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陆家嘴那么多高楼,亮闪闪的,好像未来世界,我担心土地要被压到海底下去了。”复旦大学外文系的著名博导陆谷孙老师日前在专栏中表达了对浦东建筑风格的不满,认为陆家嘴地区像外星。这一点,就算偏爱浦东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但是人们接下来都会情不自禁地问一声:SO WHAT?
摩天大楼是财富的象征,也是贫富差距悬殊的象征。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8.3%的人感觉贫富差距变得更大了,84.6%的人则认为目前的这种贫富差距已经让人不能接受。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會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一个社会的基尼指数达到0.45就到了收入不公的警戒线,而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已达0.48,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并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
为区别现有的按劳取酬的“一次分配”和利用税收等手段调节个人所得的“二次分配”,学界普遍把富裕人群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来帮助穷人的“公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第三次分配”机制。贫富差距造就了西方的现代慈善制度。财富需要轮回。这种在洛克非勒口中的“伟大的制度创新”,百多年来为维护发达国家的社会稳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宝贵传统。因此,当国内的民营企业家们处心积虑地想把财产完整地继承给他们后代的时候,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等西方富豪却相继宣布捐出绝大部分个人资产。
2006年5、6月间,政府最高层专门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问题,在专家开出的所有“药方”之中,推进慈善事业发展,运用“第三次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正在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浦东的高楼大厦比起来,或许更加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浦东新区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所获得的成就。现在,浦东新区政府的精简和高效已广为人知;与此同时,政府职能转变,收缩管理范围,也留下了很多公共服务的空白。2005年,浦东区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浦东新区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确定了以政府购买服务为支持民间组织发展的重要方式。非政府组织,简称NGO(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在改革的大势下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资料显示,近年来,浦东新区民间组织在区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迅速发展。截至2006年3月底,浦东新区注册登记的民间组织共有516家,其中社会团体155家、民办非企业单位361家,分布在劳动、民政、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经不完全统计,2004年浦东新区共有14个政府职能部门出资2228.2万元购买民间组织服务;2005年共有15个政府职能部门出资4197.3万元购买民间组织服务,出资总额比2004年同期增长了88.37%。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主任,国内第一个公益孵化器NPI的创始人——吕朝。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曾任新华社记者并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本专业金融刊物《中国证券期货》,后来担任民政部《公益时报》社总编辑,从此进入了公益领域,继任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总干事,又进入北京NPO中心任职。2005年年底,北京NPO中心受浦东区政府有关部门邀请,希望能为浦东新区NGO发展增援专业人士。吕朝说:“北京NPO更多是为其他NGO做能力建设、咨询服务。到了上海,我们更多是参考企业孵化器的做法,来发展上海的NGO。”吕朝认为,浦东区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大量的比较强的NGO,这正是他“增量重于存量”理论。而要涌现出大量NGO组织,就更需要NGO“孵化器”,来为草根NGO准备必要的职业训练和铺设其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他做了历时8个月的调研工作,凭着在商界和政府部门内任职管理层的经验,对上海的NGO产业应用了企业界的“SWOT”分析(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Threat),由此得出了初创期NGO的五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和转危为安的三个机遇。谋篇布局,未雨绸缪,吕朝显然是有备而来。
