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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唯有法律精神的复兴、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不断反思的言论实践，司法才可能走向独立，民意才可能走向理性。
关键词：司法 独立 理性 民意
一、 司法和民意论题的引出
在四川泸州，某男通过遗嘱把财产遗赠给了“二奶”，其妻拒绝交付财产，“二奶”向法院起诉，这个案例对许多人可能不算陌生了。上述案件基本上是民意战胜了法律规则，尽管也可以通过法律的所谓公序良俗原则自圆其说，但是在本案中法律的权威和刚性还是受到了挑战，只是挑战的对手是看似神圣的民意。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的许霆案中，广州中院同样面对广泛的批评和质疑，并没有轻率地以所谓“辛普森案件”确立的司法对民意的忽视原则，而置广大正当批评于不顾，而是认真反思判决过程和结果，并勇敢承认此前对法律的机械运用，同时，积极寻找“公正判决”的法律可能性和理由，并最终作出了比较合理的判决，在本案中形成了民意和法律规则的和谐统一。
民众对正义的关注往往体现在对司法的关注上。一个社会中的重大案件往往反映着司法与民意的关系。司法应该如何面对民意，以及在司法面前民意应该如何表达，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二、 法律、司法和民意的关系
1、法律之所以为法律，根本原因是其反映民意，而现实中却非必然和绝对如此。两者并不矛盾！
法律有普适性和稳定性，他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也意味着它不可能朝令夕改，因为法律的刚性而造成某些实质不公是实行法治付出的必要代价，这种不公正是完善法律的动力之一。
我国向来有重视实质正义的传统，对于形式正义却考虑较少。简单的说，尊重形式就要求有法必依；看重实质就会动辄跳出形式的程序即法律，而追求人眼中所谓的正义，事实上是一种人治，法律没有得到完全的尊重，没有必然的适用性，只是选项之一。亚里斯多德的法治观就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地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所以我认为，一旦法律合乎程序地确定，就不能够随意地由所谓民意来撼动它的权威。
在既存法治社会的框架之下，被遵守的法律应该是一种反映民意的“良法”，这样，人民遵从的逻辑上应该是自己的意志。所以我认为民意的表达应该主要通过立法程序真实全面地表达，在司法过程中，基于已经被上升至法律的民意的权威，基于司法权的必要独立性，不宜被民意过多地干扰。民意具有不稳定.不确定性，法律的形式却与之对立，因为在创建规则的过程中，需要固化不稳定的民意。在法治比较成熟的社会，当独立的司法遭遇独立的民意，司法往往要坚持独立的品格，哪怕作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判决也在所不惜。除了著名的辛普森案，还有不胜枚举的很多例子，如焚烧国旗案。1989年春夏之交，美国最高法院以五比四判定：在公众示威中焚烧国旗属于受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表达自由”保护的行动。而当时的民意调查表明，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希望用法律来保护国旗。几年后的另一项盖洛普(Gallup)民调表明，五分之四的美国人不认为焚烧国旗属于宪法保护的 “表达自由”范围。但民意并非不能影响司法，只不过是通过另外的、间接的渠道——陪审团、法庭之友、选举法官 （虽然所有的美国联邦法官是任命制、终身制的，但很多州的法官是民选的）、选举议员、新闻自由、游行示威等等。
2、什么是民意？什么是民意表达？
还是法律或者规则来说话，让你在法的框架里表达，不然你表达的就不是民意，你的表达就是干扰司法公正。另外，司法中的民意表达也不完全是法律保留式的，即法律规定了你才能做；在民众监督和舆论评价这方面，民意表达的手段是应当得到足够宽容而多种多样的，但仍然以司法独立为底线。这要求法官够坚强够专注，其前提都是够专业。
民意在任何时候都很重要，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之下，确有必要增加法律与民意之间的互动渠道。不仅在立法制度上（这个不是今天讨论主题），在法律执行过程更有必要，因为法律从它一出生就已经落后于时代了。但是互动的途径必须规范化，否则不难想象，司法审判过多地屈从民意，凭着我们那么多炒作高手和策划精英，泛滥的“民意”肯定把法院取而代之。司法中的民意如何表达，我认为是通过程序规范，指定民众参与的路径，大开言路的同时，也不会冲击制度，损害权威，否则那场面会像中学课文里《竞选州长》中那么令法官进退两难的境地。
