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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艺术欣赏口味，偏于浪漫与豪放。1958年，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期间，毛一再表示不喜欢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太现实了就不好写诗；欣赏屈原、李白，提倡“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毛在这个年头提倡浪漫主义，自然与发动旨在短时期“超英赶美”的“大跃进”直接相关，但也确与其素有的欣赏口味相关。
说到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先河的是庄子。鲁迅的经典性评价是：“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郭沫若在《庄子与鲁迅》一文中说得更具体：“庄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确是一个特异的存在，他不仅是一位出类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拔萃的文学家。”“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庄子》这部书差不多是一部优美的寓言和故事集。他的寓言多是由他那葱茏的想象力所构造出来的，立意每异想天开，行文多铿锵有韵，汉代的辞赋分明是源于这儿，一般的散记文学也应该推他为鼻祖。足以和他分庭抗礼，在韵文方面当数屈原，在散文方面或当推司马迁吧。”
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对庄子的思想体系自然无法认同，但对其浪漫主义的文采则与鲁迅、郭沫若一样，“惊其奥博”，“喜欢他的文辞”。要说明这种影响，毛泽东诗词便是绝好的例证。
胡乔木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选》所收录的最早的作品，是作于1918年4月的《七古·送纵宇一郎》。此诗有多处典出《庄子》，试看全篇：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秭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开首两句中“天马凤凰”，《毛泽东诗词选》编者解为“指衡山诸峰形状”。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诗词集》注释大同小异，解为“指岳麓山东南、湘江之西的两座毗邻的小山”。后者更为具体，但缺乏必要的说明，如此坐实，反不如前者通脱。笔者理解有所不同，倘顾及到此句的“春树里”，那末似乎也可理解为暮春时节(毛泽东为罗章龙——纵宇一郎系其留学日本的拟用名——送行，时在当年4月下旬)蓬勃迷蒙的景象，也正与上句的“积阴止”相照应。以“天马凤凰”形容蓬勃迷蒙的春天，典出《庄子·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句中的“野马”一般解为：春天林泽中的雾气浮动，状如奔马。诗人以“天马凤凰”来形容，似受胎于此。天马行空，凤凰翱翔，想象更为丰富，形态更为优美。
“鲲鹏击浪”是《逍遥游》的主体形象，最为醒豁，最负盛名。诗人毛泽东后来一再顾及。
“要将宇庙看秭米”，典出《秋水》：“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秭米之在大仓乎?”通读此句的上下文，庄子要说明事物的相对性这一哲理。诗人毛泽东思接千载，神游万里，以“要将宇庙看秭米”的诗句，抒发青年革命家“丈夫何事足萦怀”的豪情。正是这种吞吐宇宙的心胸，使诗人毛泽东后来写出“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诗句，写出“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的诗句，写出“小小寰球”的诗句。
结句“我返自涯君去矣”出自《山木》：“送君者皆自涯而反，君自此远矣。”如连读上句“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涯，愈往而不知其所以穷”，不但切合送别友人赴东瀛的本事，而且可以生发新意。
此诗虽出于诗人毛泽东身后罗章龙的回忆，但以“风格即人”的艺术规律来衡量，是可信的。如果一定要从得到诗人毛泽东认定的作品中去找出证据，那末1957年1月，诗人毛泽东交付《诗刊》创刊号发表的《旧体诗词十八首》，其领衔之作《沁园春·长沙》即是，其结句为：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发表之初，注家众说纷纭，多数解为典出“击楫中流”。1958年12月，诗人毛泽东作自注：
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弥足珍贵的是，诗人毛泽东为世人提供了他的早年诗作，虽是残篇，亦足见其性情。这副对仗工稳的联语，其下联出自《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 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水击三千里”恰可印证作于同一时期的“鲲鹏击浪从兹始”。对于这两句诗，诗人毛泽东印象深刻，在1964年1月对英译者做口头解释时再次征引。甚至在“文革”之初的非常时期，1966年7月8日，致信江青，再次引用以吐露心曲：“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是这样的大王了。”
诗人毛泽东生前无意发表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其颈联“斥 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飞”亦典出《逍遥游》：“斥 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
