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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苗语和老人身上的苗族服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几乎被汉化的村落，年轻人到沿海城市打工，生活习惯早已被汉人同化。
“早些年，我也是在外面打工，在东北搞了几年装修。后来马路修通了，我回来买了台车跑运输，就再也没出过门了。”村主任龙兴仲的话里头多少有一丝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气概。我说：“原来你在东北呆过，怪不得普通话那么好。”“快拉倒吧！”他说，“也不咋的，就是在那边的时候，随便跟他们唠嗑”。我忍不住笑出声来：“村长，看不出你性格还蛮可爱的。”
房子带来的幸福感
因天星山得名的天星寨，1958年更名为板吉村。村子坐落在山坡上，一条修建于十几年前的盘山公路从村子中间穿过，将整个村子一分为二，一半高出马路，另一半则位于路基以下。为了省事，我分别将其称为“上半村”和“下半村”。
来板吉村，是因为听说这里保留了很多有上百年历史的石头房子。可是当我们从车里下来，最先注意到的却是马路两旁那些簇新的两层或三层小楼，建得颇为考究的同时又毫无特色可言。跟我在很多农村里见到的新房子长得一模一样，顿时心里有些失落。
为了赶走失落，我过于严肃地反省了自己的心态：显然，下车的那一刻，我的猎奇心理盖过了一切，无关痒痛的审美态度凌驾于人家的生活体验之上——你怎么不关心住在新房子里的人是不是比住石头房子更幸福呢？
没有向导，我们决定先随便逛逛，拍些照片。我们从上半村开始逛，登上马路边的石板台阶，折进一条逼仄的小巷，两边都是石头房子，我非常喜欢左边的这栋：相邻的两堵墙呈锐角交汇，却不见尖尖的墙角，墙角被一扇拙朴的木门所取代（一堵墙对另一堵墙说了什么？墙角见……不，应该是门口见）。
一位五十岁上下的男人，抱着一些准备扔掉的硬皮包装纸走过来，正好在这个门口遇上了。“这房子是你的啊？”我问他，语气中不自觉地流露出羡慕。“是我的。”而他，则流露出自豪。我摸了摸那堵垒砌精密的石头墙：“有多久历史了啊？”他这才意识到我说的是石头房子，好像有点不高兴了：“这个不是我的呢。后面那栋是我的。”
后面那栋，犹抱琵琶半遮面地立在巷子的拐角处，再往前走几步，就看到它的全貌了。没得说，锃光瓦亮的三层小楼，外墙嵌满瓷片，有着琉璃屋顶、金属门窗，三四个工人正在室内装修。“别墅啊。”我心想。“大别墅”比石头房子更能给他带来幸福感，这是肯定的。
再往前走，地势也随着上升。一个将西装穿得很随便的男子远远地跟随着我们，被我们发现之后，他下定决心快步跟了上来，问我们是不是从长沙来的记者。我们连忙请教他是哪位。他双手插在裤兜里，低下头。羞涩地说：“我是村长。”
村主任名叫龙兴仲，今年39岁。在凤凰县城开会的镇长和村支书打电话告诉他我们要来，他赶紧开着大货车从禾库镇的方向折回了村里。龙兴仲带着我们将上半村逛了个遍。他介绍了村子的基本情况：168户人家，730多口人，约一半人仍住在石头房子里。“我们这边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没有一丘像样的田，没有一块好地，呆在村里的大多数是老弱病残，种点稻谷蔬菜，刚好够吃。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陪着我们逛的还有一条小狗和一个老人。老人名叫吴党国，是村里的中治专干。“中治专干是干嘛的？”吴党国努力控制着舌头，用走调的普通话从口腔里推出几个字来：“治理的啊。”龙兴仲则干脆利落地翻译成“保护一方平安”。而那条浅黄色的小狗，探着粉嫩的鼻头。一声不响地跟在我们身后，也像个大人似的慢慢地走着，也像个大人似的在想一些事情。
我们走过正在施工的、朴实无华的村委会办公楼，登上几级石阶，就到了村子中央一个地势较高的平台，一大块青石凿平形成的晒谷坪，在这里差不多可以看到村子全貌。我们俯视着几间石头房子连成一片的青瓦屋顶，目光突然又被几栋拔地而起的新楼房所阻断。旧与新，传统与现代在这个村里毫无秩序地混杂相间，显得很不规整，这也使得我们的摄影记者颇为苦恼。
