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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纪录片花费了大量资金和时间表现宏大的主题，拍出的作品就像美术馆里的油画。这不是中国的全貌，纪录片就是要告诉人们何处是中国。”
刘文送走最后一拨来访者，灌下一大杯水，匆忙收拾东西离开了办公室。马上要赶去央视开会，他几乎要迟到了。
作为央视纪录频道的总监，他必须马不停蹄。
这个成立不到两年的频道现在要消化每天六个小时的首播时间，6.5亿的收视观众，2亿人民币的广告收入。
这一切让同行们羡慕不已，却又望尘莫及。
无法复制的巅峰
一个多月前，刘文参加纪录片发展年会，一位地方电视台同行见到他时开玩笑：“所有的好事儿都发生在你们身上了，而我们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2012年的五月份，发生了一件所有人预料之外的好事儿，绝对算得上中国纪录片界一个丰碑性的事件。
纪录频道摄制的七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以下简称“舌尖”）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魅力纪录》栏目播出，首重播最高收视份额达5.77，超过同时段播出的电视剧栏目30%。
这之后，引发的社会反响更是空前。新浪微博“舌尖”的讨论记录高达数百万条，获得接近2000万的点击量；“舌尖上的母校”等“舌尖体”蹿红网络；淘宝网销售片中介绍的美食成交量猛增……
一个月后，《舌尖上的中国》在上海电视节卖出每分钟一万元的高价。
这个价格在动辄千万美元一集的国际市场上不值得一提，但对于国内从业者实为天文数字。2009年，国产纪录片还在以三、五十块钱一分钟的“白菜价”交易，即使央视纪录频道开播后，市场回暖，交易价格也不过上涨到两三百元一分鐘。
“舌尖”的成功，对总导演陈晓卿也是一个惊喜，起初他不过是想要拍一部不那么恢弘的、接地气的片子。
陈晓卿在舌尖研讨会上说，“如果要把一件事情干好，那首先必须热爱这件事儿。”陈晓卿绝对是热爱美食的“吃货”，他的博客里总是自己吃，和朋友吃，带着儿子吃……
也许陈晓卿对美食的热爱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因为观众第一次在主流媒体见到如此“有感情”的国产纪录片。但另一方面，“舌尖”也确实赶上了最好的时机。
纪录片频道开播前，中国纪录片行业已经在经历变革：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大力繁荣国产纪录片创作。在这个大背景下，央视纪录频道应运而生。
2012年初，中央电视台在一套开播精品纪录栏目《魅力纪录》，《舌尖上的中国》播出之前，这个栏目先后播出《南海I号》、《春晚》、《故宫100》奠定了一定的收视基础。
“《舌尖》恰好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陈晓卿很冷静地看待这次成功，“恐怕今后十年，这样的巅峰都难以再次出现。”
刘文看待这个“巅峰”，不单单是一部惊世骇俗的作品，更是纪录片市场呈现出来的繁荣景象。
“让观众重回电视机前”，没有什么比这更让刘文激动。
欠了十年的账
虽然同行们对央视纪录频道的“一枝独放”充满了羡慕嫉妒恨，但刘文清楚频道现阶段还得在给积弱已久的纪录片行业还账。
“舌尖”热之后，看到央视收获的巨大成功，有七个地方电视台开播了纪录片频道。但在刘文看来，“没有生产，徒有频道，只会加剧纪录片的青黄不接。”
纪录频道刚刚成立的时候，可以直接拿来播的片子几乎没有，从社会机构购买片子要经过一番“匡正”，有的甚至要重新拍摄。陈晓卿负责的项目部有过同时监理84个项目的惊人纪录。
“纪录片行业的欠账至少是十年，”1991年加入中央电视台的刘文亲身经历了中国纪录片行业二十年从黄金时期跌入谷底的变化。
