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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亚太战略正在一定程度上扰乱甚至压缩中国的发展与安全空间。12月日本和韩国的两场选举也可能重塑中国周边局势。
2012年是全球范围内的超级选举换届年，约有35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首脑进行换届，约51个国家和地区的议会立法机构完成更替。既有美、俄、法这样的世界性政经大国，也有如墨西哥、委内瑞拉、韩国等初具区域影响的新兴经济体，既涉及到了债务危机四伏的希腊、冰岛等欧元区国家，更涵盖了埃及、利比亚等“阿拉伯之春”后的重建国家。大规模的全球政坛洗牌，牵动着大国博弈的走向，为整个国际格局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选举政治加剧了国际舞台的戏剧性色彩，其效应将从短期震荡发酵为长期波动。其一，面临选举换届的压力，执政者往往将视角更多聚焦在国内议题领域，特别是在后危机时代，经济议题成为当选与否的关键所在。这意味着积累了各国协调的成本，放大了产生分歧与摩擦的可能。其二，在过分关注经济等国内议题时，执政者极可能无法短期内有效达成提振经济的现实绩效，于是转而跌入“民粹主义”的怪圈。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政党政治的扭曲之下，将国内矛盾转嫁为国际矛盾，推卸自身责任。其三，选举年之后是否迎来政策剧烈调整年，值得密切關注。即便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领导层实现了连任，但其所处政治环境仍旧处于变动之中；而对于那些领导者更新的国家而言，是否保持政策延续性，或将是牵动未来数年全球与区域事态发展的关键指标。
俄罗斯的总统选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延续性与挑战性并存。这场“独角戏”最无悬念：普京重返克林姆林宫。“梅-普组合”顺利翻转为“普-梅组合”，俄罗斯的内政外交持续将在同一轨道上继续高速运转。但俄罗斯长期以能源主导经济的单一结构以及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使得公众开始逐渐厌倦持续了13年的“强人模式”。普京如果仍旧一味追求所谓“大国复兴”而不关照公众要求的话，俄罗斯的国家命运令人堪忧。
法国总统选举则折射出了“变革知易行难”。社会党人奥朗德击败谋求连任的萨科齐是这个选举年中的最大惊奇。选战之前，面对毫无起色的经济与内政议题，萨科齐转而在利比亚问题上冲锋陷阵，但还是无法留住失望的选民，最终被请出了爱丽舍宫。然而，从过去6个月的表现观察，此前毫无执政经验的奥朗德显然回天乏术。在法国经济明显衰退，其支持率持续下滑之际，奥朗德只得走回了萨科齐的老路，在叙利亚问题上大做文章，博取民意眼球，凸显出了被选举政治“绑架”下的无奈。
对于中国所处国际环境而言，美国、日本以及韩国的三场选战至关重要。奥巴马在高失业率阴霾的笼罩下实现连任，面对复苏迟缓的经济，撕裂极化的社会以及无法弥合的党争政治环境，奥氏可以实现政治遗产突破的领域只剩下外交，于是亚太战略再平衡成为其在第二任期内必然放手一搏的核心要务。大选刚刚尘埃落定，奥巴马及其国务卿、防长集体访问亚太地区，就是其强化亚太战略的最好明证。必须承认，美国的亚太战略正在一定程度上扰乱甚至压缩中国的发展与安全空间。12月日本和韩国的两场选举也可能重塑中国周边局势。自GDP被中国超越和3.11大地震之后，日本逐渐从一个东亚共同体的自信倡导者收缩为美日安保条约的偏执坚守者，其国内政治风向急向右转。无论是民主党留任还是安倍上台，钓鱼岛都已成为随时可以用来搁浅中日关系的“抓手”，为东北亚局势平添了纷扰。中韩建交以来，两国虽存在较多共识，但近年来特别是李明博上台后越发在朝韩统一问题上表现出焦躁不安的一面，甚至认为中国阻碍了半岛统一进程，因而韩国也在一定程度上积极迎合了美国的重返战略，这一态势或将在保守派候选人朴槿惠当选后进一步强化。
某种意义讲，中共十八大也可以被视为是2012年大选换届年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次会议为中国外交明确了三个重要的基本判断，即战略机遇期、和平发展道路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中国应该基于超级大选年之后的国际新形势构建战略目标，在有步骤有策略地巩固周边、区别对待的同时，以外交实践向世界证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行性。
