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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2月以前，大概没有谁会预见到，已经是剑拔弩张的国共两党会在几个月后，于世人瞩目之下，“在愉快融洽的情绪中”，签订下一个自有国共谈判以来从未签订过的和平协定。并且，多半也是在这种“愉快融洽的情绪中”，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留下了他们平生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正式的合影。然而，在这“愉快融洽的情绪”背后所进行的斗争丝毫不比公开的对抗来得轻松。难怪毛泽东在取得了这场他称之为“失了一寸，得了一尺”的谈判胜利之后，竟立即病倒了。而重庆谈判中的焦点，无疑是国共两党最高领袖的会面。
责任编辑/万晶琳
再度谈判的起因
朝思暮想的胜利突然降临，蒋介石决定修改每日祷告文：将“驱逐倭寇”改为“巩固统一”;将“全线阵地，稳固坚强”改为“全国统一，稳固坚强，以后建设，日日进步，步步完成”。蒋介石的“幸福感”并不高。对外政策、国内形势，这些都是他忧虑的地方
美国政府公开支持，蒋介石开始准备和共产党算账了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共同决定在战后将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来统一中国。据此，4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公开发表演说支持蒋介石，并含沙射影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统一中国的障碍。由此，美国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变化，美国政府中过去同情中共的势力开始迅速遭到排斥和打击，扶蒋政策得到确立，这种情况无疑是蒋介石所梦寐以求的。
既然有美国政府的公开支持，蒋介石随即开始准备和共产党算账了。就在赫尔利公开表态之后的第七天，即4月8日，蒋介石就下达指令，要求各战区务必“于七月以前”集中全力以消灭奸匪之组织及武力”。
蒋介石向来不把中共的军事力量放在眼里。美国方面的表态，特别是自4月1日之后美国军方已经将国民党军队划分为三个补给区，陆续开始按美方设计予以补给，其分三期装备国民党军队的计划也已完成了第一期计划的三分之二，即已装备了原计划36个师中的24个师，这使蒋介石更加踌躇满志。他显然感到高兴，因为比较此前对共产党只能在政治上步步退守，军事上被捆住手脚，他现在可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了。5月底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在蒋介石召集的与会高级将领的会议上，他明确告诫各将领，盟军登陆尚须数月，在此期间国军务必集中全力收复可以收复的失地，同时要放手打击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使其无力与国民党争天下，为此甚至可以不必顾虑国际舆论。
赫尔利讲话三天后，即4月5日，中共《新华日报》就开始抨击赫尔利“助长中国内战与分裂的危险”。在蒋介石发布剿共密令的两周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充满自豪地宣布：“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据此，毛泽东断言：“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因此，共产党人当前的工作重心，就是“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把中国引向光明，而“在中国境内和我们争领导权的，要把中国拖回到黑暗的世界里面去的”，“就是国民党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这是“国内抗日路线最凶恶的敌人”。很显然，由于在美国扶持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愈加态度强硬，共产党实际已经把蒋介石视为自己“最凶恶的敌人”，确信“蒋之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否则，双方决无调和妥协之可能。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开始公开在政治上攻击蒋介石国民党及美国赫尔利之流，一方面则加紧军事准备，积极向湘南粤北推进，以便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时可以从南北两翼牵制蒋军，使其不能随心所欲。
缓冲与试探：六参政员访延
不过，从中共中央的军事部署可以看出，这时虽自信自己已成为“中国的重心”，但对于和很大程度可以用美式装备来武装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较量，这时并没有太多信心。毛泽东并非不清楚，即使单从人数上看，国民党的军队也是共产党军队的两倍多，何况共产党军队迄今尚无重武器，其91万军队光徒手的就占了相当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的军事部署在战略上其实还是防御性的;其政治上的进攻，也是迫不得已的。中共中央甚至希望以此最终迫使国民党和美国改变政策，并在私下里不得不准备在一定条件下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然后再争取变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也就是说，由于实力相差较多和国际上美苏两大强国不主张战争，共产党虽此时从根本上不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能够放弃一党统治，但从策略角度出发，自己仍旧不能排除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党争端的可能性，仍力争有利于自己的解决方式。于是，当某种和平解决的信号发出闪光的时候，中共中央不论之前态度如何强硬，也必须给予某种程度的重视。1945年6至7月间六参政员访延事件，就是发生在这种情况之下的。
随着蒋介石在3月1日单方面宣布准备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共产党已作好了对抗的准备。5月间，国民政府宣布将于7月7日召开四届一次参政会，中共中央立即表示予以抵制。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召开酝酿已久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会议，准备与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公开抗衡。中共中央的这种态度，立即引起了部分中间人士的高度紧张。考虑到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他们极为担心这种对抗将会重新演成大规模内战，从而使人民由衷企盼的和平局面由此化为泡影。为此，以褚辅成为首的七位参政员主动出面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以从速完成团结。16日，中共中央再度公开拒绝参加参政会，但在18日给七参政员的复信中表示：“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复信并主动邀请诸位参政员前往延安，从而表现了愿意和解的某种姿态。这自然引起了这些参政员的幻想，甚至也引起了蒋介石和赫尔利的高度重视。 6月下旬，各位参政员决定应邀前往延安，协助调解两党关系，为此，他们商定了与中共商谈的具体条件并拟成专函托邵力子转交蒋介石征询意见。其条件分为三点：
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
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
三、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行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
由于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整个中国之重建迫在眉睫，名为中央政府的国民党政权却只控制着西南、西北部分偏远地区，它的政敌共产党却因坚持敌后抗战而在华北、华中乃至华南部分地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一旦共产党乘日本投降占据其中的各个战略要地，国民党势将陷于极端被动，因此，蒋介石不能不急于对付共产党。可问题在于，时至6月，日本本土已开始遭到美军狂轰滥炸，罗斯福已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随时可能结束，面对这种情况，要想通过配合美军大举反攻夺回失地，同时以武力遏制中共扩张，已完全失去可能。蒋介石这时终于不得不及时调整策略，重新拾起“政治解决”的武器。
为了尽量牵制中共，使其不致贸然乘日本战败在军事上公然对国民党采取对抗行动，蒋介石一方面抓紧开始与苏联谈判，促使苏联政府明确表态支持由国民党来统一中国，另一方面则极力劝说美国大使赫尔利重新对中共施加影响，以便必要时再度斡旋两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七参政员主动出面调解国共关系，自然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欢迎与重视。
26日，蒋介石读过七参政员的函件后，未置可否即交王世杰、邵力子将其退还各参政员。王世杰不明所以，于是诡称七参政员条件内容太偏袒共党，压迫国民党，故未给蒋介石看。但他们同时转达蒋介石的邀请，说明当天下午蒋介石将会亲自接见他们。
这一天中午，即在蒋介石接见各参政员之前，赫尔利也急忙约七人谈话，试图通过七参政员找到重新介入国共谈判的机会。为此，他一再表示他个人极愿协助谈判的进行，如双方请他，他愿参加，但单是一方请他，他则不便出来。他同时承认联合政府是个很好的办法，说国共两党都是一党专政，如中共也同意多党政府，那将是很有意思的。赫尔利并要七参政员劝说中共接受他所建议的一个由国共美三人委员会整编中共军队的计划。很显然，赫尔利虽然希望能够重新介入到国共谈判中来，但他深知在他发表了公开的扶蒋演说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他认识必定改变，他已很难取得中共方面的信任了。
7月1日，除王云五因病临时未能成行外，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参政员，与王若飞同乘美军提供的飞机到达延安。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几天商谈之后，六参政员并没有能够劝说中共参政员随同返渝参加两天后即将召开的参政会。相反，他们带回的会谈纪要表明，六参政员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主张，即（一）停止国民大会之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纪要并指出，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必须确定以下各点：
一、政治会议之组织应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即由三方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共同组成之。
二、政治会议之性质：公平、平等、自由、一致、有权。
三、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一）关于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二）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三）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四）关于将来国民大会之召集。
四、政治会议召开前，释放政治犯。
五、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做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具体内容。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结果是国民党方面所难以接受的。就连温和派如王世杰等人，亦明确认为两党问题关键并不在国民大会问题，“政府对于政府与中共之妥协既无任何把握，自不能遽将召集国民大会之决定抛弃”。结果，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参政员几乎一致反对停止国民大会之进行。王世杰身为大会主席之一，直言“本会如欲打破中共问题之僵局，自己不可陷于僵局，否则不足以领导国民，督促政府”。在他的推动下，大会以187票对9票通过了国民党人起草的议案。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愤怒。
7月11日，鉴于蒋介石并没有停止召开国民大会的意向，延安的《解放日报》就公开发表文章批判赫尔利和蒋介石，断言蒋介石之顽固坚持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制造的国民大会，完全是由于赫尔利的怂恿和撑腰，斥责赫尔利和蒋介石由3月以来“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安放下大规模内战的地雷”。声言：“没有认真的起码的民主改革，任何什么大会小会也只能被抛到茅坑里去。”22日，针对四届一次参政会并未能否定国民党的国民大会，《解放日报》进一步发表评论，强调：“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毛泽东并亲自写道：“中国的独裁者是狡猾的，他们善于在政治上耍花样与善于组织对人民的突然袭击。”现在有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较前更加积极地准备发动一个极大规模的内战，借此以援助日本侵略者”。
“和平”突然降临
自1945年1月以来，国民党军队已经依据军令部的命令，加紧了对共产党武装的压迫与作战。仅据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1945年1月至7月机密作战日记，即可看出此种趋势强化之倾向。1月上旬，作战日记所记均为关于奸军之情况。而从中旬开始，即陆续有“剿叛战报”。1月7个战报，共报12次战斗，全部是与中共军作战。2月8个战报，共报19次战斗，也是一样。3月9个战报，18次战斗，情况亦相差无几。唯作战规模开始扩大。。进入4月以后，更开始有大部队之作战。如4月7日报五役，其中一役双方投入兵力各上千，“计毙奸叛参谋长王立中、政治主任戎学东以下百余名（均系遗尸），伤二百余，掳获书籍文件甚多”。5月24日报一役，第二战区投入三个主力师，八路军投入两个团并一个游击大队，战报称“计毙奸伪营、连长以下三百八十余，伤百余，俘奸伪连长以下二十一名”。进入6月以后，因双方冲突愈发扩大，第二战区连遭损失，故于6月25日已下达命令对中共军队进行“扫荡”。再加上日军开始收缩兵力，两军随后为争夺敌人退出之城镇亦激烈冲突，以至整个7月二战区之战报已达20个，共报战斗战役达80次之多。 第二战区情况如此，其他与中共边区或游击区有交错连接处之战区情况亦大同小异。至7月，多年来一直对陕甘宁边区向西安突出之囊形地带虎视眈眈的胡宗南部，也无所顾忌地分兵三路突入了淳化地区，深入中共防地10至34里不等。国共内战的烽火眼看就要熊熊燃烧起来了。
