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教材中的选文，曾听说过有定篇、例文、样本、用件等的说法，但我并没有对其进行具体了解，因为以前总以为教学大纲怎么要求，教材怎么编，就给学生怎么讲而已，至于教材选什么样的文章，对于不同的选文应该怎么处置运用，似乎与自己没有多大的关系。最近，通过自学了王荣生先生的《语文科课程论基础》后，便对教材的选文有了一定的认识，也产生了一些想法，发现原来自已真的一直是在做那个名副其实的教书匠，不是在教语文，而是在教课文。而如果能对教材中的选文进行了解把握，则其对于语文教学将有不少好处，现在总结如下：
一、了解选文的不同类型，可以有效地确定相应的教学程序
定篇类选文侧重于对文学名著的学习，这就为精读与背诵提供了依据，因为“定篇”是经典，而经典的价值不是在实用，而是在文化，无论其思想内容还是其表现形式，其都可以对我们产生深远影响，所以在处理这类选文时，我们在教学上力求让学生“彻底、清晰、明确地领会”作品本身，力求使学生对经典作品在“了解与欣赏”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如在教学中对一些经典古文与名诗佳词的学习，对在文坛上堪称为文学巨匠的国内外一些名家作品的学习，都可以采取介绍作者创作经历，让学生查阅有关作品写作的相关背景资料、进行朗读比赛、戏剧表演等方法或活动进行精读。另外，还应适当采取整篇及经典段落的背诵，因为朱自清当年指出：“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也就存在语汇、字句、篇章、声调里，中学生读书而只取思想，那便是将书中的话用他们自己原有的语汇等等重记下来，一定是相去很远的变形。这种变形必失去原来思想的精彩而只存其轮廓，没有什么用处。”，所以强化学生的背诵，可以达到将经典的内容与形式进行深入的内化。由于这些经典是有一定权威性的，所以不管学生在哪里学习，都会在知识理解与学习任务方面不受到影响，按照历史与文化已建立的“优秀标准”掌握优秀的文化、文学作品的深层结构，从而使语文教学在多元化变革中，在经典教学中，达到一定的统一。
例文侧重于语文知识的示范性或直观性，这就为教师对文本的教学内容设计采用什么样的取舍提供了依据。因为例文主要是给语文知识的学习进行示例，其所例的主要是关于文本的文法章法等知识，所以其可以针对某一知识点从整篇文章的分析讲解入手，也可以侧重于一篇文章的某一侧面的某一点，或某几点，而对这篇文章的其他方面的知识内容，如字、词、句、篇、语、逻、常等进行大胆删减，而非面面俱到。甚至为了达到对某一语文知识的充分学习，用几篇，甚至更多篇文章来支撑和扩展所要学习的知识，使学生从多元的角度对所学的知识进行认识了解，感受并接受，乃至于进行运用。这样也就使上课的教学目标与课后的训练目的更为有针对性，否则的话必会犯“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都想说，什么都说不清楚”的毛病。所以对例文类选文，常常需要教师思考如何对教材进行处置与运用，这也就使教学目的、教学重点和难点更加突出与明确。
样本类选文侧重于承载语文学习中怎样读怎样写的方法，所以其为教师掌握学情与对问题的设计提供了一定的依据。教学上常讲，受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那么学生需要什么样的鱼，能接受什么样的渔，如何去判定，如何去教授，都具有灵活性和复杂性。因此就需要教师对样本类选文的处理应依据学生的读，来引发学生的议，从读和议的动态过程中，确定教师讲的内容与重点，并以此设计切实学生学习实际需求的问题，以及学生的练。如果教师忽略了学生学习能力的不同，知识掌握水平的不同，在阅读中究竟存在哪些困难，就不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就会出现“启而不发”或“发而不能及时机智地去启”等现象。而且在实际教学中，还会有一些大而空的问题的提出，常让人一头雾水，无从下手。所以王荣生先生指出，在语文教材样本类的选文中，那些详详细细涉及选文方方面面的教材内容，并不是都要讲、都要学的，从原理上讲，它们只是供教师在教学中依据学生的情况自主地选用。换句话说，课程内容并不是教材内容的简单复制，而是依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在教材内容里加以择选，在这一课和下一课，在这一班和另一班，具体教什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才能定夺。