“其实，体制内纪录片在90年代初期曾经经历了一段发展的黄金阶段”，正是在那个时候，刘文和陈晓卿合作拍摄的《远在北京的家》摘下不少国际奖项。
1993年，上海电视台最先推出了《纪录片编辑室》，进行纪录片栏目化运作。紧随其后，几十家电视台纷纷效仿。没多久，央视推出了《生活空间》、《纪事》、《见证》等一系列纪录片栏目。
1997年，央视甚至重新起用被打入地下的一些独立制片人。开始容许使用不同方法和观点拍摄的纪录片。当时，制作了一档纪录片形态大型的系列节目《时代写真》，包括吴文光、段锦川、蒋樾等人在内的一批独立制片人重新被请回到主流媒体。
好景不长，1990年代末娱乐节目敲开了电视的大门。“二十世纪初期，纪录片的生产机制和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那时候纪录片市场就开始萎缩。”
2005年北京电视台的《纪录》栏目停播，2007年安徽电视台的《东方纪事》停播。央视保留下来的《生活空间》等栏目也转变了现实纪录的风格。
2010年，央视《见证》停播的传言沸沸扬扬。时任制片人的陈晓卿说，“这档央视为数不多的不用接受收视率考核的栏目也要寿终正寝了”。他这样安慰那些热爱纪录片的朋友们，“《见证》本来就是一档办给失眠人士看的栏目嘛。”—在停播之前，这档节目被安排在子夜时播出。
那时候，刘文在海外中心担任纪录片制片主任，他希望纪录片“关注个体生命与生存状态”，可除了一些主旋律的专题纪录片，央视几乎没有其他形态纪录片的需求。因为在海外中心工作，他可以看到大量国外同行的作品——在印度一个落后、穷困的村子里，女孩在理发店把长发剪下来换钱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镜头一转，这些被剪下来头发漂洋过海被送到法国，经加工变成最时尚的顶级假发。
这部名为《印度之发》的纪录片激发了刘文的野心，“我们为什么生产不出《印度之发》这样的纪录片？纪录片频道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欠帐补上。”
“粮荒”
这些账不是轻易能填补上的。
过去两年，纪录片市场开始回暖，2013年，央视纪录频道将会更加忙碌。“2013年将会是央视的纪录片大年，”频道副总监周艳说，“明年预计播出的原创纪录片总时长将超过去两年的总和。”
根据广电总局对纪录片电视播出机构的硬指标，国产纪录片与引进纪录片比例不低于7：3。2012年9月改版后，央视每天首播增至六小时，按照《舌尖上的中国》的片长来换算，纪录频道每年需要超过两百部国产纪录片。 这给央视纪录频道选片组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开播两年，选片组共挑选、播放了2000多小时的国产纪录片。2000多个小时，这个数字相对于过去几十年国产纪录片的产出来说，简直是凤毛麟角。可选片组却在抱怨，“好片子挑光了，明年已经不知道该播什么好。”刘文解释说，“并不是没有那么多的片子，只不过那些题材不是频道需要的。”
“粮荒”就像刘文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三年前所有人都在抱怨播出平台匮乏，纪录片市场萎缩。而当一个巨大的平台搭建起来，选片组却面临着无片可播的尴尬。”
面对巨大的刚性需求，央视必须依靠的是地方台和社会制作机构提供大量的成熟的产品。
2010年底，纪录频道项目运营部主任陈晓卿曾经给市级电视台打过一圈电话，结果却发现仍在坚持制作纪录片的地方频道所剩无几，“除了上海、湖南等几个台一直在坚持，很多地方已经没有了制作纪录片专业人员，导演也都改行做了其他类型的节目。”
三年前，37岁的纪录片编导金明哲和同事王冲霄的一句玩笑话也许代表了很多纪录片工作者的无奈，“我们注定成为纪录片行业的垫脚石”。金明哲和王冲霄都是央视出身，合作过大型纪录片《故宫》。曾经，他们这一代编导的努力是使得纪录片在央视的屏幕上不至于绝种。
现在，仅靠少数央视培养出来的“垫脚石”却根本无法满足播出的需要。
