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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大选并非直选，而是由各州选举总统。两党中任何一方在任何一州的投票选民占多数，该州就支持该党候选人。
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如果是其所在州的绝对少数，则投票与否并无区别，反正该州一面倒，除非对方的大部分选民不参加投票——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
加利福尼亚、纽约和华盛顿等沿海各州大多是支持民主党的，而得克萨斯州等中、西部的一些州则反其道而行之，多数时候站在共和党一边。而中间摇摆不定的州凸现重要，可以决定大选的胜负。摇摆各州中清点选票时，各方尤为认真，生怕对方做了手脚。2012年总统大选，佛罗里达州点票点的认真，结果出来时比其他州晚了好几天。好在佛罗里达州的结果已经不再重要，奥巴马早已获得足够选票，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若是票数接近，双方就有可能刺刀见红，通过诉讼才能解决。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布什和戈尔选票接近，胜负最后取决于佛罗里达州。民主党提出，部分选票有争议，必须重新清点。共和党坚决反对，双方相持不下，只能通过诉讼要求法官表态。
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由民主党派的大法官把持，做出支持清点的判决。共和党不服，此案告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多数大法官认定，此案适用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14修正案规定：“任何州都不得在其司法辖区内拒绝任何人获得法律的平等保护。”投票是一项重要的权利，政府应当平等对待这项权利。佛罗里达州的投票规则混乱，所以违反了第14修正案的平等权利，所以不再重新点票，布什获胜。对这样的判决，有人提出，如果清点票数，弄清结果，其不是更加公平？岂不是更加有利于平等保护？
事实上，大法官投票是以党派划线，当初由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大法官支持戈尔，而由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大法官则力挺布什。美国法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其名著《法律帝国》（Law’s Empire）中指出，美国各种势力打着宪法的旗号，实际上是讨论其他各种问题，为各个势力集团的利益而斗争。双方大法官很动感情，虽然没有咬牙切齿，但也是义愤填膺，大法官的年轻的书记员们更是横眉冷对，但只有文斗，没有武斗——这是宪法最大的功效。
究其实质而言，宪法问题就是讲政治转换为法律问题的游戏。政治就是权力斗争，是各种势力的对决。法律是政治对决的继续，但必须在法律上给一个说法。
法律是一个整体，至少在宪法层面是一个整体。解决法律问题就是在一个更大逻辑关系下能够自圆其说。法律是政治对决的继续，但也是政治斗争继续自圆其说的过程，至少有一种表面的客观。
将政治问题转换为法律问题（通常是宪法问题）是一种文明的表现。但将清点选票的问题转换为平等权利的保护问题，这就需要想象力。
美国两党站队有地域划分：沿海各州大多支持民主党。两党站队，也以行业和所受教育程度划分：华尔街大多心仪共和党，大学教授和媒体从业人员大多支持民主党。
2012年总统大选的政治捐款便显示出两军对垒的阵营。
罗姆尼的政治捐款大户是：高盛、美国银行、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和瑞士信贷，其出资额分别为994139美元、921839美元、827255万美元、792147美元。贝恩资本是罗姆尼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其老板和员工也慷慨解囊，捐款总额达到279220美元。
而奥巴马的捐款大户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师生，捐款金额达100多万美元。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是民主党和自由派的大本营，反战运动中冲在最前面，大学生们与前来镇压的警察展开英勇搏斗。
奥巴马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师生也不甘落后，分别贡献411894美元和602992美元。微软贡献761343元；高科技企业也是民主党的坚强后盾。美国国务院和司法部的员工分別贡献308926美元和300455美元。美国公务员中，司法部和国务院的员工是精英中的精英，所受教育程度都很高，许多还是名校毕业。律师事务所，尤其是专门从事诉讼的律师事务所，大多支持民主党。西德里-奥斯汀律师事务所一家便为奥巴马竞选连任贡献了37713美元。
当然，各方捐的钱远不止公开出来的金额。按照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各人可以捐款给政治组织，这类捐款无需披露。第一修正案保证言论自由，而按照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出钱支持自己所心仪的候选人也是言论表达的重要方式。可以说，美国的问题都是宪法问题。
