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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明清档案与故宫文物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战火，曾进行了颠沛流离、旷日持久的大迁移。这是档案前辈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所作的特殊贡献，他们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动成为反法西斯战争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烽烟四起 文化抗战序幕拉开
“明清档案的大迁移与整个抗战过程相始终。”国家档案局副局长、中央档案馆副馆长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胡旺林这样说道。
1931年，日本侵略军在东北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华北形势日趋危急。国难当头，保存在故宫的文物、档案、文献的安全岌岌可危。故宫方面经过认真讨论协商，提出将国宝转移到南方安全地带。
胡旺林介绍，1932年初，故宫博物院立即行动，一是选择文物精品，二是做好装箱工作。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北平形势愈加危急。故宫决定，尽快将装箱文物典籍南迁保存。1933年2月5日深夜，一百多辆大型卡车鱼贯开进故宫博物院，满载着封存有国宝文物精品的木箱，经天安门开往前门火车站，装上南下的货物列车。2月6日，这一专列在军队的武装护卫下离开北平。从这一天起，“文化抗日”“文物长征”的序幕拉开。
1933年2月6日～5月22日，前后历时4个月，故宫文物档案共分5批起运，南迁至上海。国宝迁运途中均采取了极为严密的保护措施，运送文物的列车设有机枪保护，沿途逐段有马队随车驰送，每到一站，地方官派人上车交差。在重要关口，车内一律熄灯。
胡旺林说，当时迁移的明清档案共计3773箱，包括明清两朝留存下来的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档案、宫中档案、内务府档案、实录、圣训、玉牒等珍贵档案。这些档案在上海的临时保存点经清厘点收，保存完好。1936年，为了使南迁的国宝文物有更好的保管条件，故宫博物院在南京朝天宫兴建南京分院保存库，并于当年底分5批将文物转迁南京。
艰辛辗转 半个中国的保卫路程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继而上海“八一三”战火又起。沪宁邻近，国宝再次处于危急之中。自1937年8月起，存放于南京的文物、档案经过短暂停歇，紧急向后方转移，再次避敌西迁。胡旺林介绍，此次迁移，前后历时8年，辗转行程一万余里，分南、中、北三路完成，全程异常艰辛。
南路。1937年8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第一批参加伦敦艺术展的80箱文物精品，从南京运往湖南，保存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后因日寇侵略之势逐渐西移而转迁贵阳。1939年因贵阳频遭日军轰炸，文物再被迁往安顺华严洞。1944年日军从广西逼近贵州，南路文物由15辆卡车于当年年底最终运抵四川巴县飞仙岩存放，行程6000余里。
中路。1937年11月，西迁的第二批文物、档案9369箱，從南京溯长江而上。先用轮船运至汉口，后转运宜昌，于1938年5月运到重庆向家坡。因重庆雾多，加之空袭频繁，中路文物于1939年9月运至四川乐山安谷乡的三氏祠、宋氏祠、古佛寺存放，行程5000余里。
北路。1937年12月，第三批存于南京的文物、档案7286箱，由南京经津浦、陇海路运至陕西宝鸡，存放在关帝庙和城隍庙中。文物珍宝途经郑州火车站时遭遇日机轰炸，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将文物专列开进车站一个临时废旧货场，才得以幸免。次年因潼关面临日军威胁，又奉命将文物运至汉中的文庙和褒城的祠堂。不久日军轰炸汉中，文物先转移到成都大慈寺，1939年最终疏散于峨眉县大佛寺、武庙，行程5000余里，也是西迁最为艰辛的一路。