然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没有料到美军8月6日竟在日本投下原子弹，苏军随后于9日突然大举出兵中国东北，结果日本第二天就表明了投降之意。几天后，即14日，日本天皇正式下达了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并于次日亲自广播了投降书。而中国的各抗日军队，还没有来得及发动对日军的进攻，战争就意外地结束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胜利，国民党人均急谋应对方案，强烈呼吁蒋介石为防止奸伪乘机进占重要城市与收编敌伪武装，应饬各战区向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武汉、徐州、青岛、济南、东北等地迅速推进，向美国交涉空运和海运，同时迅即发表北平行营命令，并先遣要员率小部空运部队早达平津，指挥先遣军及伪军，巩固要点，控制机场及海口。且应由行营指挥河北、滦东一带归顺之伪军，布防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之线，以防奸伪东窜，渗入东北境内，夺取伪械，发展组织。蒋介石显然也有如此想法。只是他除了紧急命令各地军政长官“保持镇静”，迅速要求美军动用海空力量帮助运送后方军队前往各战略要点，秘密联络“沦陷区地下军、各地伪军”，给以先遣军、挺进军名义，包括利用汪伪政权要员如周佛海、袁良等负责维持治安，确保各大中城市不致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外，还有更精明的一手。那就是，在确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立即向毛泽东发出了邀请，邀请其来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两党领袖的会晤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和蒋介石即相识共事，自从成了政治敌手后，已有近20年没有相见。两位政治巨人的见面，被国人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国共双方对这场会面也自然有着精密的筹划。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的那一刻起，双方的角力就已经开始了
蒋介石三邀表“诚意”
万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谈，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这封电报的日期是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在“第一时间”向毛泽东发出邀请，似乎表达了蒋介石对中共和谈的诚意。但事实是否如此呢？在8月10日，日本向中、美、英、苏四大国发出请降照会。据蒋介石的内侍人员居以侨回忆：“由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拟出受降接收人员名单，林蔚、陈布雷递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名字时，眉毛一扬，拿起红蓝铅笔，用红色的一端把朱德的名字划掉，然后写上一个‘阅’字，签上‘中正’二字。”
既然如此，蒋介石发出这份邀请，是为何意？作为最早向蒋介石提出邀请毛泽东来渝的唐纵，在8月12日为蒋介石拟定一份呈文，其中建议：“中央表示统一团结战后建设之殷望，并重申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之诺言，同时表示希望中共领袖来渝共商进行。如毛泽东果来则可使其就范;如其不来，则中央可以昭示宽大于天下，而中共将负破坏统一之责。”也就是说，毛泽东来与不来，都对重庆方面有利。
显然，蒋介石认可了唐纵的建议，8月14日，蒋介石以电台广播的方式，公开向毛泽东发出邀请。采取这种方式，蒋介石便可以占据舆论制高点，从而将要不要和谈、要不要和平的问题摆在中共面前。蒋介石的这种策略也确实收到了舆论效果，8月16日《大公报》发表社论就说：“蒋主席既掬诚相邀，期共商讨，毛先生自然也应该不吝一行，以定国是……忠贞爱国的中国人，都在翘待毛先生的惠然肯来了！”
对于与蒋介石的会晤，毛泽东一直对三年前未能去重庆耿耿于怀，直到1943年1月25日他在写给彭德怀的信里还说：“去年九月蒋约我见面，派了林彪去，现尚未回，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但蒋介石此时的“盛情”却让毛泽东感觉不太舒服，因为他刚刚剥夺了八路军的对日作战与受降之权，8月13日，毛泽东还痛斥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动内战”，这时收到蒋介石的电报自然会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于是在8月16日，毛泽东以朱德名义写了一封长达2600字的至蒋电，要求蒋介石：“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参加受降”、“国民政府对日受降事宜必须同我方商量”、“制止内战”、“立即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电尾特别注明：“以上各项，我请你早日回答。”紧接着，毛泽东复电蒋介石：“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鄙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封电报，没有说不去重庆，而是待蒋介石表态以后再看。8月20日，蒋介石再致毛泽东一电，声称“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接着声称：受降办法由盟军总部规定，不能破坏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盟军规定，亦持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资格将置于何地？”电报最后重申邀请：“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收益百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这封电报，蒋介石一方面以“受降办法由盟军总部规定”回绝了毛泽东所提条件，但另一方面则对毛泽东的赴渝邀请更加“殷切”。22日，毛泽东再次复电蒋介石：“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这样，毛泽东二度拒邀。
应该说，形势是在向着蒋介石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蒋介石约见毛泽东的电报，均以三栏的地位用大字标题刊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国内要闻版上，加之重庆广播电台推波助澜，国内外无不知晓。毛泽东的再次拒邀，使许多人对中共产生了更多的疑问与指责。 蒋介石此时趁舆论有利的时机，23日第三次致电毛泽东，称：“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蒋介石已三次发出邀请，足以表明诚意了，接下来就看毛泽东如何“接招”了，如果他三电而毛泽东仍不来，他就占尽先机了。
中共方面提出的谈判条件未被接受，却感觉到来自舆论的压力，同时施加压力的，还有美苏方面。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都分别致电毛泽东，不但“晓以大义”，而且赫尔利两次表示愿意带专机赴延安迎驾。苏联方面，斯大林曾两次致电毛泽东，声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又称：“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际、国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据说，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很不高兴，“甚至是很生气”。在1960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还曾提到：“苏联受中苏友好条约的束缚，在道义上支持国民党政府，他硬是要压我们同意接受和平谈判。”可见，苏联在其中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由于各方压力，毛泽东不得不放弃开始向蒋介石提出的谈判条件。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虽然有美苏做的口头保障，但政治局的成员们还是非常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问题，毛泽东对此表示：“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行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人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
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偈，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到25日，毛泽东复电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魏德迈时又表示与周恩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
对毛泽东的这份回电，蒋介石的感觉是“温驯已极”，“横逆与驯顺，一周三变”。在25日，毛泽东复电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魏德迈，对赫尔利来延表示欢迎，声称愿与周恩来将军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
26日，中央政治局再度研讨毛泽东赴渝一事。毛泽东说：去，可以争得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做一定的让步……如果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
这样，经过一番准备，毛泽东终于登上去往重庆的飞机，在国统区的中心亮相了。
政治“极度”宽容，军事“不稍”迁就
毛泽东与蒋介石已经近20年没有见过面了。上一次见面还是在1926年的广州。那时，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毛泽东则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但在一年后，两人便分道扬镳，成为对手。数年后，历经8年的抗日战争，蒋介石作为二战中国战区的军事统帅，个人威望空前提高。而经历过抗战后期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威望和地位同样无可置疑。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林园举办了欢迎宴会，蒋介石致欢迎辞：“在这样友好的气氛中，在这么多尊贵的来宾中，国共两党的领导人终于坐到一起来了。政府方面高度评价毛先生莅渝和谈的崇高举动，请允许我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毛先生和中共代表团表示热烈的欢迎。”蒋介石久闻毛泽东爱吃辣椒，所以，特意准备了几盘掺有辣椒的菜。宴会上，蒋介石特意将毛泽东安排在自己的对座，宴会后，又邀请毛泽东下榻林园。
8月29日，蒋介石与毛泽东举行第一次会谈。蒋介石为谈判拟定三点方针：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会谈中，蒋介石虽表示愿意听取中共意见，但又表示不能同意中共关于中国有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则以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为依据，说明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性的宣传。首次会谈无果而终。当晚7时，蒋介石亲赴毛泽东所住莲屋访问，会谈约一小时，蒋介石自称属于“普通应酬”。
据陪同前往重庆的胡乔木回忆，在重庆，蒋介石与毛泽东会面有11次之多，大多是在公开场合，但两人的几次重要会谈都是秘密的.蒋介石开出了价码：承认解放区事实上是绝对行不通的，在中共真正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各县的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酌情留任，省一级人员乃至省主席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关于政治问题，国民政府正考虑把战时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各党派代表都可以参加，但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和人事暂不变动。如果中共方面现在就想参加政府，可以考虑。也可以增加中共在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但是现在的国民代表不能重选。关于军队问题，国民政府能够允许的最高限度是：中共军队整编为12个师。在日记中，蒋介石为谈判制订的基本策略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蒋介石深谙武力的重要性，正如近代史学者邓野所言，民国时期的逻辑就是政治以武力为依据，解决了武力，就等于解决了政治，所以蒋介石提出欲以政治上的“极度”宽容来换取军事上的“不稍”迁就。不过，他的谈判对手对于这一点显然认识较之更为深刻，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提到：“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1924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
国共谈判僵持不下，9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民社党领导人蒋匀田时说：“商谈了近二十日，时间白费，毫无结果，已面临僵局了。”作为中间势力，蒋匀田对国共在这两个问题上互不让步颇为不解，他希望中共做适当让步，还提出应围绕联合政府问题会谈，而其他党派都应参与。毛泽东则回答他：“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 谈判陷僵局 蒋介石生恶意
毛泽东抵达重庆后的9月3日，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的谈判方案递交对方，其中的核心是九、十两项，第九项为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参加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委员，及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第十项为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公平合理的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解放区部队编成16个军48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设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对于中共所提的谈判条件，蒋介石自感“脑筋深受刺激”。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记道：“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共军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最后将欲廿四师为其基准数乎？共匪诚不可以理喻也。此事唯有赖帝力之成全矣！”9月4日上午，他约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将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群等。其内容包括：“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承认解放区，为事实绝对行不通”等。