最能显示此种影响的，莫过于取材于《逍遥游》所创作的《念奴娇·鸟儿问答》。其上阕多系化用成句：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逍遥游》中的描述是：“穷法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曰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大山，翼若垂天之云； 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笑之曰……”
这首词的主题在刺责赫鲁晓夫，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评价自然会更趋于客观。但作为艺术欣赏，毛泽东取材《逍遥游》，确能见其构思的独特。作者愿意在其生前公开发表，除了政治上的用意，还应当看到在艺术上的自信。
郭沫若认为在韵文方面可与庄子分庭抗礼的，是晚出近30年的屈原。这位楚国的三闾大夫，不但是浪漫主义的诗人，不但是楚辞的首席作家，而且胸怀经邦济世之宏愿，是纵横捭阖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如果说毛泽东不可能认同庄子的出世之想，那末对屈原的爱国情怀、政治抱负和浪漫才调一定是“与我心有戚戚焉”了。
罗章龙在与毛泽东结识之初，写过一首五律以记初晤时的情景和感受，中间两联为：
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
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
“北海”指“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出任过北海太守。庄生当为庄周，“长沙傅”即西汉初年长沙王太傅贾谊，其所作《治安策》为毛所激赏，称之为“两汉一代最好的政论”。“骚怀楚屈平”显然记录了两位志趣投合的青年纵论屈原及《离骚》的情景。
毛泽东1913年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将自己的听课和读书笔记装订成册，题为《讲堂录》，共42页，前面十几页抄录《离骚》和屈原另一代表作《九歌》(与《九章》相比较，更具浪漫色彩)的全文。《离骚》是中国古代篇幅最长的政治抒情诗，全诗370多句，前半部分回顾历史，叙述身世、抱负与从事政治活动的经历和遭遇，表明“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后半部分是对未来的憧憬，神驰天地，上下求索，去国远游，终难离故土，抒发了以身殉志的情怀。前半部分的写实与后半部分的想象，真算得上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杰作了。
毛泽东诗词中虽然还难以举出具体的篇章来印证两者的渊源关系，但屈原的精神境界及浪漫主义情怀确是深深地影响着于《离骚》情有独钟的毛泽东。
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毛泽东对李贺诗歌的激赏。
李贺，中唐著名诗人，仅存活27年，世称鬼才，与李白仙才并称。同时代另一著名诗人杜牧在其去世15年后，为其诗集作序，评价至高：
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得无有是。贺复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谣，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经间，亦殊不能知之。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
这评价是夸张了一点，诚如郭沫若所说，“称赞得未免有点过分”，“要视《离骚》为‘奴仆’，就是李白和杜甫都还不能这样夸口”。但杜牧的序文指出了李诗和《离骚》的渊源关系，这是为后人所首肯的。《渔隐丛话》有李贺诗“出于《离骚》”一说，清王琦《李长吉歌诗编》序有“长吉下笔务为劲拔，不屑作经人道过语，然其源实乃出自楚骚”之论。毛泽东激赏李贺，正与此一脉相承。
1958年，正是毛泽东大力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推进“大跃进”的年头，正是大力提倡“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以歌颂“大跃进”的年头。这位政治家兼诗人不止一次提及李贺。
3月下旬，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尊重马恩列斯，但不可迷信，当作神明，不敢触动”。接着举了中国的两个例子：“中国的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夫人为魏娘，哪一个人都不在话下。”在5月下旬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发表“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的长篇讲话，在列举几十位古今中外的有作为的年轻人的事迹中，再次提到“唐朝诗人李贺，死时才27岁”。
李贺对汉武帝直称其名，见之于《金铜仙人辞汉歌》。史载三国时代魏明帝拆取汉武帝于长安以铜所铸捧露盘之仙人，欲立置于许都前殿，“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李贺遂作此诗，首句即为“茂陵刘郎秋风客”。汉武名列秦皇唐宗之行，史称雄才大略，李贺径称刘郎。毛泽东于此印象深刻，对此诗亦烂熟于胸。1949年4月下旬，闻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捷报，毛欣然命笔，立地挥就七律一首，其尾联为：“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天若有情”句正出自《金铜仙人辞汉歌》，意谓金铜仙人忽作远客而悲伤落泪，漠漠无知的上苍若有情感，见此惨淡景象一定也会衰老。毛以成句入篇，赋予新意。也是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第二次讲话中说蒋介石不高明，几十年只搞了4万吨钢，“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似乎为“天若有情”作注。1964年1月，毛泽东对这句诗还作了发挥：