落日的余晖同时洒在石头房子的青瓦上和水泥钢筋房子的瓷片上，一部分显得昏暗和深沉，—部分显得明亮和跳脱，并将我们投在青石晒谷坪上的影子拖得很长。在我们驻足停留于此的时间里，那条小狗却显得很忙碌的样子，走过来走过去，有时又若有所思地中途停下脚步，好像有什么东西快要想明白了。
我对村主任说。这条小狗很有意思，他嘿嘿笑了，说：“它就是瞎转。”他告诉我，这是他养的狗，两个月前被送来的时候，只有巴掌大一点。前不久，他去长沙参加一个“湖南贫困村管理和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班”，培训的内容是“电子商务”，为期七天。七天之后回到家里，小狗见了他就“尾巴翘翘的”，对他表示欢迎。顺着小动物这个话题，龙兴仲说起了自己的两次失败的养殖经历。其中有一次是在村里的水田里养美国青蛙，从武汉购种回来。结果刚养出第一批苗，就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水，好多房子被淹，青蛙也全都跑了。
作为村主任，龙兴仲做梦都想发展旅游。他说这可能是村里唯一的出路，不过眼下的情况是没有人来投资。如果能发展旅游，他很有信心让游客“吃好玩好，還能带一些特产回去”。
我说，很多游客过来其实是想看石头房子。“当然，这是我们的文化。”他说。他自己也觉得老房子很漂亮，后来陆续拆掉了很多，是一大遗憾。人口在增长，家庭在开枝散叶，老房子住不下了，而村里地又少，只能拆掉老房子。在原地建筑多层的钢筋水泥结构房。“其实我也觉得，不搭配。”他指的是新老房子夹杂的情况，“如果有条件，把新房子修在一边，老房子保留在一边。那多好。你说是不是？”
太阳落山了。我们向村主任辞别，这里离我们住宿的凤凰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答应他。明天再来采访。“好。”村主任应承我们，“明天带你们下天星山去看看”。在回凤凰的路上，我琢磨着，为什么是“下”天星山？不应该是“上山”才对吗？
不让我们看的远山
“去年的这个时候吧，有人开了一辆挖机过来，我们那一带的村民都以为他要搞什么工程。挖机开来后，停在那里一个多月。没动。有一天晚上，把一丘田挖了六七米深，第二天就跑了，挖机也不要了。”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了一下，等我问过“为什么”之后，这才接着说：“挖出来的那些东西够买多少台挖机了！挖的那个坟离我们这里不远，也就十公里左右吧。出了这个事情，很多人才慢慢地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的。” 这是板吉村村民石林风在带我们去看天星山的路上讲给我听的。他说那个开挖机的盗墓贼挖的正是乾隆皇帝的某个儿子的坟，两百多年前，皇子带兵来镇压苗族英雄吴八月，就战死在这一带。
我是这天上午在村主任家门口遇上石林风的。村主任龙兴仲家的三层小楼就建在马路边上，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们按照前一天的约定来找村主任，结果只有他老婆在家。告诉我们“村长出去拉活了”。
村主任把领我们去看天星山的任务托付给村委会的秘书（一个矮瘦的老头）和年轻的妇女主任麻邓彩。我们在村主任家里等麻邓彩的时候，正在马路上游晃的石林风慢慢地靠近了过来。听说我们是记者，他快人快语地说了天星山跟“我们苗寨的渊源”。那是乾隆、嘉庆年问，吴八月领导苗民跟政府军打仗，根据地就设在天星山上。总共打了十二年，打败了。
这些历史传闻，不会说普通话而一直沉默的老秘书无法告诉我们，会说普通话但性格内敛、置身事外的麻邓彩也不能说清道明。麻邓彩虽然嫁到板吉村已有十几个年头，但她在番吞吐吐地回答我关于天星山的问题时，仍被石林风抢白了：“她只能算半个天星寨人，因为她对我们天星山文化不了解。”我说：“你这么了解，那你带我们去看天星山呗。”石林风突然精神起来：“现在就去吗？那你们等我一下，我回去带把镰刀。”