从全国市场看，有2000家以上制作纪录片的影视公司。这些机构一直是被忽视的巨大生产力。
今年刚刚签约央视的胡博，曾经在一家制作纪录片的影视公司工作。胡博本来很满意自己刚刚入行时的状态，那时候她的工作是给央视《见证》栏目拍片子。后来公司渐渐地找不到电视台合作，胡博只能给一些大公司、旅游城市拍宣传片。
如果不是因为拍摄央视的《超级工程》，胡博恐怕自己就要离开纪录片行业了，“我在最后一刻得救了”。
然而，胡博的得救只是千万分之一的机会。
“虽然这些机构中有很多怀着纪录片情结的导演，但是他们的制作水准和对尺度的把控还是有很大差距，”刘文坦言社会机构是今后纪录片频道最主要的合作方向，但是这是需要长期磨合的。
在一切走上轨道之前，纪录频道不得不自己动手来解决。
深度匮乏
自己动手有时候的结果不是丰衣足食，而是手忙脚乱。
2011年四月，曾经执导过《颐和园》的总编导金明哲拿下了新项目《园林》，《园林》是央视自制的大型文化类纪录片。
按照原计划，《园林》制作周期为30个月，可事实上，制作周期缩减了。
“原因并不是赶鸭子上架，也不是我们的团队偷懒了，”金明哲说，《园林》刚刚立项，他就被安排了一个“急活”：为了适应网络的碎片化传播，赶制每集5分钟的一百集纪录片《故宫100》。等做完《故宫100》，团队却得知《园林》仍然要在2013年底交片。
金明哲理解台里的决定，“频道现阶段更重要的是生产效率。”
效率，正是刘文放心不下的关键。
像《园林》的项目一样，现在纪录片频道的项目经常会因为人员、资金、时间等原因陷入一些麻烦。
金明哲也觉得为难，“又要最精良的创作，还要想着钱的问题。又要尽善尽美，还要一切按照时间表进行。”
让金明哲分裂的钱、时间等等问题，在走向市场化多年的电影行业早就找到了答案：聘请专业的制片人。可是在中国，纪录片行业还在经历着“人治”的阶段，很多时候出现问题都是以导演的创作意向为首要因素。
以前，刘文经常到国外去谈合作，见面之前对方就会寄来一份字典厚的合作意向书，里面所有的责任、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案写得一清二楚。国外的一位制片人甚至跟刘文打趣，“你们国家的纪录片市场比我们自由多了。”刘文当然清楚，这个“自由”不是什么好词儿。
成立纪录频道之后，刘文也想推行“制度治”，却发现他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去担任制片人。他曾经发起台内的编导报名成为专业的制片人，可是绝大多数最优秀的编导们更愿意去当一部大型纪录片的“总编导”。
这让他很担心，“如果不借这个机会把纪录片行业推向制度化，那么看似繁华似锦的市场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
何处是中国
想让纪录片市场继续繁花似锦，还要有足够多的直面现实的纪实题材纪录片。
纪录片频道的第一次选题会上，刘文只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现实题材，二是与国际接轨。《超级工程》的构思就是在那次选题会上被提出——中国正在经历的大工程时代。
2012年国庆节期间，《超级工程》在央视推出。在刘文心中，纪录频道开播以来，符合自己内心标准的纪录片只有三部《春晚》、《舌尖上的中国》和《超级工程》。
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超级工程》的问询量甚至超过了《舌尖上的中国》。
总导演李炳觉得国际市场的关注更多来自世界对中国的好奇。“当代的世俗生活、经济成就代替了古老的长城，变成了当下中国文明的标志”。
“现实题材长期缺席是中国纪录片行业无法回避的问题，”李炳曾经是央视《探索发现》栏目的编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根本不敢去尝试现实类题材，“雷区太多，尺度太小”。
