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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闺房
在蒙昧的年代，中国妇女的启蒙和觉醒自然更加艰难，而走出国门和走向世界的则更加稀少了，这其中除去一些商人的家属，剩下来的知识女性更是屈指可数。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秋瑾和何香凝。更早以前，在梁启超的笔记里，可以看见一位康女士。她是九江人，自幼失去双亲，被美国人收养并且进入了“墨尔斯根省之大学，以发念救众生疾苦因缘故，于是专门医学”。这位康女士在大学毕业之前的经历和容闳十分相似，遗憾的是，未能有类似于《西学东渐记》的作品传世。所以在民国成立之前，经历列国，并有所记载的中国女性，便只有单士厘了。
这位中国妇女出生在一个文化教养程度极高的家庭。其外祖父家先人官至礼部尚书，舅父许壬伯的著作多达十余种，她的自述曾写道：“家世余黄卷”、“书籍不少”。这些书成为了她一生中的宝物。
单士厘生于1856年，幼年丧母，随舅舅读书，受到了慈母严师般的照顾，得以在闺中涉猎子史，玩习文字，大概是由于舅家钟爱，择偶严格的关系，直到29岁，她才出嫁，在当时，这样的大家闺秀是很少的。而她的丈夫，是钱玄同的长兄钱恂。钱恂比钱玄同年长34岁，青年时期就出使过欧洲，后来又到过日本，并先后做过出使荷兰和意大利的公使大臣。他身为清朝外交官，思想上却接受了中产阶级民主观念的影响，在清末甚至加入了光复会，并以实际行动参加了辛亥革命，当了民国政府的顾问。
即便到了晚年，钱恂的思想依然能够与时俱进，对保守顽固势力持批评态度。在鲁迅1913年9月28日的日记上，就有记录到钱恂在祭孔“大声而骂”的事迹。
单士厘与钱恂结婚以后，感情不错，她常常在诗歌里表达对新婚远别的丈夫的思念，而钱恂对妻子的习惯和趣味也表示理解。在单士厘后来写出的《马哥博罗事》一文中，回忆钱恂20年前从西欧回国，为她讲述了马格博罗（即马可波罗）的轶事，令她艳羡不已，对意大利的山川、人文无比向往。她立志与夫远游，能“亲履维尼斯，仿马哥之故居，瞻马哥之石像，既记游事，又记马哥父子叔侄来华之踪迹及行事大略。”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才学、有才智的女子不少，但像单士厘这样对外国如此向往并能亲身游历的，并不常见。更多的是委身闺中，叹几句“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首访日本
“汽笛一声，春雨蒙蒙，遂就长途。”这是光绪二十五年，也就是1899年，单士厘以外交使节夫人的身份首次赴日，这一年，距离秋瑾赴日还有5年。
在这个她第一次到访的国家，从大阪到京都，单士厘见到日本游览地陈设朴素，不似欧美浮夸炫耀，不禁洞悉到日本专务实用，不尚耀。“东京市场所售的西式物品，以图籍、工艺为多，不象上海‘洋行’多是钟表、戒指以及玩品。”其观察入微，议论中肯，对于维新时务具有真知灼见，远非以手表、戒指为时髦的夫人小姐可比拟。
这个年代的日本，正在从向中国学习的惯性中脱离出来，并转投欧美国家的怀抱。在参加了万国博览会后，日本开始大力在国内兴办博览会。单士厘也有幸参观了大阪博览会。
在参观完后，她颇有感触，觉得在国内也应该举办博览会，尽管规模不能与万国博览会相比拟，但能“唤起国民争竞之心”。在大阪的“山寨世博会”里，单士厘对各馆分别进行了考察和记述，在论及教育馆时，单士厘感慨：“日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世界，由免亡而跻于列强者，惟有教育故。日本之所以能举办第五次博览会，也是因为教育发达。教育的根本是为本国培育国民，并非为政府储备人材，所以男女并重，且孩童无不先本母教。因此教育的根本，女尤倍重于男。”
也就是在大阪博览会时，她和儿媳一起游览，虽遇大雨，也依然步行，当时国内的妇女很少出门，更何况冒着大雨步行于人流熙攘的场合，她的儿媳似乎有所顾虑。见此，单士厘对她说道：“今日之行专为拓开知识起见。虽踯躅雨中，不为越礼。况尔侍舅姑而行乎？”
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审视中国传统文明的缺点时仍不忘其具有不可抹煞的优越性。如在谈到女子教育时，她提到了中国女子对道德培养的重视，并认为是西方妇女所不及的；中国的缺点在于完全没有认识到女学的重要，以为“妇德”就是“一物不见、一事不知”；甚至衍生出“由女德可兴女教，由女教可以强国”的独特看法。
