲要》的措施和各项农村经济政策中，纷纷要求坚持《农业六十条》，落实党的农村政策，认为《农业六十条》对巩固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应稳定不变；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畜；应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既要反对“工分挂帅”，也要反对平均主义做法；要认真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给生产队一些自主权。显然，坚持《农业六十条》，落实党的农村基本政策的意见构成了对前两个阶段会议内容的改变，成为会议的主流。
《人民日报》9月23日发表的社论《农业学大寨》和10月5日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之中。社论一方面充斥着“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搞好斗、批、改”之类的时尚语，另一方面，在回答“学大寨学什么”这个“当前深入开展学大寨群众运动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时，社论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是大寨经验中第一位的东西。学大寨首先要学这一条。至于大寨在经营管理、生产技术方面的一些具体办法，那是第二位的东西，一定要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办事。“学大寨，不学第一位的东西，只学第二位的东西，不学根本，只学表面，肯定是学不好的。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别人的某些做法，还有可能‘学歪了’。”《报告》也在“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红旗，农业学大寨，这是农业战线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的豪迈言辞下，把大寨经验和经营管理中的一些具体办法加以区分。在论及党的农村政策时，《报告》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农业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动；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安排种植；要制止随意调用生产队的劳力和物资等。指出“凡是关系到当前人民公社重要政策变动，都必须实现请示报告，各地不能擅自行动”，强调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反对平均主义和“一平二调”等。
会议的积极作用
北方农业会议虽然也因时应势参观了大寨和昔阳，进行了“革命大批判”，沿用了“大批促大干”等“左”的口号，但最后还是落脚到了坚持《农业六十条》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上。由于社论和《报告》将大寨的“根本经验”与“具体办法”加以区分，并将后者定位于“第二位”，这就在实际上降低了大寨具体做法和经验的普遍意义，给广大农村干部坚持正确的政策和抵制当时仍有很大影响力的“左”倾思想留下了相当空间。会议无论对当时还是以后稳定全国农村形势、推动农业生产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重申了《农业六十条》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为在农业领域和其他领域抵制“文革”前期的极左思潮和一系列“左”的做法提供了突破口和空间。以后，九届二中全会发动的“批陈整风”，批判陈伯达在各个方面的“左”的做法，特别是“九一三”事件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农村各项政策，实际上是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期主导精神的继续。1975年，在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工作时，对农业工作的领导仍然是以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坚持《农业六十条》为依据的。而且，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坚持《农业六十条》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农业领域，与后来的工业领域坚持《七十条》、科技领域坚持《四十条》等反“左”斗争连为一体，成为党内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重要内容。
其次，对稳定农民的思想、发展农村经济起了一定作用，也使整个国民经济连续下降的局面开始扭转。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至1971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大多数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传达贯彻活动。根据国务院指示，农林部于1970年10～11月向山西、安徽、天津、湖北、河北、江苏、四川、新疆等省、市、自治区派出调查组，了解、检查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执行情况。1971年4月，农林部给中央的《关于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情况报告》指出：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明确了学大寨要学根本，而刮大队核算风和收自留地风正是学大寨没学到根本的表现；广大农村干部提高了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前一时期出现的并队、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和收自留地之风，已基本刹住；农田基本建设大发展，地方办“五小”工业的积极性大为提高，等等。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再次要求各地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要生搬硬套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强调农业必须全面发展，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批判。
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积极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加强了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全国农业生产出现阶段性恢复和增长趋向。1966年，我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8?郾7%，动乱的1967、1968、1969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分别是1?郾6%、-2?郾6%和1?郾2%，而1970年、1971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分别为5?郾76%和3?郾23%，1972年由于受到严重自然灾害，虽然粮食总产量比1971年减少3?郾9%，但仍比丰收的1970年有所增长，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郾05%。1973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达到8?郾3%。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连续多年下滑的国民经济开始复苏。经过两年的发展，到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社会总产值达到4776亿元，比上年增长8?郾6%；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967亿元，比上年增长9?郾2%；社会商品零售额1106?郾7亿元，比上年增长8?郾2%；财政收入809?郾7亿元，比上年增长5?郾6%，收支平衡。⑤
再次，推动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以后的农业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1970年冬和1971年春，各地农村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普遍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全国共有近百万名干部、1亿多农民参加了农田基本建设。除普遍整地、修田、修渠、修塘、兴修小型水库和打井外，还兴修了一批大中型水利灌溉工程。如黄河下游的引黄排灌工程，经过大规模开挖排水系统后，又逐步恢复引水，先后修建引黄涵闸70多处，加上虹吸管及抽水站的建设，引提水能力达到4000多秒立方米，灌溉面积达10670平方公里。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淮河流域广大人民，在多年治淮的基础上，又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战，建成了一批大型和中小型水利工程，兴修了一批蓄洪工程，并整修了河道，开辟了新沂河、新沭河和苏北灌溉总渠等入海。这些工程的建成，大大提升了黄淮流域抵御洪涝旱灾的能力，使黄淮流域基本水利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为“文革”后期的农业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注释：
①参见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页。
②《人民日报》1968年9月。
③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67-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④当时指的五种人是：钻进领导班子里的坏人；被敌人拉出去，敌我不分，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坏人的领导人；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好人好事不支持，坏人坏事不斗争，思想右倾保守的“老好人”；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过不了社会主义关的人。
⑤参见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9页。
（ 责编 兴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