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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兵进军河南后，受到广大饥民的热烈欢迎，儿童们高唱：“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这“吃他娘”三字，耐人寻味。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贫民刮起的一场大规模吃喝风的真实写照。民变队伍所到之处，把官府、豪绅的酒肉狂饮大嚼，甚至在攻克洛阳后，将福王朱常洵的血与鹿血掺在酒中，名“福禄酒”，开怀畅饮。如此近乎恐怖的吃喝风，不能不说是对上层权贵及富豪穷奢极侈、大刮吃喝风的惩罚。
豪门权贵奢靡的生活 皇帝富有四海，享尽人间美味，自不待言，而官僚阶层的大吃大喝，同样令人瞠目。嘉靖时权相严嵩与其子严世蕃，不仅生活奢豪，日享珍馐百味，连尿壶都是金银制成的。而万历初年的名相张居正，被史家公认为是一代政治家、改革家，然而，此公在大刮“吃喝风”方面，并不比严嵩之流逊色。其父病逝，他奉旨归葬时，“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内无下箸处。”他因姬妾众多，生活荒淫无度，大吃补药、丹药；彼时肉食者将海狗肾奉为至宝，守海名将戚继光与张居正有谊，送给他不少海狗肾，致使“终以热发”，“竟以此病亡”。据说，张居正“死时皮体燥裂，如炙鱼然”。
权臣如此讲究吃喝，下属官吏自然竞相效尤。吃喝风盛行的结果，导致厨师供不应求。成化以前，仅光禄寺即有厨役六千三百四十八名，成化十年（1475年），又添五百名，成化二十三年，太监山青又奏添一千名，真乃何其多也！其后，京师六部十三道等官，更作长夜之饮，真是夜以继日了。有些地方的官宴，是摊派地方承办的，敲诈勒索，危害多端，小民不胜其扰，悲剧迭相发生。如：“南京有印差道长五人，与巡视京城道长俱与上、江二县有统属，凡有宴席，皆是两县坊长管办。有一道长请同僚游山，适坡山一家当直，此日十三位道长，每一个马上要钱一吊，总用钱一万三千矣，尚有轿夫抬扛人等，大率类是。虽厨子亦索重赂，若不与，或以不洁之物置汤中。且先吃午饭，方才坐席，及至登山，又要攒盒添换等项。卖一房楼房，始克完事，不一月而其家荡然矣。”如此吃喝，简直与吃人无异。
中下层士绅吃喝也讲究排场 吃喝风从官场吹向民间，嘉靖时文人何良俊曾谓：“余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唯大宝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今寻常宴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时人谢肇的记述，最为生动：“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屠宰牲畜，“多以惨酷取味，鹅鸭之属，皆以铁笼罩之，炙之以火，饮以椒浆，毛尽脱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未死者，冤楚之状，令人不忍见闻。”从正德、嘉靖开始，凡宴集都有乐队，并请专职厨子司其事。而北京的筵席“以苏州厨人包办者为尚，余皆绍兴厨人”。明末的江南才子张岱，不仅尝遍四方风味，食时也极为考究。如吃蟹，“从以肥腊鸭、牛乳酪，醉蚶如琥珀，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果蓏（luǒ）以谢桔，以风栗，以风菱。饮以玉壶水，蔬以兵抗笋，饭以新余杭白，漱以兰雪茶。”明末另一位著名才子冒襄，其妾董小宛不仅风姿绰约，是一代名姬，且为烹调好手，制小食品、甜食优佳。张岱、冒襄，都是富室，家产丰厚。那么，小民百姓又如何？同样深受吃喝风影响。明人小说写普通商人蒋兴哥之妻三巧儿请薛婆子吃便饭，不过是两人共食，各种荤菜、素菜、果子，竟摆下十六碗之多。不少人家连办丧事也“大设筵席，盛张鼓乐，广召亲宝，多至十余日，少亦不下五六日”。无怪平时人有十贫十富之说，其中的“九要贫”，就是“宴贵宾”。
社会风气的败坏助长了送礼、“走后门”的歪风。万历时，南京文人周晖在除夕前一天外出访客，至内桥，见中城兵马司前手捧食品盒的人，挤满了道路，以致交通堵塞。何以故？原来“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马处送节物也”。当然，对于位居要津的权贵们来说，食品盒又何足道哉！万历中某侍郎收到辽东都督李如松送来的人参，竟“重十六斤，形似小山”，如此奇珍，该又价值多少！
吃喝风加速了政治腐败 吃喝风危害更大的方面，是加速了政治腐败。明代官俸最薄，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更定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从三品二十六石，余递减，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后虽历朝有些变化，但大体视此制为永制。成化初年，米一石折钞十贯，是一石米仅值二三十钱。显然，如果让官们自掏腰包，那样大吃大喝，一桌饭足以使他们倾家荡产。再则，成天琢磨吃喝，醺醺然，昏昏然，还有多少心思从政？而有的封疆大吏，为了讨好皇帝，在吃喝上大作文章，更使政风日颓；如弘治时的丘濬，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政绩尚佳，却挖空心思地制成一种饼，托宦官敬献孝宗，但制法却又保密，致使孝宗食后大喜，下令尚膳监仿制，司膳者做不出，俱被责。对此，连当时的宦官都看不惯，说：“以饮食……进上取好……非宰相事也！”