游欧洲列国
1903年，钱恂受命去欧洲列国考察，单士厘随同前往。他们回国盘桓了小段时日，重新由日本出发，经中国东北，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游欧俄诸国，计程２万余里，八十余日。单士厘把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想都记录下来，撰写成了《癸卯旅行记》三卷。书中饱含着对中华民族、对弱小国家的沉重的忧虑，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痛恨，和对清政府投降屈辱感到羞恶。按当局禁忌，外交官员之家属不许“妄谈政事”，然而单士厘却敢于冲破禁圈。
单士厘随夫自长崎乘轮北上，至朝鲜釜山停泊，她目睹了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人民遭受奴役的情景。釜山为日本占领，驻有军队、警察，并有移民居住。朝鲜国民在日本军警的监视下，身背重重的木头，在街道上一边喘气一边走着；轮船装卸工也在日本士兵的刺刀下从事繁重的劳动，装卸完毕，日本人逼令他们钻入狭窄的轮船底舱，实在容不下了，“日本人捽其发捺入舟底……”——单士厘所记虽不多，但形态逼真，把日本人的横暴，朝鲜人被宰割的可悯形象都揭示出来了。
对朝鲜人民寄予深切同情的同时，单士厘更希望他们能摆脱愚昧，奋发图强。“又见其一步一坐，无丝毫公德心。无教之民，其愚可叹，其受辱不知又可悲。”其实，这种民族意识的唤起，不单单只是朝鲜人民所需要的，单士厘在当时也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人也缺乏这种意识。当她的旅程到达哈尔滨时，俄国人已经掌握了哈尔滨的大权。
船至海参崴，进入中国东北境要受到俄国人的严格搜查。俄人对中国人的大小包裹、衣物无处不查，就连铺盖也要拆开来搜……没人知道日俄战争就会在第二年爆发，而单士厘对此情此景极端反感，她愤然写道：中国妇女深居家中并不知道国家大事。但自从我走向了世界，就知道了妇女也是国民，国家是否富强，也同样与女国民脱不开关系。所以，每当我看到中国国民进入自己的领土却要受到俄人的搜查，心里怎能不愤慨？
这样的景况之下，单士厘在宁古塔反而却看到了清政府献给“大俄国东海滨省巡抚迟公”的一座功德纪念碑。读罢其中那些谄媚的碑文，单士厘的笔下极尽冷嘲之意。
而当她在莫斯科游历时，她游博物院，游画院，甚至育婴院，每日都记载了有趣的风土人情。而且，单士厘还购买了一张上面印着托尔斯泰肖像的明信片，“托为俄国大名小说家，名震欧美。一度痛气，欧美电询起居者，日以百数，其见重世界可知。”由于个人兴趣的所在，她成了第一个将托尔斯泰介绍给国人的女作家。
推介托尔斯泰
在单士厘的翻译作品里，我们很轻易就能体味到她作为一个启蒙者的良心和激情。她在自己的作品里专门介绍了托尔斯泰。在她的介绍词里，说托氏“所著小说，多曲肖各种社会情状，最足开启民智，故俄政府禁之甚严。……俄廷待托极酷，剥其公权，摈于教外（摈教为人生莫大辱事，而托澹然）；徒以各国钦重，且但有笔墨而无实事，故虽恨之入骨，不敢杀也。”可见她对托尔斯泰的兴趣，除了在文字上的钟爱，更多集中在对这类作家的同情。
这在她的一些译作中也能看得出来，她的用心更在于用译作来表达自己对中国现状的关注，如她刻意翻译了《罗马之犹太区——格笃》中描写罗马迫害、歧视犹太人的情节，并表明就是要“为示王国遗黎受辖于白人治权下之情况。”“阅者宜细心味之。数百年后，吾人当共知之”——这无非是暗示同胞，如果中国还不保国保种，惨状就会与犹太人没有区别。
而她的一系列有关古希腊神话以及罗马神话的神话学论文，在近代中国神话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
从国外归来后，单士厘继续潜心文史，从事著述，她的诗文始终交织着启蒙思想和国民意识的觉醒。钱恂逝世后，她和次子钱穟孙寓居沈阳，1936年钱穟孙亡后，单士厘被长子钱稻孙迎到北京奉养，她活到了87岁，直到离世的三年前，她还写了一首诗关心侄子钱三强的诗歌，名为《庚辰端节家宴，忆三强侄时在巴黎围城中》：可见这位老太太直到暮年，仍然关心世事，关心被困小辈，既不失启蒙时代先进妇女的本色，也不失中国式大家闺秀的风采。