原来自从退耕还林之后。附近的山上都长满了灌木。以前通往天星山的小径也全被茅草和荆棘掩盖了，石林风拿镰刀是开路用的。他不失时机地制造一点神秘主义的迷雾：“我们苗寨有几个地方包括天星山都很神奇。以前的时候，你们陌生人一去，就会起雾，不让你们看到。”我不以为然地问道：“那我们这次去会不会也看不到？”“按道理，你们去了也是看不到的。”他说。我们横穿马路，从上半村走到下半村，再穿过大片刚刚收割过的稻田，开始沿着山路一路向下。石林风在前面披荆斩棘，我和摄影记者紧跟着他，老秘书和麻邓彩殿后。一路上我们都在彼此提醒，有的石头很滑。有的荆棘险些刺到脸，而有的路就悬在断崖边上。
无路可走时。我们便看到了对面断崖上昭然若揭的石壁，横在我们脚下的是一道一眼望不到底的峡谷。包围着这一切的是连绵不尽的高山，我以为天星山就列于其间。然而我错了，天星山既不是峡谷对面那些断然绝然、石骨穿空的山崖，也不是山崖后面那些更高更远的大山，而是位于我们左手方向，峡谷尽头的一座矮子山，仿佛是掉落在阴沟里的一个沾满灰的馒头。毫不起眼。当然，我也知道，不起眼是因为我完全无法看清它的真面目，因为太远而它又太不挺拔，也因为太阳就悬挂在它上方，非常刺眼。我突然懂了，为什么昨天村主任要说“下”天星山去。比起地势较高的板吉村，天星山明显在低处。其次，天星山子然独立。四面都是断崖，我们必须先“下”到谷底，才有可能靠近它。看来吴八月在群山中选择这座“高子中的矮子山”是有道理的，它易守难攻。
吴八月称王后才一年多，就被人出卖而牺牲了。有人继承了他的位子，接着与政府军斗争，从起义到被镇压共历经十二年。“这个峡谷里有一排石头，按我们这里迷信的说法，那是龙走过的脚印。龙在这里呆了十二年，一个生肖轮回。龙走了，吴八月的斗争也就失败了。”石林风指着峡谷底下我们根本看不到的深处说。
“你们自己也觉得是迷信吗？”我问他。他说：“虽然是迷信，但对我们苗民来说，也都是半迷半信。”石林风出生于1982年，早些年在浙江打工，最近刚刚结婚，打算在家里“搞些产业”。今年是他第一次尝试“互联网+”，在村子里种了二十多亩蔬菜，然后通过一个叫“一亩田”的网站销售出去。“第一次搞，亏得要死。”但“还是会继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子”。
和村主任龙兴仲一样，他也期盼着村子里能把旅游做起来。那样自己也能搭一下旅游的顺风车，搞一些配套产业。比如说，种些四季都开花的中草药，既有观赏价值，又能卖给游客。不过他觉得这只能是梦想，就算真的把旅游做起来了，他也只有旁边看的份。“中国的经营都是讲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他说。
对近水楼台如村主任者。他颇有微词。在村里，他自认为是第一个带头搞互联网+的，可是这次去长沙培训电子商务却没有他的份，反倒是村主任龙兴仲去了。
我想起刚才在路上，老秘书用夹生的普通话告诉我，村里有的村民一年可以种植七八十亩烟草，挣上十来万。石林风听到后悄悄地跟我说：“瞎扯淡！”
就在他向我吐露“实说”的這道悬崖边上，摄影记者的镜头根本拍不清远处逆光的天星山。石林风便带着我们前往离天星山更近的另一个山头，我们艰难穿行在比人还高的茅草丛中，突然没路了，视线被密集的杉木林挡得严严实实，连天星山的影子都看不到。我想起了出发前，石林风说过的那句“按道理，你们去了也是看不到的”，终于决定放弃。
回到下半村，我们碰到了村里的老人吴春松，用石林风的话说，“他是我们这方圆十里的苗族文化传承人”，在红白喜事、对山歌等活动中，一定少不了他的参与。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养鱼经验。
在收割过后暂时闲置、干涸的大片水田中，有一丘田注满了水，上面漂满了绿油油的藻类，田中间用泥巴围筑成一个留有缺口的圆圈，像某种神秘符号，成为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吴春松说。他用水管将泉水直接引到圆圈里面，冬天，当田里的水都冰上之后，鱼就会游进这个圆圈里去，因为泉水在冬天里也是温热的。