当吃喝风在明朝城乡的达官贵人、富商缙绅、甚至小康人家的餐桌上愈吹愈猛之际，广大贫苦农民，又吃些什么呢？有专家指出：“如果以稀粥来划分中国的历史，两千年来，不过是大多数人尚有稀粥喝的时代，大多数人连稀粥也喝不上，不得不改变现存秩序，争取能再喝上稀粥的时代。”“倘若农民连稀粥也喝不上，就会形成庞大的四处觅食的队伍，最终揭竿而起，直至在新的王朝中，再回到农村，慢慢安定下来。”明朝不仅毫不例外，事实上更典型。最后，在饥民大军“吃他娘”的喧嚣声中，大明王朝土崩瓦解了。
豪门权贵奢靡的生活 皇帝富有四海，享尽人间美味，自不待言，而官僚阶层的大吃大喝，同样令人瞠目。嘉靖时权相严嵩与其子严世蕃，不仅生活奢豪，日享珍馐百味，连尿壶都是金银制成的。而万历初年的名相张居正，被史家公认为是一代政治家、改革家，然而，此公在大刮“吃喝风”方面，并不比严嵩之流逊色。其父病逝，他奉旨归葬时，“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内无下箸处。”他因姬妾众多，生活荒淫无度，大吃补药、丹药；彼时肉食者将海狗肾奉为至宝，守海名将戚继光与张居正有谊，送给他不少海狗肾，致使“终以热发”，“竟以此病亡”。据说，张居正“死时皮体燥裂，如炙鱼然”。
权臣如此讲究吃喝，下属官吏自然竞相效尤。吃喝风盛行的结果，导致厨师供不应求。成化以前，仅光禄寺即有厨役六千三百四十八名，成化十年（1475年），又添五百名，成化二十三年，太监山青又奏添一千名，真乃何其多也！其后，京师六部十三道等官，更作长夜之饮，真是夜以继日了。有些地方的官宴，是摊派地方承办的，敲诈勒索，危害多端，小民不胜其扰，悲剧迭相发生。如：“南京有印差道长五人，与巡视京城道长俱与上、江二县有统属，凡有宴席，皆是两县坊长管办。有一道长请同僚游山，适坡山一家当直，此日十三位道长，每一个马上要钱一吊，总用钱一万三千矣，尚有轿夫抬扛人等，大率类是。虽厨子亦索重赂，若不与，或以不洁之物置汤中。且先吃午饭，方才坐席，及至登山，又要攒盒添换等项。卖一房楼房，始克完事，不一月而其家荡然矣。”如此吃喝，简直与吃人无异。
中下层士绅吃喝也讲究排场 吃喝风从官场吹向民间，嘉靖时文人何良俊曾谓：“余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唯大宝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今寻常宴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时人谢肇的记述，最为生动：“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屠宰牲畜，“多以惨酷取味，鹅鸭之属，皆以铁笼罩之，炙之以火，饮以椒浆，毛尽脱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未死者，冤楚之状，令人不忍见闻。”从正德、嘉靖开始，凡宴集都有乐队，并请专职厨子司其事。而北京的筵席“以苏州厨人包办者为尚，余皆绍兴厨人”。明末的江南才子张岱，不仅尝遍四方风味，食时也极为考究。如吃蟹，“从以肥腊鸭、牛乳酪，醉蚶如琥珀，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果蓏（luǒ）以谢桔，以风栗，以风菱。饮以玉壶水，蔬以兵抗笋，饭以新余杭白，漱以兰雪茶。”明末另一位著名才子冒襄，其妾董小宛不仅风姿绰约，是一代名姬，且为烹调好手，制小食品、甜食优佳。张岱、冒襄，都是富室，家产丰厚。那么，小民百姓又如何？同样深受吃喝风影响。明人小说写普通商人蒋兴哥之妻三巧儿请薛婆子吃便饭，不过是两人共食，各种荤菜、素菜、果子，竟摆下十六碗之多。不少人家连办丧事也“大设筵席，盛张鼓乐，广召亲宝，多至十余日，少亦不下五六日”。无怪平时人有十贫十富之说，其中的“九要贫”，就是“宴贵宾”。
社会风气的败坏助长了送礼、“走后门”的歪风。万历时，南京文人周晖在除夕前一天外出访客，至内桥，见中城兵马司前手捧食品盒的人，挤满了道路，以致交通堵塞。何以故？原来“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马处送节物也”。当然，对于位居要津的权贵们来说，食品盒又何足道哉！万历中某侍郎收到辽东都督李如松送来的人参，竟“重十六斤，形似小山”，如此奇珍，该又价值多少！
吃喝风加速了政治腐败 吃喝风危害更大的方面，是加速了政治腐败。明代官俸最薄，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更定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从三品二十六石，余递减，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后虽历朝有些变化，但大体视此制为永制。成化初年，米一石折钞十贯，是一石米仅值二三十钱。显然，如果让官们自掏腰包，那样大吃大喝，一桌饭足以使他们倾家荡产。再则，成天琢磨吃喝，醺醺然，昏昏然，还有多少心思从政？而有的封疆大吏，为了讨好皇帝，在吃喝上大作文章，更使政风日颓；如弘治时的丘濬，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政绩尚佳，却挖空心思地制成一种饼，托宦官敬献孝宗，但制法却又保密，致使孝宗食后大喜，下令尚膳监仿制，司膳者做不出，俱被责。对此，连当时的宦官都看不惯，说：“以饮食……进上取好……非宰相事也！”
当吃喝风在明朝城乡的达官贵人、富商缙绅、甚至小康人家的餐桌上愈吹愈猛之际，广大贫苦农民，又吃些什么呢？有专家指出：“如果以稀粥来划分中国的历史，两千年来，不过是大多数人尚有稀粥喝的时代，大多数人连稀粥也喝不上，不得不改变现存秩序，争取能再喝上稀粥的时代。”“倘若农民连稀粥也喝不上，就会形成庞大的四处觅食的队伍，最终揭竿而起，直至在新的王朝中，再回到农村，慢慢安定下来。”明朝不仅毫不例外，事实上更典型。最后，在饥民大军“吃他娘”的喧嚣声中，大明王朝土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