所以在绝大多数观众的印象中，电视荧屏上播出的绝大部分纪录片永远不是在讲伟大领袖、历史事件的专题片，就是在拍建筑、风光、野生动植物的人文类纪录片。
“过去的纪录片花费了大量资金和时间表现宏大的主题，拍出的作品就像美术馆里的油画。这不是中国的全貌，纪录片就是要告诉人们何处是中国，”刘文内心的希望是，“让纪录片频道成为标杆，引领纪录片创作者将目光投向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
去年七月，纪录频道首次邀请社会制作机构招标项目，围绕着“活力中国”这个大命题招标六个社会纪实类选题。
经过半年多的制作，“活力中国”完成了14部当下社会现实生活的纪实类纪录片。
不同于以往《故宫》、《颐和园》等历史文化类题材纪录片，“活力中国”对准的是中国当下社会的各个角落。《老李》描述了一个普通农民的失败与成功；《野生动物摄影师》聚焦两位年轻人对野生动物摄影的痴迷；《独狼的新生》描述NBA球星马布里如何融入北京的生活……
看着“活力中国”选出来的片子，刘文仿佛想起了当年：1992年时他与老乡陈晓卿合作拍摄的纪录片《远在北京的家》。这部片子的主角是张菊芳、谢素平、刘春花等五个在北京打工的安徽小保姆。
1992年春节后，刘文和陈晓卿跟随着五个姑娘踏上进京的火车，片子拍了两年，纪录了她们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寻找安身之所的故事，她们找工作、被辞退、再找工作……
张菊芳面对艰难时的孤独，也許就是北京打工者共通的感受。刘文说：“这部作品完成之后，我才终于领悟到纪录片的意义。”
完成了《超级工程》的李炳正在带着团队给国家大剧院拍摄专题片。周末的晚上，国家大剧院的办公区熄了灯，李炳依然坐在二楼咖啡厅的椅子上。长安街上的灯光透过玻璃幕墙照进来，把李炳的影子拖得很长。
“所有人都在奔跑”，李炳多希望自己是一个不那么忙碌的导演，能安静下来想想脑海里那个伟大的作品。“这个膨胀的时代，其实孕育着无数伟大的作品，甚至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部作品。”
这或许是中国的纪录片能够走进黄金时代的最核心的原因。
刘文送走最后一拨来访者，灌下一大杯水，匆忙收拾东西离开了办公室。马上要赶去央视开会，他几乎要迟到了。
作为央视纪录频道的总监，他必须马不停蹄。
这个成立不到两年的频道现在要消化每天六个小时的首播时间，6.5亿的收视观众，2亿人民币的广告收入。
这一切让同行们羡慕不已，却又望尘莫及。
无法复制的巅峰
一个多月前，刘文参加纪录片发展年会，一位地方电视台同行见到他时开玩笑：“所有的好事儿都发生在你们身上了，而我们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2012年的五月份，发生了一件所有人预料之外的好事儿，绝对算得上中国纪录片界一个丰碑性的事件。
纪录频道摄制的七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以下简称“舌尖”）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魅力纪录》栏目播出，首重播最高收视份额达5.77，超过同时段播出的电视剧栏目30%。
这之后，引发的社会反响更是空前。新浪微博“舌尖”的讨论记录高达数百万条，获得接近2000万的点击量；“舌尖上的母校”等“舌尖体”蹿红网络；淘宝网销售片中介绍的美食成交量猛增……
一个月后，《舌尖上的中国》在上海电视节卖出每分钟一万元的高价。
这个价格在动辄千万美元一集的国际市场上不值得一提，但对于国内从业者实为天文数字。2009年，国产纪录片还在以三、五十块钱一分钟的“白菜价”交易，即使央视纪录频道开播后，市场回暖，交易价格也不过上涨到两三百元一分鐘。
“舌尖”的成功，对总导演陈晓卿也是一个惊喜，起初他不过是想要拍一部不那么恢弘的、接地气的片子。
陈晓卿在舌尖研讨会上说，“如果要把一件事情干好，那首先必须热爱这件事儿。”陈晓卿绝对是热爱美食的“吃货”，他的博客里总是自己吃，和朋友吃，带着儿子吃……