在蒙昧的年代，中国妇女的启蒙和觉醒自然更加艰难，而走出国门和走向世界的则更加稀少了，这其中除去一些商人的家属，剩下来的知识女性更是屈指可数。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秋瑾和何香凝。更早以前，在梁启超的笔记里，可以看见一位康女士。她是九江人，自幼失去双亲，被美国人收养并且进入了“墨尔斯根省之大学，以发念救众生疾苦因缘故，于是专门医学”。这位康女士在大学毕业之前的经历和容闳十分相似，遗憾的是，未能有类似于《西学东渐记》的作品传世。所以在民国成立之前，经历列国，并有所记载的中国女性，便只有单士厘了。
这位中国妇女出生在一个文化教养程度极高的家庭。其外祖父家先人官至礼部尚书，舅父许壬伯的著作多达十余种，她的自述曾写道：“家世余黄卷”、“书籍不少”。这些书成为了她一生中的宝物。
单士厘生于1856年，幼年丧母，随舅舅读书，受到了慈母严师般的照顾，得以在闺中涉猎子史，玩习文字，大概是由于舅家钟爱，择偶严格的关系，直到29岁，她才出嫁，在当时，这样的大家闺秀是很少的。而她的丈夫，是钱玄同的长兄钱恂。钱恂比钱玄同年长34岁，青年时期就出使过欧洲，后来又到过日本，并先后做过出使荷兰和意大利的公使大臣。他身为清朝外交官，思想上却接受了中产阶级民主观念的影响，在清末甚至加入了光复会，并以实际行动参加了辛亥革命，当了民国政府的顾问。
即便到了晚年，钱恂的思想依然能够与时俱进，对保守顽固势力持批评态度。在鲁迅1913年9月28日的日记上，就有记录到钱恂在祭孔“大声而骂”的事迹。
单士厘与钱恂结婚以后，感情不错，她常常在诗歌里表达对新婚远别的丈夫的思念，而钱恂对妻子的习惯和趣味也表示理解。在单士厘后来写出的《马哥博罗事》一文中，回忆钱恂20年前从西欧回国，为她讲述了马格博罗（即马可波罗）的轶事，令她艳羡不已，对意大利的山川、人文无比向往。她立志与夫远游，能“亲履维尼斯，仿马哥之故居，瞻马哥之石像，既记游事，又记马哥父子叔侄来华之踪迹及行事大略。”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才学、有才智的女子不少，但像单士厘这样对外国如此向往并能亲身游历的，并不常见。更多的是委身闺中，叹几句“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首访日本
“汽笛一声，春雨蒙蒙，遂就长途。”这是光绪二十五年，也就是1899年，单士厘以外交使节夫人的身份首次赴日，这一年，距离秋瑾赴日还有5年。
在这个她第一次到访的国家，从大阪到京都，单士厘见到日本游览地陈设朴素，不似欧美浮夸炫耀，不禁洞悉到日本专务实用，不尚耀。“东京市场所售的西式物品，以图籍、工艺为多，不象上海‘洋行’多是钟表、戒指以及玩品。”其观察入微，议论中肯，对于维新时务具有真知灼见，远非以手表、戒指为时髦的夫人小姐可比拟。
这个年代的日本，正在从向中国学习的惯性中脱离出来，并转投欧美国家的怀抱。在参加了万国博览会后，日本开始大力在国内兴办博览会。单士厘也有幸参观了大阪博览会。
在参观完后，她颇有感触，觉得在国内也应该举办博览会，尽管规模不能与万国博览会相比拟，但能“唤起国民争竞之心”。在大阪的“山寨世博会”里，单士厘对各馆分别进行了考察和记述，在论及教育馆时，单士厘感慨：“日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世界，由免亡而跻于列强者，惟有教育故。日本之所以能举办第五次博览会，也是因为教育发达。教育的根本是为本国培育国民，并非为政府储备人材，所以男女并重，且孩童无不先本母教。因此教育的根本，女尤倍重于男。”
也就是在大阪博览会时，她和儿媳一起游览，虽遇大雨，也依然步行，当时国内的妇女很少出门，更何况冒着大雨步行于人流熙攘的场合，她的儿媳似乎有所顾虑。见此，单士厘对她说道：“今日之行专为拓开知识起见。虽踯躅雨中，不为越礼。况尔侍舅姑而行乎？”
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审视中国传统文明的缺点时仍不忘其具有不可抹煞的优越性。如在谈到女子教育时，她提到了中国女子对道德培养的重视，并认为是西方妇女所不及的；中国的缺点在于完全没有认识到女学的重要，以为“妇德”就是“一物不见、一事不知”；甚至衍生出“由女德可兴女教，由女教可以强国”的独特看法。