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如果是其所在州的绝对少数，则投票与否并无区别，反正该州一面倒，除非对方的大部分选民不参加投票——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
加利福尼亚、纽约和华盛顿等沿海各州大多是支持民主党的，而得克萨斯州等中、西部的一些州则反其道而行之，多数时候站在共和党一边。而中间摇摆不定的州凸现重要，可以决定大选的胜负。摇摆各州中清点选票时，各方尤为认真，生怕对方做了手脚。2012年总统大选，佛罗里达州点票点的认真，结果出来时比其他州晚了好几天。好在佛罗里达州的结果已经不再重要，奥巴马早已获得足够选票，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若是票数接近，双方就有可能刺刀见红，通过诉讼才能解决。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布什和戈尔选票接近，胜负最后取决于佛罗里达州。民主党提出，部分选票有争议，必须重新清点。共和党坚决反对，双方相持不下，只能通过诉讼要求法官表态。
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由民主党派的大法官把持，做出支持清点的判决。共和党不服，此案告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多数大法官认定，此案适用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14修正案规定：“任何州都不得在其司法辖区内拒绝任何人获得法律的平等保护。”投票是一项重要的权利，政府应当平等对待这项权利。佛罗里达州的投票规则混乱，所以违反了第14修正案的平等权利，所以不再重新点票，布什获胜。对这样的判决，有人提出，如果清点票数，弄清结果，其不是更加公平？岂不是更加有利于平等保护？
事实上，大法官投票是以党派划线，当初由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大法官支持戈尔，而由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大法官则力挺布什。美国法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其名著《法律帝国》（Law’s Empire）中指出，美国各种势力打着宪法的旗号，实际上是讨论其他各种问题，为各个势力集团的利益而斗争。双方大法官很动感情，虽然没有咬牙切齿，但也是义愤填膺，大法官的年轻的书记员们更是横眉冷对，但只有文斗，没有武斗——这是宪法最大的功效。
究其实质而言，宪法问题就是讲政治转换为法律问题的游戏。政治就是权力斗争，是各种势力的对决。法律是政治对决的继续，但必须在法律上给一个说法。
法律是一个整体，至少在宪法层面是一个整体。解决法律问题就是在一个更大逻辑关系下能够自圆其说。法律是政治对决的继续，但也是政治斗争继续自圆其说的过程，至少有一种表面的客观。
将政治问题转换为法律问题（通常是宪法问题）是一种文明的表现。但将清点选票的问题转换为平等权利的保护问题，这就需要想象力。
美国两党站队有地域划分：沿海各州大多支持民主党。两党站队，也以行业和所受教育程度划分：华尔街大多心仪共和党，大学教授和媒体从业人员大多支持民主党。
2012年总统大选的政治捐款便显示出两军对垒的阵营。
罗姆尼的政治捐款大户是：高盛、美国银行、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和瑞士信贷，其出资额分别为994139美元、921839美元、827255万美元、792147美元。贝恩资本是罗姆尼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其老板和员工也慷慨解囊，捐款总额达到279220美元。
而奥巴马的捐款大户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师生，捐款金额达100多万美元。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是民主党和自由派的大本营，反战运动中冲在最前面，大学生们与前来镇压的警察展开英勇搏斗。
奥巴马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师生也不甘落后，分别贡献411894美元和602992美元。微软贡献761343元；高科技企业也是民主党的坚强后盾。美国国务院和司法部的员工分別贡献308926美元和300455美元。美国公务员中，司法部和国务院的员工是精英中的精英，所受教育程度都很高，许多还是名校毕业。律师事务所，尤其是专门从事诉讼的律师事务所，大多支持民主党。西德里-奥斯汀律师事务所一家便为奥巴马竞选连任贡献了37713美元。
当然，各方捐的钱远不止公开出来的金额。按照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各人可以捐款给政治组织，这类捐款无需披露。第一修正案保证言论自由，而按照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出钱支持自己所心仪的候选人也是言论表达的重要方式。可以说，美国的问题都是宪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