正如学者杨奎松分析的那样：“双方一个力图以承诺民主为掩护，将国家重新统一在一党的控制之下;一个则必欲以事实上割据的办法来保存自己的军队和干部，完全是背道而驰。”因为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互不相让，谈判于是陷入僵局。中共方面虽然已内定让出南方各小块的根据地，只占淮北及黄河以北地区，但其要求与蒋介石内定的对中共至多可“予以一省之主席，以观后效”，军队至多不能超出12个师的计划，实在相距太远。
在9月10日—15日之间，国共代表接连举行四次正式会谈，在核心问题上双方依旧一无进展。这时，赫尔利得到美方命令，要他与魏德迈等立即回国商讨远东问题，回国之前，他迫切地想拿到一份国共双方的书面协议，哪怕是纸上和平，也好向杜鲁门交差。于是，在17日，即赫尔利准备回国的前一天，专门宴请了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并先后约两党代表进行讨论。他对双方都极力施加影响，甚至主动提出将国共军队照比例缩编的办法，以使得谈判顺利进行。
在21日的谈判中，国民党代表把中共军队的数目从原来的最多编成12个师增加到16个师外，其他则一概拒绝。国民党政府的这种态度，使中共代表非常气愤，王若飞当场就拍了桌子，痛斥对方频频用“军队国家化”来压迫共产党，却不想现在的所谓国家不过是国民党一党的国家;一方面强行削减抗日军队，一方面因兵力不足，到处委任伪军，不如“中央把我党连部队都消灭了好了！”
赫尔利已经推迟了回国的行程，看到出现这种局面，当晚便找到蒋介石，软磨硬泡，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在军队数目上让到20个师。不过，蒋介石强调：中共必须承认此数，不能再加，并且不能再提按国军数目比例的事，放弃请委各省主席、副主席的要求。因赫尔利次日就要上飞机，故其立即找来周恩来、王若飞要其请示毛泽东做最后决定，准备迫使国共代表连夜拟定谈判公告。但是毛泽东坚决不肯让步。第二天，赫尔利只好带着他未完成的任务返回美国，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9月23日，周恩来对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民主派报告了两党谈判的具体情况，与会者几乎都主张中共不应再让步，甚至一些人认为，中共过去让步太快太大，更不应放弃此前关于立即结束党治、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共中央明确提议，目前谈判已达到预期目标，故毛泽东再留重庆似无必要，应立即返回。
见谈判毫无进展，9月27日，蒋介石索性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度假去了。在去西昌的飞机上，蒋介石读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提问中，毛泽东谈到，解放区已经拥有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勾起了蒋介石对中共所提11条的回忆，也勾起了蒋介石郁结在胸中对中共和毛泽东长期的仇视。想到剿共多年，共军却越剿越多，如今共产党代表已经与他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判了，他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尤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随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开放存放在该院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蒋介石一些不为人知的想法也公之于众。在1945年9月29日的日记中，蒋介石罗列了中共11条罪状，并决心要扣押和审判毛泽东。“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看了好几遍，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近代史研究专家杨天石初次看到蒋介石的这则日记，感到非常震惊，他说：“以前，从没有任何文献流露过蒋介石想趁重庆谈判期间扣押甚至审判毛泽东。”
然而，毛泽东应邀，为两党谈判而来，要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大使赫尔利的保证和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想到苏联政府可能的反应。所以，他在日记里为提醒自己而特设的“注意”栏下写下了两条：一、哈雷（即赫尔利）保证共毛之安全函电，美国政府之地位及其预想之态度，应加研究。二、俄国之表示如何，亦应切实研究。
经过几天的思考、犹豫后，蒋介石判断“俄国实力已耗，外强而中已干”，在10月5日的日记中，蒋介石认为若扣留、“审治”毛泽东，苏联不会善罢甘休，有可能占领新疆，拒绝从东北撤兵。但是，蒋介石觉得还是合算，他还是要做。然而，就在蒋介石准备破釜沉舟，豁出去“大干一场”的时候，他却又犹豫起来了。10月6日，他在日记中记道：“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借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唯有天命是从也。”
为毛泽东授勋 礼送离渝
可见，“审治”毛泽东，兹事体大，经过一夜的反复权衡和思考，蒋介石最终还是放弃了。除了美苏、国内舆论外，恐怕也与蒋介石对毛泽东的判断有关。一方面，他认为，毛泽东这个人不简单，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毛泽东“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仍以政治方法制之，使之不得不就范也。政治致曲，不能专恃简直耳！”所以，10月6日中午，蒋介石与左右讨论中共方面所起草的《会谈纪要》以及毛泽东的离渝时间，蒋介石“立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 10月9日，毛泽东向蒋介石告别。蒋介石问毛泽东：对国共合作办法有无意见？据蒋介石日记记载：“毛吞吐其辞，不作正面回答。”蒋介石对毛泽东称：“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当日正午，蒋介石继续与毛泽东谈话，并且设宴招待。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共同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纪要》的签字当然是可喜可贺。也在这一天，国民政府发布授勋令，对大批抗战文武有功人员授予“胜利勋章”。在受勋人员名单中有朱德、彭德怀、叶剑英三人，蒋介石后来又加进了毛泽东、董必武和邓颖超。那么，刚刚还下决心“审治”毛泽东的蒋介石，怎么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向毛泽东授勋呢？其原因，蒋介石在日记中是这么说的：“双十节授勋，特将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唯恐政府发其罪状，故亟欲抗战有功表白于世，以掩盖其滔天罪恶。余乃将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乎？然而难矣哉！”对此做法，杨天石颇有感慨，他说：“世界授勋史上大概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前例，内心深处认为其人有‘滔天罪恶’，但是，还要为其授勋，表扬其功绩。‘彼等自知’以下云云，揣度中共领导人心理，自作聪明，昏谬可笑！”
同日下午4时，蒋介石到桂园，毛泽东送行。毛泽东提出，今晚住到蒋介石的林园官邸去。蒋介石的这次拜访，前后只有10分钟。会谈后，毛泽东、周恩来同蒋介石一起乘车到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国庆祝酒会。酒会后，蒋介石、毛泽东再次谈了半小时。毛泽东住到林园后，向蒋介石提出：1.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待自己回延安，召开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后再定办法;2.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蒋介石觉得国民大会召开无期，甚是不快，不过表面上，蒋介石仍故作平静，努力“和婉”地对毛泽东说：“如此态度，则国民大会无期延误，我政府不能如此失信于民也。”又说：“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但至十一月十二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蒋介石还向毛泽东表示，即使政协会不能如期召开，政府也不能不于11月12日下令召集国民大会。谈至此，蒋介石向毛泽东告辞，约定明晨再谈。
10月11日晨8时，蒋介石约毛泽东共进早餐。餐后，二人再次对谈。蒋介石用非常坚决的口吻向毛泽东强调，“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否则不能成为国家”。毛泽东则答此事留待周恩来与王若飞在重庆继续商谈。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这一次握手道别，便是他们的永别。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彼去后，散步林园一周毕，记事、批阅公文，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
就在毛泽东离渝后，10月13日，蒋介石即正式发布了剿共密令，他告诫各级军事将领：“共党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贻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而中共中央也在毛泽东离开重庆后，发布指示，称：“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故“解放区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两位政治巨人把酒言欢，并没有缩小两党间的敌对立场与巨大分歧。
毛泽东的统战攻势
18年后首度进城，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开展了大量的统战活动，使中共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这些统战活动为中共在谈判中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以及日后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
直到1945年8月28日当天中午，毛泽东是不是真的会来，依然众说纷纭。驻扎在重庆的几十名外国记者全体出动，在九龙坡机场蹲守，反复打听延安专机的情况。国民党方面进行新闻封锁，中国记者寥寥无几，只有《新华日报》临时得到消息，约了《大公报》、《新民报》等几家报馆的记者赶来。邵力子、雷震和各民主党派领袖也陆续到场。重庆酷热难当，人们在烈日下苦等几个小时，唯恐一溜号错过历史瞬间。下午3点37分，草绿色的三引擎巨型机降落，机门才开，就响起一片掌声，记者们打仗般拼抢有利机位。终于，毛泽东从机舱口走出，镁光灯闪成一片，赫尔利笑道：“这是好莱坞。”
“‘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
“记者们追进了张公馆。郭沫若夫妇也到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崭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
毛泽东在机场与各界人士见面，发表讲话，然后到张治中公馆休息。《大公报》著名记者、中共地下党员彭子冈以白描笔法，客观而传神地再现了毛泽东的初次亮相，让读者看到，共产党领导人并不像国民党宣传中那样凶神恶煞粗野无知，他是一个接地气的读书人。
在《新华日报》记者笔下，毛泽东呈现截然不同的气场：“他朝周围的群山打量了一眼，似乎要在这一瞥中熟悉重庆的山山水水。然后他取下头上戴着的夸克礼帽，朝机场上欢迎的人群使劲地挥动着。那有力的挥动，使每一个在场的人都相信，他有着扭转乾坤的力量。”
就在毛泽东举起礼帽向接机人群挥舞的时候，郭沫若注意到毛泽东手腕上没有表。手表是当时人物彰显身份的必备单品，郭沫若感到毛泽东理应有一只高级手表配上这身崭新的衣服。过了几天在一次会见活动上，郭沫若不失时机摘下自己的欧米茄手表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直到去世前都在使用这块表，始终不肯换。
这是毛泽东作为中共一号领导人第一次出现在国民党统治中心，也是他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之后18年来第一次“进城”。怎么把他包装好，中共中央上上下下费了不少心思。毛泽东向来不讲究穿戴，何况在延安条件艰苦，他一直穿打补丁的棉布衣服和布鞋，戴灰布八角帽。为了重庆谈判，叶剑英给他买了皮鞋，在北京定做一套灰色中山装，江青在苏联医生阿拉夫那里借了一顶帽子。临行前，周恩来发现毛泽东头上的帽子有点小，摘下自己头下的夸克礼帽给他，毛泽东试了一下正合适，欣然戴着去登机。盔式帽即夸克礼帽，又称拿破仑帽，圆顶圆边，孙中山有同款，生前常戴。 走下舷梯，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原称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乔冠华在毛泽东身边为他一一介绍到场人士。美髯垂胸的张澜形象辨识度很高，不等乔冠华开口，毛泽东就主动和他打招呼握手，两人寒暄停不下来，蒋介石派来的接机代表周至柔和国民党要人被冷落在一旁，为缓和局面，周恩来从毛泽东身旁绕过来握住张澜的手互道阔别，安排他们合影。记者一拥而上密不透风，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都被挡在人墙之外，急得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沈钧儒年纪大个子小，被挤在人缝里无法动弹，不停喊“我是沈钧儒！我是沈钧儒！”
张治中说着“好了吧”，带领延安朋友突出重围。他告诉毛泽东，委员长给他安排在条件最好的山洞林园美国招待所，很凉快的。毛泽东说，我是中国人，不住美国招待所，张治中说政府招待所条件差点，不知可不可以？毛泽东答应了。林园是抗战初期张治中为蒋介石、宋美龄在歌乐山云顶寺旁修建的官邸，蒋介石赠给林森居住，遂称林园。1943年林森去世后，林园成为蒋介石官邸。
8月28日当晚8点多，在林园，蒋介石为毛泽东一行举行欢迎晚宴，菜品“别有用心”地安排了西餐。满桌面包黄油牛排，毛泽东吃得很少。第二天早上，又是西餐，毛泽东吃了几口把警卫员齐吉树叫过来说：“国民党吃饭也学美国人，中国人不吃中国饭，一天到晚是面包面包。我不习惯，你去跟他们商量一下，换成中餐。”餐厅负责人说：“毛先生的饮食是上面安排的，我们不能擅自改。”齐吉树反复要求才终于改成中餐。
四路人马保护毛泽东
周恩来不放心毛泽东住在蒋介石官邸，吩咐警卫人员仔细检查卧室各个角落，看有没有爆炸品和燃烧品等。他又亲自检查床上床下和枕头下，在椅子坐一坐，才让毛泽东进去，并要求警卫人员保证房内不能离人，也不要让外人进来。
出发前，周恩来、康生、李克农等反复研究，选定久经考验的老战士龙飞虎、颜太龙、陈龙，枪法好的警卫员舒光才、戚继恕等人，随从保卫;毛泽东警卫班选派齐吉树赴重庆照料生活。这个护驾阵容号称“一虎二龙三鼠”。
重庆谈判世界瞩目，毛泽东的安全是美方做担保的，蒋介石非但无意加害，相反还要千方百计保证毛泽东毫发无伤，万一受到反共分子袭击，国民政府交代不过去。蒋介石指派宪兵司令张镇派一个警卫班负责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安全，戴笠当时正在前线布置接收工作，蒋介石专门把他召回，再加一道安保防线。戴笠在毛泽东下榻之处设机枪阵地、瞭望台和无数明卡暗哨。有个手下嘀咕：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毛泽东干掉，坐上几年牢，便可立大功。戴笠知道后把他叫来大骂一顿缴了他的枪。
刚到重庆的两天和临行前一天，毛泽东住在林园，其他时间住在位于重庆郊区红岩村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红岩村地处偏远进城不便，张治中把自己的官邸桂园腾出来供毛泽东白天会客办公。每天早上8点，毛泽东乘车从红岩到桂园，晚上回红岩。