我由此想到龙兴仲失败的养蛙经历，便对着石林风感慨了一番：如果那年不遇上大水，说不定就……“也不是”，他打断我。“是他技术不过关”。
“早些年，我也是在外面打工，在东北搞了几年装修。后来马路修通了，我回来买了台车跑运输，就再也没出过门了。”村主任龙兴仲的话里头多少有一丝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气概。我说：“原来你在东北呆过，怪不得普通话那么好。”“快拉倒吧！”他说，“也不咋的，就是在那边的时候，随便跟他们唠嗑”。我忍不住笑出声来：“村长，看不出你性格还蛮可爱的。”
房子带来的幸福感
因天星山得名的天星寨，1958年更名为板吉村。村子坐落在山坡上，一条修建于十几年前的盘山公路从村子中间穿过，将整个村子一分为二，一半高出马路，另一半则位于路基以下。为了省事，我分别将其称为“上半村”和“下半村”。
来板吉村，是因为听说这里保留了很多有上百年历史的石头房子。可是当我们从车里下来，最先注意到的却是马路两旁那些簇新的两层或三层小楼，建得颇为考究的同时又毫无特色可言。跟我在很多农村里见到的新房子长得一模一样，顿时心里有些失落。
为了赶走失落，我过于严肃地反省了自己的心态：显然，下车的那一刻，我的猎奇心理盖过了一切，无关痒痛的审美态度凌驾于人家的生活体验之上——你怎么不关心住在新房子里的人是不是比住石头房子更幸福呢？
没有向导，我们决定先随便逛逛，拍些照片。我们从上半村开始逛，登上马路边的石板台阶，折进一条逼仄的小巷，两边都是石头房子，我非常喜欢左边的这栋：相邻的两堵墙呈锐角交汇，却不见尖尖的墙角，墙角被一扇拙朴的木门所取代（一堵墙对另一堵墙说了什么？墙角见……不，应该是门口见）。
一位五十岁上下的男人，抱着一些准备扔掉的硬皮包装纸走过来，正好在这个门口遇上了。“这房子是你的啊？”我问他，语气中不自觉地流露出羡慕。“是我的。”而他，则流露出自豪。我摸了摸那堵垒砌精密的石头墙：“有多久历史了啊？”他这才意识到我说的是石头房子，好像有点不高兴了：“这个不是我的呢。后面那栋是我的。”
后面那栋，犹抱琵琶半遮面地立在巷子的拐角处，再往前走几步，就看到它的全貌了。没得说，锃光瓦亮的三层小楼，外墙嵌满瓷片，有着琉璃屋顶、金属门窗，三四个工人正在室内装修。“别墅啊。”我心想。“大别墅”比石头房子更能给他带来幸福感，这是肯定的。
再往前走，地势也随着上升。一个将西装穿得很随便的男子远远地跟随着我们，被我们发现之后，他下定决心快步跟了上来，问我们是不是从长沙来的记者。我们连忙请教他是哪位。他双手插在裤兜里，低下头。羞涩地说：“我是村长。”
村主任名叫龙兴仲，今年39岁。在凤凰县城开会的镇长和村支书打电话告诉他我们要来，他赶紧开着大货车从禾库镇的方向折回了村里。龙兴仲带着我们将上半村逛了个遍。他介绍了村子的基本情况：168户人家，730多口人，约一半人仍住在石头房子里。“我们这边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没有一丘像样的田，没有一块好地，呆在村里的大多数是老弱病残，种点稻谷蔬菜，刚好够吃。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陪着我们逛的还有一条小狗和一个老人。老人名叫吴党国，是村里的中治专干。“中治专干是干嘛的？”吴党国努力控制着舌头，用走调的普通话从口腔里推出几个字来：“治理的啊。”龙兴仲则干脆利落地翻译成“保护一方平安”。而那条浅黄色的小狗，探着粉嫩的鼻头。一声不响地跟在我们身后，也像个大人似的慢慢地走着，也像个大人似的在想一些事情。
我们走过正在施工的、朴实无华的村委会办公楼，登上几级石阶，就到了村子中央一个地势较高的平台，一大块青石凿平形成的晒谷坪，在这里差不多可以看到村子全貌。我们俯视着几间石头房子连成一片的青瓦屋顶，目光突然又被几栋拔地而起的新楼房所阻断。旧与新，传统与现代在这个村里毫无秩序地混杂相间，显得很不规整，这也使得我们的摄影记者颇为苦恼。