现实中，某些司法制度已经这么做了，比如国外的陪审团制度，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都是司法过程中的民意表达。就像我刚才说的，法律的工作是某种固化，也可以说是僵化。
而在某种意义上，贴近民众成为中国司法的一道特殊的景观：着重调解，田间地头审判，上门服务，庭审直播，“做人民满意好法官、做人民满意好法院”，等等。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中的冯法官的形象历来被人们所赞扬。但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民众告状难、诉讼权利得不到保护、判决缺乏说理性等现象，不由得使人迷惑。当不独立的司法遭遇不独立的民意，问题就复杂多了，如同置身一个曲径分叉的镜城，要在自我、影像、影像之影像的纠缠中突出重围，确非易事。
三、 追求司法独立和理性民意的统一是处理司法和民意关系的最佳途径
最后，我们说，随着社会空间的扩大和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的参与精神和责任意识越来越强，对案件的关注和讨论也将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成熟。在一些热点案件中，网络媒体的关注和民间的维权活动，起到了一步一步引导司法公正的作用。在对具体个案的关注中，在公开信、签名与网络回帖中，在律师、记者与知识分子的维权行动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法律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公众。同时，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社会的规则化程度的提高，法律共同体也逐渐形成，对规则、程序、司法的理解也会更加深入。
与此同时，司法应当独立，因为只有独立才能公正。它本身不能直接为民意所左右；但是当司法制度存在合适的民意参与的路径，两者就能够实现某种双赢，因为这里民意介入的是一种程序，程序能够同时引导出秩序和变数，后者能让人积极参与，前者则可以维系法律的稳定和社会的有序，这是值得珍视的法律价值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霆案的改判，应当理解为在中国特殊国情环境下，民意和司法的共赢——民意之赢，赢在其理性的思考和善良、公正的价值观相结合；司法之赢，赢在其对司法内在精神和程序正义的深刻理解，并基于这种理解作出符合“公平正义”价值标准的判决。
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努力追求的方向吗？！
关键词：司法 独立 理性 民意
一、 司法和民意论题的引出
在四川泸州，某男通过遗嘱把财产遗赠给了“二奶”，其妻拒绝交付财产，“二奶”向法院起诉，这个案例对许多人可能不算陌生了。上述案件基本上是民意战胜了法律规则，尽管也可以通过法律的所谓公序良俗原则自圆其说，但是在本案中法律的权威和刚性还是受到了挑战，只是挑战的对手是看似神圣的民意。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的许霆案中，广州中院同样面对广泛的批评和质疑，并没有轻率地以所谓“辛普森案件”确立的司法对民意的忽视原则，而置广大正当批评于不顾，而是认真反思判决过程和结果，并勇敢承认此前对法律的机械运用，同时，积极寻找“公正判决”的法律可能性和理由，并最终作出了比较合理的判决，在本案中形成了民意和法律规则的和谐统一。
民众对正义的关注往往体现在对司法的关注上。一个社会中的重大案件往往反映着司法与民意的关系。司法应该如何面对民意，以及在司法面前民意应该如何表达，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二、 法律、司法和民意的关系
1、法律之所以为法律，根本原因是其反映民意，而现实中却非必然和绝对如此。两者并不矛盾！
法律有普适性和稳定性，他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也意味着它不可能朝令夕改，因为法律的刚性而造成某些实质不公是实行法治付出的必要代价，这种不公正是完善法律的动力之一。
我国向来有重视实质正义的传统，对于形式正义却考虑较少。简单的说，尊重形式就要求有法必依；看重实质就会动辄跳出形式的程序即法律，而追求人眼中所谓的正义，事实上是一种人治，法律没有得到完全的尊重，没有必然的适用性，只是选项之一。亚里斯多德的法治观就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地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所以我认为，一旦法律合乎程序地确定，就不能够随意地由所谓民意来撼动它的权威。