2006年2月,在浦东新区政府支持下,NPI很快就注册为“民非”。“民非”就是“民办非企业组织”。在国内,NGO注册有三种选择: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组织。“‘民非’很难注册,就连北京NPO中心也只是注册为企业。注册难的问题在于政策法律环境以及NGO的公信力和能力难以赢得政府的信任。”吕朝说。NPI成立之后,主要提供5项服务:免费场地、提供办公设备、能力建设、小额资助、注册协助。“我们的场地,政府现在给我们补贴,我们再免费给其他NGO提供场地;办公设备,比如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等,这些东西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对于刚创立的NGO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很多NGO缺乏经费来源。”民间NGO一方面得不到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得不到企业的资助。NPI所要做的就是帮助它们获得自理自立的能力。NPI成立后,以公益组织孵化器为模式助力中国公益创业的发展,至今已经有15家公益机构进驻公益孵化器,包括在互联网各旅行论坛上驴友间风靡的“多背一公斤”以及培训弱势群体手工技能的“欣耕工坊”等创新项目。基于这样一个公益平台,公益组织可以获得更多来自政府与企业的资源支持,这不仅活跃更多志愿者与公益人士,也助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更有利于填补政府职能转变中公共服务的空白。
和某些草根NGO不同的是,吕朝不仅强调NGO组织在数目上的增量,更强调NGO从业人员在专业素质上的提高。这或许和他早年的职业经历有关,深知创业的障碍,也知道守业的艰难。公益组织也是组织,有组织的地方就有政治,而投身公益组织的不少员工虽有善良、无私的一面,也会比普通企业员工拥有更多的偏激和狂热。对一个管理者来说,要平衡这些年轻人空泛的热情,使之转化为职业上的能力,显然并非易事。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曾经深深地困扰过吕朝,但是他仍然坚持到了今天,对此,他自己比较低调的解释是:就像炒股炒成了股东,他已经没有余力去抱怨什么,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使这个领域慢慢变得好起来。
位于浦东新区峨山路的NPI,在民间公益组织这个新兴的领域中口碑上佳。凡是接触过NPI的志愿者都能感受到,在NGO中广泛存在的两个缺点:缺乏务实精神和倨傲自恋,在NPI是看不到的。首先,吕朝认为行善是每个人都有的需求,给他人帮助不过是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便杜绝了公益组织从业人员的施恩心态。其次,吕朝向来认为NGO领域存在着理论研究不足和理论研究过度教条的问题,而他到上海来创办NPI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看到了实践的重要性。一开始NPI的员工只有他一个,没有太多理论指导,实践非常艰难,但也相对自由,他深深体会到公民社会的建设在中国目前状态下是极其缺乏成功经验的,他希望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成绩去说服公民社会的利益相关群体。
对很多人而言,社会衡量我们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致富,但是在大中型城市市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完全可以让生活多一种选择。投身公益领域,使百废待兴的公益组织获得更多的增量,这便是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存在的意义。仅有摩天大楼的浦东新区不过是一张画皮,像NPI这样致力于公民社会建设的组织以及他们和政府经过谈判所得到的发展空间,才是浦东新区改革中令人感觉温暖的希望之光。
摩天大楼是财富的象征,也是贫富差距悬殊的象征。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8.3%的人感觉贫富差距变得更大了,84.6%的人则认为目前的这种贫富差距已经让人不能接受。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會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一个社会的基尼指数达到0.45就到了收入不公的警戒线,而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已达0.48,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并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
为区别现有的按劳取酬的“一次分配”和利用税收等手段调节个人所得的“二次分配”,学界普遍把富裕人群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来帮助穷人的“公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第三次分配”机制。贫富差距造就了西方的现代慈善制度。财富需要轮回。这种在洛克非勒口中的“伟大的制度创新”,百多年来为维护发达国家的社会稳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宝贵传统。因此,当国内的民营企业家们处心积虑地想把财产完整地继承给他们后代的时候,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等西方富豪却相继宣布捐出绝大部分个人资产。
2006年5、6月间,政府最高层专门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问题,在专家开出的所有“药方”之中,推进慈善事业发展,运用“第三次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正在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浦东的高楼大厦比起来,或许更加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浦东新区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所获得的成就。现在,浦东新区政府的精简和高效已广为人知;与此同时,政府职能转变,收缩管理范围,也留下了很多公共服务的空白。2005年,浦东区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浦东新区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确定了以政府购买服务为支持民间组织发展的重要方式。