胡旺林介绍，在三路古物西迁过程中，文献馆的2038箱明清档案与物品随中路及北路迁运。其中存于乐山的有1082箱，存于峨眉的档案及物品有956箱。这些文物、档案历经辗转迁移，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才开始组织东归。经水运、陆运的顺利转接，三路国宝先集中到重庆，1947年12月，被安全运到南京朝天宫文物保存库中。至此，历时14年之久、穿越大半个中国、行程累计两万余里的文物档案大迁移终于落下帷幕。
历经磨难 档案人的责任与坚守
胡旺林认为，明清档案大迁移，其历史功绩和重要意义可圈可点。
在日寇铁蹄一步步进逼的烽火年代，南迁西运的这个决断是及时而必要的，是保护明清档案的必要举措。虽然开始国宝南迁的动议，当时在社会上也不乏反对之声。但事实证明，随着北平的沦陷，故宫一批铜缸、书籍被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强行劫走，而南迁西运的3000余箱档案却最终安然无恙，这是档案前辈在民族危难关头竭尽全力保护文化遗产的结果，充分展现了明清档案前辈们可贵的职业操守。
档案迁运途中，由于敌机轰炸，山道险峻，全程困难重重，甚至还发生了一些意外。如西迁途中，文物先是暂时存放湖南大学图书馆，因觉战局不利，马上迁走。仅过半个月，日军就轰炸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1939年4月11日，文献馆职员朱学侃在船上检查档案箱时，因晨光朦胧，未注意到舱盖已经打开，失足跌入舱底身亡。在迁运途中，由于道路崎岖，还发生过翻车事故，幸运的是，当时正值冬季，翻车的地方没有水，且满车装的是文献馆的档案及图书馆的书籍，不怕震动，未造成损失。即使备尝种种艰难与危险，档案前辈仍以保护国宝为首任，无论是搬运前的精心筹划，途中的有序组织，还是典守过程中的清点造册、细致管理，都体现了他们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大迁移过程中的有关业务活动，客观上还对明清档案文化进行了宣传。即使是在南迁西运途中，档案前辈们也不忘自身职责，在有限的时间内开展了文物点查、晾晒、展览等工作，挑选档案精品，宣传档案文化，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胡旺林说，明清档案大迁移是档案人保护国宝、与敌抗争的文化抗战，是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全民族抗战的生动体现。档案前辈在抗日洪流中视国宝为生命，在文化领域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相比二战期间其他欧美国家，中国的明清档案与故宫文物大迁移无疑是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壮举，在保护和传承人类文化遗产上留下了凝重的一笔。
烽烟四起 文化抗战序幕拉开
“明清档案的大迁移与整个抗战过程相始终。”国家档案局副局长、中央档案馆副馆长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胡旺林这样说道。
1931年，日本侵略军在东北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华北形势日趋危急。国难当头，保存在故宫的文物、档案、文献的安全岌岌可危。故宫方面经过认真讨论协商，提出将国宝转移到南方安全地带。
胡旺林介绍，1932年初，故宫博物院立即行动，一是选择文物精品，二是做好装箱工作。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北平形势愈加危急。故宫决定，尽快将装箱文物典籍南迁保存。1933年2月5日深夜，一百多辆大型卡车鱼贯开进故宫博物院，满载着封存有国宝文物精品的木箱，经天安门开往前门火车站，装上南下的货物列车。2月6日，这一专列在军队的武装护卫下离开北平。从这一天起，“文化抗日”“文物长征”的序幕拉开。
1933年2月6日～5月22日，前后历时4个月，故宫文物档案共分5批起运，南迁至上海。国宝迁运途中均采取了极为严密的保护措施，运送文物的列车设有机枪保护，沿途逐段有马队随车驰送，每到一站，地方官派人上车交差。在重要关口，车内一律熄灯。
胡旺林说，当时迁移的明清档案共计3773箱，包括明清两朝留存下来的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档案、宫中档案、内务府档案、实录、圣训、玉牒等珍贵档案。这些档案在上海的临时保存点经清厘点收，保存完好。1936年，为了使南迁的国宝文物有更好的保管条件，故宫博物院在南京朝天宫兴建南京分院保存库，并于当年底分5批将文物转迁南京。