与人间比，天是不老的。其实天也有发生、发展、衰亡。天是自然界，包括有机界，如细菌、动物。自然界、人类社会，一样有发生和灭亡的过程。社会上的阶级，有兴起，有灭亡。
稍后，这年8月，毛泽东在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
“天若有情天亦老”还可以上溯到20年代末，毛泽东在《采桑子·重阳》中的诗句“人生易老天难老”。前者是艺术的想象，后者则是哲理的诗论，抒发不同的感慨，也可以看出后者与前者的渊源关系。
毛泽东在其诗词中引用成句，目前所能见到的，共有四处，其中二处为引用李贺，除“天若有情”一处外，另一处在1950年10月所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其下阙为：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为平仄的需要，毛泽东将出自《致酒行》的“雄鸡一声天下白”稍作改动。李贺原句表达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强作旷达的幽愤，试读诗篇最末四句：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鸣呃。
一如引用“天若有情天亦老”，意境发生了质变。诚如郭沫若所说：“诗句虽然雄奇，有气魂，但只是在个人名利里打圈子。然而，一落到主席的词里，那就完全不同了。”与上阕“长夜难明赤县天”对照，这“一唱雄鸡天下白”“也就象征着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凯歌”。
“诗人兴会更无前。”毛泽东在“大跃进”年头写出 《七律二首·送瘟神》虽也自称为“宣传诗”，却是可以超越“大跃进”的具体背景，不乏诗味的艺术品。不无巧合的是，这两首七律中的诗句，亦与李贺有关。
第一首颔联“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典出李贺《秋来》：“秋坟鬼唱鲍家诗。”值得一提的是，《四库全书总目纲要》为说明李贺诗歌词藻丰富而创造性极强，不屑拘守常格，不屑蹈常习故，用典，用字，往往变化原意，改换词汇，曾举出两例，其一即为此句：“因鲍照有《蒿里吟》而生‘鬼唱’，因‘鬼唱’而生‘秋坟’非真有唱诗事也。”博览群书的毛泽东想亦知晓由来，当颔首称赏罢。
第二首亦为颔联“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上句典出李贺《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
无论是“大跃进”年代，还是此后不久将注意力转向阶级斗争，转向“反修”斗争的时期，毛泽东对李贺诗歌的推崇与借鉴，一以贯之。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念奴娇·井冈山》一词中，以“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结穴，表达酝酿发动“文革”的决心和憧憬。两个月后，毛泽东在致陈毅谈诗的信中，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作了预测之后，提到他所特别欣赏的李白和李贺，强调二李很少写律诗(此为“古典”之最)，并特别强调“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
这大概是毛泽东对中国古代诗人最为看重的评价了。
( 责编任重 )
说到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先河的是庄子。鲁迅的经典性评价是：“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郭沫若在《庄子与鲁迅》一文中说得更具体：“庄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确是一个特异的存在，他不仅是一位出类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拔萃的文学家。”“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庄子》这部书差不多是一部优美的寓言和故事集。他的寓言多是由他那葱茏的想象力所构造出来的，立意每异想天开，行文多铿锵有韵，汉代的辞赋分明是源于这儿，一般的散记文学也应该推他为鼻祖。足以和他分庭抗礼，在韵文方面当数屈原，在散文方面或当推司马迁吧。”
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对庄子的思想体系自然无法认同，但对其浪漫主义的文采则与鲁迅、郭沫若一样，“惊其奥博”，“喜欢他的文辞”。要说明这种影响，毛泽东诗词便是绝好的例证。
胡乔木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选》所收录的最早的作品，是作于1918年4月的《七古·送纵宇一郎》。此诗有多处典出《庄子》，试看全篇：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秭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开首两句中“天马凤凰”，《毛泽东诗词选》编者解为“指衡山诸峰形状”。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诗词集》注释大同小异，解为“指岳麓山东南、湘江之西的两座毗邻的小山”。后者更为具体，但缺乏必要的说明，如此坐实，反不如前者通脱。笔者理解有所不同，倘顾及到此句的“春树里”，那末似乎也可理解为暮春时节(毛泽东为罗章龙——纵宇一郎系其留学日本的拟用名——送行，时在当年4月下旬)蓬勃迷蒙的景象，也正与上句的“积阴止”相照应。以“天马凤凰”形容蓬勃迷蒙的春天，典出《庄子·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句中的“野马”一般解为：春天林泽中的雾气浮动，状如奔马。诗人以“天马凤凰”来形容，似受胎于此。天马行空，凤凰翱翔，想象更为丰富，形态更为优美。
“鲲鹏击浪”是《逍遥游》的主体形象，最为醒豁，最负盛名。诗人毛泽东后来一再顾及。