用件类选文侧重于提供信息，介绍资料，使学生获知所讲的事物，为教师进行研究性学习提供了依据。根据王荣生先生的观点，这类用件类选文大致有三个品种：“语文知识文”“引起议题文”“提供资料文”。因为这种类型的选文，其目的不在于让学生去学“文”，而主要是用这一篇文章里的内容，或者借选文所讲的内容去触发，去从事一些与该选文或多或少有些相关的语文学习活动，所以教师就可以据此组织学生进行资料的搜集、比较、讨论，或设计多样的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构建新的语文能力。
总之，就像王荣生先生所说的那样：如果认定是“定篇”处置，那么教师参与课程主要是对该“定篇”的阐释把握以及多种课程资源配置，引导学生透彻、明了地理解。如果作“例文”处置，那么教师参与课程主要是准确、具体地选择语文知识，并对自己所生产的语文知识加以学术的审议。如果作为“样本”，那么重心应该放在对学生听说读写实际情形的了解，并在教学后检验依学生的情况所生成的课程内容，对解决学生现场问题或现实困难的有效性。如果当作“用件”，关键的问题是在听说读写活动中让学生去感受一定的新知识、新技能，在“活动”的同时，进行相关的有意识的语文学习。
二、使教师能够更好地进行教学改革，减轻思想负担
在实际教学中，许多教师已经意识到了满堂灌或在教学中的面面俱到都已不适合于语文教学，起不到相应的语文学习效果，故而在教学上想采取一点取舍，采取一些与传统教学不同的方法，或者是根据文章内容的不同，从自己的教学特长出发想做点改革，但却常常囿于既有的教学大纲与考核要求，总是放不开手脚。例如对《简笔与繁笔》的教学设计过程中，预习提示既要求学生对结构层次进行梳理，以强调其在论证观点时运用了哪些材料，这些材料是如何有效地论证观点的，又要学生联系所学过的文章进行梳理，认识简笔和繁笔如何各得其宜各尽其妙的好处，并将其用在自己的作文写作中。这既是要讲“文”，又要讲“语文知识”，是不妥当的。而在《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中所提到的国内外有关定篇、例文、样本、用件等不同选文所采取的不同教学目标及其所收到不同成效的事例，也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了一定的范例，便于教师针对自己的教学展开思考，进行大胆地教学改革与尝试。
三、使教师更好地认识自己的长处，灵活把握教材，根据自身的条件，在适合于具体学生的前提下，选用能发挥自己所长的教材，并自觉地规划适合于自己的语文教师专业发展道路，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
不同类型的选文教学，对教师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教师的自身条件客观上也有所长所短。比如“定篇”，教学的成功取决于教师对作品的体悟和理解的深度，也有赖于“创设情境”的能力；“例文”教学成功与否，主要看教师的知识状况，以及能否帮助学生去“体验”知识的教学能力；“样本”的教学，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机智和诊断能力——不能及时发现学生所遭遇的问题，不能准确地判定学生出现困难的缘由，那么“样本”的教学将变成教师一个人在荒野里跑马；至于“用件”，成功的要素，可能主要是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
我国优秀的语文教师，多数是将选文处理为“样本”，成功在“样本”类型的教学。而“样本”教学，强势地依赖于教师个人的教学机智和诊断能力，在哪里“导”、“导”什么，在什么地方“点拨”，“点拨”什么，在什么地方“引导”，在什么地方“发现”，这些都是能否成功的关键之关键。
反思我们的教材编撰，基本上是以例文的形式出现，沪H版将教材分为阅读和写作两大部分，其中阅读能力训练共分为三个层次，即以理解性阅读、鉴赏性阅读和评论性阅读。并按此系列，全套教材分解为24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有明确的教学要点，从而形成一个从理解、鉴赏到评论的渐渐上升的阅读训练梯。这个梯度又分别以具体的学习目标为主，之后附以相应的表现其知识构架与内容的四到五篇选文。无疑，这些文章便成了例文，以此来示范单元知识中的语文知识。所以这套教材的编撰实际上是用知识统帅选文，选文则主要起着知识的例证作用。由于选文类型的单调，及教师对选文类型缺少必要的了解与认识，所以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们对教材的处置确实像王荣生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例文’的框子，‘定篇’的姿态，‘样本’的企图，而在教学中则最后被误植为‘用件’”。这就使教师对一篇文章的教学目的设计，存在着不明确、含糊、大而杂的问题，也就形成了所谓的“教教材”，而不是“用教材去教”的错位现象，这样就不能很好地针对文化传承的沿袭性与必要性和知识的系统性，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所遇到的有关读写的实际困难，以及课文所渗透传递的知识功用、思想感情来有效地确定教学目标中的重点难点。