落日的余晖同时洒在石头房子的青瓦上和水泥钢筋房子的瓷片上，一部分显得昏暗和深沉，—部分显得明亮和跳脱，并将我们投在青石晒谷坪上的影子拖得很长。在我们驻足停留于此的时间里，那条小狗却显得很忙碌的样子，走过来走过去，有时又若有所思地中途停下脚步，好像有什么东西快要想明白了。
我对村主任说。这条小狗很有意思，他嘿嘿笑了，说：“它就是瞎转。”他告诉我，这是他养的狗，两个月前被送来的时候，只有巴掌大一点。前不久，他去长沙参加一个“湖南贫困村管理和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班”，培训的内容是“电子商务”，为期七天。七天之后回到家里，小狗见了他就“尾巴翘翘的”，对他表示欢迎。顺着小动物这个话题，龙兴仲说起了自己的两次失败的养殖经历。其中有一次是在村里的水田里养美国青蛙，从武汉购种回来。结果刚养出第一批苗，就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水，好多房子被淹，青蛙也全都跑了。
作为村主任，龙兴仲做梦都想发展旅游。他说这可能是村里唯一的出路，不过眼下的情况是没有人来投资。如果能发展旅游，他很有信心让游客“吃好玩好，還能带一些特产回去”。
我说，很多游客过来其实是想看石头房子。“当然，这是我们的文化。”他说。他自己也觉得老房子很漂亮，后来陆续拆掉了很多，是一大遗憾。人口在增长，家庭在开枝散叶，老房子住不下了，而村里地又少，只能拆掉老房子。在原地建筑多层的钢筋水泥结构房。“其实我也觉得，不搭配。”他指的是新老房子夹杂的情况，“如果有条件，把新房子修在一边，老房子保留在一边。那多好。你说是不是？”
太阳落山了。我们向村主任辞别，这里离我们住宿的凤凰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答应他。明天再来采访。“好。”村主任应承我们，“明天带你们下天星山去看看”。在回凤凰的路上，我琢磨着，为什么是“下”天星山？不应该是“上山”才对吗？
不让我们看的远山
“去年的这个时候吧，有人开了一辆挖机过来，我们那一带的村民都以为他要搞什么工程。挖机开来后，停在那里一个多月。没动。有一天晚上，把一丘田挖了六七米深，第二天就跑了，挖机也不要了。”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了一下，等我问过“为什么”之后，这才接着说：“挖出来的那些东西够买多少台挖机了！挖的那个坟离我们这里不远，也就十公里左右吧。出了这个事情，很多人才慢慢地知道我们这个地方的。” 这是板吉村村民石林风在带我们去看天星山的路上讲给我听的。他说那个开挖机的盗墓贼挖的正是乾隆皇帝的某个儿子的坟，两百多年前，皇子带兵来镇压苗族英雄吴八月，就战死在这一带。
我是这天上午在村主任家门口遇上石林风的。村主任龙兴仲家的三层小楼就建在马路边上，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们按照前一天的约定来找村主任，结果只有他老婆在家。告诉我们“村长出去拉活了”。
村主任把领我们去看天星山的任务托付给村委会的秘书（一个矮瘦的老头）和年轻的妇女主任麻邓彩。我们在村主任家里等麻邓彩的时候，正在马路上游晃的石林风慢慢地靠近了过来。听说我们是记者，他快人快语地说了天星山跟“我们苗寨的渊源”。那是乾隆、嘉庆年问，吴八月领导苗民跟政府军打仗，根据地就设在天星山上。总共打了十二年，打败了。
这些历史传闻，不会说普通话而一直沉默的老秘书无法告诉我们，会说普通话但性格内敛、置身事外的麻邓彩也不能说清道明。麻邓彩虽然嫁到板吉村已有十几个年头，但她在番吞吐吐地回答我关于天星山的问题时，仍被石林风抢白了：“她只能算半个天星寨人，因为她对我们天星山文化不了解。”我说：“你这么了解，那你带我们去看天星山呗。”石林风突然精神起来：“现在就去吗？那你们等我一下，我回去带把镰刀。”