游欧洲列国
1903年，钱恂受命去欧洲列国考察，单士厘随同前往。他们回国盘桓了小段时日，重新由日本出发，经中国东北，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游欧俄诸国，计程２万余里，八十余日。单士厘把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想都记录下来，撰写成了《癸卯旅行记》三卷。书中饱含着对中华民族、对弱小国家的沉重的忧虑，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痛恨，和对清政府投降屈辱感到羞恶。按当局禁忌，外交官员之家属不许“妄谈政事”，然而单士厘却敢于冲破禁圈。
单士厘随夫自长崎乘轮北上，至朝鲜釜山停泊，她目睹了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人民遭受奴役的情景。釜山为日本占领，驻有军队、警察，并有移民居住。朝鲜国民在日本军警的监视下，身背重重的木头，在街道上一边喘气一边走着；轮船装卸工也在日本士兵的刺刀下从事繁重的劳动，装卸完毕，日本人逼令他们钻入狭窄的轮船底舱，实在容不下了，“日本人捽其发捺入舟底……”——单士厘所记虽不多，但形态逼真，把日本人的横暴，朝鲜人被宰割的可悯形象都揭示出来了。
对朝鲜人民寄予深切同情的同时，单士厘更希望他们能摆脱愚昧，奋发图强。“又见其一步一坐，无丝毫公德心。无教之民，其愚可叹，其受辱不知又可悲。”其实，这种民族意识的唤起，不单单只是朝鲜人民所需要的，单士厘在当时也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人也缺乏这种意识。当她的旅程到达哈尔滨时，俄国人已经掌握了哈尔滨的大权。
船至海参崴，进入中国东北境要受到俄国人的严格搜查。俄人对中国人的大小包裹、衣物无处不查，就连铺盖也要拆开来搜……没人知道日俄战争就会在第二年爆发，而单士厘对此情此景极端反感，她愤然写道：中国妇女深居家中并不知道国家大事。但自从我走向了世界，就知道了妇女也是国民，国家是否富强，也同样与女国民脱不开关系。所以，每当我看到中国国民进入自己的领土却要受到俄人的搜查，心里怎能不愤慨？
这样的景况之下，单士厘在宁古塔反而却看到了清政府献给“大俄国东海滨省巡抚迟公”的一座功德纪念碑。读罢其中那些谄媚的碑文，单士厘的笔下极尽冷嘲之意。
而当她在莫斯科游历时，她游博物院，游画院，甚至育婴院，每日都记载了有趣的风土人情。而且，单士厘还购买了一张上面印着托尔斯泰肖像的明信片，“托为俄国大名小说家，名震欧美。一度痛气，欧美电询起居者，日以百数，其见重世界可知。”由于个人兴趣的所在，她成了第一个将托尔斯泰介绍给国人的女作家。
推介托尔斯泰
在单士厘的翻译作品里，我们很轻易就能体味到她作为一个启蒙者的良心和激情。她在自己的作品里专门介绍了托尔斯泰。在她的介绍词里，说托氏“所著小说，多曲肖各种社会情状，最足开启民智，故俄政府禁之甚严。……俄廷待托极酷，剥其公权，摈于教外（摈教为人生莫大辱事，而托澹然）；徒以各国钦重，且但有笔墨而无实事，故虽恨之入骨，不敢杀也。”可见她对托尔斯泰的兴趣，除了在文字上的钟爱，更多集中在对这类作家的同情。
这在她的一些译作中也能看得出来，她的用心更在于用译作来表达自己对中国现状的关注，如她刻意翻译了《罗马之犹太区——格笃》中描写罗马迫害、歧视犹太人的情节，并表明就是要“为示王国遗黎受辖于白人治权下之情况。”“阅者宜细心味之。数百年后，吾人当共知之”——这无非是暗示同胞，如果中国还不保国保种，惨状就会与犹太人没有区别。
而她的一系列有关古希腊神话以及罗马神话的神话学论文，在近代中国神话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
从国外归来后，单士厘继续潜心文史，从事著述，她的诗文始终交织着启蒙思想和国民意识的觉醒。钱恂逝世后，她和次子钱穟孙寓居沈阳，1936年钱穟孙亡后，单士厘被长子钱稻孙迎到北京奉养，她活到了87岁，直到离世的三年前，她还写了一首诗关心侄子钱三强的诗歌，名为《庚辰端节家宴，忆三强侄时在巴黎围城中》：可见这位老太太直到暮年，仍然关心世事，关心被困小辈，既不失启蒙时代先进妇女的本色，也不失中国式大家闺秀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