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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人先正己”，董必武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总是时时处处严以律己，身正为范，作出表率。
1935年，董必武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时，住在陕北延安，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不讲职位高低，不讲条件待遇，处处以身作则。他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办公，合用一张硬板床睡觉。七七事变爆发后，他肩负着党的统战工作重任，长期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身边的工作人员认为，董必武的衣着不应该比他们寒酸，应和工作相配。董必武却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不是要讲阔气，同国民党比，要比革命，比谁是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比谁能得到中国劳苦大众的拥护。我们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想到敌占区人民逃荒要饭的惨景。”
为了工作方便，董必武买了一块怀表，这块怀表只花了一元多钱。怀表又大又响，走得也不很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他为这块怀表的价钱便宜而十分高兴。他说：“反正快慢只要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就行。有约会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不就调对了吗？”
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这年底，为改善在红岩的南方局领导人的生活状况，遵照党中央关于干部保健的有关决定，南方局拟定了一个干部保健标准，给那些担当繁重工作的领导同志适当提高生活津贴。然而，周恩来、董必武却没有把自己列入其中。
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
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时过近半个世纪后，当年与董必武共事的革命同志对此事仍记忆犹新。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返重庆，在会见抗战时期在红岩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时，南方局和办事处招待所所长杨继干来到邓颖超面前，邓颖超握着杨继干的手说：“老杨，当年我们在红岩村生括可是够艰苦的。”杨继干说：“是啊，那时我们的伙食费一个月三元法币，毛主席来重庆，看我们成天吃空心菜、胡豆，说我们的伙食比延安还差，伙食费增加到五元六角。”说到这里，杨继干回忆起一件往事，他深情地说：“当时每个月的开支账都由董老核查。有一次，有六角钱报不了账，董老在大会上作了检查，还给党中央写了检讨。解放后我去北京看董老时还提起这件事哩。”邓颖超忆及此事，也不无感慨地说：“这事我记得。那时为了六角钱董老都作检讨，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都不心疼呀！”
到西柏坡后，董必武的工作就更忙了。他经常外出视察，参加各种会议。有一次到武安县冶陶镇参加解放区第一次财经会议，当地产的棉花很好，老百姓织布的手艺也高，布织得也不错，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便拿出一些布送给中央首长。当时董必武的警卫员和秘书也收到了几匹布，董必武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让他们把布匹送了回去，并告诫他们，今后外出工作，不论是地方政府送的，还是老百姓送的东西，一律不能收。
董必武曾于1945年、1954年和1958年3次出国访问，访问期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上交给了国家。这三笔钱共计2600多美元。他平时还将医药费、邮电费之类的小账记得清清楚楚，绝不浪费和枉花一分钱。
1954年9月，董必武率中国代表团赴保加利亚参加其国庆节。往返的路上，他从坐飞机、住宾馆以及吃饭都强调节约外汇。保加利亚政府送给中国代表团每个团员3000列弗，每个随员2000列弗作为零用钱。大家想用这些钱买点纪念品。随团去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阎宝航也说：“这点零用钱可以分给个人。”当卫士长问到董必武的零用钱打算买什么时，董必武询问了事情的经过，严肃地说：“这批钱不能分给个人，要交给大使馆，为国家节省点外汇。”
董必武怕卫士长不理解此意，就进一步解释说：“这次我们出国，制服装，买礼品，坐飞机，住宾馆，花了国家很多钱。不要忘了我们革命刚胜利不久，经济还很困难，群众生活还很苦。再说，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早在江西苏区时，党中央就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闹革命’，这种精神不能丢！现在我们是执政党了，更要强调廉洁奉公，把一切可以节省下来的钱，都用到经济建设上去！”
听了董必武语重心长的话，卫士长很受教育，便激动地说：“我马上报告阎主任按您的指示办。”阎宝航是董必武的老部下，他知道董必武一贯坚持原则、办事认真，马上心服口服地说：“照董必武的指示办。”他把董必武的指示告诉了大家，同志们都同意把这批钱送给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
代表团的同志们虽然没有得到这批零用钱，却受到了一次比金钱更宝贵的教育。董必武一心为公的精神感动了代表团的每一个人。当时代表团的成员之一、驻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他对董必武说：“我一定把您的指示传达给大使馆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我们要向您学习，节省每一个铜板用来建设新中国。”