张治中留下他最信任的贴身侍卫唐建贵率一个手枪排，指示凡是国民党方面的人员，一概不准进入桂园。唐建贵严格遵守命令，有一次郭沫若来看毛泽东，为了顺利通关亮出“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身份，结果警卫一听是国民党的人，说什么也不让进，直到为毛泽东担任谈判期间秘书的王炳南出来说明情况才解围。中外记者来桂园采访都要登记和安检，照相机、钢笔要拿出来单独检查，此举引来记者不满，但警卫为了确保绝对安全也顾不得许多。
毛泽东在渝40余天，至少有周恩来、张镇、戴笠、张治中四路人马在保护他，各路警卫都得到命令只信任自己人，其他势力一概严加防范。周恩来让颜太龙严格监视蒋介石派来的司机和警卫，超车、拐弯时要保持车距，保证安全，还交代监视同时要给他们散烟，搞好关系。张镇的宪兵警卫班内部通知，不管是哪一派哪一“统”（军统中统）的特字号人物，都不许接近毛泽东，发现有借故捣乱的人开枪打死不用偿命。戴笠派来的特务化装成乞丐小贩，整天在毛泽东住处门口晃来晃去，张治中的警卫班认为他们不怀好意屡次发生冲突。经周恩来协调，张镇的宪兵负责大门，张治中的警卫负责内围，但宪兵休息时要进入园内，警卫不相信宪兵，又抽调一批精干人员盯住他们。
毛泽东离开重庆之前，给宪兵和警卫赠送了纪念品，感谢他们辛勤的安保工作，每名警卫得延安毛线一磅，两边的负责人各得一套延安自制呢料。对于毛泽东赠送的礼物，警卫班做出三种处理决定：不收，收一半，全收。请示蒋介石得到的回复是全收，于是大家领回毛线，庆幸40多天任务圆满完成。
“拜客，什么人那里我都去”
全国各界精英荟萃大后方，统战良机不可错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为毛泽东安排了紧锣密鼓的时间表。从《新华日报》当年的报道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重庆43天，几乎每天都有一至两场宴会聚餐，吃饭之余也排满茶会、演讲和会见活动。周恩来把谈判的具体问题都拉到自己这边，缩短毛泽东在渝时间，并且让他有充分档期奔走交际。国民党军政要员、中间党派代表人物、新闻界、实业界、戏剧界、科学文化界、教育界、驻重庆外国使节，国际救济团体，毛泽东皆亲自登门拜访或约谈，用他自己的话说：“拜客，什么人那里我都去！”
8月30日中午，在林园住了两夜的毛泽东进入市区，拜访的第一个人是宋庆龄。抗战期间，宋庆龄冲破封锁多次给延安运送物资药品，解中共燃眉之急。在重庆期间，宋庆龄与毛泽东多次见面，她感到毛泽东“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8月30日晚饭前，毛泽东来到重庆上清寺西南角嘉陵江畔的特园拜访张澜。特园是著名民主人士鲜英的公馆，鲜英字“特生”，故名特园。鲜英是张澜的学生，开朗好客，仗义疏财，抗战期间接待天下名士。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等在特园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将总部设在这里。张澜、梁漱溟、张申府、张东荪等人还长期寄宿在此。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三访张澜成为一时佳话，除8月30日之外，9月2日和15日毛泽东又来了两次。张澜领导的民盟成为中共的坚定盟友。 当时住在特园的鲜英远房亲戚杨复全见证了毛泽东与张澜的会面。“我的第一印象，毛泽东很高大壮实，有点像乡村教师。看到他进来，我忙说：‘请坐，请坐。’他很从容地坐到第一个大沙发上，把沙发坐得满满的——来特园的客人，只有他和冯玉祥能把沙发坐得满满的。”毛泽东向张澜解释了中共《对目前时局的宣言》的内容，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张澜心驰神往。
8月28日蒋介石的宴会官方色彩较重，气氛平淡，真正热烈的接风宴是在9月1日下午。孙科、邵力子牵头，在中苏友好协会会所举办盛大鸡尾酒会，上至宋庆龄、张治中、朱家骅、陈立夫、下至马寅初、傅斯年、郭沫若、茅盾，重庆各界名流数百人到场。人人排着队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挡在前面连番代饮，千杯不醉之名就此远扬。毛泽东不得不喝时，周恩来则抢先递上自己事先准备好的低度数葡萄酒，不让毛泽东喝对方端过来的烈酒。一是毛泽东酒量小，怕他喝醉头脑不清醒;二是担心别人的酒有毒，菜单周恩来都要一一审查，甚至要先尝过再让毛泽东吃。
酒会散席后，外面刚下过雨，毛泽东的专车掉进沟里卡住了，冯玉祥亲自带人去推，还是推不上来，于是他用自己的车送毛泽东回桂园。
抗战期间，冯玉祥与毛泽东有过通信，神交已久，在重庆他们初次见面，一拍即合。9月7日晚，冯玉祥在特园康庄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
冯玉祥调来他在乡间住所的厨师，要他多做湖南口味的菜，冯玉祥一生不吸烟不喝酒，宴客也从不备烟酒，这次备了茅台和好烟给毛泽东，但他个人仍是以水代酒。席间上菜斟酒的都是冯玉祥的贴身侍卫，以保障毛泽东安全。冯玉祥素有倒戈将军之称，与毛泽东宴饮之后，更加站在共产党这一边。1946年7月他被命令退役，以“特派考察水利专使”名义派到美国，在美国他撰写《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揭露其专制独裁。
在重庆，毛泽东主动接触国民党的各派人物，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做铁板一块。”可是，对于毛泽东登门拜访戴季陶、陈立夫这样的反共分子，身边的工作人员却是疑团莫释。毛泽东解释道：“他们确是一贯反共的。但是我们来重庆干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
毛泽东到重庆的第三天，便去陶园拜访戴季陶。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们曾在广州共事，后来因政治分野，自然成为陌路人乃至政敌。毛泽东的主动拜访，使戴季陶既措手不及，也感慨系之。后来，他向张治中谈起，并表示将尽地主之谊，欲与毛泽东“联杯酒之欢”。可是，因有诸多不便，只能委托张治中代约时间宴请，在给张治中的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能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毛泽东等如约出席，席间，他们回首往事，心向往之。戴季陶的秘书陈天锡回忆，戴季陶于“席终客散，亦无一言提及，似有不足言之隐”。
9月20日，毛泽东在秘书王炳南的陪同下，登门拜访陈立夫。寒暄后，毛泽东又忆起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往事，说那是国共两党的“一段蜜月期”。陈立夫说，那段时期正在美国读书。毛泽东接着批评国民党的剿共政策，说：“所谓‘石头过刀，茅草过火’，厉害得很啦！我毛泽东被追得东奔西跑，好不难堪哟！这段历史你经历了吧！”陈立夫连忙掩饰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无须再提。毛泽东继续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陈立夫表示，国民党在过去有许多要检讨的地方，这次国共和谈，愿意“尽心效力”。
“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
1945年9月4日至21日，是国共双方针对实质问题进行谈判的关键阶段，也是最艰苦的阶段，尤其是涉及中共军队整编问题，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指出应展开政治攻势，争取中间派的同情。南方局遵照意见安排了多次与中间党派负责人的会面，与文化、产业、新闻、妇女各团体的见面。国民党官方媒体对外宣传谈判十分融洽，毛泽东则向各界报告谈判遇到的胶着状况，强调中共有耐心和信心。
毛泽东还访问了苏联、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大使，宴请司徒雷登，接见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接受路透社、合众社记者采访。他向国际社会介绍共产党军队的情况、共产党有关国际国内问题的主张，争取对中共的支持。
9月17日，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刘鸿声、潘昌猷、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范旭东等产业界人士。民族资本家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毛泽东说中国经济落后，私营工商业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需要发展，不是短期就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三种资本是要坚决反对的：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侵略资本。火柴大王刘鸿生参加桂园茶会后，兴奋地对厂里工作人员说：“看来他们的态度是诚恳的。他们还要我们提意见，我只说一句：对于他们的主张，我赞成，但是将来建国应以蒋委员长为领导。看来这次国共谈判是能够成功的，和平建国是有希望的。”这批产业界人士在1949年之后大部分留在大陆参加了公私合营。
9月20日，《大公报》在李子坝报馆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席间，《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提出“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半开玩笑地答：“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大家一笑而过。王芸生的心凉了半截，他明白，一介书生畅想的和谈建国不会有结果了。王芸生的女儿王芝芙回忆，那天晚上健谈的父亲默默无语。
9月22日，毛泽东在桂园约见国家社会党的蒋匀田。蒋匀田问谈判进展，毛泽东答已面临僵局，僵在军队分配和地区自治。他说：“没有我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蒋匀田承认这句话是实情，但又问毛泽东：“假使有一天我们认为不需要枪杆护卫，可以自由活动，如欧美的民主国家一样，用自由竞选的方式取得政权，毛先生，你愿否放弃所有的枪杆吗？”毛泽东说：“假使我能凭政治斗争技术，以取得政权，我为什么要负养数十万大军的重担呢？不过还须请你注意一点，军队国家化固好，所有特务人员，更须国家化。不然，我们在前头走，特工人员在后面跟踪，这样威胁，那我们又如何受得了呢？”据蒋匀田回忆，“毛先生讲到特工跟踪时，他即站起，以行动表现，左右转头向后看，使在座的人为之惊笑不已。毛先生表演特务跟踪之毕现形态，今日回忆，真使我百感丛生，情难自已，不得不提及之。或可为将来史话传闻之佐证。” 临别前，蒋匀田问：“毛先生，你对中国文化的估价如何？”他笑道：“你是否疑我相信共产主义，即不懂中国文化呀？我相信我是读通了中国历史的人。”蒋匀田亦笑：“我当然相信毛先生读通中国历史，不然，怎能以史话填出《沁园春》的名词呢？”
关于《沁园春》的对话，恐怕蒋匀田回忆有误，因为这首词是在毛泽东离开重庆几天后才传播开来的，推手是毛泽东的著名诗友柳亚子。柳亚子在大革命时代与毛泽东相识，他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始终同情中共。在重庆与毛泽东重逢后，他诗兴大发，每次与毛泽东见面都要作诗相赠，并强烈要求毛泽东也写几首给他。毛泽东一再推辞。周谷城曾问毛泽东现在是否还写诗，他笑谈“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
耐不住柳亚子反复邀约，10月7日，即将回延安的毛泽东把1936年的旧作《沁园春·雪》抄录赠给他。柳亚子大喜过望，马上和了一首回赠。毛泽东回延安后，柳亚子得意地把原词和和词到处传阅，还拿到《新华日报》要求发表。《新华日报》编辑部说，发表毛主席的著作要向延安请示。经过与周恩来和延安方面商议，《新华日报》没有发表原词，毛泽东不希望别人知道他写旧体诗。但原词片段已经在重庆民间流传开来，剧作家吴祖光综合多个版本拼凑出原词，在他编辑的《新民报晚刊》副刊上发表。周恩来劝他不要发，但吴祖光认为《新华日报》是党报，应该遵守毛主席的指示，《新民报》是民营报，有料的稿件就是应该发。诚如他在编者按语中写道的：“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在此之前国统区唯一曝光的毛泽东诗词是《西行漫记》中的《七律·长征》。
《沁园春·雪》发表之后在重庆引起舆论轰动，有人赞其文采气魄，有人讽刺他想当皇帝。王芸生在《大公报》刊发自己的旧作《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另外写道：“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
10月8日晚，张治中举行盛大宴会为毛泽东送行，毛泽东发表了演讲。据彭子冈回忆，因为他的湖南口音重，现场很少有人全部听懂他的发言，人们印象深刻的是“和为贵”三个字，以及在演讲的最后，“毛先生像咆哮般地大喊：‘新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这并不是毛泽东在重庆唯一一次喊这个口号。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国民参政会举办茶会邀请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在会上致词时举起右拳连呼三次“蒋委员长万岁”。
10月11日在林园用过早餐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又作一次会谈。蒋介石表示政府决不会再作出任何让步。上午9时，毛泽东与蒋介石此生最后一次握手，即赴机场。
（参考资料：《国家人文历史》、《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北京日报》;作者：李响、王炳南、黄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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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一场“文比”
毛泽东飞抵重庆。他的到来，受到了重庆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如鲠在喉的蒋介石，伺机欲扳回一局。在其授意下，国民党多位高级幕僚和几位美国军事顾问，精心炮制了一篇军事论文。
9月27日晚，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林园宴请毛泽东。名义上是私宴，参加宴会的人也不多，但是来的记者却特别多。宴会结束后，是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蒋介石导演的好戏开始上演了。几个记者草草问了几个问题之后，美国的一名记者抛出了正题：蒋先生与毛先生都是杰出的军事家，请问，领军作战的精要是什么？
蒋介石早有准备，他向大家微笑挥手致意，然后侃侃而谈，从新兵训练到后勤补给，从青年军官的培养到机械化武器的装备，从战略战术的运用到政治舆论攻心……方方面面，高屋建瓴，用了二十多分钟才讲完。末了又谦虚几句，才结束演讲。一众国民党官员使劲地鼓起掌来，恭维之声四起。
蒋介石很得意，该讲的，他都讲了。毛泽东还能讲出什么新意来，不拾他蒋介石的牙慧就算不错了。
毛泽东见推辞不过，就站到了台前，用他那典型湖南腔说道：“刚才蒋委员长讲得很好嘛，我呢，就简单讲一下，只有三句话。第一句：在井冈山的时候，我带着两三千兵，这时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兵’，每次打仗，都冲在最前面。士兵们受到了鼓舞，接连打胜仗。第二句：长征的时候，我领着三五万人马，这时，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将’，每次打仗，我都藏在队伍中间，协调各部队机动作战。第三句：抗日战争期间，我领导着几十万的军队，这时，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帅’，每次打仗，都躲在最后面。我整天只考虑一个问题，这些士兵中，谁可以当‘将’。我用的都是土办法，不过，实践证明，都很实用嘛！”
毛泽东讲得生动幽默，通俗易懂。刚一讲完，记者们就自发地鼓起掌来，连一些国民党卫兵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见毛泽东三言两语就赢得满堂人气，蒋介石脸色很不自然。他讪讪地笑道：“润之，说得不错，好……”
