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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阿来这样划分自己一年的时间：三分之一用来阅读、三分之一用来游历，剩下的三分之一用来写作。
1998年，他凭借一部描写西藏土司制度兴衰史的《尘埃落定》享誉文坛，并获得“茅盾文学奖”。2009年，《空山》三部曲的出版又掀起了一阵藏文化的浪潮。当被问及他到底出版了多少本书时，阿来笑笑说：“从来没有统计过。”但每本书动辄几年时间的创作历程，却让他记忆犹新。“我不希望自己的书成为快速消费品，这样没有意义。我更喜欢来回于各种史料与写作中，去民间、去基层了解情况，获取灵感。”
今年56岁的阿来出生在大渡河上游的一个藏族村庄，这里的居民曾过着半牧半农耕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阿来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1989年，他出版了首部诗集和首部小说集，在当地小有名气。然而，捧着自己的著作，他却产生了一种“恐慌”——固守在当下的创作环境和重复已有的写作模式，显然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为让写作水平有所突破，阿来在30岁这一年开始“行万里路”。
此后，阿来用了近4年时间，徒步走完阿坝州藏区近4万平方公里的每个乡镇。在行走的過程中，他完成了两件事，一是到民间考证曾经阅读过的史料；二是通过与百姓一起生活，了解更多史料中不曾记载的历史。期间，他完成了《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词》和《30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两首诗，这也是阿来创作的最后两首诗。他把这两首诗定位成自己的“文学宣言”，在不断深入生活的过程中，阿来重建了自己的文学观，突破了前期的瓶颈。
1994年，阿来开始潜心创作小说《尘埃落定》。他坦言，此后的创作之路开始往返于阅读与生活中，思维也彻底打开。
严格来说，阿来并不算高产的作家，他的每部小说间隔时间都比较长。阿来说，“那是因为需要很长的时间做准备”。
“我喜欢写作，但我更喜欢写作前的准备。一方面要读书，另一方面要不断深入生活中去。去年，我出版了《瞻对》，这就是我一边阅读清代的史料，一边到故事发生地访问的结晶。在访问中发现问题后，我会再次阅读史料，就这样不断在发现和解决问题中，我花费两年时间完成了这一创作。”阿来说，有人质疑，为了一本书花费如此大量的时间和经费是否值得，他的答案是肯定的。
盘点阿来的主要作品，均与藏族习俗传统有关。今年，阿来游历的范围扩展至青海、云南，甚至印度等地。他说，现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经历一个巨大的转型期。“我走过的地方，再过两年，一定会再去一次。这样，我就可以很惊喜地发现，哪怕是藏区很偏僻的乡村，变化也早已不再局限于盖了新房子、有了新机器，更关键的是人的思维在变化，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在变化，这样的变化，如果不去基层，根本无法想象。”阿来说，深入社会生活、深入人心是文学创作者的责任，他还将继续坚持下去。刘畅
1998年，他凭借一部描写西藏土司制度兴衰史的《尘埃落定》享誉文坛，并获得“茅盾文学奖”。2009年，《空山》三部曲的出版又掀起了一阵藏文化的浪潮。当被问及他到底出版了多少本书时，阿来笑笑说：“从来没有统计过。”但每本书动辄几年时间的创作历程，却让他记忆犹新。“我不希望自己的书成为快速消费品，这样没有意义。我更喜欢来回于各种史料与写作中，去民间、去基层了解情况，获取灵感。”
今年56岁的阿来出生在大渡河上游的一个藏族村庄，这里的居民曾过着半牧半农耕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阿来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1989年，他出版了首部诗集和首部小说集，在当地小有名气。然而，捧着自己的著作，他却产生了一种“恐慌”——固守在当下的创作环境和重复已有的写作模式，显然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为让写作水平有所突破，阿来在30岁这一年开始“行万里路”。
此后，阿来用了近4年时间，徒步走完阿坝州藏区近4万平方公里的每个乡镇。在行走的過程中，他完成了两件事，一是到民间考证曾经阅读过的史料；二是通过与百姓一起生活，了解更多史料中不曾记载的历史。期间，他完成了《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词》和《30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两首诗，这也是阿来创作的最后两首诗。他把这两首诗定位成自己的“文学宣言”，在不断深入生活的过程中，阿来重建了自己的文学观，突破了前期的瓶颈。
1994年，阿来开始潜心创作小说《尘埃落定》。他坦言，此后的创作之路开始往返于阅读与生活中，思维也彻底打开。
严格来说，阿来并不算高产的作家，他的每部小说间隔时间都比较长。阿来说，“那是因为需要很长的时间做准备”。
“我喜欢写作，但我更喜欢写作前的准备。一方面要读书，另一方面要不断深入生活中去。去年，我出版了《瞻对》，这就是我一边阅读清代的史料，一边到故事发生地访问的结晶。在访问中发现问题后，我会再次阅读史料，就这样不断在发现和解决问题中，我花费两年时间完成了这一创作。”阿来说，有人质疑，为了一本书花费如此大量的时间和经费是否值得，他的答案是肯定的。
盘点阿来的主要作品，均与藏族习俗传统有关。今年，阿来游历的范围扩展至青海、云南，甚至印度等地。他说，现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经历一个巨大的转型期。“我走过的地方，再过两年，一定会再去一次。这样，我就可以很惊喜地发现，哪怕是藏区很偏僻的乡村，变化也早已不再局限于盖了新房子、有了新机器，更关键的是人的思维在变化，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在变化，这样的变化，如果不去基层，根本无法想象。”阿来说，深入社会生活、深入人心是文学创作者的责任，他还将继续坚持下去。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