邢大军据《党史文汇》孟素、袁佩红/文
1935年，董必武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时，住在陕北延安，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不讲职位高低，不讲条件待遇，处处以身作则。他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办公，合用一张硬板床睡觉。七七事变爆发后，他肩负着党的统战工作重任，长期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身边的工作人员认为，董必武的衣着不应该比他们寒酸，应和工作相配。董必武却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不是要讲阔气，同国民党比，要比革命，比谁是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比谁能得到中国劳苦大众的拥护。我们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想到敌占区人民逃荒要饭的惨景。”
为了工作方便，董必武买了一块怀表，这块怀表只花了一元多钱。怀表又大又响，走得也不很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他为这块怀表的价钱便宜而十分高兴。他说：“反正快慢只要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就行。有约会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不就调对了吗？”
1941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这年底，为改善在红岩的南方局领导人的生活状况，遵照党中央关于干部保健的有关决定，南方局拟定了一个干部保健标准，给那些担当繁重工作的领导同志适当提高生活津贴。然而，周恩来、董必武却没有把自己列入其中。
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
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时过近半个世纪后，当年与董必武共事的革命同志对此事仍记忆犹新。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返重庆，在会见抗战时期在红岩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时，南方局和办事处招待所所长杨继干来到邓颖超面前，邓颖超握着杨继干的手说：“老杨，当年我们在红岩村生括可是够艰苦的。”杨继干说：“是啊，那时我们的伙食费一个月三元法币，毛主席来重庆，看我们成天吃空心菜、胡豆，说我们的伙食比延安还差，伙食费增加到五元六角。”说到这里，杨继干回忆起一件往事，他深情地说：“当时每个月的开支账都由董老核查。有一次，有六角钱报不了账，董老在大会上作了检查，还给党中央写了检讨。解放后我去北京看董老时还提起这件事哩。”邓颖超忆及此事，也不无感慨地说：“这事我记得。那时为了六角钱董老都作检讨，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都不心疼呀！”
到西柏坡后，董必武的工作就更忙了。他经常外出视察，参加各种会议。有一次到武安县冶陶镇参加解放区第一次财经会议，当地产的棉花很好，老百姓织布的手艺也高，布织得也不错，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便拿出一些布送给中央首长。当时董必武的警卫员和秘书也收到了几匹布，董必武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让他们把布匹送了回去，并告诫他们，今后外出工作，不论是地方政府送的，还是老百姓送的东西，一律不能收。
董必武曾于1945年、1954年和1958年3次出国访问，访问期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上交给了国家。这三笔钱共计2600多美元。他平时还将医药费、邮电费之类的小账记得清清楚楚，绝不浪费和枉花一分钱。
1954年9月，董必武率中国代表团赴保加利亚参加其国庆节。往返的路上，他从坐飞机、住宾馆以及吃饭都强调节约外汇。保加利亚政府送给中国代表团每个团员3000列弗，每个随员2000列弗作为零用钱。大家想用这些钱买点纪念品。随团去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阎宝航也说：“这点零用钱可以分给个人。”当卫士长问到董必武的零用钱打算买什么时，董必武询问了事情的经过，严肃地说：“这批钱不能分给个人，要交给大使馆，为国家节省点外汇。”
董必武怕卫士长不理解此意，就进一步解释说：“这次我们出国，制服装，买礼品，坐飞机，住宾馆，花了国家很多钱。不要忘了我们革命刚胜利不久，经济还很困难，群众生活还很苦。再说，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早在江西苏区时，党中央就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闹革命’，这种精神不能丢！现在我们是执政党了，更要强调廉洁奉公，把一切可以节省下来的钱，都用到经济建设上去！”
听了董必武语重心长的话，卫士长很受教育，便激动地说：“我马上报告阎主任按您的指示办。”阎宝航是董必武的老部下，他知道董必武一贯坚持原则、办事认真，马上心服口服地说：“照董必武的指示办。”他把董必武的指示告诉了大家，同志们都同意把这批钱送给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
代表团的同志们虽然没有得到这批零用钱，却受到了一次比金钱更宝贵的教育。董必武一心为公的精神感动了代表团的每一个人。当时代表团的成员之一、驻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他对董必武说：“我一定把您的指示传达给大使馆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我们要向您学习，节省每一个铜板用来建设新中国。”
邢大军据《党史文汇》孟素、袁佩红/文