也许陈晓卿对美食的热爱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因为观众第一次在主流媒体见到如此“有感情”的国产纪录片。但另一方面，“舌尖”也确实赶上了最好的时机。
纪录片频道开播前，中国纪录片行业已经在经历变革：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大力繁荣国产纪录片创作。在这个大背景下，央视纪录频道应运而生。
2012年初，中央电视台在一套开播精品纪录栏目《魅力纪录》，《舌尖上的中国》播出之前，这个栏目先后播出《南海I号》、《春晚》、《故宫100》奠定了一定的收视基础。
“《舌尖》恰好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陈晓卿很冷静地看待这次成功，“恐怕今后十年，这样的巅峰都难以再次出现。”
刘文看待这个“巅峰”，不单单是一部惊世骇俗的作品，更是纪录片市场呈现出来的繁荣景象。
“让观众重回电视机前”，没有什么比这更让刘文激动。
欠了十年的账
虽然同行们对央视纪录频道的“一枝独放”充满了羡慕嫉妒恨，但刘文清楚频道现阶段还得在给积弱已久的纪录片行业还账。
“舌尖”热之后，看到央视收获的巨大成功，有七个地方电视台开播了纪录片频道。但在刘文看来，“没有生产，徒有频道，只会加剧纪录片的青黄不接。”
纪录频道刚刚成立的时候，可以直接拿来播的片子几乎没有，从社会机构购买片子要经过一番“匡正”，有的甚至要重新拍摄。陈晓卿负责的项目部有过同时监理84个项目的惊人纪录。
“纪录片行业的欠账至少是十年，”1991年加入中央电视台的刘文亲身经历了中国纪录片行业二十年从黄金时期跌入谷底的变化。
“其实，体制内纪录片在90年代初期曾经经历了一段发展的黄金阶段”，正是在那个时候，刘文和陈晓卿合作拍摄的《远在北京的家》摘下不少国际奖项。
1993年，上海电视台最先推出了《纪录片编辑室》，进行纪录片栏目化运作。紧随其后，几十家电视台纷纷效仿。没多久，央视推出了《生活空间》、《纪事》、《见证》等一系列纪录片栏目。
1997年，央视甚至重新起用被打入地下的一些独立制片人。开始容许使用不同方法和观点拍摄的纪录片。当时，制作了一档纪录片形态大型的系列节目《时代写真》，包括吴文光、段锦川、蒋樾等人在内的一批独立制片人重新被请回到主流媒体。
好景不长，1990年代末娱乐节目敲开了电视的大门。“二十世纪初期，纪录片的生产机制和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那时候纪录片市场就开始萎缩。”
2005年北京电视台的《纪录》栏目停播，2007年安徽电视台的《东方纪事》停播。央视保留下来的《生活空间》等栏目也转变了现实纪录的风格。
2010年，央视《见证》停播的传言沸沸扬扬。时任制片人的陈晓卿说，“这档央视为数不多的不用接受收视率考核的栏目也要寿终正寝了”。他这样安慰那些热爱纪录片的朋友们，“《见证》本来就是一档办给失眠人士看的栏目嘛。”—在停播之前，这档节目被安排在子夜时播出。
那时候，刘文在海外中心担任纪录片制片主任，他希望纪录片“关注个体生命与生存状态”，可除了一些主旋律的专题纪录片，央视几乎没有其他形态纪录片的需求。因为在海外中心工作，他可以看到大量国外同行的作品——在印度一个落后、穷困的村子里，女孩在理发店把长发剪下来换钱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镜头一转，这些被剪下来头发漂洋过海被送到法国，经加工变成最时尚的顶级假发。
这部名为《印度之发》的纪录片激发了刘文的野心，“我们为什么生产不出《印度之发》这样的纪录片？纪录片频道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欠帐补上。”
“粮荒”
这些账不是轻易能填补上的。
过去两年，纪录片市场开始回暖，2013年，央视纪录频道将会更加忙碌。“2013年将会是央视的纪录片大年，”频道副总监周艳说，“明年预计播出的原创纪录片总时长将超过去两年的总和。”