“要将宇庙看秭米”，典出《秋水》：“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秭米之在大仓乎?”通读此句的上下文，庄子要说明事物的相对性这一哲理。诗人毛泽东思接千载，神游万里，以“要将宇庙看秭米”的诗句，抒发青年革命家“丈夫何事足萦怀”的豪情。正是这种吞吐宇宙的心胸，使诗人毛泽东后来写出“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诗句，写出“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的诗句，写出“小小寰球”的诗句。
结句“我返自涯君去矣”出自《山木》：“送君者皆自涯而反，君自此远矣。”如连读上句“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涯，愈往而不知其所以穷”，不但切合送别友人赴东瀛的本事，而且可以生发新意。
此诗虽出于诗人毛泽东身后罗章龙的回忆，但以“风格即人”的艺术规律来衡量，是可信的。如果一定要从得到诗人毛泽东认定的作品中去找出证据，那末1957年1月，诗人毛泽东交付《诗刊》创刊号发表的《旧体诗词十八首》，其领衔之作《沁园春·长沙》即是，其结句为：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发表之初，注家众说纷纭，多数解为典出“击楫中流”。1958年12月，诗人毛泽东作自注：
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弥足珍贵的是，诗人毛泽东为世人提供了他的早年诗作，虽是残篇，亦足见其性情。这副对仗工稳的联语，其下联出自《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 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水击三千里”恰可印证作于同一时期的“鲲鹏击浪从兹始”。对于这两句诗，诗人毛泽东印象深刻，在1964年1月对英译者做口头解释时再次征引。甚至在“文革”之初的非常时期，1966年7月8日，致信江青，再次引用以吐露心曲：“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是这样的大王了。”
诗人毛泽东生前无意发表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其颈联“斥 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飞”亦典出《逍遥游》：“斥 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
最能显示此种影响的，莫过于取材于《逍遥游》所创作的《念奴娇·鸟儿问答》。其上阕多系化用成句：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逍遥游》中的描述是：“穷法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曰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大山，翼若垂天之云； 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笑之曰……”
这首词的主题在刺责赫鲁晓夫，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评价自然会更趋于客观。但作为艺术欣赏，毛泽东取材《逍遥游》，确能见其构思的独特。作者愿意在其生前公开发表，除了政治上的用意，还应当看到在艺术上的自信。
郭沫若认为在韵文方面可与庄子分庭抗礼的，是晚出近30年的屈原。这位楚国的三闾大夫，不但是浪漫主义的诗人，不但是楚辞的首席作家，而且胸怀经邦济世之宏愿，是纵横捭阖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如果说毛泽东不可能认同庄子的出世之想，那末对屈原的爱国情怀、政治抱负和浪漫才调一定是“与我心有戚戚焉”了。
罗章龙在与毛泽东结识之初，写过一首五律以记初晤时的情景和感受，中间两联为：
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
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
“北海”指“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出任过北海太守。庄生当为庄周，“长沙傅”即西汉初年长沙王太傅贾谊，其所作《治安策》为毛所激赏，称之为“两汉一代最好的政论”。“骚怀楚屈平”显然记录了两位志趣投合的青年纵论屈原及《离骚》的情景。
毛泽东1913年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将自己的听课和读书笔记装订成册，题为《讲堂录》，共42页，前面十几页抄录《离骚》和屈原另一代表作《九歌》(与《九章》相比较，更具浪漫色彩)的全文。《离骚》是中国古代篇幅最长的政治抒情诗，全诗370多句，前半部分回顾历史，叙述身世、抱负与从事政治活动的经历和遭遇，表明“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后半部分是对未来的憧憬，神驰天地，上下求索，去国远游，终难离故土，抒发了以身殉志的情怀。前半部分的写实与后半部分的想象，真算得上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杰作了。
毛泽东诗词中虽然还难以举出具体的篇章来印证两者的渊源关系，但屈原的精神境界及浪漫主义情怀确是深深地影响着于《离骚》情有独钟的毛泽东。
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毛泽东对李贺诗歌的激赏。
李贺，中唐著名诗人，仅存活27年，世称鬼才，与李白仙才并称。同时代另一著名诗人杜牧在其去世15年后，为其诗集作序，评价至高：
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得无有是。贺复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谣，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经间，亦殊不能知之。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