当天晚上，陈诚来请示蒋介石：“委座，这是《中央日报》对今晚宴会的报道文稿，您要不要过目一下？”蒋介石沉凝了一下，缓缓道：“不过都是酒后戏言，且是私宴，不必报道了。通知各家报社，都不必报道了！”
（责编：万晶琳;参考资料：《知识博览报》;作者：卢艳芳）
责任编辑/万晶琳
再度谈判的起因
朝思暮想的胜利突然降临，蒋介石决定修改每日祷告文：将“驱逐倭寇”改为“巩固统一”;将“全线阵地，稳固坚强”改为“全国统一，稳固坚强，以后建设，日日进步，步步完成”。蒋介石的“幸福感”并不高。对外政策、国内形势，这些都是他忧虑的地方
美国政府公开支持，蒋介石开始准备和共产党算账了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共同决定在战后将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来统一中国。据此，4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公开发表演说支持蒋介石，并含沙射影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统一中国的障碍。由此，美国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变化，美国政府中过去同情中共的势力开始迅速遭到排斥和打击，扶蒋政策得到确立，这种情况无疑是蒋介石所梦寐以求的。
既然有美国政府的公开支持，蒋介石随即开始准备和共产党算账了。就在赫尔利公开表态之后的第七天，即4月8日，蒋介石就下达指令，要求各战区务必“于七月以前”集中全力以消灭奸匪之组织及武力”。
蒋介石向来不把中共的军事力量放在眼里。美国方面的表态，特别是自4月1日之后美国军方已经将国民党军队划分为三个补给区，陆续开始按美方设计予以补给，其分三期装备国民党军队的计划也已完成了第一期计划的三分之二，即已装备了原计划36个师中的24个师，这使蒋介石更加踌躇满志。他显然感到高兴，因为比较此前对共产党只能在政治上步步退守，军事上被捆住手脚，他现在可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了。5月底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在蒋介石召集的与会高级将领的会议上，他明确告诫各将领，盟军登陆尚须数月，在此期间国军务必集中全力收复可以收复的失地，同时要放手打击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使其无力与国民党争天下，为此甚至可以不必顾虑国际舆论。
赫尔利讲话三天后，即4月5日，中共《新华日报》就开始抨击赫尔利“助长中国内战与分裂的危险”。在蒋介石发布剿共密令的两周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充满自豪地宣布：“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据此，毛泽东断言：“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因此，共产党人当前的工作重心，就是“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把中国引向光明，而“在中国境内和我们争领导权的，要把中国拖回到黑暗的世界里面去的”，“就是国民党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这是“国内抗日路线最凶恶的敌人”。很显然，由于在美国扶持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愈加态度强硬，共产党实际已经把蒋介石视为自己“最凶恶的敌人”，确信“蒋之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否则，双方决无调和妥协之可能。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开始公开在政治上攻击蒋介石国民党及美国赫尔利之流，一方面则加紧军事准备，积极向湘南粤北推进，以便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时可以从南北两翼牵制蒋军，使其不能随心所欲。
缓冲与试探：六参政员访延
不过，从中共中央的军事部署可以看出，这时虽自信自己已成为“中国的重心”，但对于和很大程度可以用美式装备来武装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较量，这时并没有太多信心。毛泽东并非不清楚，即使单从人数上看，国民党的军队也是共产党军队的两倍多，何况共产党军队迄今尚无重武器，其91万军队光徒手的就占了相当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的军事部署在战略上其实还是防御性的;其政治上的进攻，也是迫不得已的。中共中央甚至希望以此最终迫使国民党和美国改变政策，并在私下里不得不准备在一定条件下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然后再争取变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也就是说，由于实力相差较多和国际上美苏两大强国不主张战争，共产党虽此时从根本上不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能够放弃一党统治，但从策略角度出发，自己仍旧不能排除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党争端的可能性，仍力争有利于自己的解决方式。于是，当某种和平解决的信号发出闪光的时候，中共中央不论之前态度如何强硬，也必须给予某种程度的重视。1945年6至7月间六参政员访延事件，就是发生在这种情况之下的。
随着蒋介石在3月1日单方面宣布准备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共产党已作好了对抗的准备。5月间，国民政府宣布将于7月7日召开四届一次参政会，中共中央立即表示予以抵制。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召开酝酿已久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会议，准备与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公开抗衡。中共中央的这种态度，立即引起了部分中间人士的高度紧张。考虑到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他们极为担心这种对抗将会重新演成大规模内战，从而使人民由衷企盼的和平局面由此化为泡影。为此，以褚辅成为首的七位参政员主动出面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以从速完成团结。16日，中共中央再度公开拒绝参加参政会，但在18日给七参政员的复信中表示：“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复信并主动邀请诸位参政员前往延安，从而表现了愿意和解的某种姿态。这自然引起了这些参政员的幻想，甚至也引起了蒋介石和赫尔利的高度重视。 6月下旬，各位参政员决定应邀前往延安，协助调解两党关系，为此，他们商定了与中共商谈的具体条件并拟成专函托邵力子转交蒋介石征询意见。其条件分为三点：
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
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
三、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行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
由于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整个中国之重建迫在眉睫，名为中央政府的国民党政权却只控制着西南、西北部分偏远地区，它的政敌共产党却因坚持敌后抗战而在华北、华中乃至华南部分地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一旦共产党乘日本投降占据其中的各个战略要地，国民党势将陷于极端被动，因此，蒋介石不能不急于对付共产党。可问题在于，时至6月，日本本土已开始遭到美军狂轰滥炸，罗斯福已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随时可能结束，面对这种情况，要想通过配合美军大举反攻夺回失地，同时以武力遏制中共扩张，已完全失去可能。蒋介石这时终于不得不及时调整策略，重新拾起“政治解决”的武器。
为了尽量牵制中共，使其不致贸然乘日本战败在军事上公然对国民党采取对抗行动，蒋介石一方面抓紧开始与苏联谈判，促使苏联政府明确表态支持由国民党来统一中国，另一方面则极力劝说美国大使赫尔利重新对中共施加影响，以便必要时再度斡旋两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七参政员主动出面调解国共关系，自然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欢迎与重视。
26日，蒋介石读过七参政员的函件后，未置可否即交王世杰、邵力子将其退还各参政员。王世杰不明所以，于是诡称七参政员条件内容太偏袒共党，压迫国民党，故未给蒋介石看。但他们同时转达蒋介石的邀请，说明当天下午蒋介石将会亲自接见他们。
这一天中午，即在蒋介石接见各参政员之前，赫尔利也急忙约七人谈话，试图通过七参政员找到重新介入国共谈判的机会。为此，他一再表示他个人极愿协助谈判的进行，如双方请他，他愿参加，但单是一方请他，他则不便出来。他同时承认联合政府是个很好的办法，说国共两党都是一党专政，如中共也同意多党政府，那将是很有意思的。赫尔利并要七参政员劝说中共接受他所建议的一个由国共美三人委员会整编中共军队的计划。很显然，赫尔利虽然希望能够重新介入到国共谈判中来，但他深知在他发表了公开的扶蒋演说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他认识必定改变，他已很难取得中共方面的信任了。
7月1日，除王云五因病临时未能成行外，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参政员，与王若飞同乘美军提供的飞机到达延安。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几天商谈之后，六参政员并没有能够劝说中共参政员随同返渝参加两天后即将召开的参政会。相反，他们带回的会谈纪要表明，六参政员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主张，即（一）停止国民大会之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纪要并指出，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必须确定以下各点：
一、政治会议之组织应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即由三方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共同组成之。
二、政治会议之性质：公平、平等、自由、一致、有权。
三、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一）关于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二）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三）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四）关于将来国民大会之召集。
四、政治会议召开前，释放政治犯。
五、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做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具体内容。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结果是国民党方面所难以接受的。就连温和派如王世杰等人，亦明确认为两党问题关键并不在国民大会问题，“政府对于政府与中共之妥协既无任何把握，自不能遽将召集国民大会之决定抛弃”。结果，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参政员几乎一致反对停止国民大会之进行。王世杰身为大会主席之一，直言“本会如欲打破中共问题之僵局，自己不可陷于僵局，否则不足以领导国民，督促政府”。在他的推动下，大会以187票对9票通过了国民党人起草的议案。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愤怒。
7月11日，鉴于蒋介石并没有停止召开国民大会的意向，延安的《解放日报》就公开发表文章批判赫尔利和蒋介石，断言蒋介石之顽固坚持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制造的国民大会，完全是由于赫尔利的怂恿和撑腰，斥责赫尔利和蒋介石由3月以来“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安放下大规模内战的地雷”。声言：“没有认真的起码的民主改革，任何什么大会小会也只能被抛到茅坑里去。”22日，针对四届一次参政会并未能否定国民党的国民大会，《解放日报》进一步发表评论，强调：“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毛泽东并亲自写道：“中国的独裁者是狡猾的，他们善于在政治上耍花样与善于组织对人民的突然袭击。”现在有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较前更加积极地准备发动一个极大规模的内战，借此以援助日本侵略者”。
“和平”突然降临
自1945年1月以来，国民党军队已经依据军令部的命令，加紧了对共产党武装的压迫与作战。仅据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1945年1月至7月机密作战日记，即可看出此种趋势强化之倾向。1月上旬，作战日记所记均为关于奸军之情况。而从中旬开始，即陆续有“剿叛战报”。1月7个战报，共报12次战斗，全部是与中共军作战。2月8个战报，共报19次战斗，也是一样。3月9个战报，18次战斗，情况亦相差无几。唯作战规模开始扩大。。进入4月以后，更开始有大部队之作战。如4月7日报五役，其中一役双方投入兵力各上千，“计毙奸叛参谋长王立中、政治主任戎学东以下百余名（均系遗尸），伤二百余，掳获书籍文件甚多”。5月24日报一役，第二战区投入三个主力师，八路军投入两个团并一个游击大队，战报称“计毙奸伪营、连长以下三百八十余，伤百余，俘奸伪连长以下二十一名”。进入6月以后，因双方冲突愈发扩大，第二战区连遭损失，故于6月25日已下达命令对中共军队进行“扫荡”。再加上日军开始收缩兵力，两军随后为争夺敌人退出之城镇亦激烈冲突，以至整个7月二战区之战报已达20个，共报战斗战役达80次之多。 第二战区情况如此，其他与中共边区或游击区有交错连接处之战区情况亦大同小异。至7月，多年来一直对陕甘宁边区向西安突出之囊形地带虎视眈眈的胡宗南部，也无所顾忌地分兵三路突入了淳化地区，深入中共防地10至34里不等。国共内战的烽火眼看就要熊熊燃烧起来了。