根据广电总局对纪录片电视播出机构的硬指标，国产纪录片与引进纪录片比例不低于7：3。2012年9月改版后，央视每天首播增至六小时，按照《舌尖上的中国》的片长来换算，纪录频道每年需要超过两百部国产纪录片。 这给央视纪录频道选片组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开播两年，选片组共挑选、播放了2000多小时的国产纪录片。2000多个小时，这个数字相对于过去几十年国产纪录片的产出来说，简直是凤毛麟角。可选片组却在抱怨，“好片子挑光了，明年已经不知道该播什么好。”刘文解释说，“并不是没有那么多的片子，只不过那些题材不是频道需要的。”
“粮荒”就像刘文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三年前所有人都在抱怨播出平台匮乏，纪录片市场萎缩。而当一个巨大的平台搭建起来，选片组却面临着无片可播的尴尬。”
面对巨大的刚性需求，央视必须依靠的是地方台和社会制作机构提供大量的成熟的产品。
2010年底，纪录频道项目运营部主任陈晓卿曾经给市级电视台打过一圈电话，结果却发现仍在坚持制作纪录片的地方频道所剩无几，“除了上海、湖南等几个台一直在坚持，很多地方已经没有了制作纪录片专业人员，导演也都改行做了其他类型的节目。”
三年前，37岁的纪录片编导金明哲和同事王冲霄的一句玩笑话也许代表了很多纪录片工作者的无奈，“我们注定成为纪录片行业的垫脚石”。金明哲和王冲霄都是央视出身，合作过大型纪录片《故宫》。曾经，他们这一代编导的努力是使得纪录片在央视的屏幕上不至于绝种。
现在，仅靠少数央视培养出来的“垫脚石”却根本无法满足播出的需要。
从全国市场看，有2000家以上制作纪录片的影视公司。这些机构一直是被忽视的巨大生产力。
今年刚刚签约央视的胡博，曾经在一家制作纪录片的影视公司工作。胡博本来很满意自己刚刚入行时的状态，那时候她的工作是给央视《见证》栏目拍片子。后来公司渐渐地找不到电视台合作，胡博只能给一些大公司、旅游城市拍宣传片。
如果不是因为拍摄央视的《超级工程》，胡博恐怕自己就要离开纪录片行业了，“我在最后一刻得救了”。
然而，胡博的得救只是千万分之一的机会。
“虽然这些机构中有很多怀着纪录片情结的导演，但是他们的制作水准和对尺度的把控还是有很大差距，”刘文坦言社会机构是今后纪录片频道最主要的合作方向，但是这是需要长期磨合的。
在一切走上轨道之前，纪录频道不得不自己动手来解决。
深度匮乏
自己动手有时候的结果不是丰衣足食，而是手忙脚乱。
2011年四月，曾经执导过《颐和园》的总编导金明哲拿下了新项目《园林》，《园林》是央视自制的大型文化类纪录片。
按照原计划，《园林》制作周期为30个月，可事实上，制作周期缩减了。
“原因并不是赶鸭子上架，也不是我们的团队偷懒了，”金明哲说，《园林》刚刚立项，他就被安排了一个“急活”：为了适应网络的碎片化传播，赶制每集5分钟的一百集纪录片《故宫100》。等做完《故宫100》，团队却得知《园林》仍然要在2013年底交片。
金明哲理解台里的决定，“频道现阶段更重要的是生产效率。”
效率，正是刘文放心不下的关键。
像《园林》的项目一样，现在纪录片频道的项目经常会因为人员、资金、时间等原因陷入一些麻烦。
金明哲也觉得为难，“又要最精良的创作，还要想着钱的问题。又要尽善尽美，还要一切按照时间表进行。”
让金明哲分裂的钱、时间等等问题，在走向市场化多年的电影行业早就找到了答案：聘请专业的制片人。可是在中国，纪录片行业还在经历着“人治”的阶段，很多时候出现问题都是以导演的创作意向为首要因素。
以前，刘文经常到国外去谈合作，见面之前对方就会寄来一份字典厚的合作意向书，里面所有的责任、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案写得一清二楚。国外的一位制片人甚至跟刘文打趣，“你们国家的纪录片市场比我们自由多了。”刘文当然清楚，这个“自由”不是什么好词儿。