这评价是夸张了一点，诚如郭沫若所说，“称赞得未免有点过分”，“要视《离骚》为‘奴仆’，就是李白和杜甫都还不能这样夸口”。但杜牧的序文指出了李诗和《离骚》的渊源关系，这是为后人所首肯的。《渔隐丛话》有李贺诗“出于《离骚》”一说，清王琦《李长吉歌诗编》序有“长吉下笔务为劲拔，不屑作经人道过语，然其源实乃出自楚骚”之论。毛泽东激赏李贺，正与此一脉相承。
1958年，正是毛泽东大力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推进“大跃进”的年头，正是大力提倡“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以歌颂“大跃进”的年头。这位政治家兼诗人不止一次提及李贺。
3月下旬，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尊重马恩列斯，但不可迷信，当作神明，不敢触动”。接着举了中国的两个例子：“中国的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夫人为魏娘，哪一个人都不在话下。”在5月下旬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发表“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的长篇讲话，在列举几十位古今中外的有作为的年轻人的事迹中，再次提到“唐朝诗人李贺，死时才27岁”。
李贺对汉武帝直称其名，见之于《金铜仙人辞汉歌》。史载三国时代魏明帝拆取汉武帝于长安以铜所铸捧露盘之仙人，欲立置于许都前殿，“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李贺遂作此诗，首句即为“茂陵刘郎秋风客”。汉武名列秦皇唐宗之行，史称雄才大略，李贺径称刘郎。毛泽东于此印象深刻，对此诗亦烂熟于胸。1949年4月下旬，闻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捷报，毛欣然命笔，立地挥就七律一首，其尾联为：“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天若有情”句正出自《金铜仙人辞汉歌》，意谓金铜仙人忽作远客而悲伤落泪，漠漠无知的上苍若有情感，见此惨淡景象一定也会衰老。毛以成句入篇，赋予新意。也是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第二次讲话中说蒋介石不高明，几十年只搞了4万吨钢，“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似乎为“天若有情”作注。1964年1月，毛泽东对这句诗还作了发挥：
与人间比，天是不老的。其实天也有发生、发展、衰亡。天是自然界，包括有机界，如细菌、动物。自然界、人类社会，一样有发生和灭亡的过程。社会上的阶级，有兴起，有灭亡。
稍后，这年8月，毛泽东在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
“天若有情天亦老”还可以上溯到20年代末，毛泽东在《采桑子·重阳》中的诗句“人生易老天难老”。前者是艺术的想象，后者则是哲理的诗论，抒发不同的感慨，也可以看出后者与前者的渊源关系。
毛泽东在其诗词中引用成句，目前所能见到的，共有四处，其中二处为引用李贺，除“天若有情”一处外，另一处在1950年10月所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其下阙为：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为平仄的需要，毛泽东将出自《致酒行》的“雄鸡一声天下白”稍作改动。李贺原句表达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强作旷达的幽愤，试读诗篇最末四句：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鸣呃。
一如引用“天若有情天亦老”，意境发生了质变。诚如郭沫若所说：“诗句虽然雄奇，有气魂，但只是在个人名利里打圈子。然而，一落到主席的词里，那就完全不同了。”与上阕“长夜难明赤县天”对照，这“一唱雄鸡天下白”“也就象征着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凯歌”。
“诗人兴会更无前。”毛泽东在“大跃进”年头写出 《七律二首·送瘟神》虽也自称为“宣传诗”，却是可以超越“大跃进”的具体背景，不乏诗味的艺术品。不无巧合的是，这两首七律中的诗句，亦与李贺有关。
第一首颔联“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典出李贺《秋来》：“秋坟鬼唱鲍家诗。”值得一提的是，《四库全书总目纲要》为说明李贺诗歌词藻丰富而创造性极强，不屑拘守常格，不屑蹈常习故，用典，用字，往往变化原意，改换词汇，曾举出两例，其一即为此句：“因鲍照有《蒿里吟》而生‘鬼唱’，因‘鬼唱’而生‘秋坟’非真有唱诗事也。”博览群书的毛泽东想亦知晓由来，当颔首称赏罢。
第二首亦为颔联“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上句典出李贺《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
无论是“大跃进”年代，还是此后不久将注意力转向阶级斗争，转向“反修”斗争的时期，毛泽东对李贺诗歌的推崇与借鉴，一以贯之。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念奴娇·井冈山》一词中，以“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结穴，表达酝酿发动“文革”的决心和憧憬。两个月后，毛泽东在致陈毅谈诗的信中，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作了预测之后，提到他所特别欣赏的李白和李贺，强调二李很少写律诗(此为“古典”之最)，并特别强调“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
这大概是毛泽东对中国古代诗人最为看重的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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