艰辛辗转 半个中国的保卫路程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继而上海“八一三”战火又起。沪宁邻近，国宝再次处于危急之中。自1937年8月起，存放于南京的文物、档案经过短暂停歇，紧急向后方转移，再次避敌西迁。胡旺林介绍，此次迁移，前后历时8年，辗转行程一万余里，分南、中、北三路完成，全程异常艰辛。
南路。1937年8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第一批参加伦敦艺术展的80箱文物精品，从南京运往湖南，保存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后因日寇侵略之势逐渐西移而转迁贵阳。1939年因贵阳频遭日军轰炸，文物再被迁往安顺华严洞。1944年日军从广西逼近贵州，南路文物由15辆卡车于当年年底最终运抵四川巴县飞仙岩存放，行程6000余里。
中路。1937年11月，西迁的第二批文物、档案9369箱，從南京溯长江而上。先用轮船运至汉口，后转运宜昌，于1938年5月运到重庆向家坡。因重庆雾多，加之空袭频繁，中路文物于1939年9月运至四川乐山安谷乡的三氏祠、宋氏祠、古佛寺存放，行程5000余里。
北路。1937年12月，第三批存于南京的文物、档案7286箱，由南京经津浦、陇海路运至陕西宝鸡，存放在关帝庙和城隍庙中。文物珍宝途经郑州火车站时遭遇日机轰炸，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将文物专列开进车站一个临时废旧货场，才得以幸免。次年因潼关面临日军威胁，又奉命将文物运至汉中的文庙和褒城的祠堂。不久日军轰炸汉中，文物先转移到成都大慈寺，1939年最终疏散于峨眉县大佛寺、武庙，行程5000余里，也是西迁最为艰辛的一路。
胡旺林介绍，在三路古物西迁过程中，文献馆的2038箱明清档案与物品随中路及北路迁运。其中存于乐山的有1082箱，存于峨眉的档案及物品有956箱。这些文物、档案历经辗转迁移，直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才开始组织东归。经水运、陆运的顺利转接，三路国宝先集中到重庆，1947年12月，被安全运到南京朝天宫文物保存库中。至此，历时14年之久、穿越大半个中国、行程累计两万余里的文物档案大迁移终于落下帷幕。
历经磨难 档案人的责任与坚守
胡旺林认为，明清档案大迁移，其历史功绩和重要意义可圈可点。
在日寇铁蹄一步步进逼的烽火年代，南迁西运的这个决断是及时而必要的，是保护明清档案的必要举措。虽然开始国宝南迁的动议，当时在社会上也不乏反对之声。但事实证明，随着北平的沦陷，故宫一批铜缸、书籍被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强行劫走，而南迁西运的3000余箱档案却最终安然无恙，这是档案前辈在民族危难关头竭尽全力保护文化遗产的结果，充分展现了明清档案前辈们可贵的职业操守。
档案迁运途中，由于敌机轰炸，山道险峻，全程困难重重，甚至还发生了一些意外。如西迁途中，文物先是暂时存放湖南大学图书馆，因觉战局不利，马上迁走。仅过半个月，日军就轰炸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被夷为平地。1939年4月11日，文献馆职员朱学侃在船上检查档案箱时，因晨光朦胧，未注意到舱盖已经打开，失足跌入舱底身亡。在迁运途中，由于道路崎岖，还发生过翻车事故，幸运的是，当时正值冬季，翻车的地方没有水，且满车装的是文献馆的档案及图书馆的书籍，不怕震动，未造成损失。即使备尝种种艰难与危险，档案前辈仍以保护国宝为首任，无论是搬运前的精心筹划，途中的有序组织，还是典守过程中的清点造册、细致管理，都体现了他们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大迁移过程中的有关业务活动，客观上还对明清档案文化进行了宣传。即使是在南迁西运途中，档案前辈们也不忘自身职责，在有限的时间内开展了文物点查、晾晒、展览等工作，挑选档案精品，宣传档案文化，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胡旺林说，明清档案大迁移是档案人保护国宝、与敌抗争的文化抗战，是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全民族抗战的生动体现。档案前辈在抗日洪流中视国宝为生命，在文化领域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相比二战期间其他欧美国家，中国的明清档案与故宫文物大迁移无疑是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壮举，在保护和传承人类文化遗产上留下了凝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