然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没有料到美军8月6日竟在日本投下原子弹，苏军随后于9日突然大举出兵中国东北，结果日本第二天就表明了投降之意。几天后，即14日，日本天皇正式下达了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并于次日亲自广播了投降书。而中国的各抗日军队，还没有来得及发动对日军的进攻，战争就意外地结束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胜利，国民党人均急谋应对方案，强烈呼吁蒋介石为防止奸伪乘机进占重要城市与收编敌伪武装，应饬各战区向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武汉、徐州、青岛、济南、东北等地迅速推进，向美国交涉空运和海运，同时迅即发表北平行营命令，并先遣要员率小部空运部队早达平津，指挥先遣军及伪军，巩固要点，控制机场及海口。且应由行营指挥河北、滦东一带归顺之伪军，布防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之线，以防奸伪东窜，渗入东北境内，夺取伪械，发展组织。蒋介石显然也有如此想法。只是他除了紧急命令各地军政长官“保持镇静”，迅速要求美军动用海空力量帮助运送后方军队前往各战略要点，秘密联络“沦陷区地下军、各地伪军”，给以先遣军、挺进军名义，包括利用汪伪政权要员如周佛海、袁良等负责维持治安，确保各大中城市不致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外，还有更精明的一手。那就是，在确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立即向毛泽东发出了邀请，邀请其来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两党领袖的会晤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和蒋介石即相识共事，自从成了政治敌手后，已有近20年没有相见。两位政治巨人的见面，被国人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国共双方对这场会面也自然有着精密的筹划。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的那一刻起，双方的角力就已经开始了
蒋介石三邀表“诚意”
万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谈，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这封电报的日期是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在“第一时间”向毛泽东发出邀请，似乎表达了蒋介石对中共和谈的诚意。但事实是否如此呢？在8月10日，日本向中、美、英、苏四大国发出请降照会。据蒋介石的内侍人员居以侨回忆：“由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拟出受降接收人员名单，林蔚、陈布雷递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名字时，眉毛一扬，拿起红蓝铅笔，用红色的一端把朱德的名字划掉，然后写上一个‘阅’字，签上‘中正’二字。”
既然如此，蒋介石发出这份邀请，是为何意？作为最早向蒋介石提出邀请毛泽东来渝的唐纵，在8月12日为蒋介石拟定一份呈文，其中建议：“中央表示统一团结战后建设之殷望，并重申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之诺言，同时表示希望中共领袖来渝共商进行。如毛泽东果来则可使其就范;如其不来，则中央可以昭示宽大于天下，而中共将负破坏统一之责。”也就是说，毛泽东来与不来，都对重庆方面有利。
显然，蒋介石认可了唐纵的建议，8月14日，蒋介石以电台广播的方式，公开向毛泽东发出邀请。采取这种方式，蒋介石便可以占据舆论制高点，从而将要不要和谈、要不要和平的问题摆在中共面前。蒋介石的这种策略也确实收到了舆论效果，8月16日《大公报》发表社论就说：“蒋主席既掬诚相邀，期共商讨，毛先生自然也应该不吝一行，以定国是……忠贞爱国的中国人，都在翘待毛先生的惠然肯来了！”
对于与蒋介石的会晤，毛泽东一直对三年前未能去重庆耿耿于怀，直到1943年1月25日他在写给彭德怀的信里还说：“去年九月蒋约我见面，派了林彪去，现尚未回，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但蒋介石此时的“盛情”却让毛泽东感觉不太舒服，因为他刚刚剥夺了八路军的对日作战与受降之权，8月13日，毛泽东还痛斥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动内战”，这时收到蒋介石的电报自然会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于是在8月16日，毛泽东以朱德名义写了一封长达2600字的至蒋电，要求蒋介石：“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参加受降”、“国民政府对日受降事宜必须同我方商量”、“制止内战”、“立即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电尾特别注明：“以上各项，我请你早日回答。”紧接着，毛泽东复电蒋介石：“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鄙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封电报，没有说不去重庆，而是待蒋介石表态以后再看。8月20日，蒋介石再致毛泽东一电，声称“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接着声称：受降办法由盟军总部规定，不能破坏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盟军规定，亦持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资格将置于何地？”电报最后重申邀请：“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收益百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这封电报，蒋介石一方面以“受降办法由盟军总部规定”回绝了毛泽东所提条件，但另一方面则对毛泽东的赴渝邀请更加“殷切”。22日，毛泽东再次复电蒋介石：“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这样，毛泽东二度拒邀。
应该说，形势是在向着蒋介石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蒋介石约见毛泽东的电报，均以三栏的地位用大字标题刊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国内要闻版上，加之重庆广播电台推波助澜，国内外无不知晓。毛泽东的再次拒邀，使许多人对中共产生了更多的疑问与指责。 蒋介石此时趁舆论有利的时机，23日第三次致电毛泽东，称：“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蒋介石已三次发出邀请，足以表明诚意了，接下来就看毛泽东如何“接招”了，如果他三电而毛泽东仍不来，他就占尽先机了。
中共方面提出的谈判条件未被接受，却感觉到来自舆论的压力，同时施加压力的，还有美苏方面。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都分别致电毛泽东，不但“晓以大义”，而且赫尔利两次表示愿意带专机赴延安迎驾。苏联方面，斯大林曾两次致电毛泽东，声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又称：“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际、国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据说，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很不高兴，“甚至是很生气”。在1960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还曾提到：“苏联受中苏友好条约的束缚，在道义上支持国民党政府，他硬是要压我们同意接受和平谈判。”可见，苏联在其中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由于各方压力，毛泽东不得不放弃开始向蒋介石提出的谈判条件。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虽然有美苏做的口头保障，但政治局的成员们还是非常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问题，毛泽东对此表示：“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行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人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
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偈，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到25日，毛泽东复电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魏德迈时又表示与周恩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
对毛泽东的这份回电，蒋介石的感觉是“温驯已极”，“横逆与驯顺，一周三变”。在25日，毛泽东复电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魏德迈，对赫尔利来延表示欢迎，声称愿与周恩来将军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
26日，中央政治局再度研讨毛泽东赴渝一事。毛泽东说：去，可以争得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做一定的让步……如果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
这样，经过一番准备，毛泽东终于登上去往重庆的飞机，在国统区的中心亮相了。
政治“极度”宽容，军事“不稍”迁就
毛泽东与蒋介石已经近20年没有见过面了。上一次见面还是在1926年的广州。那时，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毛泽东则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但在一年后，两人便分道扬镳，成为对手。数年后，历经8年的抗日战争，蒋介石作为二战中国战区的军事统帅，个人威望空前提高。而经历过抗战后期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威望和地位同样无可置疑。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林园举办了欢迎宴会，蒋介石致欢迎辞：“在这样友好的气氛中，在这么多尊贵的来宾中，国共两党的领导人终于坐到一起来了。政府方面高度评价毛先生莅渝和谈的崇高举动，请允许我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毛先生和中共代表团表示热烈的欢迎。”蒋介石久闻毛泽东爱吃辣椒，所以，特意准备了几盘掺有辣椒的菜。宴会上，蒋介石特意将毛泽东安排在自己的对座，宴会后，又邀请毛泽东下榻林园。
8月29日，蒋介石与毛泽东举行第一次会谈。蒋介石为谈判拟定三点方针：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会谈中，蒋介石虽表示愿意听取中共意见，但又表示不能同意中共关于中国有内战的说法。毛泽东则以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的大量事实为依据，说明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性的宣传。首次会谈无果而终。当晚7时，蒋介石亲赴毛泽东所住莲屋访问，会谈约一小时，蒋介石自称属于“普通应酬”。
据陪同前往重庆的胡乔木回忆，在重庆，蒋介石与毛泽东会面有11次之多，大多是在公开场合，但两人的几次重要会谈都是秘密的.蒋介石开出了价码：承认解放区事实上是绝对行不通的，在中共真正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各县的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酌情留任，省一级人员乃至省主席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关于政治问题，国民政府正考虑把战时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各党派代表都可以参加，但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和人事暂不变动。如果中共方面现在就想参加政府，可以考虑。也可以增加中共在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但是现在的国民代表不能重选。关于军队问题，国民政府能够允许的最高限度是：中共军队整编为12个师。在日记中，蒋介石为谈判制订的基本策略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蒋介石深谙武力的重要性，正如近代史学者邓野所言，民国时期的逻辑就是政治以武力为依据，解决了武力，就等于解决了政治，所以蒋介石提出欲以政治上的“极度”宽容来换取军事上的“不稍”迁就。不过，他的谈判对手对于这一点显然认识较之更为深刻，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提到：“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1924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
国共谈判僵持不下，9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民社党领导人蒋匀田时说：“商谈了近二十日，时间白费，毫无结果，已面临僵局了。”作为中间势力，蒋匀田对国共在这两个问题上互不让步颇为不解，他希望中共做适当让步，还提出应围绕联合政府问题会谈，而其他党派都应参与。毛泽东则回答他：“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 谈判陷僵局 蒋介石生恶意
毛泽东抵达重庆后的9月3日，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的谈判方案递交对方，其中的核心是九、十两项，第九项为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参加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委员，及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第十项为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公平合理的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解放区部队编成16个军48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设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对于中共所提的谈判条件，蒋介石自感“脑筋深受刺激”。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记道：“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共军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最后将欲廿四师为其基准数乎？共匪诚不可以理喻也。此事唯有赖帝力之成全矣！”9月4日上午，他约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将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群等。其内容包括：“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承认解放区，为事实绝对行不通”等。
正如学者杨奎松分析的那样：“双方一个力图以承诺民主为掩护，将国家重新统一在一党的控制之下;一个则必欲以事实上割据的办法来保存自己的军队和干部，完全是背道而驰。”因为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互不相让，谈判于是陷入僵局。中共方面虽然已内定让出南方各小块的根据地，只占淮北及黄河以北地区，但其要求与蒋介石内定的对中共至多可“予以一省之主席，以观后效”，军队至多不能超出12个师的计划，实在相距太远。