在既存法治社会的框架之下，被遵守的法律应该是一种反映民意的“良法”，这样，人民遵从的逻辑上应该是自己的意志。所以我认为民意的表达应该主要通过立法程序真实全面地表达，在司法过程中，基于已经被上升至法律的民意的权威，基于司法权的必要独立性，不宜被民意过多地干扰。民意具有不稳定.不确定性，法律的形式却与之对立，因为在创建规则的过程中，需要固化不稳定的民意。在法治比较成熟的社会，当独立的司法遭遇独立的民意，司法往往要坚持独立的品格，哪怕作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判决也在所不惜。除了著名的辛普森案，还有不胜枚举的很多例子，如焚烧国旗案。1989年春夏之交，美国最高法院以五比四判定：在公众示威中焚烧国旗属于受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表达自由”保护的行动。而当时的民意调查表明，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希望用法律来保护国旗。几年后的另一项盖洛普(Gallup)民调表明，五分之四的美国人不认为焚烧国旗属于宪法保护的 “表达自由”范围。但民意并非不能影响司法，只不过是通过另外的、间接的渠道——陪审团、法庭之友、选举法官 （虽然所有的美国联邦法官是任命制、终身制的，但很多州的法官是民选的）、选举议员、新闻自由、游行示威等等。
2、什么是民意？什么是民意表达？
还是法律或者规则来说话，让你在法的框架里表达，不然你表达的就不是民意，你的表达就是干扰司法公正。另外，司法中的民意表达也不完全是法律保留式的，即法律规定了你才能做；在民众监督和舆论评价这方面，民意表达的手段是应当得到足够宽容而多种多样的，但仍然以司法独立为底线。这要求法官够坚强够专注，其前提都是够专业。
民意在任何时候都很重要，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之下，确有必要增加法律与民意之间的互动渠道。不仅在立法制度上（这个不是今天讨论主题），在法律执行过程更有必要，因为法律从它一出生就已经落后于时代了。但是互动的途径必须规范化，否则不难想象，司法审判过多地屈从民意，凭着我们那么多炒作高手和策划精英，泛滥的“民意”肯定把法院取而代之。司法中的民意如何表达，我认为是通过程序规范，指定民众参与的路径，大开言路的同时，也不会冲击制度，损害权威，否则那场面会像中学课文里《竞选州长》中那么令法官进退两难的境地。
现实中，某些司法制度已经这么做了，比如国外的陪审团制度，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都是司法过程中的民意表达。就像我刚才说的，法律的工作是某种固化，也可以说是僵化。
而在某种意义上，贴近民众成为中国司法的一道特殊的景观：着重调解，田间地头审判，上门服务，庭审直播，“做人民满意好法官、做人民满意好法院”，等等。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中的冯法官的形象历来被人们所赞扬。但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民众告状难、诉讼权利得不到保护、判决缺乏说理性等现象，不由得使人迷惑。当不独立的司法遭遇不独立的民意，问题就复杂多了，如同置身一个曲径分叉的镜城，要在自我、影像、影像之影像的纠缠中突出重围，确非易事。
三、 追求司法独立和理性民意的统一是处理司法和民意关系的最佳途径
最后，我们说，随着社会空间的扩大和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的参与精神和责任意识越来越强，对案件的关注和讨论也将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成熟。在一些热点案件中，网络媒体的关注和民间的维权活动，起到了一步一步引导司法公正的作用。在对具体个案的关注中，在公开信、签名与网络回帖中，在律师、记者与知识分子的维权行动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法律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公众。同时，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社会的规则化程度的提高，法律共同体也逐渐形成，对规则、程序、司法的理解也会更加深入。
与此同时，司法应当独立，因为只有独立才能公正。它本身不能直接为民意所左右；但是当司法制度存在合适的民意参与的路径，两者就能够实现某种双赢，因为这里民意介入的是一种程序，程序能够同时引导出秩序和变数，后者能让人积极参与，前者则可以维系法律的稳定和社会的有序，这是值得珍视的法律价值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霆案的改判，应当理解为在中国特殊国情环境下，民意和司法的共赢——民意之赢，赢在其理性的思考和善良、公正的价值观相结合；司法之赢，赢在其对司法内在精神和程序正义的深刻理解，并基于这种理解作出符合“公平正义”价值标准的判决。
这难道不正是我们努力追求的方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