原来自从退耕还林之后。附近的山上都长满了灌木。以前通往天星山的小径也全被茅草和荆棘掩盖了，石林风拿镰刀是开路用的。他不失时机地制造一点神秘主义的迷雾：“我们苗寨有几个地方包括天星山都很神奇。以前的时候，你们陌生人一去，就会起雾，不让你们看到。”我不以为然地问道：“那我们这次去会不会也看不到？”“按道理，你们去了也是看不到的。”他说。我们横穿马路，从上半村走到下半村，再穿过大片刚刚收割过的稻田，开始沿着山路一路向下。石林风在前面披荆斩棘，我和摄影记者紧跟着他，老秘书和麻邓彩殿后。一路上我们都在彼此提醒，有的石头很滑。有的荆棘险些刺到脸，而有的路就悬在断崖边上。
无路可走时。我们便看到了对面断崖上昭然若揭的石壁，横在我们脚下的是一道一眼望不到底的峡谷。包围着这一切的是连绵不尽的高山，我以为天星山就列于其间。然而我错了，天星山既不是峡谷对面那些断然绝然、石骨穿空的山崖，也不是山崖后面那些更高更远的大山，而是位于我们左手方向，峡谷尽头的一座矮子山，仿佛是掉落在阴沟里的一个沾满灰的馒头。毫不起眼。当然，我也知道，不起眼是因为我完全无法看清它的真面目，因为太远而它又太不挺拔，也因为太阳就悬挂在它上方，非常刺眼。我突然懂了，为什么昨天村主任要说“下”天星山去。比起地势较高的板吉村，天星山明显在低处。其次，天星山子然独立。四面都是断崖，我们必须先“下”到谷底，才有可能靠近它。看来吴八月在群山中选择这座“高子中的矮子山”是有道理的，它易守难攻。
吴八月称王后才一年多，就被人出卖而牺牲了。有人继承了他的位子，接着与政府军斗争，从起义到被镇压共历经十二年。“这个峡谷里有一排石头，按我们这里迷信的说法，那是龙走过的脚印。龙在这里呆了十二年，一个生肖轮回。龙走了，吴八月的斗争也就失败了。”石林风指着峡谷底下我们根本看不到的深处说。
“你们自己也觉得是迷信吗？”我问他。他说：“虽然是迷信，但对我们苗民来说，也都是半迷半信。”石林风出生于1982年，早些年在浙江打工，最近刚刚结婚，打算在家里“搞些产业”。今年是他第一次尝试“互联网+”，在村子里种了二十多亩蔬菜，然后通过一个叫“一亩田”的网站销售出去。“第一次搞，亏得要死。”但“还是会继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子”。
和村主任龙兴仲一样，他也期盼着村子里能把旅游做起来。那样自己也能搭一下旅游的顺风车，搞一些配套产业。比如说，种些四季都开花的中草药，既有观赏价值，又能卖给游客。不过他觉得这只能是梦想，就算真的把旅游做起来了，他也只有旁边看的份。“中国的经营都是讲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他说。
对近水楼台如村主任者。他颇有微词。在村里，他自认为是第一个带头搞互联网+的，可是这次去长沙培训电子商务却没有他的份，反倒是村主任龙兴仲去了。
我想起刚才在路上，老秘书用夹生的普通话告诉我，村里有的村民一年可以种植七八十亩烟草，挣上十来万。石林风听到后悄悄地跟我说：“瞎扯淡！”
就在他向我吐露“实说”的這道悬崖边上，摄影记者的镜头根本拍不清远处逆光的天星山。石林风便带着我们前往离天星山更近的另一个山头，我们艰难穿行在比人还高的茅草丛中，突然没路了，视线被密集的杉木林挡得严严实实，连天星山的影子都看不到。我想起了出发前，石林风说过的那句“按道理，你们去了也是看不到的”，终于决定放弃。
回到下半村，我们碰到了村里的老人吴春松，用石林风的话说，“他是我们这方圆十里的苗族文化传承人”，在红白喜事、对山歌等活动中，一定少不了他的参与。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养鱼经验。
在收割过后暂时闲置、干涸的大片水田中，有一丘田注满了水，上面漂满了绿油油的藻类，田中间用泥巴围筑成一个留有缺口的圆圈，像某种神秘符号，成为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吴春松说。他用水管将泉水直接引到圆圈里面，冬天，当田里的水都冰上之后，鱼就会游进这个圆圈里去，因为泉水在冬天里也是温热的。
我由此想到龙兴仲失败的养蛙经历，便对着石林风感慨了一番：如果那年不遇上大水，说不定就……“也不是”，他打断我。“是他技术不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