在9月10日—15日之间，国共代表接连举行四次正式会谈，在核心问题上双方依旧一无进展。这时，赫尔利得到美方命令，要他与魏德迈等立即回国商讨远东问题，回国之前，他迫切地想拿到一份国共双方的书面协议，哪怕是纸上和平，也好向杜鲁门交差。于是，在17日，即赫尔利准备回国的前一天，专门宴请了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并先后约两党代表进行讨论。他对双方都极力施加影响，甚至主动提出将国共军队照比例缩编的办法，以使得谈判顺利进行。
在21日的谈判中，国民党代表把中共军队的数目从原来的最多编成12个师增加到16个师外，其他则一概拒绝。国民党政府的这种态度，使中共代表非常气愤，王若飞当场就拍了桌子，痛斥对方频频用“军队国家化”来压迫共产党，却不想现在的所谓国家不过是国民党一党的国家;一方面强行削减抗日军队，一方面因兵力不足，到处委任伪军，不如“中央把我党连部队都消灭了好了！”
赫尔利已经推迟了回国的行程，看到出现这种局面，当晚便找到蒋介石，软磨硬泡，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在军队数目上让到20个师。不过，蒋介石强调：中共必须承认此数，不能再加，并且不能再提按国军数目比例的事，放弃请委各省主席、副主席的要求。因赫尔利次日就要上飞机，故其立即找来周恩来、王若飞要其请示毛泽东做最后决定，准备迫使国共代表连夜拟定谈判公告。但是毛泽东坚决不肯让步。第二天，赫尔利只好带着他未完成的任务返回美国，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9月23日，周恩来对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民主派报告了两党谈判的具体情况，与会者几乎都主张中共不应再让步，甚至一些人认为，中共过去让步太快太大，更不应放弃此前关于立即结束党治、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共中央明确提议，目前谈判已达到预期目标，故毛泽东再留重庆似无必要，应立即返回。
见谈判毫无进展，9月27日，蒋介石索性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度假去了。在去西昌的飞机上，蒋介石读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提问中，毛泽东谈到，解放区已经拥有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勾起了蒋介石对中共所提11条的回忆，也勾起了蒋介石郁结在胸中对中共和毛泽东长期的仇视。想到剿共多年，共军却越剿越多，如今共产党代表已经与他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判了，他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尤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随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开放存放在该院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蒋介石一些不为人知的想法也公之于众。在1945年9月29日的日记中，蒋介石罗列了中共11条罪状，并决心要扣押和审判毛泽东。“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看了好几遍，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近代史研究专家杨天石初次看到蒋介石的这则日记，感到非常震惊，他说：“以前，从没有任何文献流露过蒋介石想趁重庆谈判期间扣押甚至审判毛泽东。”
然而，毛泽东应邀，为两党谈判而来，要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大使赫尔利的保证和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想到苏联政府可能的反应。所以，他在日记里为提醒自己而特设的“注意”栏下写下了两条：一、哈雷（即赫尔利）保证共毛之安全函电，美国政府之地位及其预想之态度，应加研究。二、俄国之表示如何，亦应切实研究。
经过几天的思考、犹豫后，蒋介石判断“俄国实力已耗，外强而中已干”，在10月5日的日记中，蒋介石认为若扣留、“审治”毛泽东，苏联不会善罢甘休，有可能占领新疆，拒绝从东北撤兵。但是，蒋介石觉得还是合算，他还是要做。然而，就在蒋介石准备破釜沉舟，豁出去“大干一场”的时候，他却又犹豫起来了。10月6日，他在日记中记道：“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借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唯有天命是从也。”
为毛泽东授勋 礼送离渝
可见，“审治”毛泽东，兹事体大，经过一夜的反复权衡和思考，蒋介石最终还是放弃了。除了美苏、国内舆论外，恐怕也与蒋介石对毛泽东的判断有关。一方面，他认为，毛泽东这个人不简单，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毛泽东“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仍以政治方法制之，使之不得不就范也。政治致曲，不能专恃简直耳！”所以，10月6日中午，蒋介石与左右讨论中共方面所起草的《会谈纪要》以及毛泽东的离渝时间，蒋介石“立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 10月9日，毛泽东向蒋介石告别。蒋介石问毛泽东：对国共合作办法有无意见？据蒋介石日记记载：“毛吞吐其辞，不作正面回答。”蒋介石对毛泽东称：“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当日正午，蒋介石继续与毛泽东谈话，并且设宴招待。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共同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纪要》的签字当然是可喜可贺。也在这一天，国民政府发布授勋令，对大批抗战文武有功人员授予“胜利勋章”。在受勋人员名单中有朱德、彭德怀、叶剑英三人，蒋介石后来又加进了毛泽东、董必武和邓颖超。那么，刚刚还下决心“审治”毛泽东的蒋介石，怎么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向毛泽东授勋呢？其原因，蒋介石在日记中是这么说的：“双十节授勋，特将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唯恐政府发其罪状，故亟欲抗战有功表白于世，以掩盖其滔天罪恶。余乃将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乎？然而难矣哉！”对此做法，杨天石颇有感慨，他说：“世界授勋史上大概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前例，内心深处认为其人有‘滔天罪恶’，但是，还要为其授勋，表扬其功绩。‘彼等自知’以下云云，揣度中共领导人心理，自作聪明，昏谬可笑！”
同日下午4时，蒋介石到桂园，毛泽东送行。毛泽东提出，今晚住到蒋介石的林园官邸去。蒋介石的这次拜访，前后只有10分钟。会谈后，毛泽东、周恩来同蒋介石一起乘车到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国庆祝酒会。酒会后，蒋介石、毛泽东再次谈了半小时。毛泽东住到林园后，向蒋介石提出：1.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待自己回延安，召开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后再定办法;2.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蒋介石觉得国民大会召开无期，甚是不快，不过表面上，蒋介石仍故作平静，努力“和婉”地对毛泽东说：“如此态度，则国民大会无期延误，我政府不能如此失信于民也。”又说：“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但至十一月十二日，不能不下召集明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蒋介石还向毛泽东表示，即使政协会不能如期召开，政府也不能不于11月12日下令召集国民大会。谈至此，蒋介石向毛泽东告辞，约定明晨再谈。
10月11日晨8时，蒋介石约毛泽东共进早餐。餐后，二人再次对谈。蒋介石用非常坚决的口吻向毛泽东强调，“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否则不能成为国家”。毛泽东则答此事留待周恩来与王若飞在重庆继续商谈。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这一次握手道别，便是他们的永别。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彼去后，散步林园一周毕，记事、批阅公文，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
就在毛泽东离渝后，10月13日，蒋介石即正式发布了剿共密令，他告诫各级军事将领：“共党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贻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而中共中央也在毛泽东离开重庆后，发布指示，称：“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故“解放区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两位政治巨人把酒言欢，并没有缩小两党间的敌对立场与巨大分歧。
毛泽东的统战攻势
18年后首度进城，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开展了大量的统战活动，使中共的影响更加深入人心。这些统战活动为中共在谈判中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以及日后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
直到1945年8月28日当天中午，毛泽东是不是真的会来，依然众说纷纭。驻扎在重庆的几十名外国记者全体出动，在九龙坡机场蹲守，反复打听延安专机的情况。国民党方面进行新闻封锁，中国记者寥寥无几，只有《新华日报》临时得到消息，约了《大公报》、《新民报》等几家报馆的记者赶来。邵力子、雷震和各民主党派领袖也陆续到场。重庆酷热难当，人们在烈日下苦等几个小时，唯恐一溜号错过历史瞬间。下午3点37分，草绿色的三引擎巨型机降落，机门才开，就响起一片掌声，记者们打仗般拼抢有利机位。终于，毛泽东从机舱口走出，镁光灯闪成一片，赫尔利笑道：“这是好莱坞。”
“‘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
“记者们追进了张公馆。郭沫若夫妇也到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崭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
毛泽东在机场与各界人士见面，发表讲话，然后到张治中公馆休息。《大公报》著名记者、中共地下党员彭子冈以白描笔法，客观而传神地再现了毛泽东的初次亮相，让读者看到，共产党领导人并不像国民党宣传中那样凶神恶煞粗野无知，他是一个接地气的读书人。
在《新华日报》记者笔下，毛泽东呈现截然不同的气场：“他朝周围的群山打量了一眼，似乎要在这一瞥中熟悉重庆的山山水水。然后他取下头上戴着的夸克礼帽，朝机场上欢迎的人群使劲地挥动着。那有力的挥动，使每一个在场的人都相信，他有着扭转乾坤的力量。”
就在毛泽东举起礼帽向接机人群挥舞的时候，郭沫若注意到毛泽东手腕上没有表。手表是当时人物彰显身份的必备单品，郭沫若感到毛泽东理应有一只高级手表配上这身崭新的衣服。过了几天在一次会见活动上，郭沫若不失时机摘下自己的欧米茄手表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直到去世前都在使用这块表，始终不肯换。
这是毛泽东作为中共一号领导人第一次出现在国民党统治中心，也是他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之后18年来第一次“进城”。怎么把他包装好，中共中央上上下下费了不少心思。毛泽东向来不讲究穿戴，何况在延安条件艰苦，他一直穿打补丁的棉布衣服和布鞋，戴灰布八角帽。为了重庆谈判，叶剑英给他买了皮鞋，在北京定做一套灰色中山装，江青在苏联医生阿拉夫那里借了一顶帽子。临行前，周恩来发现毛泽东头上的帽子有点小，摘下自己头下的夸克礼帽给他，毛泽东试了一下正合适，欣然戴着去登机。盔式帽即夸克礼帽，又称拿破仑帽，圆顶圆边，孙中山有同款，生前常戴。 走下舷梯，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原称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乔冠华在毛泽东身边为他一一介绍到场人士。美髯垂胸的张澜形象辨识度很高，不等乔冠华开口，毛泽东就主动和他打招呼握手，两人寒暄停不下来，蒋介石派来的接机代表周至柔和国民党要人被冷落在一旁，为缓和局面，周恩来从毛泽东身旁绕过来握住张澜的手互道阔别，安排他们合影。记者一拥而上密不透风，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都被挡在人墙之外，急得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沈钧儒年纪大个子小，被挤在人缝里无法动弹，不停喊“我是沈钧儒！我是沈钧儒！”
张治中说着“好了吧”，带领延安朋友突出重围。他告诉毛泽东，委员长给他安排在条件最好的山洞林园美国招待所，很凉快的。毛泽东说，我是中国人，不住美国招待所，张治中说政府招待所条件差点，不知可不可以？毛泽东答应了。林园是抗战初期张治中为蒋介石、宋美龄在歌乐山云顶寺旁修建的官邸，蒋介石赠给林森居住，遂称林园。1943年林森去世后，林园成为蒋介石官邸。
8月28日当晚8点多，在林园，蒋介石为毛泽东一行举行欢迎晚宴，菜品“别有用心”地安排了西餐。满桌面包黄油牛排，毛泽东吃得很少。第二天早上，又是西餐，毛泽东吃了几口把警卫员齐吉树叫过来说：“国民党吃饭也学美国人，中国人不吃中国饭，一天到晚是面包面包。我不习惯，你去跟他们商量一下，换成中餐。”餐厅负责人说：“毛先生的饮食是上面安排的，我们不能擅自改。”齐吉树反复要求才终于改成中餐。
四路人马保护毛泽东
周恩来不放心毛泽东住在蒋介石官邸，吩咐警卫人员仔细检查卧室各个角落，看有没有爆炸品和燃烧品等。他又亲自检查床上床下和枕头下，在椅子坐一坐，才让毛泽东进去，并要求警卫人员保证房内不能离人，也不要让外人进来。
出发前，周恩来、康生、李克农等反复研究，选定久经考验的老战士龙飞虎、颜太龙、陈龙，枪法好的警卫员舒光才、戚继恕等人，随从保卫;毛泽东警卫班选派齐吉树赴重庆照料生活。这个护驾阵容号称“一虎二龙三鼠”。
重庆谈判世界瞩目，毛泽东的安全是美方做担保的，蒋介石非但无意加害，相反还要千方百计保证毛泽东毫发无伤，万一受到反共分子袭击，国民政府交代不过去。蒋介石指派宪兵司令张镇派一个警卫班负责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安全，戴笠当时正在前线布置接收工作，蒋介石专门把他召回，再加一道安保防线。戴笠在毛泽东下榻之处设机枪阵地、瞭望台和无数明卡暗哨。有个手下嘀咕：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毛泽东干掉，坐上几年牢，便可立大功。戴笠知道后把他叫来大骂一顿缴了他的枪。
刚到重庆的两天和临行前一天，毛泽东住在林园，其他时间住在位于重庆郊区红岩村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红岩村地处偏远进城不便，张治中把自己的官邸桂园腾出来供毛泽东白天会客办公。每天早上8点，毛泽东乘车从红岩到桂园，晚上回红岩。
张治中留下他最信任的贴身侍卫唐建贵率一个手枪排，指示凡是国民党方面的人员，一概不准进入桂园。唐建贵严格遵守命令，有一次郭沫若来看毛泽东，为了顺利通关亮出“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身份，结果警卫一听是国民党的人，说什么也不让进，直到为毛泽东担任谈判期间秘书的王炳南出来说明情况才解围。中外记者来桂园采访都要登记和安检，照相机、钢笔要拿出来单独检查，此举引来记者不满，但警卫为了确保绝对安全也顾不得许多。