成立纪录频道之后，刘文也想推行“制度治”，却发现他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去担任制片人。他曾经发起台内的编导报名成为专业的制片人，可是绝大多数最优秀的编导们更愿意去当一部大型纪录片的“总编导”。
这让他很担心，“如果不借这个机会把纪录片行业推向制度化，那么看似繁华似锦的市场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
何处是中国
想让纪录片市场继续繁花似锦，还要有足够多的直面现实的纪实题材纪录片。
纪录片频道的第一次选题会上，刘文只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现实题材，二是与国际接轨。《超级工程》的构思就是在那次选题会上被提出——中国正在经历的大工程时代。
2012年国庆节期间，《超级工程》在央视推出。在刘文心中，纪录频道开播以来，符合自己内心标准的纪录片只有三部《春晚》、《舌尖上的中国》和《超级工程》。
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超级工程》的问询量甚至超过了《舌尖上的中国》。
总导演李炳觉得国际市场的关注更多来自世界对中国的好奇。“当代的世俗生活、经济成就代替了古老的长城，变成了当下中国文明的标志”。
“现实题材长期缺席是中国纪录片行业无法回避的问题，”李炳曾经是央视《探索发现》栏目的编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根本不敢去尝试现实类题材，“雷区太多，尺度太小”。
所以在绝大多数观众的印象中，电视荧屏上播出的绝大部分纪录片永远不是在讲伟大领袖、历史事件的专题片，就是在拍建筑、风光、野生动植物的人文类纪录片。
“过去的纪录片花费了大量资金和时间表现宏大的主题，拍出的作品就像美术馆里的油画。这不是中国的全貌，纪录片就是要告诉人们何处是中国，”刘文内心的希望是，“让纪录片频道成为标杆，引领纪录片创作者将目光投向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
去年七月，纪录频道首次邀请社会制作机构招标项目，围绕着“活力中国”这个大命题招标六个社会纪实类选题。
经过半年多的制作，“活力中国”完成了14部当下社会现实生活的纪实类纪录片。
不同于以往《故宫》、《颐和园》等历史文化类题材纪录片，“活力中国”对准的是中国当下社会的各个角落。《老李》描述了一个普通农民的失败与成功；《野生动物摄影师》聚焦两位年轻人对野生动物摄影的痴迷；《独狼的新生》描述NBA球星马布里如何融入北京的生活……
看着“活力中国”选出来的片子，刘文仿佛想起了当年：1992年时他与老乡陈晓卿合作拍摄的纪录片《远在北京的家》。这部片子的主角是张菊芳、谢素平、刘春花等五个在北京打工的安徽小保姆。
1992年春节后，刘文和陈晓卿跟随着五个姑娘踏上进京的火车，片子拍了两年，纪录了她们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寻找安身之所的故事，她们找工作、被辞退、再找工作……
张菊芳面对艰难时的孤独，也許就是北京打工者共通的感受。刘文说：“这部作品完成之后，我才终于领悟到纪录片的意义。”
完成了《超级工程》的李炳正在带着团队给国家大剧院拍摄专题片。周末的晚上，国家大剧院的办公区熄了灯，李炳依然坐在二楼咖啡厅的椅子上。长安街上的灯光透过玻璃幕墙照进来，把李炳的影子拖得很长。
“所有人都在奔跑”，李炳多希望自己是一个不那么忙碌的导演，能安静下来想想脑海里那个伟大的作品。“这个膨胀的时代，其实孕育着无数伟大的作品，甚至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部作品。”
这或许是中国的纪录片能够走进黄金时代的最核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