非政府组织,简称NGO(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在改革的大势下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资料显示,近年来,浦东新区民间组织在区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迅速发展。截至2006年3月底,浦东新区注册登记的民间组织共有516家,其中社会团体155家、民办非企业单位361家,分布在劳动、民政、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经不完全统计,2004年浦东新区共有14个政府职能部门出资2228.2万元购买民间组织服务;2005年共有15个政府职能部门出资4197.3万元购买民间组织服务,出资总额比2004年同期增长了88.37%。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主任,国内第一个公益孵化器NPI的创始人——吕朝。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曾任新华社记者并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本专业金融刊物《中国证券期货》,后来担任民政部《公益时报》社总编辑,从此进入了公益领域,继任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总干事,又进入北京NPO中心任职。2005年年底,北京NPO中心受浦东区政府有关部门邀请,希望能为浦东新区NGO发展增援专业人士。吕朝说:“北京NPO更多是为其他NGO做能力建设、咨询服务。到了上海,我们更多是参考企业孵化器的做法,来发展上海的NGO。”吕朝认为,浦东区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大量的比较强的NGO,这正是他“增量重于存量”理论。而要涌现出大量NGO组织,就更需要NGO“孵化器”,来为草根NGO准备必要的职业训练和铺设其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他做了历时8个月的调研工作,凭着在商界和政府部门内任职管理层的经验,对上海的NGO产业应用了企业界的“SWOT”分析(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Threat),由此得出了初创期NGO的五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和转危为安的三个机遇。谋篇布局,未雨绸缪,吕朝显然是有备而来。
2006年2月,在浦东新区政府支持下,NPI很快就注册为“民非”。“民非”就是“民办非企业组织”。在国内,NGO注册有三种选择: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组织。“‘民非’很难注册,就连北京NPO中心也只是注册为企业。注册难的问题在于政策法律环境以及NGO的公信力和能力难以赢得政府的信任。”吕朝说。NPI成立之后,主要提供5项服务:免费场地、提供办公设备、能力建设、小额资助、注册协助。“我们的场地,政府现在给我们补贴,我们再免费给其他NGO提供场地;办公设备,比如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等,这些东西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对于刚创立的NGO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很多NGO缺乏经费来源。”民间NGO一方面得不到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得不到企业的资助。NPI所要做的就是帮助它们获得自理自立的能力。NPI成立后,以公益组织孵化器为模式助力中国公益创业的发展,至今已经有15家公益机构进驻公益孵化器,包括在互联网各旅行论坛上驴友间风靡的“多背一公斤”以及培训弱势群体手工技能的“欣耕工坊”等创新项目。基于这样一个公益平台,公益组织可以获得更多来自政府与企业的资源支持,这不仅活跃更多志愿者与公益人士,也助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更有利于填补政府职能转变中公共服务的空白。
和某些草根NGO不同的是,吕朝不仅强调NGO组织在数目上的增量,更强调NGO从业人员在专业素质上的提高。这或许和他早年的职业经历有关,深知创业的障碍,也知道守业的艰难。公益组织也是组织,有组织的地方就有政治,而投身公益组织的不少员工虽有善良、无私的一面,也会比普通企业员工拥有更多的偏激和狂热。对一个管理者来说,要平衡这些年轻人空泛的热情,使之转化为职业上的能力,显然并非易事。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曾经深深地困扰过吕朝,但是他仍然坚持到了今天,对此,他自己比较低调的解释是:就像炒股炒成了股东,他已经没有余力去抱怨什么,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使这个领域慢慢变得好起来。
位于浦东新区峨山路的NPI,在民间公益组织这个新兴的领域中口碑上佳。凡是接触过NPI的志愿者都能感受到,在NGO中广泛存在的两个缺点:缺乏务实精神和倨傲自恋,在NPI是看不到的。首先,吕朝认为行善是每个人都有的需求,给他人帮助不过是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便杜绝了公益组织从业人员的施恩心态。其次,吕朝向来认为NGO领域存在着理论研究不足和理论研究过度教条的问题,而他到上海来创办NPI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看到了实践的重要性。一开始NPI的员工只有他一个,没有太多理论指导,实践非常艰难,但也相对自由,他深深体会到公民社会的建设在中国目前状态下是极其缺乏成功经验的,他希望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成绩去说服公民社会的利益相关群体。
对很多人而言,社会衡量我们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致富,但是在大中型城市市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我们完全可以让生活多一种选择。投身公益领域,使百废待兴的公益组织获得更多的增量,这便是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存在的意义。仅有摩天大楼的浦东新区不过是一张画皮,像NPI这样致力于公民社会建设的组织以及他们和政府经过谈判所得到的发展空间,才是浦东新区改革中令人感觉温暖的希望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