毛泽东在渝40余天，至少有周恩来、张镇、戴笠、张治中四路人马在保护他，各路警卫都得到命令只信任自己人，其他势力一概严加防范。周恩来让颜太龙严格监视蒋介石派来的司机和警卫，超车、拐弯时要保持车距，保证安全，还交代监视同时要给他们散烟，搞好关系。张镇的宪兵警卫班内部通知，不管是哪一派哪一“统”（军统中统）的特字号人物，都不许接近毛泽东，发现有借故捣乱的人开枪打死不用偿命。戴笠派来的特务化装成乞丐小贩，整天在毛泽东住处门口晃来晃去，张治中的警卫班认为他们不怀好意屡次发生冲突。经周恩来协调，张镇的宪兵负责大门，张治中的警卫负责内围，但宪兵休息时要进入园内，警卫不相信宪兵，又抽调一批精干人员盯住他们。
毛泽东离开重庆之前，给宪兵和警卫赠送了纪念品，感谢他们辛勤的安保工作，每名警卫得延安毛线一磅，两边的负责人各得一套延安自制呢料。对于毛泽东赠送的礼物，警卫班做出三种处理决定：不收，收一半，全收。请示蒋介石得到的回复是全收，于是大家领回毛线，庆幸40多天任务圆满完成。
“拜客，什么人那里我都去”
全国各界精英荟萃大后方，统战良机不可错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为毛泽东安排了紧锣密鼓的时间表。从《新华日报》当年的报道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重庆43天，几乎每天都有一至两场宴会聚餐，吃饭之余也排满茶会、演讲和会见活动。周恩来把谈判的具体问题都拉到自己这边，缩短毛泽东在渝时间，并且让他有充分档期奔走交际。国民党军政要员、中间党派代表人物、新闻界、实业界、戏剧界、科学文化界、教育界、驻重庆外国使节，国际救济团体，毛泽东皆亲自登门拜访或约谈，用他自己的话说：“拜客，什么人那里我都去！”
8月30日中午，在林园住了两夜的毛泽东进入市区，拜访的第一个人是宋庆龄。抗战期间，宋庆龄冲破封锁多次给延安运送物资药品，解中共燃眉之急。在重庆期间，宋庆龄与毛泽东多次见面，她感到毛泽东“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8月30日晚饭前，毛泽东来到重庆上清寺西南角嘉陵江畔的特园拜访张澜。特园是著名民主人士鲜英的公馆，鲜英字“特生”，故名特园。鲜英是张澜的学生，开朗好客，仗义疏财，抗战期间接待天下名士。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等在特园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将总部设在这里。张澜、梁漱溟、张申府、张东荪等人还长期寄宿在此。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三访张澜成为一时佳话，除8月30日之外，9月2日和15日毛泽东又来了两次。张澜领导的民盟成为中共的坚定盟友。 当时住在特园的鲜英远房亲戚杨复全见证了毛泽东与张澜的会面。“我的第一印象，毛泽东很高大壮实，有点像乡村教师。看到他进来，我忙说：‘请坐，请坐。’他很从容地坐到第一个大沙发上，把沙发坐得满满的——来特园的客人，只有他和冯玉祥能把沙发坐得满满的。”毛泽东向张澜解释了中共《对目前时局的宣言》的内容，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张澜心驰神往。
8月28日蒋介石的宴会官方色彩较重，气氛平淡，真正热烈的接风宴是在9月1日下午。孙科、邵力子牵头，在中苏友好协会会所举办盛大鸡尾酒会，上至宋庆龄、张治中、朱家骅、陈立夫、下至马寅初、傅斯年、郭沫若、茅盾，重庆各界名流数百人到场。人人排着队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挡在前面连番代饮，千杯不醉之名就此远扬。毛泽东不得不喝时，周恩来则抢先递上自己事先准备好的低度数葡萄酒，不让毛泽东喝对方端过来的烈酒。一是毛泽东酒量小，怕他喝醉头脑不清醒;二是担心别人的酒有毒，菜单周恩来都要一一审查，甚至要先尝过再让毛泽东吃。
酒会散席后，外面刚下过雨，毛泽东的专车掉进沟里卡住了，冯玉祥亲自带人去推，还是推不上来，于是他用自己的车送毛泽东回桂园。
抗战期间，冯玉祥与毛泽东有过通信，神交已久，在重庆他们初次见面，一拍即合。9月7日晚，冯玉祥在特园康庄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
冯玉祥调来他在乡间住所的厨师，要他多做湖南口味的菜，冯玉祥一生不吸烟不喝酒，宴客也从不备烟酒，这次备了茅台和好烟给毛泽东，但他个人仍是以水代酒。席间上菜斟酒的都是冯玉祥的贴身侍卫，以保障毛泽东安全。冯玉祥素有倒戈将军之称，与毛泽东宴饮之后，更加站在共产党这一边。1946年7月他被命令退役，以“特派考察水利专使”名义派到美国，在美国他撰写《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揭露其专制独裁。
在重庆，毛泽东主动接触国民党的各派人物，他说：“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要作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做铁板一块。”可是，对于毛泽东登门拜访戴季陶、陈立夫这样的反共分子，身边的工作人员却是疑团莫释。毛泽东解释道：“他们确是一贯反共的。但是我们来重庆干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
毛泽东到重庆的第三天，便去陶园拜访戴季陶。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们曾在广州共事，后来因政治分野，自然成为陌路人乃至政敌。毛泽东的主动拜访，使戴季陶既措手不及，也感慨系之。后来，他向张治中谈起，并表示将尽地主之谊，欲与毛泽东“联杯酒之欢”。可是，因有诸多不便，只能委托张治中代约时间宴请，在给张治中的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能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毛泽东等如约出席，席间，他们回首往事，心向往之。戴季陶的秘书陈天锡回忆，戴季陶于“席终客散，亦无一言提及，似有不足言之隐”。
9月20日，毛泽东在秘书王炳南的陪同下，登门拜访陈立夫。寒暄后，毛泽东又忆起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往事，说那是国共两党的“一段蜜月期”。陈立夫说，那段时期正在美国读书。毛泽东接着批评国民党的剿共政策，说：“所谓‘石头过刀，茅草过火’，厉害得很啦！我毛泽东被追得东奔西跑，好不难堪哟！这段历史你经历了吧！”陈立夫连忙掩饰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无须再提。毛泽东继续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陈立夫表示，国民党在过去有许多要检讨的地方，这次国共和谈，愿意“尽心效力”。
“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
1945年9月4日至21日，是国共双方针对实质问题进行谈判的关键阶段，也是最艰苦的阶段，尤其是涉及中共军队整编问题，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指出应展开政治攻势，争取中间派的同情。南方局遵照意见安排了多次与中间党派负责人的会面，与文化、产业、新闻、妇女各团体的见面。国民党官方媒体对外宣传谈判十分融洽，毛泽东则向各界报告谈判遇到的胶着状况，强调中共有耐心和信心。
毛泽东还访问了苏联、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大使，宴请司徒雷登，接见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接受路透社、合众社记者采访。他向国际社会介绍共产党军队的情况、共产党有关国际国内问题的主张，争取对中共的支持。
9月17日，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刘鸿声、潘昌猷、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范旭东等产业界人士。民族资本家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毛泽东说中国经济落后，私营工商业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需要发展，不是短期就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三种资本是要坚决反对的：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侵略资本。火柴大王刘鸿生参加桂园茶会后，兴奋地对厂里工作人员说：“看来他们的态度是诚恳的。他们还要我们提意见，我只说一句：对于他们的主张，我赞成，但是将来建国应以蒋委员长为领导。看来这次国共谈判是能够成功的，和平建国是有希望的。”这批产业界人士在1949年之后大部分留在大陆参加了公私合营。
9月20日，《大公报》在李子坝报馆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席间，《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提出“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半开玩笑地答：“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大家一笑而过。王芸生的心凉了半截，他明白，一介书生畅想的和谈建国不会有结果了。王芸生的女儿王芝芙回忆，那天晚上健谈的父亲默默无语。
9月22日，毛泽东在桂园约见国家社会党的蒋匀田。蒋匀田问谈判进展，毛泽东答已面临僵局，僵在军队分配和地区自治。他说：“没有我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蒋匀田承认这句话是实情，但又问毛泽东：“假使有一天我们认为不需要枪杆护卫，可以自由活动，如欧美的民主国家一样，用自由竞选的方式取得政权，毛先生，你愿否放弃所有的枪杆吗？”毛泽东说：“假使我能凭政治斗争技术，以取得政权，我为什么要负养数十万大军的重担呢？不过还须请你注意一点，军队国家化固好，所有特务人员，更须国家化。不然，我们在前头走，特工人员在后面跟踪，这样威胁，那我们又如何受得了呢？”据蒋匀田回忆，“毛先生讲到特工跟踪时，他即站起，以行动表现，左右转头向后看，使在座的人为之惊笑不已。毛先生表演特务跟踪之毕现形态，今日回忆，真使我百感丛生，情难自已，不得不提及之。或可为将来史话传闻之佐证。” 临别前，蒋匀田问：“毛先生，你对中国文化的估价如何？”他笑道：“你是否疑我相信共产主义，即不懂中国文化呀？我相信我是读通了中国历史的人。”蒋匀田亦笑：“我当然相信毛先生读通中国历史，不然，怎能以史话填出《沁园春》的名词呢？”
关于《沁园春》的对话，恐怕蒋匀田回忆有误，因为这首词是在毛泽东离开重庆几天后才传播开来的，推手是毛泽东的著名诗友柳亚子。柳亚子在大革命时代与毛泽东相识，他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始终同情中共。在重庆与毛泽东重逢后，他诗兴大发，每次与毛泽东见面都要作诗相赠，并强烈要求毛泽东也写几首给他。毛泽东一再推辞。周谷城曾问毛泽东现在是否还写诗，他笑谈“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
耐不住柳亚子反复邀约，10月7日，即将回延安的毛泽东把1936年的旧作《沁园春·雪》抄录赠给他。柳亚子大喜过望，马上和了一首回赠。毛泽东回延安后，柳亚子得意地把原词和和词到处传阅，还拿到《新华日报》要求发表。《新华日报》编辑部说，发表毛主席的著作要向延安请示。经过与周恩来和延安方面商议，《新华日报》没有发表原词，毛泽东不希望别人知道他写旧体诗。但原词片段已经在重庆民间流传开来，剧作家吴祖光综合多个版本拼凑出原词，在他编辑的《新民报晚刊》副刊上发表。周恩来劝他不要发，但吴祖光认为《新华日报》是党报，应该遵守毛主席的指示，《新民报》是民营报，有料的稿件就是应该发。诚如他在编者按语中写道的：“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在此之前国统区唯一曝光的毛泽东诗词是《西行漫记》中的《七律·长征》。
《沁园春·雪》发表之后在重庆引起舆论轰动，有人赞其文采气魄，有人讽刺他想当皇帝。王芸生在《大公报》刊发自己的旧作《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另外写道：“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翻身吧！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
10月8日晚，张治中举行盛大宴会为毛泽东送行，毛泽东发表了演讲。据彭子冈回忆，因为他的湖南口音重，现场很少有人全部听懂他的发言，人们印象深刻的是“和为贵”三个字，以及在演讲的最后，“毛先生像咆哮般地大喊：‘新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这并不是毛泽东在重庆唯一一次喊这个口号。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国民参政会举办茶会邀请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在会上致词时举起右拳连呼三次“蒋委员长万岁”。
10月11日在林园用过早餐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又作一次会谈。蒋介石表示政府决不会再作出任何让步。上午9时，毛泽东与蒋介石此生最后一次握手，即赴机场。
（参考资料：《国家人文历史》、《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北京日报》;作者：李响、王炳南、黄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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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一场“文比”
毛泽东飞抵重庆。他的到来，受到了重庆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如鲠在喉的蒋介石，伺机欲扳回一局。在其授意下，国民党多位高级幕僚和几位美国军事顾问，精心炮制了一篇军事论文。
9月27日晚，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林园宴请毛泽东。名义上是私宴，参加宴会的人也不多，但是来的记者却特别多。宴会结束后，是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蒋介石导演的好戏开始上演了。几个记者草草问了几个问题之后，美国的一名记者抛出了正题：蒋先生与毛先生都是杰出的军事家，请问，领军作战的精要是什么？
蒋介石早有准备，他向大家微笑挥手致意，然后侃侃而谈，从新兵训练到后勤补给，从青年军官的培养到机械化武器的装备，从战略战术的运用到政治舆论攻心……方方面面，高屋建瓴，用了二十多分钟才讲完。末了又谦虚几句，才结束演讲。一众国民党官员使劲地鼓起掌来，恭维之声四起。
蒋介石很得意，该讲的，他都讲了。毛泽东还能讲出什么新意来，不拾他蒋介石的牙慧就算不错了。
毛泽东见推辞不过，就站到了台前，用他那典型湖南腔说道：“刚才蒋委员长讲得很好嘛，我呢，就简单讲一下，只有三句话。第一句：在井冈山的时候，我带着两三千兵，这时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兵’，每次打仗，都冲在最前面。士兵们受到了鼓舞，接连打胜仗。第二句：长征的时候，我领着三五万人马，这时，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将’，每次打仗，我都藏在队伍中间，协调各部队机动作战。第三句：抗日战争期间，我领导着几十万的军队，这时，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帅’，每次打仗，都躲在最后面。我整天只考虑一个问题，这些士兵中，谁可以当‘将’。我用的都是土办法，不过，实践证明，都很实用嘛！”
毛泽东讲得生动幽默，通俗易懂。刚一讲完，记者们就自发地鼓起掌来，连一些国民党卫兵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见毛泽东三言两语就赢得满堂人气，蒋介石脸色很不自然。他讪讪地笑道：“润之，说得不错，好……”
当天晚上，陈诚来请示蒋介石：“委座，这是《中央日报》对今晚宴会的报道文稿，您要不要过目一下？”蒋介石沉凝了一下，缓缓道：“不过都是酒后戏言，且是私宴，不必报道了。通知各家报社，都不必报道了！”
（责编：万晶琳;参考资料：《知识博览报》;作者：卢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