一、了解选文的不同类型，可以有效地确定相应的教学程序
定篇类选文侧重于对文学名著的学习，这就为精读与背诵提供了依据，因为“定篇”是经典，而经典的价值不是在实用，而是在文化，无论其思想内容还是其表现形式，其都可以对我们产生深远影响，所以在处理这类选文时，我们在教学上力求让学生“彻底、清晰、明确地领会”作品本身，力求使学生对经典作品在“了解与欣赏”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如在教学中对一些经典古文与名诗佳词的学习，对在文坛上堪称为文学巨匠的国内外一些名家作品的学习，都可以采取介绍作者创作经历，让学生查阅有关作品写作的相关背景资料、进行朗读比赛、戏剧表演等方法或活动进行精读。另外，还应适当采取整篇及经典段落的背诵，因为朱自清当年指出：“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也就存在语汇、字句、篇章、声调里，中学生读书而只取思想，那便是将书中的话用他们自己原有的语汇等等重记下来，一定是相去很远的变形。这种变形必失去原来思想的精彩而只存其轮廓，没有什么用处。”，所以强化学生的背诵，可以达到将经典的内容与形式进行深入的内化。由于这些经典是有一定权威性的，所以不管学生在哪里学习，都会在知识理解与学习任务方面不受到影响，按照历史与文化已建立的“优秀标准”掌握优秀的文化、文学作品的深层结构，从而使语文教学在多元化变革中，在经典教学中，达到一定的统一。
例文侧重于语文知识的示范性或直观性，这就为教师对文本的教学内容设计采用什么样的取舍提供了依据。因为例文主要是给语文知识的学习进行示例，其所例的主要是关于文本的文法章法等知识，所以其可以针对某一知识点从整篇文章的分析讲解入手，也可以侧重于一篇文章的某一侧面的某一点，或某几点，而对这篇文章的其他方面的知识内容，如字、词、句、篇、语、逻、常等进行大胆删减，而非面面俱到。甚至为了达到对某一语文知识的充分学习，用几篇，甚至更多篇文章来支撑和扩展所要学习的知识，使学生从多元的角度对所学的知识进行认识了解，感受并接受，乃至于进行运用。这样也就使上课的教学目标与课后的训练目的更为有针对性，否则的话必会犯“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都想说，什么都说不清楚”的毛病。所以对例文类选文，常常需要教师思考如何对教材进行处置与运用，这也就使教学目的、教学重点和难点更加突出与明确。
样本类选文侧重于承载语文学习中怎样读怎样写的方法，所以其为教师掌握学情与对问题的设计提供了一定的依据。教学上常讲，受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那么学生需要什么样的鱼，能接受什么样的渔，如何去判定，如何去教授，都具有灵活性和复杂性。因此就需要教师对样本类选文的处理应依据学生的读，来引发学生的议，从读和议的动态过程中，确定教师讲的内容与重点，并以此设计切实学生学习实际需求的问题，以及学生的练。如果教师忽略了学生学习能力的不同，知识掌握水平的不同，在阅读中究竟存在哪些困难，就不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就会出现“启而不发”或“发而不能及时机智地去启”等现象。而且在实际教学中，还会有一些大而空的问题的提出，常让人一头雾水，无从下手。所以王荣生先生指出，在语文教材样本类的选文中，那些详详细细涉及选文方方面面的教材内容，并不是都要讲、都要学的，从原理上讲，它们只是供教师在教学中依据学生的情况自主地选用。换句话说，课程内容并不是教材内容的简单复制，而是依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在教材内容里加以择选，在这一课和下一课，在这一班和另一班，具体教什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才能定夺。
用件类选文侧重于提供信息，介绍资料，使学生获知所讲的事物，为教师进行研究性学习提供了依据。根据王荣生先生的观点，这类用件类选文大致有三个品种：“语文知识文”“引起议题文”“提供资料文”。因为这种类型的选文，其目的不在于让学生去学“文”，而主要是用这一篇文章里的内容，或者借选文所讲的内容去触发，去从事一些与该选文或多或少有些相关的语文学习活动，所以教师就可以据此组织学生进行资料的搜集、比较、讨论，或设计多样的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构建新的语文能力。