2012年是全球范围内的超级选举换届年，约有35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首脑进行换届，约51个国家和地区的议会立法机构完成更替。既有美、俄、法这样的世界性政经大国，也有如墨西哥、委内瑞拉、韩国等初具区域影响的新兴经济体，既涉及到了债务危机四伏的希腊、冰岛等欧元区国家，更涵盖了埃及、利比亚等“阿拉伯之春”后的重建国家。大规模的全球政坛洗牌，牵动着大国博弈的走向，为整个国际格局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选举政治加剧了国际舞台的戏剧性色彩，其效应将从短期震荡发酵为长期波动。其一，面临选举换届的压力，执政者往往将视角更多聚焦在国内议题领域，特别是在后危机时代，经济议题成为当选与否的关键所在。这意味着积累了各国协调的成本，放大了产生分歧与摩擦的可能。其二，在过分关注经济等国内议题时，执政者极可能无法短期内有效达成提振经济的现实绩效，于是转而跌入“民粹主义”的怪圈。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政党政治的扭曲之下，将国内矛盾转嫁为国际矛盾，推卸自身责任。其三，选举年之后是否迎来政策剧烈调整年，值得密切關注。即便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领导层实现了连任，但其所处政治环境仍旧处于变动之中；而对于那些领导者更新的国家而言，是否保持政策延续性，或将是牵动未来数年全球与区域事态发展的关键指标。
俄罗斯的总统选举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延续性与挑战性并存。这场“独角戏”最无悬念：普京重返克林姆林宫。“梅-普组合”顺利翻转为“普-梅组合”，俄罗斯的内政外交持续将在同一轨道上继续高速运转。但俄罗斯长期以能源主导经济的单一结构以及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使得公众开始逐渐厌倦持续了13年的“强人模式”。普京如果仍旧一味追求所谓“大国复兴”而不关照公众要求的话，俄罗斯的国家命运令人堪忧。
法国总统选举则折射出了“变革知易行难”。社会党人奥朗德击败谋求连任的萨科齐是这个选举年中的最大惊奇。选战之前，面对毫无起色的经济与内政议题，萨科齐转而在利比亚问题上冲锋陷阵，但还是无法留住失望的选民，最终被请出了爱丽舍宫。然而，从过去6个月的表现观察，此前毫无执政经验的奥朗德显然回天乏术。在法国经济明显衰退，其支持率持续下滑之际，奥朗德只得走回了萨科齐的老路，在叙利亚问题上大做文章，博取民意眼球，凸显出了被选举政治“绑架”下的无奈。
对于中国所处国际环境而言，美国、日本以及韩国的三场选战至关重要。奥巴马在高失业率阴霾的笼罩下实现连任，面对复苏迟缓的经济，撕裂极化的社会以及无法弥合的党争政治环境，奥氏可以实现政治遗产突破的领域只剩下外交，于是亚太战略再平衡成为其在第二任期内必然放手一搏的核心要务。大选刚刚尘埃落定，奥巴马及其国务卿、防长集体访问亚太地区，就是其强化亚太战略的最好明证。必须承认，美国的亚太战略正在一定程度上扰乱甚至压缩中国的发展与安全空间。12月日本和韩国的两场选举也可能重塑中国周边局势。自GDP被中国超越和3.11大地震之后，日本逐渐从一个东亚共同体的自信倡导者收缩为美日安保条约的偏执坚守者，其国内政治风向急向右转。无论是民主党留任还是安倍上台，钓鱼岛都已成为随时可以用来搁浅中日关系的“抓手”，为东北亚局势平添了纷扰。中韩建交以来，两国虽存在较多共识，但近年来特别是李明博上台后越发在朝韩统一问题上表现出焦躁不安的一面，甚至认为中国阻碍了半岛统一进程，因而韩国也在一定程度上积极迎合了美国的重返战略，这一态势或将在保守派候选人朴槿惠当选后进一步强化。
某种意义讲，中共十八大也可以被视为是2012年大选换届年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次会议为中国外交明确了三个重要的基本判断，即战略机遇期、和平发展道路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中国应该基于超级大选年之后的国际新形势构建战略目标，在有步骤有策略地巩固周边、区别对待的同时，以外交实践向世界证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