总之，就像王荣生先生所说的那样：如果认定是“定篇”处置，那么教师参与课程主要是对该“定篇”的阐释把握以及多种课程资源配置，引导学生透彻、明了地理解。如果作“例文”处置，那么教师参与课程主要是准确、具体地选择语文知识，并对自己所生产的语文知识加以学术的审议。如果作为“样本”，那么重心应该放在对学生听说读写实际情形的了解，并在教学后检验依学生的情况所生成的课程内容，对解决学生现场问题或现实困难的有效性。如果当作“用件”，关键的问题是在听说读写活动中让学生去感受一定的新知识、新技能，在“活动”的同时，进行相关的有意识的语文学习。
二、使教师能够更好地进行教学改革，减轻思想负担
在实际教学中，许多教师已经意识到了满堂灌或在教学中的面面俱到都已不适合于语文教学，起不到相应的语文学习效果，故而在教学上想采取一点取舍，采取一些与传统教学不同的方法，或者是根据文章内容的不同，从自己的教学特长出发想做点改革，但却常常囿于既有的教学大纲与考核要求，总是放不开手脚。例如对《简笔与繁笔》的教学设计过程中，预习提示既要求学生对结构层次进行梳理，以强调其在论证观点时运用了哪些材料，这些材料是如何有效地论证观点的，又要学生联系所学过的文章进行梳理，认识简笔和繁笔如何各得其宜各尽其妙的好处，并将其用在自己的作文写作中。这既是要讲“文”，又要讲“语文知识”，是不妥当的。而在《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中所提到的国内外有关定篇、例文、样本、用件等不同选文所采取的不同教学目标及其所收到不同成效的事例，也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了一定的范例，便于教师针对自己的教学展开思考，进行大胆地教学改革与尝试。
三、使教师更好地认识自己的长处，灵活把握教材，根据自身的条件，在适合于具体学生的前提下，选用能发挥自己所长的教材，并自觉地规划适合于自己的语文教师专业发展道路，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
不同类型的选文教学，对教师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教师的自身条件客观上也有所长所短。比如“定篇”，教学的成功取决于教师对作品的体悟和理解的深度，也有赖于“创设情境”的能力；“例文”教学成功与否，主要看教师的知识状况，以及能否帮助学生去“体验”知识的教学能力；“样本”的教学，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教学机智和诊断能力——不能及时发现学生所遭遇的问题，不能准确地判定学生出现困难的缘由，那么“样本”的教学将变成教师一个人在荒野里跑马；至于“用件”，成功的要素，可能主要是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
我国优秀的语文教师，多数是将选文处理为“样本”，成功在“样本”类型的教学。而“样本”教学，强势地依赖于教师个人的教学机智和诊断能力，在哪里“导”、“导”什么，在什么地方“点拨”，“点拨”什么，在什么地方“引导”，在什么地方“发现”，这些都是能否成功的关键之关键。
反思我们的教材编撰，基本上是以例文的形式出现，沪H版将教材分为阅读和写作两大部分，其中阅读能力训练共分为三个层次，即以理解性阅读、鉴赏性阅读和评论性阅读。并按此系列，全套教材分解为24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有明确的教学要点，从而形成一个从理解、鉴赏到评论的渐渐上升的阅读训练梯。这个梯度又分别以具体的学习目标为主，之后附以相应的表现其知识构架与内容的四到五篇选文。无疑，这些文章便成了例文，以此来示范单元知识中的语文知识。所以这套教材的编撰实际上是用知识统帅选文，选文则主要起着知识的例证作用。由于选文类型的单调，及教师对选文类型缺少必要的了解与认识，所以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们对教材的处置确实像王荣生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例文’的框子，‘定篇’的姿态，‘样本’的企图，而在教学中则最后被误植为‘用件’”。这就使教师对一篇文章的教学目的设计，存在着不明确、含糊、大而杂的问题，也就形成了所谓的“教教材”，而不是“用教材去教”的错位现象，这样就不能很好地针对文化传承的沿袭性与必要性和知识的系统性，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所遇到的有关读写的实际困难，以及课文所渗透传递的知识功用、思想感情来有效地确定教学目标中的重点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